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胡同西口、燈市東口、東羅圈兒
一九六O年代,我寄居在北京史家胡同。當時我就讀寄宿小學,周末才能回家,而我母親一年中至少有三個月被派往外地工作,還不算在外地搞四清之類的運動,所以周末我常留守學校。這樣的日子一長,我家以前的老保姆就看不下去了,她和當時的東家講好,讓我去她那裡,那家人就住在史家胡同的東頭。
這條胡同大約長兩里,內鋪柏油路,可以走汽車。胡同的西頭是米市大街,東頭是祿米倉。米市大街位於東單東四之間,這條街上胡同很多,史家胡同靠近燈市東口大街。據考證燈市口和祿米倉都自明清始,雖然當時早與燈火和米糧無關,但在一個小孩兒的眼裡,胡同兩頭的街道還是有些區別。
我念的子弟學校周末有校車,其中一輛就停站於燈市東口。這條街雖位於王府井和東四之間,但當時街邊多是機關學校,沒有商店。我童年時,路南與米市大街交口處有一家小商店,賣糕點糖果,夏天也賣冰淇淋。女十二中(前身是貝滿女中,後改為一六六中學)和空政文工團位於燈市東口的同福夾道內,因此小店裡常有些風姿綽約的青年男女在吃冰淇淋。
當時米市大街也沒有什麼商店,行人稀少,現在想起來真不可思議。印象中人民藝術劇院曾設有展示櫥窗,內放一些劇照和舞美圖片。沿米市大街向東單方向去,路西有個紅星電影院,距離東單更近的大華影院位於路東。紅星影院最初只放映新聞紀錄片,場子不大,觀眾不多,看起來老舊蕭條。大華影院算是很現代的,進門就是大廳,掛著很多知名演員的照片,其中有趙丹,白楊,王丹鳳等。雖是黑白照,但成像角度卻非一般百姓的正面脫帽照,相中人風度容貌俱佳,令人印象深刻。或許因為影劇院,街道兩旁又無商店,從西口進入史家胡同後,也是清靜的,還帶些文化氣息。
進入胡同不久,就是史家胡同小學。小學位於路北,從朱紅的大門看進去是不大的前院和影壁。這裡很安靜,上下學時才見一群群學童。當時我沒聽說過重點小學,但這所小學的口碑非常好。一九六四年中國大陸為排演《東方紅》大歌舞調集了全國知名的從藝人員,內部曾稱周恩來是大歌舞的總導演。大歌舞后來被排成電影,影片裡沒有少年兒童的場面,但演出時確有一場「我們是共產主義的接班人」的童聲合唱,本人參加了。參加合唱者都是從各小學挑選出來的,而備選學童來自幾所幹部子弟學校,史家胡同、府學胡同,實驗一小和二小等。後來其中的一些學童又被選出來為外賓獻花,此類出風頭的事大概只能派給某些地位比較特殊或教學質量確實不錯的小學。
過史家胡同小學不久,路南就是人民藝術劇院的大門。我從來沒進去過,記得那裡有收發室和操場。從大門望進去,就能看到四層紅磚樓房。我雖年幼,卻也知道那裡面住著一些大演員,每次走過都懷著沒準能碰上誰的希望,最終誰也沒碰上。
胡同里還有若干大紅門,大門緊閉,青灰色的高牆很整潔,牆頭不見樹木。偶然遇到大門開,也看不出裡面的名堂。後來得知傅作義、劉文輝、徐向前、華國鋒、榮毅仁,章士釗等都曾在這條胡同里住過。早年胡同里還有一處駐軍,也是四層樓,院前有鐵欄杆。當時胡同中一溜灰牆的凹處多是小門小戶人家,因此樓房很顯眼。
北京很多胡同中都有大樹,大槐樹十分普遍。春來槐花開,香了一胡同。夏天樹上蟲子拉著絲吊下來,我們稱為「吊死鬼兒」,來往多避開。但印象中的史家胡同沒有什麼大樹,平時也少見坐在胡同里聊天兒乘涼的人,很清靜。胡同里除了清靜也很乾淨,北京很多胡同里都有公共廁所,離得老遠就能嗅出其所在,但我記憶中這條胡同里沒有公廁,這類場所多設在居民院或胡同叉口內。寒冬時,北京很多胡同下水道的周圍都結了冰,冰面上凍結著剩飯爛菜,而史家胡同絕少此類現象。
史家胡同里還有一些小胡同,我保姆幫傭的那家人就住在其中的一條小胡同里。這條小胡同位於路南,名叫東羅圈兒,西邊還有一條西羅圈兒胡同與之相對。這兩個胡同都很短,東羅圈兒還有一處小空場,很像「羅圈兒」。這些小胡同里既有小門小戶人家,也有大雜院。我寄居的那家是一個街門裡兩戶人家。挺窄的黑木門脫了漆,進門是一溜北房,房前有一小窄院兒,估計以前只住一家人,應該算是小戶殷實之家。那家平時只有四口人:爸爸,媽媽,女兒和老保姆。文革前的寒假,這家的長子從哈軍工回來度假,因為他比我們大了很多,我們稱他為大哥哥。他穿著海軍軍服,高高瘦瘦,很帥。平時我們都是在院子裡玩,很少出街門。大哥哥來了之後,就會帶我們上街買年貨鞭炮。跟大哥哥出去好處是他能做主買我們平時想要,大人又不給買的東西,比如糖葫蘆。臘月一起頭,商店裡就有糖葫蘆賣了,和夏天的冰棍兒類似,便宜又好吃,但小孩子還是沒錢買。跟大人上街機會本來就不多,即便是跟著我媽媽出門,她總以「不衛生」為由拒絕我卑微的願望,但小孩兒偏偏就喜歡「不衛生」的東西。
那年好大雪,大哥哥在院裡築雪牆,邀請鄰家孩子一起打雪仗,雪仗後來成為混戰,每個人的耳朵眼兒里都塞進了雪塊兒。晚上他脫了軍裝,帶著我們串胡同放鞭炮。北京人稱住在胡同里的,特別是生長在胡同里的孩子為「胡同竄子」,串胡同放鞭炮是「胡同竄子」的典型作為了。當時胡同之間常有小路相通,比如從東羅圈兒就可以走到乾麵胡同。待天擦黑後,我們蹲在牆根背風處,附近或有叉道或能藏身。看到孤身黑影,我們就點燃一隻小炮,待那人走近了扔出去。隨即跑走,身後傳來鞭炮響,還聽到那人在罵。我們笑著跑著,缺德嗎?是有點。為了不被抓住,我們還運用當時電影裡的「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的戰術。那會兒北京沒有夜生活,鮮少人因加班晚歸,因此行人並不多,若說驚嚇了很多人倒也未必,但驚嚇的地區涵蓋幾條胡同卻是有的。當然,諸如此類的壞事都是我們和大哥哥之間的秘密。
二、胡同東口、祿米倉
在史家胡同里,越往東走,越平民化。「平民化」是與時俱進的詞兒,但它能比較準確表達我對東口的感受。出胡同東口就是祿米倉大街,來往於此地二十四路公共汽車是從東直門到北京站口。在祿米倉之後的東總布胡同,這車就成了環線。雖只是兩站地,但乘客很容易糊塗,因此讓我印象很深。另一印象深刻的是靠近北京火車站口的那段路彎度很大,商店離馬路軋子又特近,有些地方還沒有人行道,因此行駛到這一段時,顛簸晃動很大。早年北京公共汽車在司機座旁都鼓起一個大鐵包,包里是發動機。冬天車廂內無上暖氣,故在發動機包外裹一層棉被。我記得小時候,最喜歡站在車頭,把手放在大鼓包上取暖,有時顛得雙手發麻。
雖是街窄路不平,但祿米倉街上的商店卻是不少。出胡同口不遠,就有一家比較大的副食店,人稱「二店」,附近胡同的平民多來此購物。因燈市口米市大街一帶沒有什麼副食店,我猜想住在胡同西頭的人也到這裡買菜,因此東口總是比西口熱鬧。冬天,上年紀的人多穿黑棉襖褲,黑襖前襟有些白點,那是北京人俗稱的「飯格粑」即食物殘渣。中年以下的人在棉襖外罩一件布衫,顏色偏素,以黑灰藍為主。小伙子比較經凍,有些人在藍制服里只穿厚毛衣。年幼的孩子或姑娘穿得稍艷,但孩子的罩衫或短或長,或肥或瘦,鮮有合身的。短的常露出一大截棉襖,瘦的呢?前襟下擺擠出一嘟嚕棉襖。我記憶中有段時間流行線呢,花色挺好看,但經不起洗,很快就縮水了。因為材料結實,雖是小了,家裡人還是捨不得丟,結果罩不住棉襖前襟,穿上不但難看,而且棉襖很容易髒。棉襖一冬都不會拆洗,罩衣一個月至少洗兩次,結果是乾淨罩衣保護著髒棉襖。那時街上的女人圍花格方頭巾居多,戴長圍脖的就顯得挺洋氣了。戴套袖不分男女,若不戴套袖,袖口一準磨得油光光的。
那時候糧食,副食,肉類都是按月定量供應,買時需憑購物本或票證。副食類包括食油、白糖、芝麻醬、粉絲、雞蛋等,因此無論冬夏,購物高潮多在月初或月末。月初採買的是等著吃的,比如食油,月末是怕過時不候,比如粉絲就可能拖到月末去買,如果不買本月定量就作廢了。因此在那些天裡,人們在塑料網兜或菜藍子裡裝上瓶罐。這是打油的,那是盛芝麻醬的,還別忘了帶上副食本,然後就奔了「二店」。街坊鄰居在櫃檯前排隊,順便聊天。輪到自己時,對售貨員笑著或陪著笑。買雞蛋時,售貨員先把雞蛋一個個放在三合板的箱子上,箱上有孔洞,孔洞大小正好不讓雞蛋滑進去,再打開箱內的電燈照一照,通亮的就是「好蛋」。那時不興假貨,沒有「壞蛋」的時候居多,但賣家還是要給買家照一照,圖個放心。
最有趣的是打芝麻醬,各家裝麻醬的瓶子不同,瓶口大小不一。售貨員先把瓶子放在秤上,加上瓶子重量,再根據定量,把秤砣撥到某個位置。比如定量三兩,秤砣一般撥到三兩多一點。然後她拿起店裡盛麻醬的大勺,那勺子裡永遠都有芝麻醬。很黏稠的麻醬從大勺里流下,形成一條淺咖啡色的細線,慢慢流入顧客的麻醬瓶中。隨著秤桿緩緩升起,售貨員要不斷地轉動著勺子,目的是控制麻醬的流量,並隨時截斷麻醬流。這是一絕活兒,弄不好麻醬會掉在秤盤上,或者給過了量。當時我總盯著那隻神奇的大勺,盯著盯著,就聽她用京片子說:「瞧,三兩多,沒短您的。」佩服之餘,也有些喪氣。若她沒這麼「油兒練」,興許我還能多得點麻醬,反正到了我的瓶子裡,她就拿不回去了。待打完芝麻醬,我會用指頭噌乾淨粘在瓶口的醬,邊走邊吃。
即便是非購物高潮,走到胡同里,我也常看到人們從胡同東口走來,或拎著一棵白菜或夾著一捆蔥,要麼托著一油紙肉末或幾塊豆腐,邊走還邊打招呼:「他大媽,買東西去了?」「他二大爺,副食店來了豆腐了,快去吧。」那時商店供應的豆腐是放在屜里,一個小商店最多能分到兩三屜,賣完拉倒。有時炒菜下了鍋,突然發現缺醬油少咸鹽了,差孩子去買也是常有的。買鹽沒什麼意思,打醬油還有點意思。當時醬油分兩種,一般醬油一角五分一斤,特級醬油兩角六分一斤,講究的人家用前一種炒菜,後一種伴菜,因此不能搞錯。醬油多數是一斤半裝瓶,打醬油最好用空瓶換,沒空瓶還要單算瓶子錢。[page]
到了冬天,「二店」會掛上很厚的棉帘子,小孩不用勁還掀不起來,門帘的邊緣被人手蹭黑了一片。當時王府井百貨大樓也掛如此的門帘,也如此之髒,但門帘之後卻是亮堂暖和,而祿米倉的副食店內總是黑天黑地,內外氣溫差別不是很大。但當時我倒沒覺著冷,因為若隨我老保姆去,我很可能會得到一塊巧克力糖。老保姆那時還不到五十歲,但看在我眼裡,她已經很老了。聽家裡人說,她的丈夫被抓了壯丁,一去無回,唯一的孩子又夭折。她先是在四川我老家幫傭,後來隨著我父母來北京。我上幼兒園後,她就給別人家幫傭。離開我家之後,她又結過一次婚,嫁的是一個北京土生土長的炊事員,我記憶中還有她婚禮的片段——鬧新房的人逼著新婚夫妻一起吃葡萄。但婚後不久,那個男人就開始打她,他們離了婚。
我和褓姆及表哥的合影
她不識字,人極老實,個子非常矮小,大概不到一米半,做事似乎也不很利索,我還記得母親時常抱怨。大概在我四、五歲時,另一個保姆要回四川,對我的老保姆說要為她帶錢回四川去存。大概想到自己是孤身一身,她竟然給了那人二百元,結果可想而知。這件事一直是我母親數落她的話題。數落歸數落,但後來她又借錢給人,當然都是有借無還。
我們小時候買零食都是按分錢計算的,三分錢一堆兒的山裡紅,三分或五分的冰棍兒。一次我表哥得到六元壓歲錢,他正式在銀行開了戶。後來連本帶利是六元二角一分,他高興得跟中了樂透似的。巧克力糖屬於高級糖果,一塊塊包著銀紙賣,怎麼也要一塊錢上下。有時老保姆帶我去買巧克力,有時她預先買好了,在胡同里偷偷塞給我,那巧克力擱在她的口袋裡,因體溫都有點變軟了。年幼時不知道生活艱難,但心裡卻明白,她很疼愛我,這糖是別人吃不到的。我母親個性急躁剛硬,加上外界壓力,鮮少好心情。我父親生性快樂輕鬆,可是我三歲時他就被劃成右派去東北勞改,老保姆是唯一溺愛我的長輩。雖然後來她也帶過幾個孩子,但好像我是她永遠的唯一的孩子,至今我還記得把頭埋在她的懷裡,聞著她衣服上煮飯的味道,暖暖的。
一九六九年,北京很多機關都去了幹校,我們也不例外,她幫傭的那家去了河南,房子被單位收回。街道給她安排了一間西房,大小能放一張雙人床,一個吃飯桌和一個火爐。她沒文化沒工作沒親人也沒有生活來源,於是我母親每個月從東北寄給她十元錢。她靠這點錢,或許還有一點其它人的接濟過了三五年。那時我已長大,知道十元錢的分量,再想想小時候吃的那些巧克力,才明白她多麼節省,對我有多好,由此也想到她被騙走的是多麼大的一筆錢!
三、史家胡同五十七號
大概是一九六O年,我姑媽的長女,大表姐康和考上大學,當時我還未上小學。高考之後,她從四川來京看望她的祖父康心之老先生(1893-1967年12月21日),我稱之為康爺爺。當時康家住在史家胡同五十七號,表姐接我去同住。五十七號是個四合院,黑色院門,門樓破舊,院內青石鋪地,榴花火紅。北京人喜歡種石榴,有「天棚魚缸石榴樹,先生肥狗胖丫頭」一說。康家不是北京人,石榴樹很可能是房東種的。
說起來,康家在四川是大戶人家,大到什麼程度呢,不妨將康心之的二女兒康岱沙女士(我稱作岱沙姑媽)在《我的引路人周恩來夫婦》中的回憶摘錄如下:「我家是四川有影響的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我的大伯父康心孚(1884~1917)是老同盟會盟員,和國民黨元老于右任是同鄉至交,曾任北京大學教授,和李大釗也很要好。我的二伯父康心如是四川美豐銀行董事長兼總經理。我的父親康心之經營廠礦、地產、金融,還辦了《國民公報》。我的四叔康心遠是寶豐公司總經理。我家和國民黨許多黨政要人及地方實力派、民主人士多有往來。」
若說康家當時的影響力,也不是三言兩語能說完,我只對岱沙姑媽的回憶做些補充。自戊戌變法起,康氏兄弟就與時代風雲人物有交往,並在一定程度上參與了歷史。康心如在其遺稿《章氏叢書》中回憶道:「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六年間,章太炎師被袁世凱軟禁北京錢糧胡同。余每從上海至京必去請益。師欲將平生著作編為叢書印行,余慨然承諾印行之責,適余任滬自設右文社以印書發行為業,故敢任此。返滬後,仿鄧秋枚(實)印行之風雨樓叢書格式,排成樣張,攜京審定,師極為欣賞。晉謁時,呼女同看,匆匆一視即至案頭,蓋已盛妝將出也。師有不悅之色。是晚自縊死,始終不解是何原因。師作《亡女事略》……全書約一年余方完成。分訂為二十四冊。」(注一)
抗戰期間,康心如被國民黨政府指定為重慶參議會的議長,據說後來流傳的「陪都」一詞就是他發明的。康心之的長女婿張平群曾任國民黨駐紐約總領事,次女康岱沙於一九三八年參加了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後在重慶為共產黨做了許多秘密工作。其間兩次接到特務的恐嚇信,後被綁架送入監獄。我祖父李肇甫(伯申)以身家性命將她保釋出獄(注二)。她與陳叔亮於一九四六年成婚,主婚人是葉劍英。後來陳叔亮出任中共駐柬埔寨和羅馬尼亞大使。
康心之老先生個性豪爽,仗義疏財,好交際,人稱「孟嘗君」。據我大表姐回憶,康爺爺對後輩的教導是:「你若借人錢,就不要想到還,還錢是個意外。否則你就做小人,乾脆不借。」抗戰期間,中國共產黨經濟十分困難,康家曾給予捐助。據曾任宋美齡英文秘書的張紫葛先生回憶,康家曾給陝北延安運送過七輛卡車的醫藥和布匹(注三)。除此之外,康家還資助陝北辦學,也給毛澤東贈送過香菸。康心之位於重慶領事巷十號的住所曾是于右任和邵力子的臨時居所,也是周恩來經常和民主人士聚會座談的地方。(注四)。二OO六年出版的《中共黨史》還提到周恩來在四川有三位朋友,他們是盧作孚、胡子昂和康心如。
重慶多山,領事巷客多人眾,開飯時傭人要從山上搖鈴一直搖到山下。後來因客人太多,康心之又在主樓旁修建了一棟兩層小樓,邵力子一家長年住在那裡。我另一表姐單名為「協」就是邵力子先生給起的,意為「人民政協」。康氏兄弟也曾與張季孿交好,並一同辦報。張去世之前,就住在康家的別墅里。那座別墅位於重慶南岸汪山上,除了康家的別墅,那裡還有蔣介石的一棟別墅,距離不遠。康心如的幼子康國雄在山路上碰到散步的蔣介石,受到蔣的喜愛,後來曾和蔣一起散步,併到蔣的別墅里玩耍。
一九六O年夏在頤和園,前右為大表姐,最前面是本胡同竄子
一九五O年,康心之將領事巷十號和煤礦等捐給政府,搬到北京史家胡同五十七號。一九五六年康心之當選全國政協委員,「心之以領定息足以生活,對全國政協每月致送二百元婉詞拒收,為國家點滴節約。」(注五)文革中,拿定息卻是他的一條罪狀,因為那是「剝削」所得。
[page]
五十七號除了康家還另住兩家人。康家住的北房中間是客廳,客廳兩旁分別為起居室和書房,書房後是康爺爺的臥室,我和表姐住在起居室。初到的那天,我午睡醒來,聽到客房裡傳來清脆的棋子聲。通往客廳的竹簾上蒙著一塊布,但並沒有完全蒙住,我能從下面看到穿布鞋的腳,棋子聲中,間或聽到一些簡短的話語,比如「提」,「沖」等。但我聽不懂,現在想來大概是棋語。這是我對康心之老先生的第一印象。
次日康爺爺在和平餐廳宴客,主題是慶祝表姐考上大學。那是我第一次吃西餐,白白的桌布,一長桌的人,我隨著表姐姑媽姑父,叔叔嬸嬸的一通稱呼。康爺爺坐在首席上,個子不高,但很威嚴。我根本不記得當時吃了什麼,只記得刻花玻磚的花瓶和迭成花狀的餐巾,最初我還以為餐巾也是可以吃的。吃過那餐之後,岱沙姑媽的一對兒女小霓姐姐和小電哥哥來玩,他們開始打牌,也要我參加,還教我怎麼玩撲克。後來被我媽知道了,她說:「以後要是讓我知道你玩牌,我就砍斷你的手。」從此到成年,我再也沒摸過牌,因此我博弈類智能完全沒有得到開發。
康爺爺不苟言笑,多以下圍棋消磨時間,而來家下棋的只有兩三常客。多數時候家中非常清靜,即使闔家團聚的大年夜,他也幾乎不與孩子們說話,真難想像當年賓客盈門的孟嘗君風采。後來我才知道在一九五七年,康氏三輩人中共有六人被打成右派。康心之的三兒三女中,除了去美國的長女康彰,被稱為「紅色大使」的二女兒康岱沙和尚還年幼的康國啟,其餘三家都未能逃過一劫:我大姑父康國干,康國乾的妹夫金融學家甘培根,三子康國雋。康心遠的長子康國傑,康心如的孫子康宏道都被劃為右派,而康心如本人則被劃為極右。
康心之爺爺雖不苟言笑,但依然是俠義心腸。甘培根的姐姐育有六個兒子(其中兩個是雙胞胎),在一九五九—一九六二年大饑荒時正吃「長」飯,那時不僅糧食定量不夠,而且有錢也買不到東西。康心之當時是全國政協委員,利用這點「特權」,他過個把月都會請這一家人去四川飯店、歐美同學會裡的餐廳或政協禮堂吃上一餐。但康爺爺自己並不怎麼吃,多是看著孩子們吃,若無這樣的接濟,這幾個孩子日後很可能營養不良。
初到北京時,康心之元配吳毓蘭夫人還在。她是大家閨秀,善畫。在領事巷時,康家自用的碗碟和湯勺都是定製的,上面畫的蘭花就出自吳婆婆之手。當時她年事已高,主持家政是另一位不到五十歲的女人,我們稱為阿婆。她皮膚白皙,嘴唇很紅,眉毛似描畫過,穿著講究。大概當時周圍都是穿列寧制服的素麵女人,我頭一次見到她就感到有些奇怪。那時阿婆還在學習文化,有時問我表哥生字。她愛笑,喜歡講話,說話很直爽,燒得一手好菜,頗能和我們打成一片。但自上學後,我又被灌輸了一通思想,再見面時,心裡就給她貼了一個資產階級的標籤。後來聽家裡長輩提到她是康爺爺的小老婆,有段時間甚至把她和被妖魔化的「地主小老婆」相提並論。
文革初期,康家被抄了五次。當時康爺爺已七十三歲,他被拉到居委會批鬥,並罰去掃街。但阿婆並沒有遭受批鬥,後來我才知道她本姓唐,原是窮人家的姑娘,所以她的成分很難界定。阿婆比康爺爺年輕很多,又是苦出身,為人爽朗敢做敢為。康爺爺被罰去掃街時,她常出面代之。抄家、批鬥,掃街對一輩子要強又好臉面的老人打擊很大,不久他就偏癱了。偏癱之後,紅衛兵仍然騷擾不斷,最後康爺爺只得搬到康力姑媽家。力姑媽的丈夫甘培根在右派勞改期間患了急性化膿性髖關節炎,因得不到及時治療致殘了。這一家一個殘一個癱,難!
一九六八年一月,大表姐從陝西來京。當時她穿著棉大衣,還故意戴了口罩和頭巾,她本想給祖父一個驚喜。待敲開五十七號的大門,卻被告知祖父已於一九六七年底去世了。康爺爺去世不久。阿婆就被趕到漏雨的廚房居住,在那裡住了好幾年。當時各家都是自身難保,我母親在一九六七年—一九六八年被群眾專政,我們和史家胡同斷了聯繫。很多年之後,我才知道在我老保姆最困難的時候,那個被我認為是「地主婆」的阿婆曾送家具,衣物和錢給她。每次都是差我表哥去:「她是貧農,我不能親自去,免得街道上看到了,連累她。」
後來我的老保姆搬入敬老院,阿婆也搬出了史家胡同。她們去世時,大表姐、表哥和我都在北美。兩三年前,表哥回京時特意去了史家胡同。他說:「五十七號還在,但已經完全認不出來了。大門朝向變了,房頂上長了很高的草。那只是一個門牌號碼了,你也不必去看了。」
注一:章太炎長女章章㸚於一九一五年九月七日晚自縊,康心如原稿為「叕」,此為筆誤。
注二:康岱沙《我的引路人周恩來夫婦》
注三:「康心之兄弟逸事」見張紫葛著《X個人和三個畜牲》
注四:大型電視文獻紀錄片《周恩來》第一集《風雲途程》
注5:康心如文稿《哭心之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