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學最後三年（1957-1959）是在住家附近的兵馬司小學。這是一個至今還存在的小學，儘管已經搬離了原址。
這個兵馬司，顧名思義，不是個等閒的地方。明朝遷都北京後建立了相當於外府和縣那樣的管理機構，主要是五城兵馬司。北京兵馬指揮司始設於明永樂二年（1404年），於永樂七年（1409年）設為東城、西城、南城、北城、中城五兵馬指揮司。每個兵馬司均為獨立機構不受縣官約束，目的是彼此制約，防止政變。我這裡說的兵馬司就是西城兵馬司。明代的兵馬司隸屬於兵部。清代的兵馬司隸屬於都察院。鍾阿城對我說過，北京不是一般城市，北京古代就是一個兵營。看來是有些道理的。
兵馬司胡同西口就是我的兵馬司小學。在它的西面是趙登禹路，在它的東邊有個能仁胡同（原來叫能仁寺）。這裡過去估計是王府，但是查不出來是哪個王爺的府邸了。從大院裡種了很多松柏來看，北牆緊鄰著能仁寺，也可能是能仁寺的一部分。
學校大門朝南，門兩側有高大的槐樹，門口高台階兩邊各有一塊上馬石，門檻兩邊還有一對石刻的獅子。進大門迎面是一塊影壁牆，原來有龍鳳之類的雕刻被抹平。進院後向左是一個很大的四合院，院子裡有藤蘿架。再往西是一面院牆，牆的靠北一點有個月亮門，過了月亮門就是操場。操場南面有個大門，對著趙登禹路和政協禮堂。北邊有幾件房。操場是黃土地，操場的北邊有個水泥砌的高台，開全校大會的時候那是主席台，上課間操的時候體育老師在那兒領操。
大操場的北邊是音樂教室和學校的倉庫，往東又是兩進院落，有教室、圖書室、食堂，最北邊還有個小操場，好像是過去的後院改建的。大門正北是一間很高大的正房，大概有一百多平方米，屋內鋪著地板，這也是一間教室。正房兩側各有間耳房，是老師的辦公室。東面有六七個院落和夾道，裡面大概有二十多間教室，教室基本上都是老式房子，高大寬敞，只有東北角的幾間房是後來新蓋的。學校的各個院裡種滿了樹，主要是松樹、柏樹、楊樹，也有幾棵棗樹和葡萄散落其中。
學校西面的大街叫趙登禹路，以抗戰勝利後紀念在北平抗戰犧牲的將軍趙登禹的，是少數幾個解放後沒有改名的大街。趙登禹的另一面就是當時中國重要的會議場所，政協禮堂。一九五六年建成。在沒有人民大會堂時，許多重要會議在這裡舉行，其中最重要的活動當屬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歷屆人大政協會議也在那裡舉行。
這裡原來是清代的順承郡王府，民國十年（1921年）時順承郡王府賣給奉系軍閥張作霖。張作霖入據北京時，占用王府作為大元帥府，張學良與趙四小姐也曾在其中居住數年。1949年後，王府正門拆除建起政協禮堂，據說中路主要建築基本保存完整。東路前後數層院仍保存原有格局。1984年定為北京市重點保護文物。但這不是我們尋常百姓能去得了。現在某房地產公司按原樣、原比例整體在朝陽公園東面重建了順王府，外表很像回事，就是別看質量，讓王爺知道了，承包商肯定被砍頭。
我記得開中共八大，那時一九五七年九月，我剛轉到兵馬司小學。我們小學的操場被徵用為臨時停車場，停了很多救火車。可能是為了防止汽車突然開動打滑，把好好的黃土操場墊了很多碎石子，我們就沒有出操和上體育的地方了。
就在這個操場，學校請過當時中央台講兒童故事最有名的孫敬修老先生來給我們講話。我不記得他講什麼了，但記得，那天他穿一件呢子大衣，站在水泥砌的高台上。校長搬把椅子請他坐。他對我們學生說：「你們都站著聽，我也站著講。」
我還記得在那個操場頭一次聽政治傳達，好像是針對私人企業，當時叫地下工廠。校長念了個文件，說有幾個人私自開汽車修理店，非法牟利人民幣四千，五千不等，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所以我們從小就知道搞私有企業是彌天大罪。
我還記得，就在這個操場，校長用講小道消息的方式對我們說，在良鄉有人看到正在試飛三角飛機。我們都朦朧知道這是最先進的飛機的標誌，感到無比興奮和自豪，就和今天有人聽到中國航空母艦的消息一樣。可暑假到天津，和我小表哥提起，他說：中國連米格都要從蘇聯進口，哪能造那麼先進的飛機呢？我當時的反應不是辯駁為什麼製造不了，而是心裡頗不以為然，覺得他大約受大舅的影響，思想比較落後。因為我認為舅舅是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成員，民革是一個被統戰的組織，其成員思想就必然落後。在我當時的心理，凡是說中國有些地方不成的人，就是思想落後的人。
一九五七年五月開始大鳴大放，這是毛主席施展陽謀的時候，到了收網之時，我是小學四年級學生，並沒有涉及到運動，也不知道老師中誰被劃了右派。但趙老師的一件事卻令我當時百思不解。趙老師是個年輕的男老師，教我們自然。有一天上課時，突然講：「我們今天不上自然了，請同學給我提意見，我虛心接受。」其實我們對他沒有什麼意見，所以一開始頗為冷場，後來同學就開始舉手提意見了，事隔五十多年，記不得都提了些什麼，想來不過是雞毛蒜皮的事。但到後來似乎意見越來越尖銳，趙老師的臉色也越來越不好看。這時我身邊的一個同學舉手站起來又問了趙老師一個問題，好像是問他為什麼偏向女生之類的敏感話題。趙老師一下就哭了出來，大步邁過來一把攥住提問同學的衣領高聲說：「我帶你找校長評評理。」說著就把這個同學拉出了教室。我們隔窗看，他拖著同學的胳膊直奔校長室而去。那時把學生送到校長室對我們來說是最可怕的事情。我們都驚呆了，全班鴉雀無聲。直到下課鈴聲響了，趙老師還沒回來，我們就一哄而出，直奔校長室門口。
下面情節如何，我再也回憶不起來了，好像無論是那位同學還是趙老師都沒有什麼事。但趙老師在同學中原來很不錯的威信就此失去了。我現在琢磨，趙老師那時一定是個相信黨相信毛主席的好青年，要緊跟毛主席的腳步也試試大鳴大放，但最後由於沒有聽反面意見的習慣和文化修養，惱羞成怒，抓了個發言激烈的「右派」學生。毛主席當年反右是不是也為這樣個心理使然呢？好像又不是，毛主席自己都說了，是陽謀，是預先有部署的，看不出趙老師有這個計算。再說毛主席比趙老師高明不知多少倍，怎麼會自討苦吃呢？這個問題多年自問而不解，卻是我對大鳴大放的唯一見聞。
跟著而來的反右雖然不涉及我們小學生，但還是在我心上留下個陰影。事緣我看的一本兒童月刊，名字忘記了。上面有一個女孩子寫的文章說如何識別她父親的反動嘴臉並和大右派的父親劃清界限的故事。據她說她的父親是疼愛她的，是個民主黨派人士，所以她開始很難看清他的壞面貌。我看了心裡很沉重，因為我的舅舅是民主黨派的，我覺得這個故事就是在寫他，如果他要是右派我怎麼辦呢？幸虧，他不是。那時對親人的批判是要徹底否認其人，是要認識到他時時事事和處處都壞，而不僅僅是否定他們的哪些話哪些事。這嚴格批判對孩子是最難的，因為整天和親人生活在一起，就是希特勒也有他笑容燦爛的時候，怎麼會認識到他們一無是處的人呢？由於我的出身，這個問題由反右開始就一直纏擾我。
我從石駙馬大街小學轉到兵馬司小學上四年級的主要原因是這個學校離家比較近，家長比較放心。但我很不情願。因為這個學校的設施和石駙馬大街小學相比差了很多。學生的課桌是一排四個人的長椅，木條釘成的，經常因為釘子突出來，把褲子掛破了。
但是兵馬司胡同本身確實個了不起的地方。就在兵馬司的東口，原來的九號，是民國時期的著名科學機構——中國地質調查所的所址，該所成立於1913年。這是一個地質多學科機構，是當時中國地質學，礦床學、石油地質學、古生物學等學科的學術中心。第一個完整的「北京人」頭蓋骨就是在這裡被發現的。不僅如此，從「兵馬司九號」還走出了一批科學學科的開拓者。有考證說，其中有院士25位。章鴻釗、丁文江、翁文灝、裴文中、李四光等中國地質科學的奠基人和早期優秀學者均在這裡作過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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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這個西洋式的建築也還屬於地質部，我在六年級學習自然課時，有幾堂講到礦產，這使我對礦物很有興趣，到處找礦物標本。我意外發現這裡不少地質標本都給扔了出來，種類繁多，我就撿了回去，也學人家縫在硬紙板上，在下面註明是什麼礦。我撿到至少有十幾塊。現在想，可能這些礦物標本就是那些大師當年的心血。可惜我也沒有保留下來。
兵馬司胡同東西走向，大約長五百來米，所以我們體育比賽時跑百米，二百米和四百米的跑道就是這個胡同了，自學校大門口西邊向東跑。我就是在那時學到兩個電線桿子的距離是六十米，我也才對百米和一里（五百米）有個基本概念。現在一談到這樣的距離，我還是在心裡用兵馬司胡同來衡量。
當時小學分初小和高小。開始四年是初小，五年級和六年級是高小。在我之前從初小到高小是要考試的，兩個級別的差異可能比今天初中和高中還要大。那時高小的作文是要用小楷來寫的。但在反右之後，這個升學考試廢除了，我就直接由四年級升入五年級。可這兩年高小，正是中國大躍進之時，歲月很不平常。
兵馬司小學操場的南牆裡是沙坑，供學生跳高和跳遠的，後來還新安裝了一個攀登架，可以攀登到兩米高的頂上，是我們男生最喜愛的設施，也是當年最新式的體育用品。那裡還有幾棵槐樹，靠近南牆，爬上去越過牆頭可以看到兵馬司胡同的往來行人，馬車，三輪和自行車。所以爬樹上牆頭是我們所愛，也是同學互相爭奪的地方，當然也是老師重點檢查的地方，這都是是絕對不允許的危險活動。
作為頑皮的男孩子，上房一直是我們的愛好。北京那時很少有樓房，民居主要是瓦房，兩側斜坡，都是魚鱗一般的瓦，由上面開始一塊壓一塊，直到超出屋牆成為屋檐。房脊也是一排瓦。上這種房子是要有些技巧和膽量的，當然也因此成為我們男孩子的最能顯擺勇氣的方式。
想想腳踩在斜瓦上，往上爬了兩步近處的地面就被伸出去的屋檐遮住了，對一個十歲的孩子來說有多恐怖，又多刺激。可是我們如果是爬著上到屋脊卻是要被同學笑話的，必須挺起腰板走上去，騎在屋脊上，然後走下來。如果敢走到屋檐邊，蹲下，用一手撐著，跳到地面，那就跡近英雄了。我這個本事就是在操場北邊的房上練就的，因為那裡的房子比較矮。
這個本事當然也要用到家裡。我曾爬在南牆上看隔壁李太太家修房，連瓦匠都奇怪說：「這個孩子怎麼不怕土呢？」因為北京的房子是在屋頂鋪上葦席，堆上黃土，再鋪瓦。所以老房子一拆就冒出一股股黃土煙霧，不亞於沙塵暴。
我在家還可以從這個南牆頭攀到廚房的頂上，那是一個平房，在這裡我可以維護我種的南瓜，是順涼棚爬上來的。當然還可以偷吃一兩個南院鄰居的黃杏。然後我再到西屋的瓦房上。我在那裡可以夠到依房生長的棗樹枝，在秋天就拉動樹枝，用力一搖，棗就撲撲掉了下來。然後再用竹竿敲打，院子裡會落滿紅色的大棗。落回地面，用搪瓷洗臉盆撿棗，能盛上幾大盆。我外祖母仔細挑選一些沒有一點破皮的紅棗，洗乾淨，擦乾，在白酒里蘸一下，放到封閉的罐子裡，到了冬天打開就是酒香撲鼻的醉棗，很甜。
我在房上可以聽到左鄰右舍的話語聲，可以看到附近鄰居的生活。平時由於院子的隔離看不到，使我對鄰居如何生活非常好奇。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鄰居們在夏天都是赤膊，不僅是男人，女人也一樣，統統是無上裝，在外面乘涼，扇芭蕉扇，吃晚飯。我那時還小，尚沒有性意識，不僅不會藉機偷窺，反而有點莫名其妙地不好意思。
家裡的大人發現我上房，往往就會衝出屋來喊我下來，主要是怕危險，也是為房子著想，因為瓦被踩碎了，下雨屋子就漏了。所以儘管男孩子多有這種雅好，除了一年一度在大人監督下被允許上房打棗外，平常是絕不可以的。可哪想到這個家裡和學校都反對的活動，竟然變成了公開鼓勵的行動，為此還放了三天假，專門上房。這是在上小學五年級的時候，即從五月十八日起，到二十日的三天。一生難忘的三天。這就是可以載入建黨偉業的除四害運動。
[page]的全民行動開始了，為我們孩子創造了「合法」上房的和諧理由。1958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除四害講衛生的指示》，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剿滅四害的群眾運動高潮。所謂四害是指蒼蠅，蚊子，老鼠和麻雀四種動物。蒼蠅和蚊子，傳染腸道疾病和瘧疾，擾亂人們進食和休息，是顯而易見的害蟲。老鼠自然是人人喊打，不但可能傳染致命的鼠疫還咬壞家具，衣服和食物，也非常討厭。但是麻雀怎麼成了四害之一，為什麼要勞動毛主席親自出面下令殲滅就連考證也得不出一個確切的說法。
在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正式聯合發布指示，要在十年內全國範圍內消滅老鼠、麻雀、蒼蠅、蚊子。直到一九五九年七月十日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講話，當說到農業四十條要修改時，還講到麻雀問題。他說：「有人提四害不行，放鬆了，還要搞，麻雀現在成了大問題，還是要除。」可是到了次年三月，毛主席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衛生工作的指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蟲，口號是『除掉老鼠、臭蟲、蒼蠅、蚊蟲』。」
現在回過頭來看，這除了一言堂，毛澤東不懂科學，不肯認錯之外，還有一個中國文化的原因，就是凡事總愛湊個四字，除三害不如除四害過癮，結果麻雀成了墊背的。
五月十七日是星期六，那時一周只休息周日一天，周六還是正常上課的日子，可我們都感受到不尋常的氣氛了。下午坐在教室里就可以聽見臨近班級的歡呼聲，我們都知道是老師在布置打麻雀，我們當然也坐不住了。我們的老師姓石，臉上有些麻子，已到中年，現在想也就三十五六，據說是老姑娘。她平時不苟言笑，總穿筆挺的西服褲和半高跟的皮鞋，我們都很怕她。
石老師看我們沒心思聽課了，也就停講了，開始詢問誰會爬房。這在過去就是追查肇事的前奏，可今天她也一反常態，非常和氣地問我們。男生當然不甘落後，紛紛舉手，好像紅色電影中解放軍戰士爭著上前線似的。於是石老師選了些常常為此挨批評的學生，當然就是藝高膽大的同學了，作為上房骨幹。我平時絕不是調皮搗蛋的學生，可為了上房過去也被石老師當全班面批評過，她真是很擔心我們摔下來。這次靠這個歷史資歷，我僥倖也被選中。當石老師手指向我時，有一種激動的感覺，就好象後來造反派被平反的感覺一樣，因為上房終於光明正大了，我們這些為此挨批評的人終於揚眉吐氣了。其他過去膽小慎微的男生和聽話，愛告老師狀的女生屬於地面部隊，是為我們占角助威的，顯得有點灰溜溜的。我們則擦拳磨掌要打一場毛主席親自指揮的人民戰爭，從心裡支持除四害（當然講衛生就另說了）。按照北京市的統一規定十八日，十九日和二十日學校停課，黨政機關停工，商店基本停業，工廠也基本停產。全力以赴消滅麻雀。
五月十八日是周日，我三點多就起床了，天還很黑。我獲准把家裡最好的竹竿帶到戰場，那是一根約三米長的直杆，我一路揮舞從兵馬司東口走到西口的兵馬司小學。我覺得自己好像長山趙子龍，手持長槍，於是頻頻向樹枝，黑影扎將過去，好不威風。想想明後天也不上課，正大光明爬三天房子，心裡樂開了花。
到了學校，不少學生比我來得還早。由管體育的老師把我們這些獲准上房的男生召集起來分配上房地點。兵馬司小學的瓦房有上百間，我們基本上一人分配了一間。我上去才知道，這些大瓦房很高，幾乎比家裡或我們在操場北邊爬的房高了一倍。說實在的，我那時十二歲，一個人吹牛沒什麼，但真上去了，我的腿馬上就軟了。我只好爬到屋脊上，在那裡也不敢站起來，就騎著屋脊一點一點往前挪。到了房子的中間，左右都是斜斜的瓦壟，只能看到遠遠的院子裡都是拿杆子和旗子的學生。天開始發亮了，我也不敢抬頭。大凡在高處，抬頭就格外害怕。我的任務是在發現有麻雀，或者說有鳥飛過的時候揮桿吶喊，使麻雀不能停下來休息。
這個全民動員、大兵團作戰圍殲麻雀的辦法是由黨和政府直接指揮的，必須在全國同時行動才可能成功。毛主席說只要有了黨的領導，任何人間奇蹟都能創造出來。這話可真不假。我想這也是一場史無前例的群眾運動。北京從五月十八日起，大戰三天，……男女老少，一齊上陣，用「轟、打、毒、掏」的綜合戰術，給麻雀以殲滅性的打擊。在此三天內，每晨六時前，參戰人員必須進入陣地，大街小巷、院裡院外、樓頂、牆頭、樹上，鞭炮齊鳴，竹竿彩旗一齊揮動，處處吆喝，強迫麻雀飛翔。政府還組織民兵火槍隊埋伏在市郊，阻擊圍殲，並在一些空場施放毒餌。中午和傍晚還進行掏窩搜索，不給麻雀以喘息的機會，使之累死、餓死、毒死、打死，以獲全勝。據《人民日報》的一篇通訊報導，北京市在一天的突擊行動中，累死、毒死、打死的麻雀就有83,200多隻。
我在房頂上可以聽到如浪潮般的呼喊聲，由遠及近，一陣陣傳來。那必定是一隻該死的麻雀陷落在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還在掙扎。每到此時，我也就把竹竿揮舞起來。等到害怕的感覺逐漸消失之後，我又覺得騎在屋脊上呼叫就好像和張飛騎在馬上手舞仗八蛇矛一樣威風。我開始站了起來，在房上行走，膽子越來越大。到了下午五點，才戀戀不捨地下來回家。
回到家，發現地質部的工程師就在我們家的房頂上戰鬥，我連忙爬上去。沒想到人家大機關裝備得就是比我們小學好。他帶到房頂上一盒子爆竹，有麻雷子（一響）和二踢腳（兩響，第二響在空中爆炸而成）。看到我這個孩子上來，他就統統給我了，這是平常家裡過年都捨不得花錢買的寶貝，現在交給我隨意放，我的興奮可想而知。儘管在旁晚，麻雀和其他鳥已經基本絕跡了，我當然不管有沒有麻雀，把爆竹一個接一個地放了。北京有句土話叫撒歡，就是隨意取樂的意思，那時我們孩子真是撒了歡。
三天下來，學校戰果輝煌，一共抓到三隻麻雀。我親眼看到的一隻是累死的，先在牆頭上喘息，幾十個學生在下面呼喊，麻雀實在飛不動了，一頭扎了下來，活活摔死，嘴角出血了。當時流傳的一句順口溜是「老鼠奸，麻雀壞，蒼蠅蚊子像右派。吸人血，招病害，偷人糧食搞破壞」。我們孩子在這樣的教育下，對飛鳥根本沒有同情心。我們覺得無論什麼蒼蠅，蚊子，老鼠，麻雀還是右派分子都是死有餘辜。其實不光是麻雀，這麼大的陣勢，什麼鳥也活不下來。
消滅老鼠採取的是另一種戰術，就是要求每一個成年人上繳老鼠尾巴。無論是毒死的還是老鼠夾子打死的，都需要把老鼠尾巴剪下來，用報紙包好交到所屬的學校，工廠或單位，作為戰績的憑證。看起來是無法造假的，因為畢竟還沒有人看到過兩條尾巴的老鼠。可是世上的事就是出乎想像。一天我查看廚房的老鼠夾子，竟然發現只拍到一條老鼠尾巴，斷尾的早已抱頭鼠竄了。結果在上繳的壓力下，我的一個表哥就把這個還活著的老鼠的尾巴作為戰利品上繳了。
消滅蚊子是另一種全民戰爭。那是在規定的一天晚上，西城區所有居民在室內把事先領到的六六六粉用燒紅的煤球點燃嘔煙，全體人員一律在院子裡和大街上等候兩小時。時間一到，記得是夏天剛蒙蒙黑的八點來鍾，烽火四起，辛辣刺鼻的白煙冉冉升起，十來分鐘之後，院裡，街上就籠罩在毒氣之中，聚集的百姓，扶老攜幼當街咳，咳聲直上干雲霄。
我們孩子當時一跑就口乾喉痛，無法盡興，站在外面無所事事，覺得時間過得格外長。兩個鐘頭後回到家裡，一進屋們，味道很大，眼淚立馬被熏了出來，一晚上都昏昏沉沉的。印象中這樣的會戰有不少次，有時好像屬於一個街道委員會管轄的範圍也會放毒一個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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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六六六呢？六六六的成分是六氯環己烷。英文簡稱BHC。分子式C6H6Cl6。查網上說六六六和敵敵畏（DDT）均系有機氯農藥，化學性質穩定，難以降解，卻很容易通過食物鏈在人體蓄積，殘留期長達五十年，中國到一九八七年才禁止使用。人體長期攝入含有有機氯農藥的食物後，主要造成急、慢性中毒，侵害肝、腎及神經系統，對內分泌及生殖系統也有損害。掐指一算，說不定除四害的餘毒還在我的體內。
我們滅蚊的另一個活動是由學校組織到城外割除雜草。我們班就到過阜城門外的護城河，大約就是今天阜成門立交橋西北金域假日旅館那個地方。我們在小學班主任石老師的帶領下，用自帶的小鏟，鐮刀和剪刀把護城河岸邊的野草統統除掉，留出赤裸裸的黑土。據解釋，這些草是蚊子和蒼蠅棲身繁衍之地，只有斬草除根才能「消滅一切害人蟲，全無敵」。
可那時主要的問題是護城河太髒，本身就是個陽溝，死貓爛狗比比皆是，腐爛的垃圾，人畜糞便到處可見。我們這些孩子不但要赤手幹活，還要在現場吃自己帶的午飯，多是饅頭鹹菜，也要用手拿來吃，根本不可能找到自來水洗手。這好像大兵團作戰，殲滅了有形的敵人，卻被無數無形的敵人，即病菌和病毒污染了祖國的花朵。用今天生態的觀點看，裸露的河床在下雨時，更會把兩岸的腐爛物質推向護城河，使河床成了長長的垃圾處理場。可那時候，喊髒喊累是資產階級少爺和小姐的表現，是要被人瞧不起的，是會被批評的。
唯獨消滅討厭的蒼蠅沒有既定的方針搞大兵團活動，這大約和蒼蠅的生活習態有關。我記得我們主要是人手一個蒼蠅拍，見蒼蠅就打，還有一個是蒼蠅誘撲器。這是一個木條製成的正方形，外面和頂部圍上紗布或鐵窗紗。下面是空的，卻有一個倒扣喇叭形的網子。這個誘捕器下面放上吸引蒼蠅的東西，例如臭魚腸子，腐敗的肉皮等等招引蒼蠅。蒼蠅從底部進來，食飽腐殖質之後向上飛，就由倒扣的喇叭口進入正方形的網子裡出不來了。那時無論是在家裡，還是在賣魚賣肉的攤子上都有這款裝置。應當說是個很聰明的設備，就是這設備在商店食品旁邊看起來讓人覺得噁心。
過後在北京勞動人民文化宮有一個除四害展覽。勞動文化宮在天安門城樓東側，原來是太廟，張藝謀導演的《圖蘭朵》就是在這裡上演的。葉劍英的孫女葉明子2009-9-9也是在這裡成婚的。我記得那裡展覽了成堆的麻雀屍體和用老鼠皮製造的各種模型，例如坦克，汽車，加農炮等等，看了很不舒服。
我二表哥不知從哪裡聽來的消息，說一隻麻雀的成本是十元人民幣。其實這還只是踩碎的房子修理和動用的鞭炮，毒藥等等直接消耗。那時沒有計算人工的概念。如果按我現在做項目經理的頭腦算人工，以平均工資三十元一個月計算，一個人趕三天麻雀就是三元的成本。全北京市至少有百萬人參與，就是三百萬元。按人民日報的數字，就算每天都消滅八萬麻雀，這人工的成本攤到每個麻雀上也要12元以上，加上十元消耗，二十二元一隻，幾乎是普通人半個多月的工資。這還僅是成本價，還沒計算產值。多貴的麻雀呀，多可恨的麻雀呀！別忘了當年高貴的食品是活雞，一隻也只要兩三元錢。可是這樣的議論在當時是屬於落後話，特別是在反右之後，是很嚴重的政治問題。
我現在想還會有人為此喪失了生命，跌死，跌傷，特別是孩子。只不過我很僥倖，我的同學也很僥倖。事後我也沒有聽後說過這樣的事。但那時這樣的事是要保密的，傳播這樣的負面消息就被認為是詆毀黨的成績，也是很嚴重的政治問題。
1958年8月17日中共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全黨全民為生產1070萬噸鋼而奮鬥》的決議。該決議規定當年中國鋼產量要達到535萬噸，第二年，1959年要翻一番達到1070萬噸。為此毛主席決定開展另一個全民戰爭，即土法上馬，全民煉鋼。
那時我已經上六年級了，因為學校還辦了初中班，我們小學生不用上煉鋼的小高爐，我們只負責提供原料。煉鋼的原料主要是廢鐵和耐火磚。前者要到護城河邊，垃圾站，胡同的幾角旮旯去找，也要動員家裡把正在使用的鐵鍋，熨斗，鐵簸萁，甚至鐵窗，鐵門，鋼絲床，鐵欄杆貢獻出來。我們家就有兩個鋼絲床，我二姨膽小怕事，想早早交出去，但真交了就沒有床睡覺了，只好落後了一下，等了些天，結果高潮總算過去了，床保全了。兵馬司胡同還有中央直屬機關檔案局，他們正面對著豐盛胡同，北面有兩個後門在兵馬司胡同一側，是鐵欄杆的大門，就拆下來煉了鋼。
還有就是耐火材料，據說普通的磚耐受不了煉鋼的高溫，砌小高爐就要耐火磚和耐火粉末。我們就在附近的家家戶戶尋找，發現有的人家門口用耐火磚鋪路，就告訴他們要支援大煉鋼鐵，貢獻出來，沒有人敢反對的。我們摳出來就搬回學校，受到表揚。耐火粉末是用來和泥砌高爐的。據說水缸就是耐火材料的，只要把缸打破，砸碎就有了耐火粉末。當時幾乎家家都有水缸，不是用來冬季乘水，就是用來醃酸菜的。很多人家只好把這些水缸交出來，聽憑我們打打碎。
煉鋼需要大量燃料，當時是夏天，除了煤之外就是木頭，為此不少木製品也貢獻了出來。聽說有的學校把雙槓都支援出來，上面的木槓是燃料，下面的基座和支持柱當然就是最好的煉鋼原料了。
可僅用燃料，獲得溫度還不夠高，還需要一個鼓風機，這在當時就是很難找到的，所以我們兵馬司小學只有一個小高爐。但溫度還是不夠，廢鐵不能完全融化，怎麼煉鋼？看來這是普遍的問題，於是上面傳達了炒鋼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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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考證在西漢中晚期，中國出現新的煉鋼技術「炒鋼」，這是在生鐵冶鑄技術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種煉鋼技術。其基本方法是將生鐵加熱成半液體和液體狀，然後加入鐵礦粉，同時不斷攪拌，利用鐵礦粉和空氣中的氧去掉生鐵中的一部分碳，使生鐵中的碳含量降低，去渣，直接獲得鋼。在《天工開物》中炒鋼又叫生鐵炒熱鐵。
但這和我參與的炒鋼不同。我看到的是把砸碎的，剁碎的廢鐵片放入小高爐，開動鼓風機，然後用鋼釺翻滾鐵片，就和炒菜一樣，據說這樣鐵也可以成為鋼。我記得求了初中大哥哥大姐姐半天，好不容易給我鋼釺也來翻騰了一陣，自覺熱得不得了，只好退了下來。
我們這樣折騰幾個小時之後，廢鐵片就半融化了，聚在一起，成為一個鐵坨子，若仔細看每塊鐵還基本保持原樣。取出鐵坨來，澆水冷卻，然後在打磨的石輪上檢驗。教自然的趙老師告訴我，如果磨出來的火花發紅，就還是鐵，如果磨出來的火花發白髮亮的就是鋼。一旦得到鋼，就稱了重量，用紅綢子包紮好，放到報喜的雙人轎上向黨報喜。一大群人在鋼轎子前後敲鑼打鼓，吹喇叭，好像結婚迎親似的到大街上遊行（當然不用事先申請），《人民日報》上說這叫鋼元帥升帳。回到學校之後，把煉出來的鋼放到光榮台前，然後再煉下個鐵坨子。大家都看過《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吧？我想你們還是不知道鋼是這麼煉成的。
後來我在釣魚台玩，看到那裡堆了不少這樣的鐵坨子。這是無數可以用的鐵製品，無數耐火磚，無數大水缸和無數木材和煤造出來的廢物。
人民公社是在農村辦的，北京城裡沒有公社，但同樣有婦女參加社會生產的運動。我的二姨那時還不到五十，一輩子是個家庭婦女。也被要求參加工作。但家裡的事還要她來主持，於是就參與了可以拿回家的加工業。一個是製作朝鮮辣菜的原料桔梗。那是把乾的桔梗根用水發開了，然後劃成絲。干桔梗根很像人參，大約五六厘米長。泡在水裡一夜就變軟，用納鞋底的錐子扎在一個木板上。使用的工具是捆在一起的十來顆針，綁在小木棍上，把針頭插到桔梗根上，向下一划，就把桔梗根劃成絲。完成了一個加工。我們放學回家也要幫二姨幹活，因為每天街道積極分子都來收貨送貨，干不出來活，我姨覺得不好意思。那時人們都比較淳樸，從來沒想到偷偷留下點自己吃的。
再一個是剝雲母。雲母是有點像塑料片的半透明褐色礦物，有很多層，加工就是分離雲母。雲母薄片是當時無線電真空管裡面做絕緣隔離電極用的。這個活很簡單，就是用大針或錐子插入雲母層里分離。現在想這等於是破壞，因為這種手工分離，把大塊的雲母都掰碎了，再來回倒騰一番，還怎麼用？可當時沒有人想過，也許想過的人也不敢說。好像這些活不是白干，還有工資。但到底掙了多少錢，我就不知道了。
我還吃過食堂。那時豐盛街道辦事處為了響應毛主席吃食堂的號召，派遣街道積極份子挨門挨戶動員吃食堂。我記得，在我們傍邊的大院胡同一個四合院裡就辦起了食堂。這個四合院和郭沫若先生的故居是斜對門[1]，但在城裡的居民完全吃食堂不現實，也辦不到，我那時總感覺上上下下有點對付的味道。我姨有時就給我兩毛錢叫我到食堂買個紅燒帶魚，她說做魚太麻煩；有時不想蒸飯，也叫我去買米飯。所以我印象中食堂還方便了我們。後來食堂的東西越來越少，大人也就不叫我跑腿去買了，食堂似乎無疾而終。
在大躍進時代，黨提出的口號是十五年超過英國，二十年趕過美國。但到了地方，好像時間大大縮短，甚至有提出兩年超英三年趕美的。我的一個同學叫李後強。他一天悄悄對我說：「我爸爸說在生活上也要超英趕美才成。」他的父親李俊龍，三十多歲當過國民政府駐美國紐約領事館隨習領事，是最後一個國共談判的代表團顧問。談判失敗後留在北平。他是民革常委。反右後同屬民革的舅舅告訴我，李俊龍成了民革四大右派之一，原來配備的小汽車也沒了。這件事對我震動很大，我那時幾乎天天到他們家，從沒聽他講過反動話，怎麼也沒想到他是個反動派。舅舅還把天津民革印的內部讀物給我看，是揭發民革大右派的專輯。我印象最深的是一起視察的人揭發說李俊龍一次到農村視察，老鄉的牛車濺了他褲腳管泥，他用湖南話吶吶自語地罵了一句，說明他如何仇視貧下中農。
我還參與過超聲波運動和滾珠軸承運動。前者是用一截鋼管，多數是截斷的自來水管，大約有兩三寸長來製造。我們把一端錘扁，鑲上一個刮鬍子的刀片，就成了一個神奇的設施。當時還要求對外保密，不能泄露給西方帝國主義。據說只要把這個秘密設備接到水管或噴氣管上，由於液體或氣體的流動，就會使薄薄的刀片產生高頻振動，成為超聲波。這股超聲波所向披靡，對著人生病的部位就可以治病，消除腫瘤，結石；對著水，就會消毒水，對著火就能加強火力，好像無所不能。可惜這個活不好干，水管子不容易砸平，刀片更鑲不上去，因為需要刀片震動，還不能焊在水管子上。我們做了很久，也沒製成幾個。等到風頭過了，也沒人來收，就不知丟在哪裡了。
滾珠軸承的製作方法是先由老師發給我們一個個立方的小鐵塊，大約半個厘米大，這是把方形鐵條用鉗工的剪子一個個切出來的。我們領到之後，就現在石頭上，磚牆上把八個稜角磨圓，然後用砂紙一點點磨成圓球。聽過李白小時看到老婆婆把鐵桿磨成針的故事吧？那時《中國少年報》就刊登了這個故事，鼓勵我們不屈不撓的磨製軸承。可我們孩子實在沒有耐心花幾天磨出一個小滾珠，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找不到了。
大煉鋼鐵是工業大躍進，還有農業大躍進。那時候有兩份專門給孩子看的報紙，一份叫《中國少年報》，一份叫《中國兒童報》。兩份報紙大約是按年齡編輯的。在這些兒童報紙上，我看到這樣一篇文章，還配了照片。是國家主席劉少奇到農村視察，那個公社的幹部向他匯報用狗肉湯施肥，效果好，玉米長得粗，長得壯，玉米穗顯得大。這個創舉得到劉少奇的稱讚。聽說不少農村狗為此絕跡了好多年，成為大躍進的首批犧牲。
接著《中國兒童報》又刊登了一個新技術，說只要把豬的尾巴切下來，豬就可以長得快，長得肥。我看完了老在想：「那豬疼不疼呢？」再聽說把豬耳朵一條條切下來也有相同的作用。我的一個同學說：「那我們就吃不到豬耳朵了。」我卻還是怕豬被割痛了。後來報紙上更刊出高科技，圖文並茂，說如何割豬脖子下的甲狀腺育肥。我還是看這個新聞才知道甲狀腺這個名詞的。但我那時老把甲狀腺和扁桃腺混淆。一次得感冒，大人說：「這個孩子怎麼老感冒，也許把扁桃腺割除就好了。」我聽到非常害怕，怕一割掉就胖成了肥豬。
我舅舅到北京來時，給我講民革組織到農村參觀畝產萬斤的衛星。舅舅說他們看到一塊地，大約有三分，被挖成一個碗形，這樣表面的面積就大了些。然後把周圍十幾畝的莊稼（麥子）全移植到這個大碗裡。為了防止莊稼過密腐爛，在莊稼地里安裝了一排排電燈，還在地頭安置了十來個鼓風機。當時西方不相信中國可以搞畝產十幾萬斤的奇蹟，說照片上站在莊稼上的孩子其實是站在玻璃板上。舅舅說，西方國家就是造謠，根本不用玻璃板，那就是個糧食垛，孩子當然可以站上去。
我聽了說：「這樣的畝產萬斤能推廣嗎？這不是假的嗎？」舅舅大為光火，叱責我說：「你這么小怎麼就思想反動？有了這樣的開始，明天就會大面積豐收了。」我當時很不服氣，覺得你們大人怎麼還沒我明白。後來在大災荒年代還很為自己的先見之明得意了一番。現在我才知道，我並不是神童，我明白的事，大人都明白。但我作為孩子不明白不能講明白的話，而不是大人的智力退化得不如一個孩子。說皇帝新衣就是光著屁股的只可能是個不懂事的孩子。舅舅其實就是講的真相，但講這個真相太危險，所以他講的很技巧，所以他要狠狠地罵我，說一個歪理，目的就是要封了我的嘴。
小學就這樣念過去了。我不記得到底學習了什麼功課，我記得最深的是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我知道那是絕不容置疑的綱領性口號。我還記得很多事，是那麼輝煌，又是那麼愚昧；是那麼好玩，又是那麼破費；以後我還逐漸認識到大人是那麼虔誠；又是那麼虛偽，幹部是那麼勇敢，又是那麼膽怯。作為一個小學畢業生，當時最困擾我的問題是到底我們該不該說謊話？
注1：郭沫若的故居其實是在西四大院胡同東口。是一個西洋式的四合院，大門後有太湖石的假山擋住外人的視線，隱隱可以看到後面的樓房。范曾先生就是在那個大門口等郭沫若評價他的畢業畫，據說等了好幾天。大約在文革前夕，就是六十年代中郭沫若才搬到現在稱之為故居的什剎海那裡。儘管郭老寫過不少歌頌大躍進的詩歌，我倒是沒看到老先生到我們的食堂打過菜和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