一、申家公社
1965年，即「文革」肇始的前一年夏天，按照省委統一部署，四川省所有大學的四年級和五年級學生，一律派去鄉下參加農村社會主義教育，即「四清」運動，時間為六個月。其時筆者就讀於重慶大學電機系，遂按照學校安排去了川北達縣（現達州市）的申家公社。申家地處大巴山區，很窮。
如今幾十年過去，鐵路和高速公路都已經很發達。從地圖上看，由重慶到申家當是很近便了，但1965年那會兒實在很遠。坐整整一天汽車，接下來乘小船順那條名叫州河的山間激流，逆水而上，行五六小時許，起坡後還要步行跋涉好遠才到達目的地。背著行囊走在空空蕩蕩的曠原野路，真有極地探險的感覺。申家公社正好在一條幽深的山峽前面。我要去的十三大隊離公社還有十幾里地。對於從小生長大都市的我來講，真像到了史前社會。其落後貧窮之狀可用一個例子說明：
房東聽我們從重慶遠道而來，曾十分吃驚地問我：幾百里路，恁遠！你們怎麼來呀？我回答說是坐汽車來的。她好奇地又問：什麼是車呀？大巴山區運貨都靠人背牛馱，根本沒車的概念。我想想向她解釋：車，就是把一隻大箱子安在四隻輪子上，人都坐在箱子裡，輪子一滾就來了，很快的。她又問：什麼是輪子呀？我好不容易想出一個絕妙的比喻，我說：你們不是天天磨麵嗎？輪子就像石磨盤啊。你把石磨盤豎在地上一滾，不是跑得很快嗎？房東老太太恍然大悟，連說城裡人真聰明城裡人真聰明！
與偏遠共生的就是窮。第十三大隊共五個生產隊，有兩個隊竟然窮得一個地主都有不起。我負責的第三生產隊最糟糕，不僅地主，連富農也沒有。原來看電影看小說，故事情節一發展到主人公和階級敵人開展鬥爭就興奮，所以我對分去別隊的同學非常羨慕：因為他們那兒有地、富、反、壞。好在「四清」運動的指導性文件《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已經下達，文件開宗明義就說了：「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既然如此，那就收拾幹部吧。
我在第三生產隊沒日沒夜走村串戶，宣傳中央文件，搞了很久的階級鬥爭，終於揪出一個「四不清幹部」：生產隊一把手，隊長，李利全。罪名是多吃多占。贓款數額經發動群眾反覆揭發，這就定案了：大約十二塊錢多一點。三隊的日工分值約為一毛三（該隊整個兒處於丘陵間的小盆地，相對比較富裕了。十三大隊最窮的一個隊，日工分值就七分錢）。十二元錢對於如此收入水平，實在是天文數字。問題是，折算隊長多吃多占的細目，全是某年某月某日，他去生產隊集體粉房免費吃了多少「面坨坨」（當地叫「面魚兒」）。進了肚子的東西是沒法吐出來了，那就自個兒想辦法賠吧。
某日，是個趕場天，我坐在村口一個叫進保場的么店聊天，遠遠看見李利全牽一隻瘦羊往公社趕。雖然我整了他，但我覺得自己公事公辦，和他個人並沒傷和氣，於是嬉皮笑臉迎上去問：「李隊長！趕場麼？」他說：「是呀，你們要我限期退賠。我哪有錢賠？只好把羊牽去賣了。」李很寡言，對人從來都板著面孔。我說「好啊！這羊一賣，你可就發財啦。」在城裡人的心目中，一頭羊是很值錢的。他突然受辱一般悻悻了：
「周同志你真會開玩笑！一隻羊能賣多少錢？差得遠呢！」
我硬著頭皮又問：「你說一頭羊值得多少錢？」
他說：「你自己問問去，就四、五塊！」
么店子的掌柜馬上在旁邊證實了這一價格。那一刻，我記得我非常尷尬。後來更讓我尷尬的是，運動到了「組織建設」階段，我終於發現第三生產隊實在沒有比這個多吃多占十二元錢的「四不清」更合適的人選，便硬著頭皮動員他繼續出任隊長，被他斷然拒絕了——這是幾個月後的事情。
還有一件事可以說明當地的貧窮。
才進村時候講究訪貧問苦，工作隊員都零零散散安排在最窮的農民家裡住。生活極為不便。後來上面政策寬鬆些了，住宿就相對集中。我們班三個同學和一位地方幹部被統一安排在生產隊的會議室。地方幹部姓唐，原來在當地一間小煤窯當黨委書記。聽說前階段「工廠四清」運動他被牽出問題，就派這兒來當隊員了。唐成天一副老於世故的滿不在乎，說起話來總是陰陽怪氣，語帶機鋒。我們對他很崇拜。生產隊會議室是一個茅草房，一里一外，外間用來開會；裡間小些，弄來兩架雙台床，正好四人使用。草房位於坡腳下一彎小溪環繞的半島，遠離農戶，一入夜就死一般安靜。
某日夜，很晚很晚了，四人正睡得熟，突然間似有細聲在門外不停重複，囁囁諾諾，含糊不清。再仔細聽，好像是在叫「×同志」「×同志」（當時農民見了我們都管叫同志）我被驚醒了，小心推推上鋪的張義倫，原來他也早醒；他又小心把另一個同學張中華推醒，張又把唐推醒：原來大家都早醒了——門外人的聲音弱微如蠅，以我們當時的年紀、當時的嗜睡，能被驚醒，肯定是叫很久了。四人竊竊交換意見，一致認為門外人叫的肯定是「張同志」，即我的同學了。正要起身開門，唐突然表情嚴重地提示：「小心！深更夜半，會不會階級敵人前來行刺殺人？」三位學生以為唐幹部所言極是，遂急求方略。唐很舒服地斜躺床上，不慌不忙指揮，要我和小張手提棍棒站在門後以備不測，然後另一位小張才猛地拉開房門，大吼一聲：
「幹啥的？」
滿以為會有一路悍匪。原來是垂垂老者一個，躬腰馱背，而個子又特高大，像戈壁灘上行將就死的駱駝。張中華已經看清了，正是他們二隊的老地主某某。於是厲聲喝道：
「深更半夜，你來幹啥？」
老頭很害怕，含糊不清地又說了些什麼。其意大約是，那天張同志對全隊地富訓話，要他們寫「認罪書」並限期交出。該老頭根本不識字，本村識字的人又怕惹麻煩不願幫忙，只好翻山越嶺，好容易找到一個識字的親戚代筆。路太遠了，怕超期受罰，故而深夜趕來交卷，說著便抖抖索索將一張皺巴巴的紙頭遞上。其實——張中華後來告訴我，說他確實有此訓話，但說了也就說了，至於時限，他自己也已模糊——他將「認罪書」接過收好，訓斥了一聲「行了。你回去吧！」
虛驚一場，我們大大鬆一口氣，重新把門掩了。正要準備上床睡覺，幹部唐突然又語意嚴重地提示：你們注意到他的表情了嗎？夜半深更來交「認罪書」，心理壓力一定大得很！萬一今兒晚他尋了短見，出了人命，你們都得寫小楷呢！他所謂寫「小楷」，就是寫檢討書。唐的威脅把我們三人嚇得面面相覷。唐繼續非常舒服地斜躺在床上不緊不慢指示，要我們立即出去跟蹤老地主。要貓著腰走。不能讓地主發現。不要打草驚蛇。過河過橋過水塘時候尤其注意。萬一對方跳水，你們馬上先把人救起。我們連連稱是，照辦不誤。
後來知道，除了害得我們整夜睡不成覺的這個老傢伙，這兒很多地主都不識字。地主本來應該是很有錢的，有錢人尚且連讀書都沒錢，遑論貧下中農？大巴山確實太窮，從古到今皆然。關於申家鎮1965年的市場行情，我至今記得的是：雞蛋每個一分半至兩分錢；餛燉（當地叫「包面」）每碗三分錢——這就很貴了，相當於某些生產隊整整干半天活計的收入。難怪李利全隊長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要去集體粉房免費吃「面坨坨」。
幾十年後，這個史實已經不是秘密，即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多年結怨，正是在「四清」問題上正式攤了牌，並在事實上揭開了一年後把整個中國攪得天翻地覆的文革序幕。當時我們對此一無所知。大學四年，我們只是已被反覆告知：整個世界都在墮落，全球三分之二的階級兄弟正在水深火熱中受苦受難。中國青年光榮而偉大的歷史使命，就是要建設一個純潔無疵的理想社會，繼而拯救世界。1965年5月末，我們就是在如此貧困在大巴山區，莫名其妙地進入了最初的、前途未卜的政治運動。
二、貧下中農
「四清」全稱是「清政治、清思想、清組織、清經濟」。按照上邊部署和前面經驗，工作步驟都從清經濟入手，再輪到下面的政治、思想和組織。經濟問題最敏感，最方便發動群眾。
前面說到的「四不清幹部」李利全，第一個被我發動起來揭發鬥爭的貧下中農，叫李利保，就是從經濟問題向胞兄發起進攻的。三生產隊是一個盆地，主要農戶都聚居在盆地兩頭左右相望的坡上，一為李家垻，一為羅家垻。羅家垻小，就四五戶人，而且雜姓；李家垻則一律李姓，人多勢眾。要把群眾發動起來必須從李姓家族打開突破口。
宣傳中央文件多日無果，我正在發愁，某日出村怏怏回走，突然有人氣急敗壞追來把我叫住了：他光著頭，個子矮小，面有菜色，衣衫邋遢，懷中還抱一個沉甸甸的娃娃，抱得很吃力。當時天色尚未黑盡，他的一舉一動顯然都暴露在不遠處李家垻的視線之內。我確信他為了向我告狀，是豁出來了。還站在田坎上，他就迫不及待說道：周同志，你不知道，我們三隊階級鬥爭複雜著呢！「跛三爺」多著呢！「跛三爺」是農村階級鬥爭題材的電影《奪印》中一號反派。他的開場白一下命中了我的興奮點。他接著又嘟嘟噥噥說了許多。雖然我壓根兒就沒聽明白他都說些什麼，但當即認定他就是我要尋找的革命骨幹。我還不期然想起了小說《暴風驟雨》中那個無私無畏、為革命犧牲生命的東北貧農趙光腚。我馬上決定把他圈定為「貧協」代表（「貧協」是運動中的臨時權力機構）。
他對我的力挺知恩圖報，革起命來勁頭十足，幾個回合下來，果然把隊長鬥倒鬥垮，規規矩矩把羊牽去賣了。接著還賣些什麼不詳——反正如期把十二元錢退賠清爽就是了。麻煩的問題是，後來運動搞了整半年，我才發現這個面有菜色衣衫邋遢的貧下中農代表根本就不服眾，除了搞鬥爭，干正經事一點兒不行，老百姓乾脆就說他經濟困難，皆因兩口子好吃懶做。我雖然很想從組織上捍衛革命運動的勝利成果，可該李完全就是個扶不起的阿鬥，弄得我走投無路，最後只好捉鬼又放鬼，硬著頭皮去請李利全再度出山：李理所當然斷然拒絕。運動已近尾聲，我只好退而求其次，從羅家垻挑出一個雜姓叫石中全的來出任隊長。石中全也苦大仇深。
三隊還有一個貧農，記不起名字了，也屬李姓，人家都管他叫「老吼班兒」。「吼班兒」是四川土話，醫學名詞叫「哮喘」。「老吼班兒」之所以成為一個人物，全因為他那個呼吸道疾病根深蒂固。她老婆曾給我介紹，說老公一旦受涼，難受得無法忍受，竟會整夜整夜揪住自己頭髮將頭往牆上撞，拖也拖不開。他一邊撞牆嘴裡還一邊大喊大叫，說老天爺呀！我不想活啦！你為啥不讓我死呀！足見其痼疾嚴重已至於何種程度。
某夜天降暴雨。前面說了，三隊位處盆地，一條小河環繞而過，排水量非常有限，暴雨過後就一片汪洋。第二天早上起床時水已稍退，我急忙涉水去挨家挨戶發動社員下田扶救秧苗。大家全去了，就缺「老吼班兒」兩夫婦。我想是否身體不適，受涼了在家發病？盆地裏白花花一派浩淼，我很容易就發現「吼班兒」老婆正貓腰站在水中央，而「老吼班兒」的頭則「飄」在暴漲的河水之上，整個身子泡在水下面幹什麼事，臉上笑眯眯的，顯然那事他正幹得愜意。見我快步過去，他倆顯得很尷尬，飄在水面上那個頭因為尷尬而笑得歉意而燦爛：這使我非常憤怒。我沒好氣地大叫：大家都在公社田地救災，你們在這兒幹啥私活？平時你怕涼，今兒泡在水裡不怕病啦！
水面上的頭對我的命令置若罔聞，依舊笑眯眯的，水下的身子依舊不緊不慢地幹什麼。端著撮箕的老婆見工作同志真動了怒，忙好言好語向我解釋，說絕非不關心公家事體，實因生活太困難。事實上我已知道了他倆在幹什麼了，在心裡罵一句這個農民太自私，餘下也只有無可奈何而已。
原來李家垻旁邊山頭上有一間小煤窯。礦洞裡挖出的煤炭平日都堆在露天。一下雨，尤其大雨，山洪就會衝著煤炭往山下跑，再順著小河把燃料或多或少留給李家垻。工作組沒來的時候，凡一下雨，全村社員無一例外都會沿河道泡在水中撈煤炭。今天有我在那兒大呼小喊，社員們一個個自然變得「愛社如家」，很規矩。唯有這個一遇冷就痛苦得以頭撞牆但求速死的「老吼班兒」敢於抗命。物質利益就在水中，唾手可得，還怕什麼？他死都不怕，能怕冷水？遑論小小工作組！
實事求是地說，和山民們共同生活了七個月，我一點兒也不因為他們身上表現的毫無掩飾的自私自利而認為他們有什麼不好。恰恰相反，他們樸實無華、他們為人厚道真誠、他們面對艱難困苦的生存環境所表現的頑強生命意志……這些，至今讓我感念於懷。政治口號再響亮也畢竟是口號啊，而農民們每天面對的是實在得近乎殘酷的油鹽柴米和生老病死。我們有什麼理由僅僅用動人的口號去苛求他們？
如果真要用「貧下中農最偉大無私」那種模板來讓我尋找感覺，真正觸動過我心靈的，就是我在十三大隊認識的第一位農婦，我的房東。如果準確地說，其實我並沒有住在她家，而是住在她的鄰居：她兒子的家裡。我只是每天去老太太屋裡吃飯罷了。再準確地說，他兒子也說不上有什麼家，因為四十多歲了，還光棍一條。兒子姓向，所以我管老太太叫向大娘，本名為何？卻從來沒有問過。
孤兒寡母本該相依為命，過得和和美美的。可我很快發現，事實上二人完全形同陌路。隔壁而居，他們從來一句話不說。我一旦問及此事，老太太總是非常不屑地癟癟嘴，然後什麼都不說了。母子倆關係交惡，受害的當然是當媽的。聽生產隊的幹部介紹，那一年向大娘已年過七十。如此年紀卻不能享受「五保戶」待遇，皆因她理論上確有個兒子，而且兒子還是個木匠，在農村算高薪階層了。老太太風燭殘年，下田掙工分當然無法和年輕社員攀比，只好精心服伺屋子邊上的一小塊自留地和自養的一頭豬，此外，還得在生活上省吃儉用，比誰都要更加精打細算。
我（還有我們班那兩位小張）恰恰成了她精打細算的直接受害者。後來我們知道了，安排我們到她家吃飯，實際上是上面有意關照，因為工作隊員每個月交給的都是白花花的官糧——對於長期只吃苞谷雜糧的窮困山區，這是非常難得的奢侈品了。某次，我曾偷偷潛入老太太的裡屋探查過，暗無天日的床前、床後，包括床下，全都擠滿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罈罈罐罐。罈罈罐罐裡面全是食品，從干玉米、干紅薯片、干綠豆一直到酸菜和糖塊，品種之齊全數量之充足，完全足夠對付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我還注意到，每次我們從公社把米領回來交給老太太，她都異常神秘地扛進裡屋，小心翼翼收入黑暗中某個罐子，然後壓上磚頭，蓋好，而每天就餐時候她恭恭敬敬端到我面前的，一律是清水稀粥或用自留地苞谷磨成的稀糊糊。工作隊員必須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啊！每天除了東奔西跑發動山民鬧革命，還得干十幾個小時的農活啊！老太太的清水稀粥和包穀糊糊能頂何用？運動第一階段結束，我們全瘦成了精猴一般。
孤老太太為我們備餐永遠謙卑而虔誠，有時我們深夜回來，不管多晚，她都一直坐在門檻上等候，然後把菜熱了、飯熱了，恭恭敬敬端到我的面前。幾十年後讀羅中立題名《春》的油畫，看見坐在茅屋前烤著暖陽的老嫗無望卻又渴望的眼神，我總會想起房東等我夜歸的拳拳巴望之情。她的眼神也那麼無望卻又充滿渴望。七十歲多了，她沒有兒子的親母之愛，甚至連起碼的生活依靠都沒有，衰老的生命如同枯葉孤懸枝頭，說不準何時一夜秋風，她就會整個兒隕滅。工作組來了，我們每天幫她磨麵，給她挑水……最重要的，我們沒有索要回報，甚至還帶給她那麼多白花花的大米和伙食費。她定然是知道年輕人每天飢腸轆轆的，但卻又在事實上剋扣我們口糧。她肯定不願意這樣做卻又要本能地這樣做。他定然是非常害怕得罪了我們，最後甚至離她而去。我能對這樣一個老人生氣嗎？
後來就發生了一個故事：某日，我在山上「同勞動」，口渴難當，就和農民一道像旱牛飲水一樣把嘴直接湊進水凼，喝進一肚子發臭的生水，回屋就拉起了肚子，拉得天昏地黑。向大娘很快發現了。那天晚餐，她沒有再讓我喝清水稀粥，而是把一碗香噴噴的荷包雞蛋直接端到了我的床前，還放了足夠的糖塊。我驚訝萬端，當即宣布必須另外付錢，而她比我更加固執地斷然拒絕了，而且接下來的幾天裡她都這樣：附加的營養品她一律拒絕接受任何額外收費。雖然這一切結束之後，我的肚子照樣每天餓得咕咕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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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至此，我覺得突然鬆了一口氣。我確認在向老太太身上終於找到一條理由說服自己，同時也向社會表明：我是真心誠意而不是口是心非地認同了偉大領袖關於知識分子的判斷。想到此我甚至非常自豪。長期以來，凡自己的想法和教義發生衝突，我都樂於懷疑和批判自己，而不是教義。這一次我找到了真實感受和教義的重合點。事後，在全公社的一次「講用會」上，我真誠地給同學們介紹了貧農大娘對我的教育，後來還以此為題，自編自演了一則相聲，叫《我和房東》。在相聲里我非常自豪又非常誇張地把知識分子醜化為一無所知的白痴，壓根兒就是沒有進化完全的脊椎動物，必須由農婦加以圈養馴化，在返校的文藝晚會上匯報演出，結果大受歡迎。
三、「四不清」幹部和階級敵人
前面已經說過三隊的「四不清」幹部李利全。其他隊的情況如何，已經記不太清楚。總的感覺好像都是雷聲大雨點小，運動開始轟一下，到了後期，結果還是雞歸雞，鳳歸鳳。
「95%以上的幹部都是好的和比較好的」，除了我傻乎乎地把三生產隊的政權班子作了變更，其他隊基本維持原狀。那一期工作隊，真正引起轟動的「四不清幹部」出現在第七大隊第六生產隊，隊長，叫劉多才。此事不僅轟動了申家公社，甚至轟動了全縣，算是該批運動的一大勝利成果吧。大學生們初次參加階級鬥爭，正嫌平淡無奇呢，這一回算是撞上了一個華彩段。
事情如此重要，工作隊隊部自然決定好好宣傳一番，還籌備召開一個聲勢浩大的批鬥會，務必讓全體社員重新找回當年鬥地主分田地的感覺，接受一堂生動的階級鬥爭教育課。為此，我被暫調公社隊部工作，負責采寫宣傳材料、布置會場、畫宣傳畫等等——這個機會讓我得以記錄並保存下許多當年的原始記錄。
四十年後重新翻看這些文字，剝去充滿政治情緒的評價，和由此而造成的事實偏離，我以為，這個黑暗的事實雖然是在階級鬥爭名義下被揭露出來，從中我們卻能看到那個非常政治化的年代裡，川北農民的生存狀態，也看到即便荒遠如斯的大巴山地，對於物質財富的貪慾，尤其當這種貪慾出現在當權者身上——不管他的權力小得多麼可笑——同樣會做出怎樣觸目驚心的荒唐事。
劉多才，申家公社七大隊第六生產隊隊長，大躍進時當過公社林場副場長，勞動模範，還參加過縣上的群英會，當是見過世面的人了。日子正過得平平穩穩，1962年卻突然出了事。那一年5月，北京新華社發布了一則消息，說是蔣介石準備「反攻大陸」。這則新聞我們是在大學校園裡聽過的。聽過也就聽過了。新華社本意是號召尚處於飢餓狀態的全國人民同仇敵愾，同時對台島小政權以卵擊石的痴心妄想大加嘲諷。可此消息一傳來大巴山區，沸沸揚揚地就變成別的模樣：「大竹縣柏林口豬兒山上，現在已是兵山一座啦！」、「國共已經開戰，白臘坪已經在運傷兵了」，「國民黨來了，先殺黨員，再殺團員，再殺幹部」。原始資料記載說，劉多才被這些消息嚇壞了，因而「階級立場嚴重動搖」，遂向大隊支部「提交了退黨申請書」云云。還有一件事情，同年八月，作為生產隊長，他主持會議宣布了「生產隊隊部」的決定：秋收之後立即分田到戶。原始資料按照當時流行的邏輯把兩件事情聯繫起來：因為害怕國民黨打回來，所以先分田到戶，實施「資本主義復辟」，以留後路。
這就帶來一個問題：該劉既然如此反動透頂，為什麼這以後他的地位卻絲毫沒有動搖？甚至這回「四清」已經開始，第一階段運動「清經濟」已經結束，他這個隊長為什麼還當得好好的？
東窗事發，完全因為一個偶然的原因。
肇因還是始於1962年，他乘人之危，買了鄰居的一間瓦房。在草房占有很大比例的山區民居中，瓦房屋所有權狀身就象徵著不可多得的財富。資料這樣說明事情原委：由於單幹活動的結果，六隊四十三戶人中，有八戶人生活水平上升出頭，（八戶中間七戶是幹部）占18.7%；生活一般穩定的十四戶，占32.6%；生活趨於下降的二十一戶，占48.7%。在這個48.7%中間，有極貧戶三戶。
劉多才的鄰居就屬於三戶極貧戶之一，名叫黃正帆，老伴叫王興玉，二人時年均近80高齡。老兩口膝下無人，從農村合作化以來就一直享受「五保」待遇。分田後更每況愈下，那年秋天，老頭終於一病不起。
劉多才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提出了買房。正式買賣那天還請來幾個鄉鄰作證，還不知從哪兒請來一個老學究操筆。下面是契約原文：
書立出售房屋字據人黃正帆，因經濟缺乏，夫妻商議，願將瓦房一間售與劉多才名下。瓦房一間，排立兩扇，釘角瓦片，地腳梁磉，悉行在內（前抵地垻心為界，後抵黃正帆自留地為界。是日，當憑人眾議定，價格人民幣玖拾元正，其人民幣一年付清，其房屋憑隨買主或佃或租永遠管業。恐口無憑，特書約一紙存照。
在證：覃朝仁、王仁全、劉之武、王文成同知
程隆業代筆
公元1962年8月18日立出售房屋人黃正帆
人民幣九十元尚需一年付清，說明這個「資本主義復辟」的典型還沒有太富。事實是，黃老漢不久病逝，劉多才只付給王興玉一百六十市斤南瓜和人民幣十二元，就把瓦房搞到手上。這便是事情的全部。
讓劉多才倒霉、同時也讓七大隊「四清」工作組大出洋相的是，從工作團派出的複查組偏偏來到了第七大隊第六生產隊。複查組員在劉隊長瓦房對面的地垻上發現一個可憐巴巴的茅草窩棚——後來我去看過，還畫過一張速寫畫：用幾根樹條搭成一個三角形支架，稀稀疏疏蓋上茅草，圍一格僅可容身的空間。讓人無法立身的小空間裡放了一架破破爛爛的床，床腿還斷了一隻。了無衣物被套，僅幾團互不連接的破絮而已。三兩隻破碗、一隻破鼎鍋、加上一個斷了腿的鐵夾權作火鉗——就是全部炊具了。這不是道具，真正就是一個叫王興玉老太太的全部家當。這些東西後來被拿到批鬥會上作為劉隊長「實施階級報復」的鐵證。批判者說：王老大娘的家產不足一元錢。照我看來，它們壓根兒就一分錢不值，比垃圾還糟。
複查組責令劉多才、也責令工作組對此作出解釋——問題就這樣暴露了。
鬥爭會在公社所在地申家鎮飛龍寺小學舉行。時間是8月24日，毒日當頭。但參會者仍熱涌如潮。劉多才被揪到高台之上罰站，僅四周火爆烈烈的氣氛就足以讓他發抖，加上批鬥者一旦情動難抑，還要施以手腳。他完全被嚇壞了。我至今記得他的神情：驚訝。發愣。不知所措。四顧茫然。事後聽人說，劉多才當天回家就死了。人家都說他是被嚇死的。
相比之下，「四清」運動中「階級敵人」的下場似乎要好得多。前面說過，我所在的第三生產隊沒有地主。參加「四清」的六個月里，我直接接觸過的「階級敵人」就一個——那天晚上搞得我們沒睡好覺的文盲老地主。根據後來掌握的情況，全大隊其餘地、富、反、壞，即使不是文盲，文化也普遍偏低。文化水平最高的階級敵人，是五隊的富農分子，名叫李平鬥。
李平鬥到底是什麼文化水平已無史可考，但他拉得一手二胡、吹得一口笛子，還唱得一套好曲兒，卻是遠近聞名的，他並因此而成了年輕人的偶像。尤其夏天，暑氣未退，永晝難消，男男女女都喜歡跟著他去星月燦爛的坡頭林下，伴他的絲竹長韻，跟著他學唱幾首卿卿我我的民歌小調。
這件事後來就被揭發了。是在「清政治，開展對敵鬥爭」階段。事情一經揭露就一發不可收，受牽連的不僅普通年輕社員，而且不少共青團員、團支部書記，也被富農分子「拉下了水」。拉下水的鐵證就是初通文墨的年輕人好些都用本子抄錄了富農教唱的「下流黃色歌曲」。團支書的本子最為考究，封面還駭然印著60年代那位著名軍人英雄的頭像，還有毛澤東的題辭「向雷鋒同志學習」，筆電里歪歪扭扭抄寫的卻全是《探妹妹》、《月兒往西斜》、《十八摸》一類誨淫誨盜。稱其「下流黃色」「晦淫晦盜」全是工作組長說的。我們普通隊員壓根兒都沒看過。這些本子收繳上來，一律嚴密鎖在工作組組長李開鈞的抽屜里。
李組長和老唐同志一樣，也是地方幹部。李在縣上什麼局當科長或者副科長。他個頭兒也和唐一樣牛高馬大。和唐不同的是，李組長氣色很好，精力充沛，聲如宏鍾。相書雲「聲如宏鍾，主貴」。可能他的仕途正開順風船呢，所以在我們面前總是喜歡一本正經。他不讓我們接觸這些筆電，估計是怕我們年幼無知，看了也會變壞。解放以來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對於地方幹部，就相當於戰爭之於軍人，是最容易創造功績、也最容易得到升遷的。記得那天開工作會，一大堆筆電摞在案頭，可誰也不敢動，李組長很有講究地提出其中一本翻開，然後煞有介事地念了幾段便嘎然而止，如《十八摸》：「一把摸到妹的頭，頭上抹了二兩油；二把摸到妹的臉……」下面不念了，只非常不屑地罵一句「什麼玩藝兒！」接著又把本子神秘地鎖進抽屜。眾人猜想無非是情哥哥不安分的手繼續下行，直至敏感部位，最後真槍實彈，如此這般而已——組長偏偏要吊大家胃口。掌握秘密是很愉快的，因為它總是代表著與眾不同，代表著一種眾人不具有的特權。
依我們這幫長期生活在大學校園的年輕娃娃看來，富農分子如此公開腐蝕青少年，真是聞所未聞，可惡得很，滿以為李組長該下令狠狠整治，李平鬥的下場絕不能比劉多才好——結果卻大出我們意料。事實上不過僅僅在第五生產隊開了個大會，例行公事把那廝批一通鬥一通，完事。而團支部書記以降，各自老老實實檢討一番，「對敵鬥爭」也就勝利結束了。總而言之，四清七月，對於「地、富、反、壞」的懲罰，不過就是每次開大會都把他們叫來事前訓一頓話：對於四清，只准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因為不享受公民待遇，每次社員開會，他們不能參加也不能閒著，這就派去出義務工：鏟草皮補路修橋什麼的。出義務工本來就充滿象徵性，不考核指標，四類分子們落得久逢知己，湊在一起聊天說地。
李開鈞組長對我們說，地富反壞，他們根本不掌權嘛！幾個小疙蚤，能頂得起鋪蓋？《二十三條》說過了，搞社會主義革命，主要危險是在黨內，是黨內這些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嘛——很久以後我才體會到，早在「文革」開始之前，遠在大巴山腹地的這個芝麻小官就真正領悟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精髓。對我而言，李組長留給的這個根深蒂固的觀念，作為這個觀念的註腳，還包括劉多才的故事，一起成為了我人生的重要伏筆：正因為這個，半年以後「文革」伊始，我就確信這次政治運動絕不會是「反右」的簡單再版。不管有多少好心人苦口婆心用57年的教訓來規勸和威脅我，我都嗤之以鼻。我確信毛澤東思想真諦在握，誰人其耐我何？我義無反顧地對校黨委、後來乃至於向更高層的黨委開展鬥爭，成了學校里最早的造反派，同樣，我也理所當然在漫長而坎坷的人生道路上，經受了那一代人理該經受的苦難、困惑、思索和抗爭，直到老之將至。
四、四清時期的文化生活
農村「四清」的指導性文件《二十三條》裡專門有一條：各行各業都要支援「四清」。在申家公社的六個月時間，縣裡商業部門送貨下鄉、文化系統派電影隊來放露天電影、派劇團到村里演出的事都時有出現，給冷僻山鄉帶來了許多歡樂：雖然次數非常有限。在十三大隊，我記得就只是縣文工團來演過一次川劇，電影隊是一次也沒來過的。之所以記得這樣清楚，是大學生們呆在那兒很快便有了與世隔絕之感，對人群密集的熱鬧，不管多遠，都要不舍晝夜前去湊。申家鎮離此地十多里山路，演過兩次露天電影，一次是《英雄兒女》，一次是《白毛女》，雖然都老掉牙了，我們還是絕不放棄，連夜跑了個來來回回。看《白毛女》那次，遠在申家峽那一端渡市鎮的同學們甚至劃著小船穿越峽谷，前來湊趣，直到深夜，曲終人散盡，這才駕船歸去。看見一葉扁舟在幽黑激流中悄然遠逝，我曾非常羅曼締克地渴望和他們一道擊水夜河，想像流連於月光之下的深山幽谷，一定有蘇子泛舟赤壁的空靈飄逸之概。
農民當然不會有那些空泛的冥想。推己及人，我只是想到我們在此不過數月，而山民們是整個一生，是世世代代呀！他們對於文化的渴求可想而知。僅僅搞政治運動「支持」一下，根本解決不了問題。與社員們「三同」六月，我已非常清楚這遠山野地沒有電、不通電話、不通公路……與外部世界相去何其遙遠！一旦天色向晚，夜霧整個兒覆蓋了山崗和盆地，他們除了上床，還有什麼好去處？用農民話說，就是只有「做娃娃」。第二天日出而作，來了坡頭地邊，除了談說前一晚的床笫糾纏，還能有什麼更多話題？上一節說到五隊那幾個無辜被收繳了筆電、作了檢討的年輕人，如果他們有書可讀，有電影、有戲劇可看，或者乾脆考去了城裡探尋山外文明，他們還會那麼痴迷迷地跟李平鬥上山唱《十八摸》嗎？
這兒還得說一件可笑的事情。一次幹活歇息，幾個農民就坐在鋤頭把兒上唱起了歌。是一首城裡早流行的老歌：「麥苗兒青青菜花兒黃，毛主席來到咱們農莊」。歌者極其認真，我作為旁聽者卻馬上發覺他們整個兒跑了調，用四川話說就是「左喉嚨」。又有一次，也是田間休息，又聽人唱，照樣「左」得出奇——如是者三，這就讓我納悶了：莫非十三大隊的聲帶全都出了岔子？後來再問，才知道當地村小新來了一位女教師，就是她在教娃娃唱歌，再由娃娃傳給大人的。後來我就見到了那位女教師，姓蒲，非常清純可人的一位女孩。她對農民孩子、對她從事的鄉村教育事業充滿熱愛。有一天小河漲水把橋淹了，我親自看見她把褲腿卷得老高老高，赤著腳把嘰嘰喳喳的孩子一個一個背在背上，像走平衡木一樣搖搖晃晃地背過河，又牽著上山。山頭上有一株孤零零的老榕樹，一座孤零零的舊廟。老榕樹下的舊廟就是本村村小。蒲老師唯一的白璧微瑕，就是唱歌時嗓子老發「左」，讓人感到一種莫名其妙的遺憾。十三大隊唱歌全體走調，其源頭蓋出於此。大巴山這個遙遠窮鄉壓根兒就是一片文化沙漠，只要是一滴水，都會被拼命吸納。
前面多次說了，因為有文化，我們在農民面前總是非常自卑。而從農民的角度看，又以為我們非常值得尊敬：因為我們是文化人。尤其大學生，在他們眼裡簡直就無所不能了。剛到申家公社那天，正遇了五月端陽，公社幹部和當地百姓無論如何要我們為他們表演一台文藝節目。我們班農村子弟最多，最不擅長拋頭露面，更別提文藝演出了。皆因為社員們要求甚切，最終無法推辭，只好硬著頭皮充數。
演出在飛龍寺小學舉行。農民們不知從哪兒弄來幾盞氣燈點燃了，搖搖地懸在台前，亮晃晃的，像是那麼回事了，這就開演。在學校里晚會看過不少。豬肉沒吃過，豬跑總是見過的。加上那些年政治活動頻仍，經常是要演練革命歌曲的，還有憶苦思甜之類的東西，拼湊拼湊，也就夠數了。節目說不上藝術性，比如那首憶苦經典「天上布滿星，月牙亮晶晶」，改編一下，歌詞裡唱什麼，就讓角色在台上比劃什麼，完全就是行動劇或者動態的看圖識字。工作隊裡有位姓鄧的老師，學狗叫特別逼真，扮演窮人的女同學石碧群唱到大年夜討口要飯被地主家放出惡狗狂咬一節，鄧老師便在一旁大叫一聲，因他學得太像了，嚇得捧土碗跪地上的女生真把碗嚇落砸地，摔個粉碎，效果格外地好。
還有一位女同學是學校體操隊隊員，天生麗質，身材姣美，可不會唱歌跳舞，這就給她派了一個節目：表演自由體操《我們走在大路上》。沒有化裝，也沒有舞台服，一副平常打扮，只是為了方便運動，穿得稍微「緊透露」些——其實暴露程度遠不及體操服——如此步架，竟弄得山民們驚心動魄，幾個動作下來，滿堂已是目瞪口呆了。作為此次演出的結果，凡在舞台上亮過相的同學，僅此一回，便都成了方圓數十里山民心目中的大明星。筆者濫竽充數，在晚會上表演湖北曲藝作家夏雨田的相聲《女隊長》。我任逗角，話說得多，給人印象自然多於捧角，以後凡到任何村莊田地，遠遠都會有人對我指指點點，說「乾子」來了「乾子」來了！讓我今生算是過了唯一的一把明星癮。「乾子」是節目中我所充任角色的諢名。
尤其讓我們受寵若驚的是，縣文工團來公社演出後，農民們竟不以為然，固執地認為與我們班相比水平差得多。從劇團演出現場的氣氛看，我以為農民們說的絕非客套話。實事求是地說，專業團體節目的藝術性肯定比我們高出許多，可遠處山鄉的農民以為粗糙原始的「下里巴人」更合自己口味——我們的水準恰恰僅限於此。
運動結束，我們該返校了。行前，公社無論如何要我們再為農民們搞一台晚會。這一次被我們拒絕了。拒絕的原因不為別的，單為舞台的照明問題。「四清」期間我們幫公社安裝了一個10KW的小水電站。夏季雨水豐沛，每天阻斷水溝蓄水，可給鎮上供兩三個小時的電；我們離村時是十一月，冬天水枯，電站基本就停了。農民們為了要看我們演出，一致表示願讓溝渠沿途的生產隊按比例分攤，從各自存蓄冬水的堰塘向溝里放水，以供晚會發電之用。四清六月，我們已經深諳了農民的甘苦，深諳了「有收無收在於水，收多收少在於肥」的道理。水是他們的生命啊！我們怎麼能用自知非常蹩腳的演出給山民們來年的莊稼增添困難？我一直想不起那一次他們為什麼不用氣燈。
我們最終沒拗得過固執而真誠的山民。所有沿河的生產隊一致堅持要放水發電。我們只好就範了。
這是讓我最為感動的一次晚會。在學校，我是班上唯一參加校文工團活動的，大家就讓我擔任舞台調度。會前動員，我一再給演員們表白自己的精神壓力：這是農民用自己的血來支持我們演出啊！大家一定要好好兒賣力啊！飛龍寺距離水電站約摸兩公里，為了準確控制時間，沒有參於節目的李永福同學自告奮勇充當了「偵察員」。整個晚會，他就一直不停地在漆黑山路上來來回回奔跑，給我們報告即時水情。為了回報山民們讓人感動的熱忱，那一晚的節目我們恰恰準備得特別多。可惜演出剛過半，李就氣喘吁吁跑來了水情告急，只好砍去幾個節目；後來又不行了，忍痛又砍。李永福是個農村孩子，平時不苟言笑，做事一板一拍，極認真的。他最後一次跑來後台，臉上的無奈和緊張一看就讓我們明白了事情已無可挽回，下決心把餘下的、我們自以為最精彩的幾個壓軸節目也全部砍掉。正好，最後一個節目剛剛演完，電燈正好熄滅：不是拉閘。兩公里外的溪水終於流盡，水輪機緩緩停下，飛龍寺小學的小廣場，於是沉浸在大巴山區久久難捨的、溫馨的黑暗中。
最後需要補充的是，返校前，我們三個曾在向大娘家搭過伙的同學，專程從公社集訓地回過一次十三大隊，專程去她家告了別。運動開始的第一階段，我們被老太太搞得飢腸漉漉，實在忍受不了，終於在「清政治，開展對敵鬥爭」開始不久，經工作組長首肯，便離開向家去了另一位農民家搭夥。新房東解放前被拉夫當過兵，半途逃跑回來務農當長工，很有些僱傭兵的爽快和懶散。他家的飯菜極其粗放，每做一次總是「連毛帶屎」煮一大缽，一直吃到發臭。筷子伸去缽里一夾便拉出長長的霉絲，大家還吃。總算沒再挨餓了，我們卻常常想念向大娘每天將稀粥顫巍巍端來我們面前的日子。這也許更多因為她的善良和可憐。臨行告別，老太太很傷感，她拉著我們的手，一直送出圍滿竹叢的小院，送上小山頭。走不動了，她就站在坡頭一直喊「周同志，張同志」，一直喊到山風起了，把她蒼老的聲音四下吹散。我們回過頭，遠遠看見她的白髮被吹得很亂，就像羅中立油畫《春蠶》裡那部頭髮一樣，在我的記憶里，永遠定了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