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從哈瓦那回來那陣子，我總跟身邊人念叨這地方。真的，你沒法一下子說清那感覺。
下了飛機坐計程車往老城區走，路邊的房子看得人眼睛都直了。紅的、黃的、藍的，牆皮掉得一塊一塊的，露出裡頭斑駁的磚，可偏偏窗戶上的鐵欄杆雕著花，陽台上爬滿了三角梅。司機開的是輛老福特，方向盤磨得發亮，儀錶盤指針跳得比心跳還快，轟隆隆穿過街巷時，我總覺得下一秒就得散架——可它偏不，就那麼橫衝直撞地帶著我們穿過時光似的。
頭兩天淨顧著拍那些老爺車了，藍的雪佛蘭、綠的龐蒂亞克，停在殖民風格的拱門下，怎麼拍都像電影截圖。直到第三天早上，我去街角的販賣部想買瓶可樂。
那販賣部就一張木桌子擺門口，裡頭貨架空了大半。老闆是個胖大叔，指了指桌上的玻璃瓶，說就剩這三瓶了。我掏錢的時候，旁邊一個老太太遞過去幾張花花綠綠的票子，換了一小袋白糖，那袋子小得跟咱們裝調料的似的。大叔跟我說，這票是配給本上的，每月就那些，白糖、大米、食用油，都得省著用。
後來住民宿的阿姨更實在。有天早上我撞見她在廚房翻柜子，罐子裡的咖啡豆就剩個底兒，她嘆著氣跟我比劃，說現在買咖啡豆得去黑市，價格漲得沒邊兒。她家牆上掛著個老式收音機，掉漆的外殼纏著膠布，她說這玩意兒用了快二十年，修了三次，現在還能響就不錯，新的?想都別想。
對了，還有回我想去買支牙膏。走了四條街，三家店的牙膏貨架都空著，最後在一家藥妝店找到一支，包裝都皺巴巴的，還是薄荷味的——我其實不喜歡薄荷味，可總不能不用吧。結帳時看收銀台後面的小姑娘，臉上抹的胭脂是自己用紅花瓣搗的，她說化妝品比牙膏還難買，姑娘們都自己想轍。
說起來也怪，就這麼個地方，街上的音樂從沒斷過。傍晚在 Malecón海邊，總有老頭老太太抱著吉他彈《Guantanamera》，旁邊年輕人跟著跳薩爾薩，光著腳踩在發燙的石板路上，笑得比誰都歡。有次我看到個小男孩，用廢棄的鐵皮做了個小鼓，蹲在牆角敲得有模有樣，路過的人都給他鼓掌。
民宿阿姨家的孩子，書包是用麵粉袋改的，洗得發白，可裡面的課本包著書皮，寫得密密麻麻。她說孩子想當醫生，「等以後好了」，她總這麼說，說的時候眼睛亮得很。
回來後我總想起那些老爺車，它們跑起來冒著黑煙，零件壞了就用別的東西湊合用，可照樣能帶你去想去的地方。就像哈瓦那的人，日子過得緊巴，可臉上的笑不是裝的。
你說這叫啥?苦中作樂?好像也不全是。或許是他們早就把日子過成了一首歌，就算調子有點跑，也得唱得響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