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白地說，我並不希望別人知道我是儲安平的兒子，我寧願別人只知道我就是一個作曲家和鋼琴家。"談及父親，現年77歲的儲望華大概有一種複雜的情感。近些年，儲安平作為某種符號，正悄悄成為某種被追逐的熱點。這並不奇怪，尤其是因為他擁有這樣截然不同的前後人生。
儲氏的前半生：自由的貴族
儲望華是儲安平最小的孩子，出生時父親已經三十四歲，他自己坦言："記憶中的父親不是一個家庭化的人，他一直過著工作狂的日子。"他只能通過別人之口了解父親，這個作為近代中國知名自由主義報人的前半生。
儲安平出生在1909年清末的江蘇宜興，祖上是有名的科舉世家。自西學東漸以來，中國傳統士大夫逐漸演變成為近代知識分子。後世評價儲安平就是一個這樣典型的書生。一方面有著"士子"的傳統，一方面又受西方普世價值的浸染。
但他又不是一個簡單的書生，從上海光華大學畢業，短暫的在文壇留下足跡後，他不滿於黨同伐異的風氣，於1936年赴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學習。或許是師從自由主義思想家拉斯基（Laski）的緣故，儲氏欣喜地看到了西方報刊輿論監督的功能，以及報紙在影響政府決策方面發揮的巨大作用，學者吳國娟把這種情懷比喻成"對於新聞行業極大的職業認同"。
1937年，日軍全面侵華。大歷史的視角下，個人是無力的。儲安平學業未完，返回重慶，隨後輾轉各地，任職過多家雜誌社，但這些似乎都與他"辦報議政"的初衷相違背，直到1946年，他創辦了《觀察》雜誌社，也開闢了中國近代史上，與"政治家辦報"、"私人辦報"相異的第三條路線，"文人辦報"。
"爸爸一生最高的理想，是希望自己能辦一份類似《泰晤士報》那樣的報紙，"儲望華回憶道，"而這個夢想縈繞了他一生。"對於辦報，儲氏本人的回答更為簡短有力，"一句話，就是書生議政。"
"'文人辦報'即政治客觀中立，經濟獨立，以國家、公眾利益為是非標準。"現代學者林莉評論道，她毫無疑問給了儲安平以極高的評價，但也流露出自己的擔憂："當時的環境下，極權政治並沒給足辦報的空間。歷史告訴我們，奉自由主義為圭臬的民間刊物，其行事和思考是絕對做不到左右逢源的。"
正如人們所擔心的那樣，那一天還是來了。1946平安夜，蔣介石親自下令查封《觀察》和逮捕雜誌社的工作人員，這便是國統時期著名《觀察》雜誌事件。整個學界痛心疾首，新聞界萬馬齊喑，學者林莉哀嘆，"整個中國自由主義的悲歌啼鳴至此。"
也許文人辦報或多或少帶有宿命上悲劇的色彩，但我們不能否定《觀察》給當時中國的啟迪和衝擊。對於社會，《觀察》善用辛辣尖銳的筆鋒去揭穿黑暗，因此深受大眾青睞，其定刊數從最初的400上升到後來的10萬。對於普世思想在中國的實行，儲氏更有自己的一套見解，'要使人民有言論之自由，須先能切實之保證人民有合法的人身自由。"而在《民主》中，他進一步陳述，"第一步先使知識分子能充分的表達意見，其次再要求一般人民自由表達意見的能力。"面對國統的白色恐怖，他不卑不亢、奔走疾呼，對當時的中國青年是一劑強心針，自己卻險些被槍斃。凡此種種，儲安平不無自豪的說，"本刊之經營，足為中國言論界開闢新路。"這些思想和做法不僅在當時顯得卓有見地，對今天的中國也不乏借鑑意義。
儲氏的後半生：被放逐的右派
"從1957年成為知名的大右派直到死亡，期間還有將近十年時間，想父親的時候，我也常常想他這十年是怎麼熬過來的。"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百廢待興。儲安平懷著對國家和民族的赤誠，選擇留在了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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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周恩來指示"有那麼多讀者的"《觀察》復刊，並易名為《新觀察》。這讓這個已到中年，喜怒不輕表的報人顯得格外興奮。"父親對新政權保有一顆赤誠之心，復刊後隨政協到鞍鋼視察，到江西參加土改，到新疆南北深入考察。"實際上，這也是儲安平人生中少有的美好時光，他知趣的收起了犀利的筆鋒，文章以遊記雜感居多，鮮見時評。
不過這是否意味著儲安平放棄了自由主義理想？學者吳國娟評價儲安平時說道，"新中國的一切都是白手起家，都被人民看在眼裡，也被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看到眼裡，一旦有機會，他們會迸發出比內戰時期更高的熱情。"
1957年，毛澤東，當時全中國最有權勢的統領，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召集各民主派人士會談，好似八方來朝的風采。他請民主派人士"積極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為了消除顧慮，他還重申了"十六字原則"（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時任《光明日報》編輯的儲安平心中的火花，徹底被點燃了，只不過這次的燃放，賭上了他的後半生。
《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節選）"解放以後，知識分子都熱烈的擁護黨、接受黨的領導。但這幾年黨群關係不好，在我看來，關鍵就在'黨天下'這個問題上。""最近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但沒有人對老和尚提意見。""黨這樣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樣的思想，從而形成了現在這樣一個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黨天下"一出，石破天驚，震撼朝野，短短千字讓毛澤東一天沒睡成好覺，頗有三國陳琳檄曹操之感。6月8日，人民日報發出毛親筆社評《這是為什麼？》，拉開了浩浩蕩蕩的反右運動，儲安平隨即遞交辭職信。在總編輯一位上任職不足70天的他卻被扣上了"最大的右派"的名號，對於前後承諾的反差，毛得意地說，"這不是陰謀，是'陽謀'。"
"在我看來，父親是屬於比較清醒、有遠見的人，他是沒有陷入個人崇拜的知識分子之一，這也是他敢於如此大膽的原因。"儲安平一定是最清醒的那一個，但不見得是現實的那一個。
除去一紙"檄文"的力量，中大教授方可成研究當時社會背景，"建國初，國營媒體業保留了一定的自由空間，但1957年情況急轉直下，當局加強了管制力度，發生了從'百家爭鳴'到'一家獨鳴'的轉變。"
儲安平對自由主義的愛戀讓他沒有看清這個國家機器當時把新聞當成宣傳的潛台詞，更忽視了可預見的政治變遷。同他抗戰時期一起辦報的馮英子曾說，"安平這個人，受過英國的教育，他相信威斯敏斯特那一種章法，終以為是可以效法的。其實歸根結底，他只是一個書生。""黨天下"的文章並沒有在社會上引起共鳴，反而被大家口誅筆伐。
"爸爸最後也沒有改變什麼人，他甚至沒有辦法拯救自己。"儲安平狼狽退場，他終究沒有做堂吉訶德那樣的騎士，因為他有自己的家庭，兒女。為了不牽連妻子，他選擇了離婚；為了孩子們的前途，他不得已和他們劃清界線。"那個時候，我也並不是特別理解父親，對父親的感情陷入重重矛盾之中。我有時候會特別怨恨他，感覺他給我們這個家庭帶來了太多災難。"在那樣的血統主義下，人們自顧不暇，又怎能保全他人。
文革爆發後，儲安平被批鬥、迫害、"掃蕩"。昔日的自由報人被發配到勞改農場種菜，放羊，並且輕易不能與子女相見。1966年六月的一天，他留下便條"如蒼，我走了。儲。"未留歸期。他去了哪裡，至今也沒有弄清，而他也至今沒有被平反。
"父親誕辰80周年時，我創作了交響樂《秋風泣》，由澳大利亞最好的交響樂團演奏。"
當音樂響起的時候，這對父子終用一種方式完成了心靈上的交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