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在抗戰中與中國患難與共的教育、醫療傳教士們（小部分），本文作者袁衛東製圖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
——《新約·提摩太後書4：7-8》
炸彈和侵略者的軍隊不能阻止這些基督教大學，因為他們知道，他們肩負著更為重大的責任，培養能夠使中國脫離苦難的領導者。與此同時，整個國家所遭受的破壞和苦難也深深地打動了他們，使他們貢獻出全部力量來幫助戰爭中無助和痛苦的受難者。
——中國基督教大學校董聯合會代表13所基督教大學的抗戰宣言
你們對我們國家最具有影響、最具有價值的貢獻不是這些工作本身，而是你們工作時所表現出來的精神......我非常高興告訴你們，那些很多年前批評基督教的人正是現在讚揚你們的人。你們通過工作贏得了他們的信任。
——中華民國第一夫人宋美齡1938年3月在武漢對傳教士的講話
在目前的戰爭環境下，基督教大學為維持中國的基督教教育做了偉大的努力。人們很容易變得意志消沉，但靠著基督教的信仰，你們的精神從不消沉。你們在我們國家受挫的時候所做的一切要超過在和平時的100倍。
——中華民國財政部長孔祥熙1939年致中國基督教大學校董聯合會
隨著戰爭，隨著東方的國際危機，基督教大學發展到它的第三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你會發現這些所謂的非中國的外國教育或者基督教教育機構已經成為國家生活的中心，成為國家教育的中心。
——中華民國駐美大使胡適1940年1月在中國基督教大學校董會
在2025年南方的暴風雨中，在2025年中國抗戰勝利80周年的紀念日，在80多年前中華民國一些重要人物宋美齡、孔祥熙、胡適等的讚美聲中，我終於見證到了一個巨大的里程碑——這就是中國13所基督教大學在抗戰中所贏得的中國整個國家與社會的巨大認同與信任。
而僅僅在10年前，在1920年代，在巨大的中國民族主義浪潮中，來華傳播信仰與現代文明的基督教及其所辦的大學，被作為「帝國主義」對於中國「文化侵略」的「工具」與「幫凶」從而備受批判，而中國基督教大學作為所謂的「外國機構」不是中國人的機構而受備受質疑，並在收回教育主權的風潮中經受著國家信任的嚴重考驗。
這是在1900年義和團運動後，中國現代史上第二波對中國基督教及其所做事工的批判與攻擊浪潮。
1937年12月日軍攻陷了南京城後，華中日軍最高指揮官松井石根率隊在南京城舉行入城儀式，圖片來自網絡
但抗日戰爭不可避免的到來了！
抗日戰爭始終是中國現代國家與歷史巨大的試金石與檢驗場：
檢驗著到底是誰在真正熱愛、幫助和擔當這個國家；
到底是誰真正能在最危機最危難之時，能挺身而出，去犧牲、去服務、去拯救。
在中國最危難之時，在中華民族最危機之時，一切都開始顯露出真相。
當曾經在1920年代攻擊在華基督教會甚為張狂的汪精衛，叛國叛民，在抗戰中淪落「汪偽政權」首腦，當這塊曾民族主義口號盛行的大陸，在抗戰中演變為偽軍漢奸滿地的局面時，曾被痛批為「帝國主義文化侵略工具」的中國基督教及其大學，卻堅貞不屈的站在抗戰前線，與中國患難與共，與中國人患難與共，與中華民族患難與共。
他們抗戰的意志與這個不願意當亡國奴的國家與人民的意志一樣堅貞不屈。
「我們現在正處於巨大的民族危機之中，中國的獨立和生存受到嚴重威脅......我們絕對不能向任何罪惡的力量和權力妥協。」
福建協和大學校長林景潤宣告了中國基督教大學校長共同的心聲。
「炸彈和侵略者的軍隊不能阻止這些基督教大學，因為他們知道，他們肩負著更為重大的責任，培養能夠使中國脫離苦難的領導者。與此同時，整個國家所遭受的破壞和苦難也深深地打動了他們，使他們貢獻出全部力量來幫助戰爭中無助和痛苦的受難者。」
這是中國基督教大學校董聯合會代表13所基督教大學的共同宣言。
1937年七七事變後，日軍進入北平，圖片來自網絡
當日軍全面侵華的鐵蹄到來時，他們在抗戰的一線挺身而出：
他們投身到戰地救護與救助活動，為中國軍隊與市民服務；
他們在日軍的凶暴面前，不怕犧牲去拯救難民；
他們的學生響應號召參加中國軍隊戰場抗敵；
他們的學生參加空軍，參加為美國盟軍的服務；
他們的校長——滬江大學劉湛恩校長毫無畏懼地在上海領導救國救亡事業，被日本人視為「抗日思想的魁首」而被暗殺；
他們的學生—華西協合大學女生黃孝逴，因參加救護而在轟炸中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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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校長——燕京大學司徒雷登校長，被捕坐了四年日軍的監牢；
他們的教授因抗日被捕進入日軍的監獄，他們的外籍教師更被捕進入日軍的集中營......
被日偽暗殺的滬江大學校長劉湛恩，來自網絡
轟炸中犧牲的華西協合大學女生黃孝逴，來自網絡
曾坐日軍監牢的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來自網絡
在中國最危難之時，中國13所基督教大學的第一批華人校長——陳裕光、吳貽芳、韋卓民、張凌高、林景潤、王世靜、劉湛恩、李培恩、沈嗣良等臨危受命，擔當重任，成長為中國教育史上可以與蔣夢麟、梅貽琦等相比的中國一流大學校長，鐫刻於中國抗戰的史詩豐碑。
領導13所基督教大學偉大遠征、抗戰辦學的華人校長們：第一排從左至右，華中大學校長韋卓民、華西協合大學校長張凌高、燕京大學代校長梅貽寶、金陵大學校長陳裕光、嶺南大學校長李應林；第二排從左至右，滬江大學校長劉湛恩、華南女子大學王世靜、金陵女子大學校長吳貽芳、東吳大學校長楊永清、福建協和大學校長林景潤、之江大學校長李培恩，本文作者袁衛東製圖
他們在炮火與轟炸中堅持辦學，為此他們踏上了偉大的遠征，跨越千山萬水，進行抗戰基督教大學——燕京大學、齊魯大學、金陵大學、金陵女子大學、東吳大學、華中大學、之江大學、福建協和大學、華南女子大學、嶺南大學、滬江大學「大遷徙」，重建自己的大學，擔當教育建國的重擔，並創造出比肩「西南聯大」的基督教五所聯合大學——華西協合大學、齊魯大學、金陵大學、金陵女子大學、燕京大學的戰時教育豐碑。
（見《偉大的遠征——中國13所基督教大學的抗戰大遷徙》、《比肩「西南聯大」，五所基督教聯合大學在抗戰中建立的教育豐碑》）
南京大屠殺中，拯救和守護25萬中國難民的14位美國傳教士圖像：史邁士、馬吉、貝德士、米爾士、屈穆爾、林查理、麥卡倫、宋熙伯、傅師德、史德蔚、威爾遜、費吳生、魏特琳（華群），戴籟三夫人，本文作者袁衛東製圖
金陵女子大學的教育傳教士魏特琳，來自網絡
而在淪陷區留守的基督教大學更創造出令中國人永遠難忘的偉大拯救——1937年12月13日當日軍攻破中華民國首都南京城時，在人間地獄般的南京大屠殺降臨時，留守在南京金陵大學與金陵女子大學的基督教傳教士教育家們——史邁士、馬吉、貝德士、米爾士、屈穆爾、林查理、麥卡倫、宋煦伯、傅師德、史德蔚、威爾遜、戴賴三夫人、費吳生、魏特琳等教育、醫療傳教士挺身而出，將基督教大學校園變為國際安全區，在兇殘的戰爭魔獸前，滿懷信仰，堅定的守護數以十萬計的南京難民，仿佛如耶穌基督再世。
他們是拯救者，是在最危難時的救助，是在最血腥時的保護，是在最殘暴時的良知，是在最無望中的希望，是在最黑暗中的正義。
他們是見證者，見證了日軍慘無人道的暴行，見證了戰爭的苦難，見證了最黑暗中的堅守，見證了最危難時的救助，見證了最殘暴時的挺身而出，見證了在歷史最黑暗的時刻，依舊有吶喊，有記錄，有抵抗，有揭露，有拯救！
他們的見證與拯救，最終成為不可辯駁的證據，成為法庭審判戰犯的鐵證，成為歷史最終審判的鐵證，讓作惡者下了地獄，沒有人能逃過歷史的審判。
（見以下9篇：《88年前，在南京大屠殺中拯救25萬難民的五所基督教會大學機構》、《88年前在南京大屠殺中拯救25萬難民的14位美國傳教士》、《88年前，南京大屠殺「活菩薩」女傳教士魏特琳的27個人生細節》、《中國人最不應該忘記的女傳教士魏特琳，她是南京大屠殺中的「活菩薩」》、《88年前，南京大屠殺中唯一的外科醫生、傳教士威爾遜》、《88年前，南京大屠殺中拯救萬民的美國傳教士、歷史學家貝德士》、《88年前，冒死拍攝日軍暴行的傳教士馬吉》、《中國何時能拍攝南京大屠殺中拯救25萬難民的14位美國傳教士電影》、《88年前，南京大屠殺中將拍攝日軍暴行膠片冒死帶出南京的傳教士費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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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偉大拯救並不僅僅在南京，也出現在1937年12月23日杭州（日軍攻占）與之江大學，出現在1938年10月21日廣州（日軍攻占）與嶺南大學。偉大的傳教士教育家們再次挺身而出，站立在凶暴的侵略軍面前，去守護和救助數以萬計的中國難民。
這樣的事跡更是被忽略了，缺乏記錄，需要我們熱忱的去挖掘與還原。
在中國最危難之時，他們不僅堅守師道，在炮火與動盪中，培養人才，為建國服務：
他們中的「農業傳教士」則走向廣闊的農村，成為中國鄉村建設的中堅力量；
他們改良的麥種生長在大江南北，他們所建立的鄉村服務站曾遍及華北、華南和華西；
他們的家政推广部曾將現代營養推廣到農村，他們在鄉村建立婦女班，培養現代女性，他們對於中國農村與土地利用調查遍及成百上千個地區和數萬的農戶。（見《百年來，中國人不能忘記的、開創鄉村建設運動的4位偉大的「農業傳教士」》）
在中國最危難之時，他們的邊疆服務團，進入西南邊疆的少數民族地區——藏區、苗區等等，為數以十萬計的人們帶去福音，帶去醫療，帶去大眾教育，帶去抗戰宣傳和愛國主義。
總之，在中國最艱苦卓絕的抗戰中，在最危險的時刻，在最需要擔當的時候，在最苦難的地方，在最艱苦的地方，總有中國基督徒及其基督教大學的身影，有他們的犧牲、奉獻與服務。
所有這一切的患難與共，所有這一切事工的見證，終於匯集成一個偉大的榮耀——中國基督教及其13所教會大學獲得了整個中國國家與社會的認同、信任與熱愛！
這是一個巨大的里程碑，自1807年傳教士馬禮遜來華，開啟傳教士將福音信仰與現代文明帶入中國的腳步以來，上百年以上的積累與積蓄，終於讓中國的基督教力量在現代中國最危機之時，堅貞不屈，挺身而出，成為救國與建設的中堅力量，從而贏得了整個國家與社會的認同與熱愛！
這其中胡適的轉變是一個特別深刻的見證。
胡適，作為五四運動以來，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後來又任北京大學校長，並在1937年日本全面發動侵華戰爭時，臨危受命，出任中國駐美大使，意圖實現中美結盟共同抗擊日本法西斯，他橫跨學界、文化界與政界，對於現代中國的影響巨大。
而在新文化運動中，尊奉「賽先生」（科學）與「德先生」（民主）的胡適卻以人文主義立場對宗教持否定態度，進而對基督教持反對的態度。
胡適、蔡元培等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對於基督教的認識和態度，對於1920年代中國民族主義對於中國基督教及其大學的批判浪潮是有巨大影響的，而今看來，甚為遺憾。
中華民國駐美大使胡適圖片，來自網絡
而在1939年5月，胡適作為駐美大使給中國基督教大學校董聯合會的信中，卻高度讚揚了基督教會大學的貢獻：
「幾十年來，教會大學把新的生活觀念、新的道德價值標準、新的生活方式帶給了中國的家庭、學校和社會，他們是現代中國的拓荒者......」
「它們並不僅僅是讓人改變信仰的中心，它們不僅僅是使中國異教徒基督教化和文明化的機關，它們，用一個現代名詞來說，絕不是西方破壞性的、侵略性的帝國主義的前線機關。」
胡適的思想為什麼發生這麼大的轉變呢？！因為中國抗戰的巨大檢驗。
最終在1940年，胡適剖析了自己思想發生轉變的原因，並對於中國基督教與其教會大學在中國文化生活中所擁有的歷史價值做出了迄今為止都顯得精闢的判定，學者劉家峰和劉天路在其《抗戰中的基督教大學》著作中特別記錄如下：
「從歷史上看，它們經歷了三個階段。」
「開始的時候，它們只不過是些相當低級的學校，條件簡陋.....然而作為現代教育的先驅，起了巨大的作用，它們將現代教育帶入中國.....」
兩百年來傳教士將信仰與現代文明火種帶入中國史記（1807—1896），本文作者袁衛東製圖
緊接著，這些人開始了一個新的階段。他們不僅給予了我們現代教育的基礎，還通過他們自己的榜樣，自己的思想，成為優秀的領導者......這些人通過喚醒中國認識到其社會生活中的不足而開始服務於中國。他們抨擊裹腳，抨擊鴉片，他們抨擊這些習俗，試圖把我們的人民從中世紀中國的沉睡中喚醒過來。他們現在被稱為中國文藝復興的文化革新運動的前鋒和先驅。」
「隨著戰爭......基督教大學發展到它的第三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你會發現這些所謂的非中國的外國教育或者基督教教育機構已成為國家生活的中心，成為國家教育的中心。」
兩百年來傳教士將信仰與現代文明火種帶入中國史記（1896—1952），本文作者袁衛東製圖
胡適的見證是深刻的，這是一個巨大的里程碑，這是一個偉大的榮耀——中國的基督教與其教會大學在患難與共中，成為中國抗戰的中堅，成為中國建國的中堅，進而成為現代中國本身擁有的力量與價值，成為其歷史與傳統強有力的一部分。
胡適的認識轉變也是深刻的，這本身就是200多年來，成千上萬的傳教士前仆後繼，將信仰的火種，將現代文明的火種帶入中國，真正改變中國的必然歷史進程與結果。（詳見《兩百年來，傳教士為中國帶來現代文明之光》）
我們永遠不能忘記這樣的見證，不能忘記這樣的里程碑，不能忘記這樣的偉大榮耀，因為，這本身就是現代中國不可更改的歷史事實與高度。
因為，這歷史中顯明著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