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頻|蕭乾妻子文潔若講述：艱難的文化旅人
蕭乾一直認為，一向謹小慎微的他之所以被打成右派，完全是上了某個人的當，換句話說，倘若不是某個心懷叵測之人挖空心思「引蛇出洞」的話，他完全可以躲過1957年那場席捲全國的大風暴。那麼，這個把蕭乾從「洞」中引出來的人是誰呢？蕭乾在其回憶錄中給了我們足夠的暗示：
我家一向燒炭餅，可1956年冬天，忽然給送來三噸陽泉煤。我以為送錯了門，一看，發票上寫著「蕭作家」，才知道這是新的身份為我帶來的特殊待遇。潔若捧著一塊在手裡，說這可是金子般的寶貝，燒起來火苗旺，又不臭。
陽泉煤來時是「福」，以後卻成為潔若的「禍」了。此是後話。
升值的高潮是首長三次找我去談話，非要調我到一個不祥的單位，到一個不少人栽過跟頭的刊物，去當三名副總編輯中間的一個。我婉言謝絕呀，苦苦哀求呀，怎麼也不中用。最後，為了怕給人以「不識相」的印象，我硬著頭皮答應了下來。可我的客卿身份交代得很明白：既然已經給了我「專業」待遇，每星期只消抽個下午去點個卯罷了。（《蕭乾回憶錄》）
蕭乾所說的「不祥的單位」，就是《文藝報》編輯部。一年後，「反右」開始，《文藝報》主編和除蕭乾外的其他幾個副主編都安然無恙，唯獨蕭乾成了被引出洞的「蛇」。原因何在？蕭乾的理解如下：
在國外，一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要我談談那個由三位黨員及我這唯一的非黨副總編輯領導的刊物，在1957年「反右」開始時，罪責怎麼會全部落到我一人頭上的呢？當時，我拒絕了答覆。如今趁著還有活見證，我想在此談一下經過。
1957年5月底的一天，作為刊物主編的那位大幹部把我請到他那間古雅的書房裡，滿面春風地對我說，他知道我參加那刊物是十分勉強的。所以到任後，尊重我的意向，每周只占我兩三個小時，開開會，旁的儘量不麻煩我。可現在，一個黨員副主編身體不適，要在家休養一段時日，另一個要到全國各地轉轉，而且連他本人也想暫時休息一下。要我在這個當口擔任一陣子「執行」副主編———所有稿件可以直送印刷廠，連他都可不看。事實上，沒有一篇我發的稿子不先送他審閱。這期間，他倒真發過未經我寓目的稿子。
天哪。我再聰明也不會意識到個中的圈套。「文革」期間，從小報上我才曉得這是在他從黨內得知要發動「反右」鬥爭之後，他輕而易舉、順順噹噹地就把我這頭替罪羊的脖頸套上了。在批判我的大會上，他大言不慚地說：「我是引蛇出洞！」於是，他自己成了「反右」英雄。
及至我覺察出上了當，已悔之晚矣！（《蕭乾回憶錄》）
蕭乾筆下的「首長」、「作為刊物主編的那位大幹部」到底是誰呢？查一下《文藝報》的歷年主編，不難找到答案，但那畢竟是推測。好在蕭乾夫人文潔若是個心直口快的人，她在一本名為《生機無限》的書中告訴我們，那位勸蕭乾去《文藝報》當副總編的「首長」是張光年，那位要蕭乾當一陣子「執行副主編」的「大幹部」還是張光年：
乾剛回京，作協的另一書記、內定改版後《文藝報》的主編張光年就來到我們家。30年代，干與他雖然同在上海，但未謀過面。這位主編是以串門聊天的姿態來的，起初甚至不提《文藝報》改版的事。由於他住在與我們相距咫尺的北屋裡，我們私下裡稱他作「鄰居」。那陣子他幾乎天天來，而且一坐就坐到深夜。我還在歇產假，就睡在用書櫃遮住的床上。保姆和娃娃則在其他屋裡。「鄰居」並未理會屋裡另外還有人，我卻什麼都聽得一清二楚。
不久之後「鄰居」就亮出來訪的意圖。干仍舊堅持不改初衷，理由是自己不懂理論，又一心一意想搞創作。經過多次的死磨活磨，干終於有點被感動了。「鄰居」保證他去了之後，每周只參加一次不超過兩小時的編委會，其餘時間完全可以自己支配。甚至說，一旦刊物上了軌道，他照樣可以去開灤。真是苦口婆心，仁至義盡。
他們就像在拉鋸：一個勸，一個婉言謝絕。
功夫不負苦心人，「鄰居」硬是迫使干答應下來。（《生機無限》）
筆者認為，一開始，張光年苦口婆心勸蕭乾出任改版後的《文藝報》副主編，根本不是為了「引蛇出洞」，因為那時還在1956年，人人都不可能預料到1957年的那場風暴會橫掃中國，張光年也不例外。那時候的張光年苦勸蕭乾加盟《文藝報》，不過是為了響應政府當時的號召，因為那時的毛澤東和中央十分看重民主人士，希望更多的有名望的民主人士能擔任一些重要職位。說得通俗一點，張光年放下架子勸蕭乾不過是為了趕時髦，當然，不能排除張光年這樣做是帶有私心的———能把蕭乾這樣有名望的黨外民主人士拉到《文藝報》，表明了他是有工作魄力的，是能夠積極貫徹執行毛澤東和黨中央的指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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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蕭乾的邏輯，如果自己不聽張光年的勸，不去《文藝報》，就不會被打成右派，所以，他認為自己後來一切的苦難應歸咎於張光年，是張光年設置了圈套讓他鑽了進去的。這樣理解太情緒化了，事實上，蕭乾即使不去《文藝報》，不擔任副主編，他在別的單位別的崗位，也同樣有可能被打成右派的。覆巢之下，豈有完卵？這樣的道理，蕭乾應該懂的。
初到《文藝報》，蕭乾戰戰兢兢，不敢越雷池半步。但在翌年出席了一次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後，蕭乾的精神風貌完全變了。
1957年3月，蕭乾應邀去中南海參加一個黨內大會。會上，領袖毛澤東鼓勵黨外人士幫助黨整風，要黨外人士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蕭乾聽了毛澤東的發言，十分振奮。會後，蕭乾揚眉吐氣、意氣風發，他開始積極主動、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工作中去。
1957年3月間，干接到一份通知，要他去參加一個黨內的大會：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新中國成立以後，許多黨外人士常出入中南海，那可是他破題兒第一遭參加如此重大的而且又是黨內的會議。那天，他穿上陪外賓時定做的藍呢制服，挺神氣地去開會了。
回來之後，他興奮極了，說是毛主席做了個報告，發動、鼓勵黨外人士幫助黨整風，要大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並且保證絕不報復。（《生機無限》）
領袖的話給了蕭乾一粒定心丸，一向謹慎的他變得大膽起來，決心以實際行動幫助黨整風。那段時間蕭乾異常忙碌。一方面，作為《文藝報》的常務副主編，第一次獨立擔負起領導工作，負責整風期間的《文藝報》的編輯事宜。他緊張地工作著。各種專欄文章、各種形式的討論，《文藝報》一改過去的單調死板，以活潑多樣、各抒己見的熱鬧，投入了全國性的整風運動。另一方面，作為一位黨外作家，蕭乾也寫出了好幾篇重要的鳴放文章。不僅如此，他還寫信給老師沈從文，要沈也寫文章幫助黨整風，好在沈從文拒絕了，否則，也是在劫難逃。
自從參加那個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之後，他覺得如果完全不響應最高領導的號召，用具體行動幫助黨整風，也許反倒是政治上不積極的表現。（《生機無限》）
出於對領袖的信任，出於想在政治上表現得積極一些的想法，蕭乾才開始加入鳴放者的行列。平心而論，雖然蕭乾進入《文藝報》是張光年苦勸的結果，但蕭乾在大鳴大放期間不甘人後的表現卻與張光年毫無關係。
蕭乾認為，張光年要他擔任《文藝報》常務副主編，是張光年從黨內得知要發動「反右」鬥爭之後，想推卸責任讓他來當替罪羊。蕭乾夫人文潔若也持這種觀點，並且，文潔若還從黃秋耘的回憶錄《風雨年華》找到了證據，證明張光年很有可能是預先得到可靠情報，然後不僅抽身而出，並且成功地把蕭乾作為替罪羊拋了出來。
多年來，我一直隱隱約約覺得包括「鄰居」在內的一些人，是比干先得悉形勢的逆轉的。「文革」期間，我買到過一份小報，其中只說《文藝報》的負責人把乾等人當成替罪羊，他自己和另外一些人，則成了「反右」急先鋒。可惜那份小報我沒保存下來。
及至讀了黃秋耘送給乾的一本回憶錄《風雨年華》（增訂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版），我才恍然大悟。（《生機無限》）
在《風雨年華》一書的第177頁上，作者黃秋耘描述了1957年邵荃麟接到電話的情景：
我們正在談得起勁的時候，桌上的電話鈴聲響了，邵荃麟連忙走過去接電話。不到兩分鐘，他登時臉色發白，手腕發抖，神情顯得慌亂而陰沉。只是連聲答應：「嗯！嗯！」最後只說了一句「明白了。好！我馬上就來」。我看了一下手錶，已經是九點二十分了，肯定是發生了出人意料之外的重大事件，要召開緊急會議。他放下了電話，沒頭沒腦地說了一句：「周揚來的電話，唔，轉了！」至於究竟怎樣轉法，他沒有說，我自然也不便問。沉默了好一會兒，他又叮囑我一句：「咱們今天晚上的談話，你回去千萬不要對別人說！暫時也不要採取任何措施，例如抽掉某些稿子，這樣會引起懷疑的……」第二天早上回到編輯部一問，才知道這一期的《文藝學習》早已簽字付印了，正在裝訂中，大錯鑄成，無法挽回。要是我早兩三天知道了「轉」的消息，像《刺在哪裡》那樣的文章是絕對不會發表出來的。不過，我總算還來得及從《大公報》（當時還在北京出版）和《光明日報》抽出了幾篇措辭尖銳的雜文，稍稍減輕了我的一點「罪行」……唉！倘若我早十天半月就知道了這個「轉」的消息，該有多好啊！我可以挽救許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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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後聰明，人皆有之。最可貴的卻是事前的聰明。但，政治上的先見之明，往往不完全是得力于敏銳的觀察力和周密的分析力，而是得力於準確的、及時的情報。比方那一個「轉」字，哪怕我是個「小諸葛」，在5月18日晚上之前，也是無法想得出來的，只不過由於偶然聽到的一個電話，才「頓悟」起來。
《風雨年華》第180頁還有這麼一段話：
這個「急剎車」的措施可能已經醞釀了一段時間，直到5月中旬才決定下來。周揚那一級的高級幹部（他當時是中共中央候補委員、中央宣傳部主管文藝的副部長）至早也到5月中旬稍晚一些時間才確知這一消息，我相信他知道以後，一天也沒有耽擱就通知了邵荃麟。邵荃麟在當天（5月18日）晚上就暗示給我。
看了黃秋耘這番話，文潔若認為，那些得到內部消息的人，如張光年，不僅能及時抽身，而且扮演了「引蛇出洞」的人，而蒙在鼓裡的人，如蕭乾，則成了被「引」出來的蛇。
1957年5月18日是劃分敵我友的關鍵歷史時刻：本來都是同志同事，但是一部分人卻預先得悉內情，開始扮演「引蛇出洞」的角色。「蛇」被引出「洞」後又成了「落水狗」，挨了二十二年的痛打。（《生機無限》）
對於文潔若的看法筆者不能同意。到目前為止，並沒有充分的證據證明，毛澤東是在1957年5月18日作出「反右」決定的。一般的看法是，毛澤東是在1957年6月初才決定全面反擊右派的。6月7日，毛澤東寫信給胡喬木，要他將《文匯報》上刊登的《知識分子應怎樣對待整風》一文在北京報刊上轉載。6月8日，毛澤東起草黨內指示《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對「反右」作出了具體部署。同一天，《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親自撰寫的社論《這是為什麼？》，「反右」的序幕由此拉開。
鼓勵黨外人士給黨整風的是毛澤東；反擊右派的猖狂「進攻」的，還是毛澤東。他老人家內心世界到底在什麼時候風雲突變的，外人很難知曉。所以，在6月之前，一切有關風向要轉的消息都是小道消息，周揚打電話給邵荃麟透露的消息恐怕也是某位高層領導對毛澤東內心世界的猜測而已。
蕭乾那篇措辭尖銳、直言無忌的《放心•容忍•人事工作》是直到6月1日才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而力主發表此文的是鄧拓。如果說周揚知道了內部消息，那麼鄧拓也應該知道。鄧拓如果獲悉了內幕消息，仍力主發表蕭乾的文章恐怕就存心不良了。而蕭乾夫婦都認為，鄧拓根本不知情，他完全沒有陷害蕭乾的想法，他發表蕭乾的文章是因為他相信那是一個知識分子的肺腑之言。
如果鄧拓對所謂的內部消息一無所知，那麼，張光年們有可能得到可靠的內部消息嗎？筆者認為可能性不大。
另外，文潔若認為，《文藝報》其他幾個主編因為得到了準確的情報，突然轉向，扮演了「引蛇出洞」的人。事實並非如此。實際上，《文藝報》的幾個正副主編，包括張光年，都是極有可能被打成右派的，後來因為中央某個領導人出面保他們，才得以逃過一劫。《郭小川1957年日記》記載了這件事：
對艾青的嚴重錯誤，我實際上也是包庇的，沒有支持和參與對他的鬥爭。在反右派的鬥爭中，我總希望鬥爭對象越少越好，只要別人不揭發，我就不提出來為鬥爭對象。如謝冰心、臧克家、韋君宜、黃秋耘，我都不主張劃為右派分子。鄧小平保護了《文藝報》的頭子張光年、侯金鏡、陳笑雨，我心裡特別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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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張光年和其他幾個主編不是因為預先得到情報才逃過一劫，他們未被打成右派，是因為鄧小平的保護。
其實，當時的總理也想保護蕭乾的。但令人困惑而又惋惜的是，總理對蕭乾的保護似乎沒有起到作用。
1957年7月的一天，當干被整得連房門都不敢出的時候，忽然接到一份請柬：周恩來總理在中南海紫光閣約見文藝界人士，竟然把他也約上了。說實在的，他不想去。然而作協領導發話了：周總理請的，不能不去。
那天回來，他面帶喜色地對我說，總理講話時，特別把他和吳祖光叫起來，說他們不應算作右派分子，並且鼓勵兩人「要認真檢討，積極參加戰鬥」。當時他想起黨的「批判從嚴，處理從寬」那句話，真有了些重見天日的盼頭。
吳祖光所在的青年藝術劇院第二天就曾貼出過《風雪夜歸人》的海報（然而很快就覆蓋了），干照樣挨批挨鬥，一點也沒鬆動。（《生機無限》）
張光年為什麼要蕭乾擔任常務副主編？筆者認為至少有三種可能：一種可能是張得到風向要轉的內部消息，所以把蕭乾推出來作「替罪羊」；另一種可能是，當時的情況確如張光年所說，其他兩位副主編因有事纏身，不得已才讓蕭乾擔任常務副主編；還有一種情況是，張光年這樣做是出於好心，也就是說張光年是出於對民主人士的尊重才要求蕭乾擔任副主編的。因為在1957年3月，國務院曾召開過一次會議，會上，毛澤東特別談到了對民主人士的工作安排問題，一向積極緊跟的張光年當然會響應毛澤東的號召。而蕭乾夫婦的看法———張光年讓蕭乾擔任常務副主編是「引蛇出洞」，只是三種可能的一種。看來，問題的實質比我們想像的要複雜得多。
問題的複雜還在於，周揚知道了內幕消息，而身為《人民日報》的總編的鄧拓卻蒙在鼓裡；鄧小平保張光年，保下了；周總理保蕭乾，卻未果。看來，當時高層之間的關係也是十分撲朔迷離，十分耐人尋味。筆者認為，要想弄清問題的真相，還必須假以時日，等待有關檔案的進一步解密。
如果蕭乾夫婦能冷靜一點，理智一點，就不會把蕭乾被打成右派的帳算在張光年的頭上。1957年的風暴從天而降，能否逃過這場風暴，完全要靠你的運氣好不好。然而，蕭乾夫婦回顧往事時，為什麼總對張光年耿耿於懷呢？筆者想，主要原因可能就是張光年對蕭乾的傷害太深了。
在批判蕭乾的大會上，張光年說：「我是引蛇出洞！」那是大言不慚，也是過火表演。張光年這樣說，不過是為了和右派分子劃清界線，也是為了自保。對此，蕭乾想必能夠理解，當然也就能夠大度地予以寬容。然而，張光年後來的一次行為，卻極大地傷害了蕭乾，也使蕭乾終身難以釋懷。
被打成右派後，蕭乾被發配到某個農場勞動。1960年的過年，他獲准回京探親。當時，文潔若為了和上司搞好關係，勸蕭乾去看望一下老領導張光年，沒想到，後者卻給了蕭乾一次結結實實的侮辱。
我千不該萬不該慫恿干去看望他原來的領導———《文藝報》主編張光年。那天他回到寶鈔胡同的小堆房後，不斷搖著頭說，何必自找這通侮辱。……那天從張光年家出來，干渾身發抖，怕出車禍，連車都不敢騎了，便推著他那輛舊自行車穿過西總布胡同。（《生機無限》）
那麼，又是怎樣的侮辱讓蕭乾如此難堪如此憤怒呢？
潔若勸我去大醬園子看看那裡的領導。最初，我實在鼓不起這份勇氣，但他認為，既然我的命運掌握在那些人手裡，就還是去看看的好。
我們都太天真，太不自量了。批倒批臭之後，人家早把我一腳踢出去了。大年下的，都在關上門享受著天倫之樂。我去敲門時，聽到裡邊無線電播放著歌曲，全家老少一片歡笑聲。及至一開門，人家見到寒磣狼狽的我，先冷了半截。勉強讓進去之後，無線電停了，一家人都躲到另一間屋去了。只剩下大幹部，方方正正地坐在他那把硬木太師椅上，劈頭就問我勞動得怎麼樣。我把路上想好的話說了一遍，表示儘管改造得不好，對自己還是樂觀的。現在中央連像王耀武那樣的國民黨戰犯都釋放了，我相信自己總比他們會……
那位大幹部鐵青著臉，半腰裡就把我打住，惡狠狠地說：「你就是文藝界的王耀武！」（《蕭乾回憶錄》）
雪中送炭的安慰，會讓人如沐春風，溫暖一輩子；雪上加霜的侮辱，則令人如落冰窖，那種寒冷，淪肌浹骨，終生難忘。張光年這句惡狠狠的話，正是讓蕭乾領教了這種寒徹肺腑的冷。
回顧往事，反思歷史，當然不應該糾纏於個人的恩恩怨怨，但既然張光年對蕭乾的傷害如此之深，他在回顧歷史時，又怎能輕易跳出個人的恩怨是非？
（選自《歷史學家茶座》第12輯/王兆成主編/山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