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
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
今天很多人知道龔自珍和他的詩，大概都是因為這首熟悉的青詞。"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他的這些名句也都傳誦不衰，不過人們想起這些詩句時並不一定聯想到龔自珍。
青年梁啓超說，19世紀末，當時代變革之際，嚮往新學的讀書人幾乎人人都經歷過一個崇拜龔自珍的時期，他自述在南國花城初讀龔自珍文集，"若受電然"。這種內心深處的強烈震撼，如同一百年後我初讀哈維爾文集的體驗。龔自珍的表述方式、概括力，對時代的穿透力，他提出深刻命題時的舉重若輕，他的敏銳，他的風流灑脫的精神氣質，他隼鷹般銳利的目光，使他穿越了那個時代花團錦簇的表象，看到了本質上的糜爛、平庸和無聊。他要唱出自己的歌，儘管歌聲里依然瀰漫著農業文明的氣息，這是他無法超脫的宿命。但他鄭重而明白地提出了告別"衰世"和"自改革"等至為重要的題目。如何告別？如何改革？他還來不及思考。
龔自珍慷慨論天下事，開一代風氣，隔代影響了康有為、梁啓超、譚嗣同、黃遵憲等戊戌一代最優秀的人物，而且影響了更晚的蘇曼殊、柳亞子、魯迅等人。他對後世的影響主要還不是自成一家的文章、詩詞，而是思想上的震撼和啟迪。表面上一切貌似盛世，舉國上下醉生夢死，又有幾個人像青年龔自珍那樣感受到大廈將傾的"衰世"氣息，有幾個人察覺了"將萎之花，慘於槁木"，那個時代，也許只有他的筆下才會出現這樣的句子："日之將夕，悲風驟至，人思燈燭，慘慘目光，吸飲暮氣，與夢為鄰，未即於床"。
從龔自珍到蘇曼殊，承接他們前面納蘭容若的詞和黃仲則的詩，一樣敏感地呼吸到了末世的空氣，一個龐大的專制王朝呼啦啦即將倒塌，所以，他們唱出的乃是末世的輓歌。1816年，龔自珍只有25歲，他的文章議論放在整個近世思想史的平台上卻足以光芒四射。康有為推許龔自珍的散文"清朝第一"，恐怕主要不是指文采。年輕的譚嗣同對龔自珍和魏源更是推崇備至，認為千年暗室，龔、魏諸人才算得上是真才。龔自珍有詩："五十年中言定驗，蒼茫六合此微官"，在他身後50多年，果然發生了甲午之戰，泱泱大國被鄰邦小國擊敗，舉國震驚，由此引發維新變法的熱潮。
二
杭州是龔自珍的故鄉，他的先人隨宋室南渡，先到餘姚，再遷杭州，到他這一代在杭州定居已有400年，他的《己亥雜詩》中有"家住錢塘四百春，匪將門閥傲江濱"的詩句。龔家至少從6世祖起，世代為官，從他祖父、父親到他這三代，居京官百年之久。杭州馬坡巷是他的出生地，1839年回鄉時他曾寫下"馬坡巷外立斜陽"一句。斯人已去，如今的"龔自珍紀念館"並不是他當年住過的老屋，只是他家附近倖存下來的一處清代舊宅。
馬坡巷離西湖近在咫尺，西湖是龔自珍兒時熟悉的地方。當他童年時，月朗星稀的春夜，梳著雙丫髻、穿著淡黃衫的他，在西湖六橋憑闌吹笛，唱起蘇東坡的《洞仙歌》，觀者無不驚訝，有人還寫出了《湖樓吹笛圖》紀其事。那時他不過十來歲。1812年，他21歲，新婚蜜月，曾和妻子泛舟西湖，並作詞一闋《湘月·天風吹我》，其中有"屠狗功名，雕龍文卷，豈是平生意"、"怨去吹簫，狂來說劍，兩樣消魂味"等句子，既有滿腹的抱負，也傳達出幽怨的氣質。簫、劍是他一生的愛物，富有深刻的象徵意義，是他抒情的中心詞之一，之後不斷出現在他的詩詞中，成為他傳達內心世界的一個精神道具。
1814年春天，年僅23歲的他就經歷了喪妻之痛，他把亡妻的靈柩歸葬於西湖茅家埠。春夏之交，他泛舟湖上，憶及前年和妻子同游情景，傷懷不已，用相同的詞牌寫下《湘月·湖雲如夢》。他的詩詞總是籠罩著一種揮之不去的感傷和憂患，即使是想傳達內心的豪情，也總是與隱痛、不平糾纏在一起。"來何洶湧須揮劍，去尚纏綿可付簫"、"一簫一劍平生意，負盡狂名十五年"、"氣寒西北何人劍，聲滿東南幾處簫"，"少年擊劍更吹簫，劍氣簫心一例消"、"沉思十五年中事，才也縱橫，淚也縱橫，雙負簫心與劍名"……這樣的句子在他的詩詞中伸手可摘，隨處可見。
他就是踏著末世的輓歌聲而來的，1792年，當他出生之時，盛世實際上已開始滑坡。那一年，天下大旱，直隸、山東、河南、陝西等地尤其嚴重，表面上的"康乾盛世"潛伏著末世的因子，繁華如同泡沫，一個以農業文明支撐起來、盛極一時的皇權專制時代，隱隱可以聽到輓歌聲。就在他出世的第二年，1793年，遠來的英國使節到達北京，傲慢無知、詩書風流、糟蹋了歷代無數珍貴書畫的愛新覺羅·弘曆試圖以一紙敕書拒人於萬里之外。遠在元朝時，義大利的馬可·波羅來華，曾驚嘆於東方的繁華鼎盛，仰慕東方農業文明社會流淌著黃金般的富庶，在《馬可·波羅遊記》中極盡渲染之能事。明代起陸續來華的傳教士也未能絲毫觸動這個古老民族的神經。然而時隔數百年，當英國的船隻載來馬嘎爾尼一行時，一切都開始了悄悄的變化，無論高高在上的乾隆皇帝，還是垂著辮子的大臣，竟然沒有人意識到，沒有人捕捉到這一信號。
龔自珍註定要成為近代思想界的第一聲號角。當他在西湖寫下《湘月·湖雲如夢》這一年，他也寫出了《尊隱》等文，在"山中"和"京師"的對比中，他已敏感到"天地為之鐘鼓，神人為之波濤"的"大音聲"正在地底下運行，他自己對此文很是得意，直到晚年的《己亥雜詩》中還有"少年《尊隱》有高文"一句。
1823年，龔自珍母親去世，他將母親的遺骸送回杭州安葬，在墓邊種了5株梅花。他一生中手種梅花無數，常以"梅花"自況，但他的體驗遠遠超越了林和靖"梅妻鶴子"、獨善其身的隱士情懷，而是從梅花中體悟到了新的東西，深刻地看到了科舉制的弊端，專制對英才的扼殺，強烈地感到了八股取士以一種僵化模式將天下人才一網打盡的痛苦。他在1839年寫出了著名的《病梅館記》，痛擊"斫其正，養其旁條，刪其密，夭其稚枝，鋤其直，遏其生氣"從而造成病梅的時代病根。由他的《病梅館記》我想起豐子愷的一幅漫畫，用大剪刀修剪灌木，將高矮不平、錯落有致統統修剪得一樣整齊。我還想起了長城上的每一塊磚，都是一樣尺寸大小。梅花也是如此。這仿佛是中國所有讀書人的宿命，逃避不了被這個爛熟的登峰造極的皇權專制體制修剪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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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梅館記》和後來的三百十五首《己亥雜詩》一樣，也是龔自珍本人一生命運的見證。早在1822年他就呼籲改革科舉制度，其中恐怕就有自己的切膚之痛。他雖然出生在名門望族，仕途卻是那麼坎坷，三次鄉試落第（1818年27歲那年才中舉人），之後參加會試，屢試不第，1821年春就任職位卑微的禮部內閣中書。1829年，他38歲那年才好不容易在第六次參加會試時中了第95名。在殿試的策論中，他提出革新的主張，中了三甲第19名，賜同進士出身。接下來的朝考，他卻未能入翰林，考軍機處也不成，表面的原因是書法不中程式（"楷法不中程"），深層的原因還是他身上的稜角，他的思想與那個"衰世"的衝突。
1815年是乙亥年，1816年是丙子年，25歲的龔自珍曾以考史、論經、寓言形式寫出《乙丙之際箸議》二十多篇（"箸議"，就是私下的議論），內容涉及政治、經濟、學術、個性解放等方面。其中，他提出了"衰世"這個概念，把三世重新分為"治世"、"亂世"、"衰世"，在他看來，所謂"衰世"就是——"文類治世，名類治世，聲音笑貌類治世。……左無才相，右無才史，閫無才將，庠序無才士，隴無才民，廛無才工，衢無才商，巷無才偷，市無才駔，藪澤無才盜，則非但鮮君子也，抑小人甚鮮。"
也就是說放眼望去，舉世都是平庸窩囊之輩，渾渾噩噩，只知道吃喝玩樂，都是生物學意義上的存在。表面上看起來典章制度儼然，等級秩序嚴密，禮儀規範分明，一切都像摸像樣，燈紅酒綠，歌舞昇平，官方的統計數字處處讓人感到繁榮昌盛，似乎前程一片大好。一切都像是盛世，然而人的廉恥心、上進心、作為心都被束縛、被剝奪，整個社會在骨子裡失去了生機和活力，一片萬馬齊喑。不要說朝廷沒有像樣的宰相，軍隊沒有像樣的將軍，學校沒有像樣的讀書人，田野沒有像樣的種田人，工場沒有像樣的工匠，街市沒有像樣的商人，就連像樣的小偷、強盜也都沒有。不要說找不到真君子，連真小人也變得稀罕。這就是他概括的"衰世"現象。敏感的龔自珍分明已感受到了"亂亦竟不遠矣"。
告別"衰世"，走出萬馬齊喑的專制長夜，青年龔自珍在內心深處發出了吶喊。他批判摧殘人性的軟刀子，他相信"無八百年不夷之天下"的歷史觀，他知道"自古及今，法無不改，勢無不積，事例無不變遷，風氣無不移易"。變是正常的，不變是不正常的、也是不可能的。"一祖之法無不敝，千夫之議無不靡，與其贈來者以勁改革，孰若自改革？""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他用《易經》的語言呼籲變法革新。1817年，他寫下《平均篇》，提出調節君、臣、民之間財富關係的辦法，主張遏止貧富兩極急劇分化的趨勢。那時清廷嚴刑峻法，文網嚴密，動輒得究，但畢竟已到了"衰世"，像龔自珍這樣叛逆的聲音還能發出來，而且並沒有遭到什麼嚴厲的處置，專制的鏈條確實開始鬆動了。
1819年，龔自珍的朋友莊綬甲擔心他以文惹禍，勸他刪掉文章中鋒芒畢露的觀點，"常州莊四能憐我，勸我狂刪乙丙書。"顯然他沒有接受。同樣勸說他的朋友很多，到了1841年，甚至連他的同道、與他齊名的魏源也寫信勸他：不要在酒酣耳熱之際放言無忌，以免遭到不測之禍。言辭懇切，完全出於對老友安危的擔憂。魏源深知老友的文章關懷現實，不是書齋中的無病呻吟，即使他的詩也多有憂患意識。他們所處的時代，正是大變動的前夜，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前夜。英年早逝、富有史識的張蔭麟說，龔自珍屬於那種"先天下之憂"的志士，上下古今，經國緯民，痛哭流涕，"以開創風氣為己任"。胡適說自己最喜歡的就是龔自珍"但開風氣不為師"這一句。面對舊文明無可挽回的衰落，他感嘆、他呼喊、他尋找，雖然他沒有親眼看到時代轉型的跡象，也並未作出全新的創造。但他知道，"縱使文章驚海內，紙上蒼生而已。"
1838年，龔自珍曾經想隨林則徐南下廣東，參加禁菸行動，因"事勢有難言者"而未成，他送給林則徐一篇《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及硯台一方，硯台為一紫端，背後刻摹了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林則徐珍視這方平淡無奇的硯台，一直珍藏在身邊，隨同他風雪萬里，並親筆在背後草書兩行："定庵貽我時晴研，相隨曾出玉門關。龍沙萬里交遊少，風雪天山共往還。"落款"林則徐"。這是林在陝甘與新疆途中所刻。龔自珍以"快雪時晴"作硯銘贈別林則徐，就是希望林能像"快雪時晴"一樣雷厲風行地革除積弊，使中國早日出現"銀價平，物力實，人心定"的局面。林則徐南下途中讀了龔自珍贈別文章後寫信給他："責難陳義之高，非謀識宏遠者不能言，而非關注深切者不肯言也。"林則徐比龔自珍年長7歲，與龔父是同僚，他們早就認識。
1839年，在京城居住了近20年後，對宦海深為厭倦的龔自珍辭職南下。4月23日黃昏，他不帶眷屬，獨自一人，僱車兩輛，其中一輛載著他的百卷詩文，悄然離開北京。船過鎮江，在北固山下遇到乞求降雨的賽玉皇迎神大會，玉皇、風神、雷神儼然，禱詞萬數，朗誦聲不絕。認識他的道士再三請求他作一首祈雨的青詞，他推辭不過，寫下了本文開頭"九州生氣恃風雷"那首著名七絕。在鎮江到江陰的船上，他讀陶淵明的詩，有感而發，賦詩三首，其中一首說："陶潛詩喜說荊軻，想見《停雲》發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俠骨恐無多。"回到故鄉杭州不久，他陪同父親去看過八月十八日、壯觀天下無的錢江潮。自1826年離開杭州北上，他已有十四年未回家了，他感慨地寫下了"踏遍中華窺兩界，無雙畢竟是家山"的詩句。世事滄桑，變化真大，親朋中已有不少人離開人世。他還沒有意識到，自己的生命也已進入倒數計時。
1841年8月12日，龔自珍在丹陽書院猝逝，終年50歲，也正是英國大炮轟開國門、林則徐被流放新疆的一年。隨著龔自珍的死，一個閉關自守、自給自足的小農文明時代徐徐落下了帷幕。
關於龔自珍的死因至今仍是一個謎，但不同的版本都說他被人下毒，"丁香花公案"吸引了包括孟森在內的史家。
毫無疑問，龔自珍是那個時代最有見識的中國人，與同時代出類拔萃的大臣林則徐輩相比，他更為超前，更不必說道光帝及其他庸庸碌碌的達官貴人、公卿大臣。然而他一生的命運、全部的遭遇足以證明，古老的農業文明時代已處於無可救藥的末世，龔自珍稱之為"衰世"是恰當的。他預感到暴風雨的來臨，預感到地層下的山呼海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