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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屍記

——插隊軼事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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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有部熱播的電視連續劇《大宋提刑官》,贏得眾多觀眾好評如潮。北京人藝的著名演員何冰,將堪稱世界法醫學鼻祖的南宋學子宋慈,演繹得活靈活現、惟妙惟肖。劇中主人公剛正不阿的性格,精湛的專業水準,縝密的思維邏輯,特別是在昏暗濁世中仍執拗地追求公平與公正,都給人留下不錯印象。

據說國內目前每年拍攝、播放的電視劇作品數以千計,但能讓我吸引住眼球、鎖定頻道,每晚守候著一集不落的還真不多,《提刑官》算得上一部。而這部戲最初引起我濃厚興趣的,便是劇中驗屍的情節,它勾起了一段年青插隊時的難忘記憶。

那是上世紀七二年的麥黃時分,麥子已割得差不多了,除了幾處貪青地塊兒,絕大多數麥田只留下齊整的麥茬和被遺撒的零散麥粒。知了趴在樹梢發出沒完沒了「伏天兒」的刺耳鳴叫,吵得人心煩意亂。六月驕陽紅似火,人們的心情猶如暴熱的天氣焦灼不寧,因為:一組叫張英的婆姨失蹤了!

前一天後晌,張英沒有出工,也沒有和組裡打招呼請假。誰也沒太在意,生產隊的考勤制度,不像工業化流程管理那麼嚴格,上下班都要打卡,一不留神晚點就得承擔扣工資後果。但到晚上還不見人影,她的老公許寶平日雖寡言少語,但到這時候也知道去找生產組長、副組長要人,讓婆姨回窯做飯。組裡幹部讓他自己先回去打問尋找,估計興許犯自由主義走親訪友或趕集閒串去了。

直到第二天早起還不見張英蹤影,上下左右都驚惶起來,感覺事情有些不對;再有什麼緊要事,也沒有徹夜不歸的道理。一組組長金朝不敢再耽誤,立馬向大隊主任老蔡報告。老蔡沉思片刻,不論怎樣,先把人找到再說。一組生產暫且放下,人馬撒出五路:一路發往西南四十里外的臨鎮,翻吳太塬、下砭上,沿雲岩河川道公路上行,逢村落都一一打聽,看是否有人見到;二路發往東南四十里外的雲岩,順著鄰村高家河這條窄溝,經泥灣、谷堆坪沿雲岩河川道公路下行,逢人便問,不敢有誤;三路翻越分水嶺中山樑,直奔三十里外的公社,不僅沿途打問,如沒下落,先向公社報了案再說,就說人不見了,萬一有下落,立馬會再跟公社銷案;四路去周邊小中山、童兒灣、楊家山、吳家窯科一帶,尋訪能和張英沾親帶故或較為熱絡的人家;五路則在本隊範圍內的溝壑、深壕、窟窿、圪嶗、崖畔,尋找任何可能的蹤跡。

這通兒安排可能讓看官感到雜亂,只怨本人沒向諸位將地緣環境事先交代明白。我們插隊的這個村落,地處三縣交界,剛好又是延河流域與雲岩河流域的分水嶺,山高林密、路險溝深,老鄉除非遇有要緊事由,平日很少出門。偶爾上趟雲岩、臨鎮,如同趙本山小品中炫耀的:「上禮拜出趟遠門,到了大城市——鐵嶺!」一組的一位老婆婆,閒聊時和我談起:「唉~(陝北婦女講話的感嘆詞,拉長音)不怕你們學生(老鄉對知青的稱呼)笑話,俄這輩子算是白活了,連臨鎮都沒去過。」臨鎮距離本村四十里,屬鄰縣行政區劃,農曆逢五、逢十有集市貿易,供附近老鄉出售農副產品,購買所需生產物資和日常生活用品,包括生豬、豬崽兒、活雞、牛騾馬羊等大小家禽、家畜。本村另一個能夠趕集的地方,就是雲岩,距離也是四十里,不用翻山,逢農曆二、五、八開放集市,所以本村的但有貿易需求,去雲岩時候多,去臨鎮的少。

待一天過去,撒出去的五路人馬都回來了,一無所獲!老蔡面上平靜如水,心裡也七上八下。有人提醒說,是不是張英去往甘肅蘭州,找爹媽去了?老蔡判斷可能性不大,張英自打出嫁到本村,從來沒提起爹媽的事兒,怎能爬起說走就走?況且什麼衣物行李盤纏都沒帶,不像要出遠門的樣子。還是先等等看,不行過幾天再往蘭州發封電報問問。

夏日的伏天裡,天氣說變就變。中午還晴朗、悶熱,午後下起暴雨,電閃雷鳴,還夾雜著核桃大的冰雹。幸好八九成小麥收割到了場院,要不損失可就大了。雨後第三天前晌兒,高家河一位高姓攔牛的飼養員,匆忙來村里報告,在高家河村外一條窄溝靠近溝掌處,發現一具屍體,他不敢近前詳查。聽說這村里在查詢走失人口,讓本家家屬和村幹部,趕緊去辨認。老蔡於是打發金朝引著大李和許寶,去高家河認屍。

高老漢攔牛的這條溝沒有路,平常除了牛羊偶爾放牧到此食草,難得有人出入。前日五路人馬大搜查時,也曾在這條溝找過,但裡邊太難走,人鑽不過去,所以在溝口稍寬敞處轉轉,就打道回府了。據高老漢講,那日早起耕完山上的麥茬地,他將卸下犁杖的牛群吆進了溝,準備自己到自留地轉轉干點兒私活,下午再來把牛吆回去。不料牛群進溝後沒多遠,便爭先恐後地沖了出來,怎樣趕都趕不回去。他心裡起了疑惑,便勉強向里鑽爬,看到的是半張人臉露出泥地外面,氣味老遠就嗆得人不敢吸氣。結果不用說,大家心裡也有數,不是張英是誰?!看來還多虧了那場大雨,一場雷雨過後,溝里起了水,水流里卷著泥沙、碎石,連同屍體從溝掌一併沖了出來。

三人回來向老蔡報告了認屍情況,老蔡埋怨為何你仨人不乾脆就手將屍體抬回來呢。金朝解釋說確實不好弄,人整個兒埋在泥土裡,得多派些勞力,帶上稱手的工具:钁頭、鐵杴、斧鋸、木棒、麻繩之類的,需披荊斬棘地現修一條簡易道路,把死人捆綁到木頭托架上拖出來。老蔡說,你們組看著弄就是了,好在家屬人在場,怪不到隊裡什麼,我得趕緊到公社去報案,看上面咋價處置;屍首拖回來先擱到村外那塊高台地上,蓋上蓆子遮擋一下,派人輪流看守,不敢讓貓啊、狗什麼的給禍害了;其它暫不要動,一切等我回來再理論。「明白!」金朝痛快應聲答道。

時隔一天,老蔡領著地、縣和公社三位幹部到了村里。地區來的是位法醫,按司法程序要對非正常死亡人員進行屍檢。縣上幹部是縣警局的刑警配合法醫工作,公社來的是武裝幹事,負責溝通聯絡及維持現場秩序,公社幹部配置名額少,往往一人身兼數職,所以武裝幹部除了備戰打仗、徵兵安置復原、慰勞軍烈屬這些正差,平時也兼著轄區內治安、司法的任務。那幾日,隊上出了人命案子,大家雖然面上還各行其事,心裡都惶惶的,腳底加快了行走步伐,說話也不像平常那般大聲大氣。

幾位上級幹部知道給本村知識青年帶隊的北京幹部老王,也是公安出身,到村後沒和當地幹部見面,先來拜訪來自京城的同行前輩。一說探望學習,二來主要摸摸村里和死者的家庭背景情況。老王當時來到村里已近兩年,村子情況基本了解。在京時曾任區公安分局秘書科長,善于歸納總結和匯報布置工作,說話句句抓住重點,不離行業術語及政治方向。三位幹部聚精會神地在小本上記著,幾乎沒有他們插話的空。至於說到死者家庭情況,老王說還是將老蔡和支部書記老杜叫來問問,這些我就不掌握了。

老杜和老蔡如何向上級領導匯報,本人未在會場,不甚了了。但對張英的家裡情況,以前多少聽說一些,人我也認識打過交道,這裡還是由我給各位做些介紹吧。

張英是乳名,本姓李,鄰村小中山人。張英的張,是個形容字,有張狂,囂張的意思。因為她性格趨男性化,按北京話講有點兒混不吝,說話口無遮攔,做事風風火火。她自小和父母親在蘭州長大,為長女,以下還有三個弟妹。張英父親生俊在蘭州的一個汽修廠做工,六二年鬧三年困難時被精簡下放,攜家帶口全家回了鄉,住在小中山。張英和我們這伙兒知青同庚,屬牛,回鄉前在蘭州念到小學六年,按當地老鄉說法兒,完小畢業了。這在當時、當地,特別是在婆姨女子們當中,數得上高學歷。

生俊這位爺臨回鄉前,廠子裡發放了些遣散安家費用,雖不多,但在沒什麼花費開銷的窮山溝里,也算個大款了。俊爺離鄉出走多年,莊稼活兒早就撂生了,不會幹也不屑於干,其實當初招工前在村里是否幹得了也未可知。反正自打回鄉後,整日走東串西,喝酒打牌,把那點兒遣散費不幾日全吃光耗盡,不得不靠借債度日。俗話說,人窮志短,病重亂投醫,俊爺的霉運跌到發昏章第十二:要在牌桌上把失去的奪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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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分兩支,俊爺的發昏章暫且按下不表,單說前書中提及的一組大李。六二年正是大李在位執政,任書記兼大隊長。其時老杜還在內蒙、榆林等地自家個兒夥同些許朋友倒騰販馬,搞「投機倒把」呢。大李農活兒樣樣精通,算得好把式,腦瓜也好使,好似小說《烈火金剛》裡的謝老轉兒,有七十二個心眼兒,九十六個轉軸兒。

大李憑著勤勞且不失算計,日子光景在村里數得上乘,落得盆滿缽滿讓人眼熱。但天下之事總沒個十全十美,平日裡唯獨讓大李心焦,在眾人面前抬不起頭的,是他有個一奶同胞的單身憨傻兄弟——許寶,年近三十還娶不到媳婦兒。為此事大李倒是肯破得錢財,但方圓幾十里人家,但凡說是給許寶提親,沒有不搖頭的。

許寶說來倒沒什麼太大不是,無論寒冬夏日趿拉雙破鞋,心態快樂地見人嘿嘿笑著打招呼,被大人娃娃欺負也不惱,頭髮亂蓬蓬的,臉黢黑得似乎從來不曾蘸水打理。家裡那孔寒窯一貧如洗,比起長兄大李的三眼青石接口窯洞,差得不是天上地下。大李家光景再好,對這個兄弟平時卻沒有什麼財物救濟,許是盤算即便給仨瓜倆棗,也填到了無底洞。

大李當著農村基層幹部,口口聲聲講的「革命」和「生產」,但對「推牌九」、「抹花花」這類群眾「娛樂」,也能言傳身教、身體力行。牌桌上借著和俊爺都沾個「李」姓,開頭還稱兄道弟、推杯換盞;一來二去立下換帖字據,自己甘心做小輩兒,讓俊爺成了自家干丈人:將張英聘給了長其十幾歲的兄弟——許寶。俊爺此時大咧咧盤在炕頭端著架子收下份厚厚彩禮,暫解了債主逼門索債的燃眉之急。

俊爺熬到了時來運轉,國家形勢也發生轉機,蘭州廠子開始恢復生產。俊爺這樣的老員工,可以回廠報到,接任原職。臨走前,俊爺主持了張英大婚儀式。儘管還未到婚育年齡,但俊爺不是那種說話放炮拉稀的主兒,況且彩禮錢也不是說還就能還上的。至於親閨女的命運前程,就管不了那麼多了。就這樣,張英孤身一人、舉目無親地離開爹娘弟妹,出嫁了。

轉眼過四五年後,當我們這伙兒北京知青到了村里,張英已是兩個娃娃的媽,莊戶人稱的「許寶家的」或是「許寶婆姨」。

插隊之初,我們在二組的插友們與一組老鄉少有接觸,和一組的婆姨女子們更無來往。第一次遇到張英,是我到醫療站上崗之後。這所鄉村醫療站坐落在一組的一個石窯院落里,門前有棵冠如華蓋的大槐樹,夏日遮陰,冬日擋風,所以一組的婦女喜歡在這座院落集合出工,或者休息開會學習。於是,對這個喜歡喳喳呼呼的許寶婆姨,從一開始我便有些印象,後來從插友大立口中,得到更多的形象資料。

張英中等身材,身高大約一米六幾,圓臉龐、齊短髮,面貌在一組的婆姨女子中屬拔萃之輩,加之性格率直潑辣,人再多的場合講話也不怯場。加之原來就有識字、算術的文化底子,自然就成為一組婦女中的生產、學習積極分子。我曾看到她擔著百十斤重的羊糞肥料,一路小跑地從院門前飛過,不歇氣直到半山上的莊稼地里。那種幹活的勁頭兒,不感覺像是「受苦」(當地對勞動的稱謂),更像是參加體育比賽,洋溢著青春的氣息。張英體態豐滿,側面看有種渾圓的曲線美,伴隨著勞動的節奏,身上每塊肌肉都透出協調的韻律。

自從實行大隊核算之後,每個生產組都設有政治、文化輔導員,由我們知青插友們分別擔任。輔導員不僅參加各組的生產勞動,還利用田間地頭休息時間,幫助男女勞力們閱讀書報、掃盲識字,學唱時令的紅色歌曲,如「大海航行靠舵手」、「滿懷激情迎九大」什麼的。也別說,這些舉措雖談不上多麼轟轟烈烈,但整得大伙兒心裡暖洋洋的,感覺日子有了奔頭,站在這溝壑荒樑上,能看到北京天安門呢!

於是,各組之間都在暗地裡較上了勁,有主動要求挑燈夜戰的,有展開比學趕幫勞動競賽的,大隊還不時搞點兒評比「四好社員」的人物秀。張英就在那時從一組「秀」了出來,被評比當上勞動模範。

不過很快張英就陷入了失落,起因是選舉一組的婦女隊長。那時陝北農村的選舉文化還是蠻民主的,每個被選舉人背後放只碗,群眾選舉人陸續魚貫走過,在中意的被選舉人碗裡放上一粒玉米豆(個兒大,易數),最後以碗中豆兒的數量多少論輸贏。張英自以為勝算滿滿,不料卻大比分輸給了「海蘭家的」。

「海蘭家的」大號「志蘭」,娘家在鄰縣皮頭塬上,也有小學文化,老公在外當幹部,每月拿著幾十元的「皇糧」,家裡自然不指著志蘭掙點兒工分餬口。可志蘭偏偏不是個耐得寂寞的主兒,與其隨著丈夫當公家糧站的家屬,整日無所事事,不如將吃奶娃娃交給婆婆照料,自己扛把鋤頭跟大伙兒出工下地快活。在娘家時,志蘭跟過幾天戲班,念唱扮打也會兩手,到婆家這邊參加文藝宣傳自然是主力。

競選一組婦女隊長,「能幹的」張英輸給了「能唱的」志蘭,你說讓張英怎麼不憋屈?其實光這點兒事也就罷了,架不住婆姨之間的嘰嘰喳喳,更讓人憋屈死。你想,婆姨的稱謂都是將老公掛在頭前論短長的,憑這條「許寶家的」也爭不過「海蘭家的」不是?!這些還都是大面兒上說得出的,私下裡的議論更離譜了。今兒個傳出和本家大伯子的風流韻事,明兒個有人瞧見遠房小叔子撬了張英的門(指「偷情」之意)。一組是個老戶(類似「原住民」)村落,家戶間沾親帶故,一時間真真假假,張英似乎與七八成成年男性均有亂倫嫌疑,個別沒沾上的都好像吃了老大的虧。

其實張英對這些風言風語議論的承受能力還是有的,打心裡並不畏懼。別讓姑奶奶我聽見,否則那回敬的語言相當震撼,祖宗八輩兒都得從墓堆里跳出來不得安寧。男人心虛得不敢還嘴,女人只好將怒氣咽回肚裡,夜黑地在炕頭再自家算帳,給掌柜的(指「丈夫」)好果子吃。

另一件讓張英更心煩意亂的,是在我們這伙兒知青的引導下,隊裡開展了反對「包辦買賣婚姻」的宣傳教育。

實行大隊核算後,老杜「解放婦女勞力」的主張得以實現,成立了以未婚女子為主力的水利隊,婆姨們在自己所在村組建了婦女生產組。知青輔導員通過組織學習,比較深刻了解到當地婚姻基本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辦」結果,和出嫁女子收受彩禮的「買賣」過程。這和我們腦海中耳熟能詳的「小二黑結婚」中展現的農村浪漫愛情故事完全不同,顯然是落後的封建殘餘!插友們義憤填膺地向大隊支書老杜反映,要求在村里宣傳、取締這等醜陋現象。一向能緊跟形勢、政治方向正確的老杜,在這個問題上卻出人意料地態度曖昧。大體意思是:「宣傳沒問題,舉雙手贊成;取締有難度,情況複雜,讓已訂婚的女方都退了彩禮,恐怕這事兒不大容易。」

不管怎樣,老杜並未明確反對,於是各組田間地頭就大張旗鼓地展開宣傳攻勢,效果初見成效。二組的蘭雀兒退了喜林家的彩禮,從小訂的婚約解除了。說起來喜林當時念著「戴帽」中學,正經也算得個文化人。一組的跳轉兒也爽快地將鄰縣村子白家塬的婚事退了,跳轉兒家成分不好——地主,但這次做了進步露臉的事,走起路都揚眉吐氣,透著自信和神氣。二組竇家的女子桂兒鬧著要退掉本村祁家長子國兒的婚約,嫌國兒也有憨傻之氣,與自己不般配。桂兒父母早亡,跟著兄嫂生活,桂兒的兄長擔著隊裡副支書的職務,思想應該進步,卻半夜跑來央求知識青年放桂兒一馬,叫她千萬不能退婚。說國兒雖然不精明,原先家裡光景在村里數一數二,桂兒結了婚不吃虧;前年國兒的父親給隊上打窯修馬圈因公犧牲了,剩下孤兒寡母的不容易,再攤上退婚,我們良心上也過不去。況且再有一條,我自己的妹子自己知道,面相不好,能找個人家並不容易,婚事是兩個老人(父母)在世時訂下的,當兄長的不敢違背了老人生前意願。這番話聽得我們無言以對,下不來台,只好推託「還是尊重桂兒本人想法」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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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兒的婚事還鬧得沒名堂,張英也跑來讓知青做主,堅決和許寶要離婚!說自己是包辦買賣婚姻的典型受害人,與老公許寶一絲一毫的感情都沒有。許寶要娃娃兩個都給他留下,自己淨身出門,什麼都不要!插友們已經有了二組桂兒的經驗教訓,不想再招惹更多麻煩。一組老戶居多,親戚套著親戚,大李也不會輕易讓兄弟許寶,就這麼把到手的媳婦兒沒了。於是再三打勸張英,看在兩個娃娃的份兒上,能湊合就湊合著過吧。反對「包辦買賣婚姻」,主要針對的是還沒結婚的,已然結了就別輕易離了。

「你們學生說話不算話,說一套、做一套,道理到我這兒就變了?不管別人同意不同意,反正我是不能跟他過了!」張英倔脾氣上來,說話不管不顧,撂下幾句硬話,悻悻地離開了。從此,插友們對這場轟轟烈烈的宣傳討論,熱度大大減退,看來天下許多事,還是儘量順其自然吧。

原以為這件事就此打住了,老鄉也好、知識青年也罷,照常按照既定軌跡,繼續走著自己的漫漫人生路。誰也想不到張英竟以這般慘烈的方式,給自己不幸短暫的自然生命過程畫了句號。

原諒我,在展開驗屍過程之前,就給張英下了自殺的結論。其實不僅我,每個多少知道些張英背景的人們,都不約而同地在第一時間做出相同的判斷,反而對公安要給已經死去的張英進行屍檢,多少感到不解。就連對老蔡跑到三十里外的公社報案,都覺得有點兒「頭戴草帽打傘——多此一舉」。北京幹部老王以其久經磨練的職業素養,對這些風言風語議論,無論來自哪一方面,均不以為然。他嚴肅地告誡我,「公安工作不是兒戲,對任何案件,沒有掌握確鑿證據,不能輕易下任何結論!」

老王的話是在醫療站窯洞對我講的。那天一早,老王史無前例地來到這裡,笑眯眯地看著我蒸煮針具、器械,做一天的準備工作。雖然和他打了兩年多的交道,但在我眼裡,公安幹警的身份,讓人總不得不保持某種敬畏的距離。隊上前前後後有三十多知識青年要老王操心,沒事兒我就別跟他「套磁」添亂了。

「還忙嗎?」老王開口問道。

「還行,今天。」我到陝北仍然延續著北京人的說話習慣,常不由得將語序顛倒,時間作為狀語放在了句子最後,像是英文的語法。

「不忙的話,跟著去驗屍吧,一會兒上午開始。」老王輕描淡寫地道出主題。「醫療站也要去?我去叫佳信來,他經驗多些。」我感覺頭皮一陣陣發麻。「沒必要,驗屍有法醫呢。」老王對我找人替包兒的想法一口否決了。

「讓看嗎?不會影響工作?老蔡和公社武裝幹部說了,不許圍觀。」其實還是自己心裡打鼓,從小真沒見過死人,更別說在這種場合。爺爺、奶奶和姥姥死的時候,我磕頭都沒見著臉。一個對著匣子,一個衝著棺材。

「有我在呢,沒事兒。你要願意就過去看看,增加些歷練,以後也許用得著。」老王擺出一副無所謂的樣子。

「那好,您先走,我鎖門。」

走到院外,三位上級領導和老蔡,已站在槐樹下吃煙等候,老杜沒來,事情都交給老蔡處理。見我跟著老王出來,老蔡很「紳士」地掏出招待香菸,分別遞給我們倆,沖我說:「你能去最好不過,乾脆把急救藥匣背上,帶點兒急救藥品和針管,防備有人在場不舒服。」要說老蔡就是老蔡,這樣輕而易舉、名正言順的事,我怎麼就想不到呢?!現在城市裡遇有重大事件,公安、武警、消防、120急救,不都是提前在現場備勤,以防不測?於是,我便當上那天村外驗屍現場急救的120。

那塊停放屍體的高台地並不遠,出村口沿著河溝走三四百米,轉個彎就到了。一路走著,看見前面的縣公安刑警和武裝幹事隨手揪下路邊的野蒿草,搓成細圓柱狀塞到鼻孔里。我好生不解,想起了某種動物「鼻子插蔥——裝象」的歇後語。老蔡示意我也照此操作,誰想那野蒿的味道太難聞了,噁心得想吐。老王笑著說:「忍忍吧,這味道比屍臭好多了!」

果不其然,離高地還有五十米開外,一股濃烈的氣味迎面撲來,野蒿的味道根本遮不住。這種特殊臭味兒,我只在中學下鄉勞動的稻田裡聞過,是只泡在水中的死田鼠,肚子漲得鼓鼓的,害得我們一天吃不下飯。而現在的味道,比那隻死耗子還要臭十倍!再有心理準備,我也不能向前挪步了,就站在距離屍體位置十幾米的太陽底下吧。

死去的張英停放在荒蕪的台地上,身下鋪著一張破舊的蘆席。頭天金朝帶人用木棍和蓆子搭了個簡易棚子,起到遮陽擋雨的作用。逝者不能見天日,也是算遵循古老傳統的殯葬習俗。幫工的人們都站得遠遠地張望,沒人交頭接耳、咳嗽,更別說大聲喧譁,翹首以待等著看法醫如何操作。

法醫同志圍繞棚子轉了一周,端詳屍體的外觀狀態,連眉毛都沒皺一下,從隨身工具箱中摸出口罩和橡膠手套帶上,鼻子上也沒插「裝象」的野蒿。那位刑警已事先幫助揉搓好,像遞菸捲兒一樣送到他手裡:「遮遮味兒吧!」「不用,習慣了。」法醫看都沒看就扔在地上,「過來搭把手吧。」法醫將皮捲尺抽出,一頭塞到刑警手裡,筆電扔給武裝幹事,「麻煩你做記錄!」

刑警和法醫蹲到地上,刑警量腳、法醫量頭,「記,身高:一米八。」聽到這個數字,我不由頭皮發涼,感覺是不是弄錯了?要知道張英平時也就是一米六幾的個兒,哪來的一米八呀?我才一米七三,張英比我矮半頭呢!這時我才努力正眼打量死者,真的!確實高大許多,而且頭部和身體比起來,顯得特別的小,簡直不成比例。

法醫從箱子中掏出剪刀和手電,繼續他的工作。順著身體一側,將褲子、上衣整個豁開,露出半邊裸體。大腿襯出慘白的底色,上面紅、紫、綠、藍,各類顏色無規則地混織在一起,好像現代戰場上的服裝保護色。法醫上身趴在地上,用手電照向下體位置,「記,沒有發現性侵跡象。」我這時開始慢慢有點兒醒悟:這花花綠綠的五顏六色,是由於雨水的長時間浸泡,衣服顏色染到皮膚上造成的,而紫色是緣由皮下大面積淤血。

法醫扔下工具,只用雙手摩挲、折扭四肢骨骼,「記,雙腳掌骨骨折……小腿脛骨粉碎骨折……大腿股骨骨折……骨盆粉碎骨折……手臂骨折……門齒脫落……口腔、鼻腔、耳道有出血……舌尖位置正常……頭骨完整……身上皮膚多處擦傷」。「好傢夥,這渾身的骨殖都摔散了,就靠筋皮肉連掛著。」老蔡含著煙鍋兒,蹲在地上自言自語。是啊,這也就說明張英死後為何變成一米八的大個子,骨頭碎了,肌肉腐爛發脹,沒有體積變化的只剩頭部。「看來真應了老話兒講的,男人趟崖頭朝下,女人趟崖屁股著地。」老蔡隨口說的後面的這句話,讓我琢磨了好久。後來在一本講人體生理結構的書上,找到相關答案:一般男性比女性的重心位置偏高那麼一點點。這是後話了。

法醫摘下手套,「初步勘察結果:死亡時間,大約五天。死因——『高墜』,應該沒有問題。如果家屬、隊上有任何疑問,就得拉到地區做進一步解剖檢查。你們看?」「隊上沒意見,看家屬咋地?」老蔡緊忙答道,眼光瞟向大李。「家屬也沒意見,我替許寶做主。大家辛苦了,回我窯里坐吧,去喝點兒水。」大李一邊說,一邊掏出香菸逐一招待,總算長鬆了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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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警沒有搭理大李,沖老蔡說,「事情還沒完,你領著我們去事發現場看看,那邊還得做個現場勘查記錄。地區同志不用去了,我和武裝幹事跑一趟。」於是老王陪著法醫回去休息,老蔡等仨人上山、鑽溝,到張英跳崖現場上下勘測,直到後晌才一個個累得氣喘吁吁地回來。「啊呀,那地仗兒不知張英怎麼找的?!那麼幾十丈老高的膠泥紅崖,我沒到跟前就眼暈!」老蔡剛進門,就發出一通兒感慨。

刑警不一會兒做好了「屍檢報告」和「現場勘查」兩份記錄。屍檢結論:高墜;現場勘查:自殺;需要家屬和隊領導簽字認可。老蔡推說不識字,讓我代簽。我問老王簽誰的名字,「還是寫老杜吧。」法醫和刑警也都點頭示意認可。許寶作為家屬壓了手印,我幫助在旁邊註上他的大名,這套程序到此就完成了。

隨後,老蔡將大李叫到一邊:「後面安葬的事兒,隊上就不管了,你們自家看咋價弄。天氣太熱,人放不住,要通知人家父母就抓緊些。」大李說:「這事正要和你商量,蘭州路遠,人歲數大了,路上不敢再有閃失。不如先下葬埋了,入土為安。等過倆月天涼快了,再慢慢告訴蘭州那邊。」「是啊,一組這幾天生產全耽誤到這上了,地都撂下沒人耕,早點兒辦完早點兒踏實。」老蔡看著大李前所未有的謙恭,也便沒駁他的面子。

老蔡放了綠燈,後面下葬就進入程序流水線:扯布、砍木頭、釘棺材、打墓窯……半天功夫齊活。可如何將屍體放進棺木,遇到了難題。按常規,應當將死者遺體清理乾淨,換上壽衣,鋪金蓋銀,幾位近親男性抓住褥單抬進即可。然而前述張英由於非正常死亡,屍體已開始腐爛發脹,無人願意近前。許寶擔著扁擔從河溝里打了兩桶水,潑到張英身體上,就算沖洗了。幾人將現釘的薄皮棺材,敞口側放到死人旁邊,用钁頭和木棍撬著屍體慢慢挪入,然後再把棺材勾著扳過來放正。

死者壽衣根本沒有裁剪、縫匝,扯來兩塊花布,直接扔到屍體身上了事。棺材也做小了,蓋兒蓋不上,木匠找到幾顆大鐵釘,愣是給釘瓷實了。要知道,陝北與京城一帶風俗不同,棺材蓋是不能釘死的,否則會影響升天轉世。不知是眾人一時忙亂顧不了許多,還是張英確實命薄,連下輩子轉世的希望也沒的了。

本以為張英的故事到此就結束了,除了許寶和兩個孤兒孩子,很快她的名字就被人淡忘。不料秋涼之後,事兒又來了!

兩個多月之後的一天下午,張英的父母乘火車、長途公共汽車輾轉從蘭州趕來了。他們在砭上下車,步行走二十里山路,進村直接奔大李家而來。大李沒有一點兒心理準備,支支吾吾地說道,張英得了急症,沒等送醫院,人就沒了,怕父母著急,沒敢當時告訴,如何如何。俊爺根本聽不進去,一要大李說清楚到底什麼病;二要質問為何不馬上通知父母家人;三要找人開棺見女兒張英最後一面。前兩條實際大李已經表述了,反正信不信由你。第三條最要命,掘墳開棺萬萬使不得,誰都清楚張英是怎樣被敷衍草率入殮的,讓俊爺親眼瞧見還不更得鬧翻了天!

大李叫來許寶給丈人俊爺跪在地上磕頭求情,說看在兩個娃娃份兒上,讓張英在地下安生,不要再驚動。萬一動墓陵讓死者見了天日,不光對在世父母弟妹不好,後人幾輩也將不得安寧。同時打發人去醫療站找佳信,給俊爺說明張英的病情死因。佳信何等精明之人,背起藥箱就奔後溝村里「出診瞧病」去了,推說張英去世時自己不在,什麼情況都不知道。無奈之中,大李呼老蔡、叫老杜,猶如熱鍋螞蟻般團團轉,把平時積攢的對老蔡、老杜的成見全丟到腦後,真不知道哪兒能找到救命稻草。

有人提醒說當時北京幹部和知識青年在,他們說說興許俊爺能聽進去管點兒用。其實俊爺來時,老王剛好被調往另外一個村子帶隊任職,接替他的是比老王稍長几歲的前和平街派出所長國華同志。這位兄台河北籍貫,說話直來直去,脾氣秉性和老王迥然不同,沒商量!甭說我剛來此地不了解情況,即使一直在這個隊,我也不像老王手伸那麼長。北京幹部只對知青負責,隊裡事兒我不參與!

我拗不過一組幾位老鄉的央求,硬著頭皮朝大李家走去,費心盤算什麼該說、什麼不該說。半路上,碰見大李飛速般迎面跑來,「快趕緊去說說吧,我是沒轍了,見人就罵,見東西就砸,瘋了!我到後邊躲躲去。」

沒進窯門,俊爺的叫罵已充塞耳邊,上至八輩祖宗,下至街坊四鄰,沒有不被關顧到的。我朝盤腿坐在炕上的俊爺點頭示意,同時問候窯掌灶火前的張英娘和大李婆姨。張英娘不顯老,和女兒很像,除了下巴腮旁有顆深褐色的美人痣。張英娘點點頭,算是回禮。俊爺卻旁若無人,看都沒看一眼。大李婆姨懦懦地解釋說來的是北京學生,村裡的大夫,人如何好等等。俊爺圓睜雙眼,別找這些沒用的,把隊上負責的找來,事兒不說清楚,你隊裡也脫不了干係。這下好了,我斜坐在炕沿上,一語不發地瞧著他叫罵,自認當個沒用的吧。俊爺看我默不做聲,加之氣力耗得差不多了,聲音慢慢降低了分貝。

最後時刻,還是老杜現了身。上來便直接告訴了張英的死亡緣由,地區、縣、公社都很重視,來人調查,結論也有了:自殺。老杜說自己當時不在,老蔡一手料理的,事後聽匯報說,大隊、一組都盡力了。我就說嘛,當時應該和你夫妻二人打招呼,他們沒經驗,遇事處理考慮不周,你怎麼罵他們都得受,不為過。不過罵罵出口氣,差不多就得了,掘墓、開棺的事兒就算了。人死不能復生,趕上了看一眼是應當的,沒趕上都過了倆月,人模樣沒法看了,還是讓許寶家上下給你夫妻二人好好賠禮道歉,以後娃娃還得管你叫外爺不是。如果你心裡還有疙瘩,去公社、縣上、地區告狀、打官司都行,反正這案子上面也知道,該咋判咋判,誰的事兒誰自己頂。

一席話說的俊爺徹底沒了脾氣,老杜及時把大李叫來,當面給俊爺夫妻賠不是,私下裡囑咐沽酒、殺羊、宰雞、壓餄餎、擺八碗(四涼四熱),一組村民陪著補過了一回白事,到張英墳上燒紙祭奠一番。俊爺臨行,大李破費給拿上幾條香菸,幾瓶白酒,幾樣點心,說是白事剩餘的物件兒,路上解飢救急。另外再湊上一家往返路費盤纏,數目多少就不是你我知道的了,如同到底他們從何處得知張英的死訊,至今還是個謎。總之俊爺算是面子掙足,稱心上路打道回府了。

事後我和老杜談起,他如早來就好了,我在大李家裡真有坐如針氈的感覺。老杜微微一笑,早來不行,得讓他把毒氣撒放出來。再說大李這人太過精明,事兒做得太絕,讓人收拾一下也應該的。你看我說話硬氣,其實心裡也草雞,不為別的,就怕他婆姨鬧事。你沒看她是個「暗門子」出身,腮下有顆痣,那是點的標記。她要鬧起來,可不是我那幾句話能打發掉的。

前些年,在清華大學聽心理教育學王教授講處理突發事件善後處理的案例,步驟如下:首先是耐心傾聽,心理上讓對方占據高位;其次讓對方將全部要求羅列提出;第三肯定對方要求的合理性因素;第四和緩逐步告知其中某些不可行性;第五對要求條款進行商榷修改;最後達成調解協議。有實務操作,有理論指導,可謂深入淺出。我不禁暗笑,這種典型案例的第一課,本人插隊時在老杜那兒就提前預習了。

張英事件到此應該最終劃上句號了,但我心中還有疑問沒有消除。到底為什麼使她就這樣踏上了人生的絕路?聯想到事前張英一些反常的舉止,我和插友大立進行討論。

本來我們對張英的印象基本正面,後來感覺除了性格上的嘻嘻哈哈,還有其「騷情」的流露。時不時跑到醫療站託病讓我開假條,問她哪兒不舒服,說肚子痛,讓我扎針。我推脫沒必要,開了兩片APC止痛片打發走了。二次再來說不頂事,得打針才行,不等我將裝有2毫升氨基比林藥水的安瓿瓶打開吸入針管,張英便早早鬆開腰帶,褪下褲子露出半邊臀部,趴在炕沿等候了。我不耐煩地讓她趕緊穿上,說這針是打胳膊上的,用不著那樣大動干戈。從此我對她的熱情便保持警惕,小心不要攪進村裡的是是非非。

大立也說張英變得有點兒讓人不可理喻胡攪蠻纏,原先被評為勞動模範的她,沒有了那股積極熱情不說,還動不動和組裡的其他婆姨頂撞吵架。大立一次利用工間休息開會,對她進行了善意的批評。

大立除了擔任一組政治學習輔導員之外,還兼任著大隊廣播站的採編、播音的工作,每天分早、中、晚共播音三次。廣播內容涵蓋時事新聞、各組好人好事、科學教育等等。早上和中午時間較短,晚上內容最為豐富,相當過去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各地新聞和報紙摘要」節目,或者現在央視CCTV-1晚上七點的「新聞聯播」。三個生產組在村中各安裝了一隻15W的高音喇叭揚聲器,每當廣播聲音響起、在山巒中迴蕩,不論爺們兒、婆姨還是老人、娃娃,都把耳朵豎起,聆聽那些聽懂的或是聽不懂的,從大立宏亮嗓音發出的標準普通話。

廣播站設在大立和我住的窯洞,一條炕並排五個插友。我把門,睡在緊靠窗戶的最外側,大立挨著灶台睡在最裡頭。廣播用的麥克風、手搖唱機和收音機等設備,放置在炕下的行李木箱上,窄窄的通道再放不下一張椅子,大立平時就坐在一個12公分寬的條凳上,廣播國內、村內發生的各類大事。

某夜三更時分,我被窯外坡下的腳步聲音驚醒,以為又是來叫我出診瞧病人的。披衣走出門外,月光下站著的是張英。「誰得病了?」我問。「不是看病,我找大立,他在吧?」我放下心,進窯洞搖醒熟睡的大立。而後,聽到大立在外面和她交涉說服半天,大意是讓張英不要誤會,沒有人和她過不去,趕緊回家睡覺。我問大立張英到底是為什麼事情,半夜摸黑走山路從一里多遠的一組趕來。大立說他也莫名其妙,張英非說大立在廣播裡罵她,講壞話。

之後,張英隔三差五或半夜、或黎明地跑來,依然質問大立對她在廣播裡進行了人身攻擊。開始大立解釋,後來我出面證明絕無此事,最後我們商量好全都裝聾作啞,任憑她踏破山門,也躺在被窩裡不搭理。剛消停了一段,誰想張英就出事了。

我打開《農村醫療手冊》,翻到「精神分裂症」章節,裡面講到,「精神分裂症好發於青壯年,多發於16~40歲之間,無器質性改變,為功能性精神病,患者一般無意識和智能方面的障礙。其臨床表現主要是妄想和幻聽、幻覺,患者總覺得周圍發生的一切現象都是針對自己的,都與自己相關:別人的議論是對他的不信任的評價,別人潤嗓子發出的聲音是在傳遞不利於自己的資訊,別人瞥一眼是在鄙視自己等。」

聯想到張英生前種種反常舉動,不是典型的精神分裂症又是什麼!我懊悔這方面醫療知識欠缺,沒能早些看到這方面的書籍文章,早些引起眾人警覺,減輕她的精神痛苦,避免……

2008年北京奧運會閉幕之後的國慶長假期間,我們當年一起插隊的四名同學,回到舊日的山村,尋訪往時回憶,瀏覽山河新容。走在四十年前的小路,迎面看到一張熟悉的面孔:臉色黢黑透紅、皺紋呈現,頭髮蓬鬆略顯花白凌亂,腳下舊鞋露出幫線,心態快活,笑容依然。「你們回來了!還認得我不?」

「那還用說,許寶!你還好?高壽了?」

「我今年七十一了,老了!」許寶的嗓音還那麼洪亮。隨行的年輕兒女們,用手中相機、DV攝影拍下這瞬間的畫面留作紀念。

而此時,呈現在我腦海中的是那個跳著百十斤重的擔子,一路小跑地飛過,圓臉龐、齊短髮,渾身洋溢青春氣息和韻律節奏的永恆形象……

謹作拙文,以為祭。

《記憶》2013年9月30日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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