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幾何時，這一南一北兩大媒體，是中國改革開放年代的輿論重鎮。可以說，他們曾經的光榮與夢想，實際上代表了改革開放年代的光榮與夢想；而他們後來的衰敗乃至沉寂，也意味著這個時代的黯然落幕。
對這兩家媒體來說，曾經，推動改革開放、推動中國的和平轉型是它們共同的使命，但它們各自的定位、風格又不同。如果說南方周末主要從新聞專業主義的定位出發，來履行媒體之為社會公器的天職，那麼《炎黃春秋》的政治性更強。現在終於可以說，它實際上不只是一家媒體，更是一個體制邊緣的政治俱樂部。
政治元老們「去組織」的組織化嘗試
正如毛澤東早年所言，「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一個超大體量的執政黨，政治和思想上的分化是必然的，但共產黨作為高度中央集權的執政黨，又絕不允許任何分化，任何公開的分化都會被認為是分裂黨，都屬於莫逆之罪。這種情況下，政黨的分化就只能轉為地下。
《炎黃春秋》就是這種黨內分化的產物。幸逢改革開放時代，國內大氣候相對寬鬆，不僅黨內的不同聲音能夠有機會浮出水面，而且這些持不同聲音的黨內人士還可以有某種形式的自發集結，只是，這種集結不可表現為公開的組織化，也不能有任何明確的組織形式。
那麼，不妨就用媒體及同仁刊物的形式。這就有了《炎黃春秋》。
《炎黃春秋》公開的創始人和操盤人，是曾任國家新聞出版署署長的正部級高官杜導正。但實際上，杜主要是出頭人，如果把《炎黃春秋》比喻成一個大企業，杜這位總裁之外，背後其實有個隱形的元老院。元老院的成員，絕大多數都是離退休的黨內大佬。
最重要的人物是蕭克。蕭克是中共黨內頂級元老，他是黃埔軍校第四期畢業，曾參與南昌起義。25歲出任紅八軍軍長，27歲出任紅六軍團軍團長，其資歷不在林彪、彭德懷之下。蕭克因為跟毛澤東個人的緊張關係，中共建政後沒能評上元帥，只評了個區區上將。但其德高望重，為黨內軍內公認。尤其是長期的邊緣化，讓他有足夠空間冷靜觀察和反思，對體制有清醒的認識。
蕭克不是一個人在戰鬥，中共黨內有一批像他這樣對體制有清醒認識的大佬，統稱「兩頭真」老幹部。所謂「兩頭真」，意思是他們早年懷著理想投身中共，以推翻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民主新中國為奮鬥目標，但中共建政後，他們也被裹挾，離初心越走越遠。文革的十年浩劫讓他們大夢初醒，重又走上了爭取自由民主的道路。「何時憲政大開張」，這是曾任毛澤東兼職秘書的黨內元老李銳的名言，也是這些「兩頭真」老幹部共同的心聲。
正是這批「兩頭真」老幹部，構成了《炎黃春秋》隱形的元老院。蕭克、李銳之外，參與創始的人還包括前國防部長張愛萍，前副總理田紀雲，前人大副委員長、知名社會學家費孝通，以及張聞天曾經的秘書何方，前新華社副社長李普，前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慎之等。他們多數屬於胡耀邦、趙紫陽兩任總書記的舊部，在胡趙分別失勢之後，他們成了胡趙思想遺產的主要守護者。
正是以他們為中心，殘存的黨內改革派、民主派聚集起來，開始形成某種力量。《炎黃春秋》某種程度上既是他們的機關刊物，也是他們合法聚集的平台，也可以說是一個俱樂部。
這不是政治組織，不屬於政黨或政派，但它又不是完全的無組織，而是一種非常接近臨界點的組織化。在中國，任何媒體都必須有官方機構主管，《炎黃春秋》也不例外，為此，蕭克於1991年5月專門創辦了「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並出任首任會長，《炎黃春秋》即掛靠該會。該會其實就是一個明確的組織，只是不以政治而是以文化之名出現。也就是說，為了能夠組織起來，蕭克等一批「兩頭真」老幹部，把自己的政治影響力和改革開放時代特有的灰色空間，用到了極致。
研究會問世僅兩月，《炎黃春秋》即告創刊。此時，距離1989年天安門事件僅過去兩年，中共正大舉「反和平演變」，極左派極其猖獗，國內政治氣候極其嚴酷，鄧小平也還沒有進行所謂的南巡。在這關頭創辦《炎黃春秋》，聚集改革力量，可見蕭克等人的勇氣智慧。
雖然《炎黃春秋》的創始人都是體制內高官，但雜誌本身不屬於體制內，它沒有編制，人員全是聘用制；沒有財政撥款或任何其他官費，費用都來自讀者訂閱；也沒有官方提供的辦公場地，都來自市場租賃；屬於典型的市場化媒體，帶有強烈的民間色彩。跟官方的聯繫，主要是創始人的身份以及因創始人的個人影響而擁有的官方特批的公開刊號。就此而言，《炎黃春秋》實際上處於一個亦官亦民的灰色地帶。居於這樣的體制內外結合部，一方面對體制內發言，影響體制內人士尤其體制內高層，另一方面對體制外的廣大公眾發言，影響社會。這正是創始人的初衷。
後來的歷史證明，他們實現了自己的初衷，並與身處廣州的南方周末形成某種微妙呼應。分處南北的一報一刊千里共舞，曾經持續為中國的改革開放鼓與呼。
常識的火種：從歷史反思到自由啟蒙
《炎黃春秋》對當代中國思想史作出了獨特貢獻，從以下幾點可見。
首先是還原歷史真相，尤其黨史、國史的真相。這也是雜誌創始人蕭克的初衷。親歷者宋文茂回憶，蕭多次這樣強調：「歷史就是歷史，不能人為地歪曲事實。真理只有一個，是不能以某種政治上的需要來改變的。」「歷史的事實是最大的權威。」「搞歷史研究的同志必須求實存真，不能作違心之論。」
可以說，在中國的言論環境下，《炎黃春秋》最大限度貫徹了這些原則。
《炎黃春秋》雖然政治性極強，但主要表現形態還是一份文史刊物，自許「以主要篇幅記述重要的歷史人物和重大歷史事件」。而所涉重要歷史人物和重大歷史事件，大多數屬於官史刻意掩飾甚至完全迴避的敏感題材。如《延安時期的「特產」貿易》（2013年8月期，作者洪振快）一文，此處所謂「特產」即鴉片產業，這一段關於延安時期鴉片產業的歷史，就是官史諱莫如深的一個黑洞。
從共產黨建政之初到八十年代所謂「嚴打」，數十年的中國苦難史，《炎黃春秋》都沒有迴避，鎮反、反右、文革等是其常規題材。此外，雜誌也頻頻聚焦於一般媒體噤若寒蟬的其它高風險題材。
比如，披露土改真相的篇章有：《董時進致信毛澤東談土改》、《土改中的蔡家崖的「鬥牛大會」》、《晉綏土改中的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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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比如對大饑荒真相的逼問。這方面《炎黃春秋》用心最多，可謂不遺餘力。僅從2010年前後的一些文章標題，即可見一斑：《曾希聖是如何掩蓋大饑荒的》；《大躍進中山東的兩次饑荒》；《彭水縣大饑荒人口非正常死亡報告》；《地方志中的廣西餓死人事件》；《地方志中大饑荒死亡數字；一個生產隊的死亡檔案》；《大饑荒中農民的反應》；《駁餓死三千萬是謠言》等等。
關鍵在於，這些文章往往出自權威人士或者親歷者手筆，極具可信度。而像這些頗具影響的重頭文章，20多年下來，可謂不絕如縷，篇軼浩繁。
《炎黃春秋》的另一個貢獻是思想啟蒙，主要是對常識的普及，對自由、民主、法治等普世價值的啟蒙。
如果說八十年代的主題是人道主義，那時人們剛剛走出宗教蒙昧，人的覺醒，人的解放成為普遍渴望。九十年代的主題則是自由主義，正是從九十年代開始，自由主義在中國浮出水面。而《炎黃春秋》的靈魂人物之一李慎之，就是九十年代中國自由主義的扛旗人，他是一個風向標，代表一大批痛定思痛的「兩頭真」老幹部，集體轉向自由主義。自由、民主、法治等普世價值，由此構成《炎黃春秋》的底層邏輯。普及現代文明，普及常識，成了這份雜誌的歷史使命。
為此，《炎黃春秋》做出了持久的努力。從2010年前後的文章標題，即可見一斑：《論表達權與言論自由》；《重提如何保障憲法規定的出版自由》；《新聞自由在中國的命運》；《歐美徵稅權演變與政治文明》；《美國的黨爭》；《憲政民主應成為基本共識》等等，本文文末有更多列舉。
《炎黃春秋》對中國當代思想傳播的另一個貢獻，是冒當時之大不韙，公開呼籲重新評價胡耀邦、趙紫陽。2005年11月，胡耀邦誕辰90周年，為配合紀念活動及胡之女李恆（滿妹）的著作出版，《炎黃春秋》特意安排了「我們心中的胡耀邦」專題，請田紀雲、李銳等多位黨內元老發聲。這與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同期發表的「我心中之耀邦」一文，彼此呼應，而令當局大怒，雙雙遭中宣部批評。該期雜誌並被短暫封禁，後始復售。那之後，《炎黃春秋》冒著巨大阻力，依然頻頻發表讚頌胡耀邦的重磅文章。
在中國，有關前中共書記趙紫陽的話題，比胡耀邦的話題更為敏感，屬於絕對紅線，但《炎黃春秋》也要碰。2007年7月，前副總理田紀雲在該雜誌雜誌發表重磅文章：《國務院大院的記憶》，對趙紫陽作了正面描述，稱讚趙在擔任國務院總理時倡導節儉、反對鋪張浪費。當局禁止此文上網，同時禁止其他媒體轉載。《炎黃春秋》沒有停止，紀念趙的文章陸續又有發表。此舉在大陸媒體界可謂絕無僅有。
個人認為，《炎黃春秋》之呼籲重新評價胡趙，主要目的並不在胡趙個人毀譽。《炎黃春秋》元老院的政治老人，無疑對胡趙深懷感情，但其冒險重新評價胡趙，主要還是基於政治考量而非僅僅懷舊，還是屬意胡趙遺產，即胡趙代表的體制內改良主義路線。
由此延伸可知《炎黃春秋》的重要理念之一，即主張胡趙路線，實際上是要在當時主流的政治選擇而外，試圖給出新的政治選擇，為中國的和平轉型敞開新的可能性。
《炎黃春秋》的老人們推崇胡趙，但沒有停留於胡趙，而是有很大發展。這表現為兩點。第一是明確主張告別史達林模式和所謂特色社會主義，向北歐社會民主黨學習，於是有了2007年第2期，中國人民大學前副校長謝韜的重磅政論：《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文章認為馬克思主義的最高成果是民主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寄託著人類的希望，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此文一出，驚動中國思想界。第二是明確主張憲政社會主義。2011至2013年，《炎黃春秋》發表了多篇同一主題的政論。包括蕭功秦《我看憲政社會主義》、何煉成《憲政社會主義要伸張民權》、童之偉《八二憲法與憲政》等。
在中國，關於憲政的討論，比較有規模的出現於2008年，原本局限於法學界。《炎黃春秋》的高調參與，將憲政這一頗為敏感的議題，以及不同思想派別之間的爭論，推送到大眾面前，使其公共化，客觀上在中國傳播了民主憲政的思想。參與爭論的，有強大官方背景的「反憲政派」，以及自由派知識分子為主體的歐美憲政派，還有主張在現有體制下推進憲政的「社會主義憲政」派，也即『承認或不挑戰中共長期執政的憲法正當性，以憲法逐項列舉的方式明確黨權範圍，同時通過立法具體規範黨權行使程序。」
在這場論戰中，《炎黃春秋》站在社憲派（主張憲政社會主義）一邊，反映了其體制內改良主義的基本立場。因為論爭中向體制內外普及了憲政常識，引起當局高度緊張。2013年4月，風雲突變，高層出面干預，憲政問題在中國的媒體上從此成為禁區，不再有討論空間。
像這樣主動介入意識形態的論戰，在《炎黃春秋》其實不是第一次。2008年汶川地震後，全國範圍批判普世價值，《炎黃春秋》卻旗幟鮮明地支持普世價值，2009年5月發表了文化部元老高占祥的文章：《普世價值不可一概否定》，如此頂風而上，當局亦無可奈何。
《炎黃春秋》另一個重大貢獻，是不懈地呼籲以憲政民主為方向的政治體制改革。僅作者不完全統計，從2001年到2016年《炎黃春秋》最後被關閉，呼籲憲政民主，呼籲政治體制改革的文章，就有五、六十篇。而在25年的存在歷史中，《炎黃春秋》的此類文章更是洋洋大觀。可惜，這樣的努力並沒有能夠改變什麼。當一個國家開起倒車，吶喊者也無能為力。
在這些相關文章中，最值得說道的，是2013年1月《炎黃春秋》的編輯部文章：《憲政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共識》，強調政改是一場「維憲運動」，明顯呼應稍前《南方周末》新年獻詞：《中國夢 憲政夢》。而正是這篇新年獻詞，引發了轟動中外的南周新年獻詞事件。《炎黃春秋》在此關鍵時刻挺身而出，聲援南周同仁的同時，鮮明地亮出自己的旗幟。是為大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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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值得說道的是，那些文章的作者，很多都是當時中國知識界的泰斗，中國法學四老，除了重行而不重言的大律師張思之，其他三老，如郭道暉、李步雲、江平，悉數出現在作者名單上，其時已年過八十的郭道暉先生更是連篇累牘，可見其執著，也可見其赤子之心。
厄運降臨 ：停刊是不可阻擋的宿命
如此定位，註定了《炎黃春秋》的命運。厄運之來，是遲早的事。
2008年之前，《炎黃春秋》的運行大體上還算平靜。原因一是當時國內的政治環境相對寬鬆，二是一批政治老人都還在，尤其是蕭克還在。最高當局縱有百般不快，也不得不忍。2008年10月24日，蕭克將軍去世，《炎黃春秋》的命運馬上開始逆轉。當年11月，文化部高層人士即出面勸社長杜導正退休，被拒。2009年5月22日起，《炎黃春秋》網站開始無法訪問，直至5月31日才恢復正常。2013年1月4日9時左右，《炎黃春秋》網站更是被直接關閉。2014年9月10日，中共高層直接出面，強行改變雜誌的主管單位。
與此同時，對《炎黃春秋》有組織的網暴也拔地而起。2015年，《國防參考》雜誌刊發中國社科院馬院研究員龔雲的文章：《起底〈炎黃春秋〉》，指控《炎黃春秋》打著合法旗幟，假借客觀公正之名，「對普通民眾特別是離退休幹部具有很大迷惑性和欺騙性」。文章還稱，《炎黃春秋》「抹黑毛澤東，抹黑英烈，虛無歷史，實際上是把新中國的歷史顛倒過去，為把中國拉回資本主義做輿論準備」；此文在同年6月3日被解放軍報的微博轉載並引發激烈爭議。這一切當然不是空穴來風，實際上都是輿論鋪墊。
2016年7月，《炎黃春秋》雜誌終於被官方全面接管。二十五年的歷史到此畫上句號。但相信其光榮與夢想不會就此終結，而會一直照耀後人，照亮自由事業的未竟之路。
（作者海星：居住於中國大陸。歷史研究者，新聞從業者。）
本期推薦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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