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門
我們家在抗戰勝利後，在一九四六年從重慶遷到北平，住在西四北報子胡同九號。這是一個略有西洋風格的兩進四合院。前院南房是外祖父張元夫的書房，很大，中間是木地板的房，我父母住。後院的正房有走廊，是外祖父和外祖母起居室。兩邊的廂房是親戚和傭人住的，後院東房還有一個餐廳。後院本身有一道木欄，木門和台階，可以關上使正北房獨成一體。院子裡有很多大的金魚缸，直徑全在一米以上，當然還有海棠樹。
我的二姨帶我和弟弟以及她的三個孩子（當時已是青年了）住在中間的房子。這裡從前院叫北房，從後院又可以稱為南房，好像正廳的南北兩面全能出入。那時家裡人口很多，不少是東北老鄉和遠方親戚因戰亂到北平投親。
在四合院東有一個夾道，有兩間平房，前面的是車房，外祖父的汽車就停在那裡。後面的是廚房，因為當時全家大小十幾口，需要個大廚房。這個夾道有一口手壓水井，靠牆是一排檜樹。當年北京地下水位很高，大人只要搖動壓水柄，清澈的井水就呷出來了。夾道直通後院，那裡有不少桃樹，還養了一口豬。這是家裡保存的東北老家習慣，剩飯剩菜用來餵豬。過年殺豬，豬的胰腺還要加土鹼熬成肥皂使用。所以東北人又稱肥皂為胰子。但這種胰子裡面混雜了土鹼中的沙礫，我很怕用來給我洗澡，因為沙礫磨的皮膚很痛。
大門的門洞有一個門房，我記得有一個張司機，一個門房叫李典和一個老家人叫趙二大爺在那裡住。趙二大爺是河北香河人，按後來的成分是下中農。他解放後只好回家種地，每年都來看望我們，對鄉下的事發牢騷，是我小時唯一聽到對政府不滿的言論。李典是張家口人，五十年代回鄉後也常來我們家拜訪，每次我開門，他就問候說：「二少爺好。」搞得我又害怕又得意，好像自己是故事中的人，因為那時只有電影和故事中有叫少爺的。他來訴述過家裡如何貧困，根本沒有糧食，冬天只能吃凍土豆。雖然我們家裡已經敗落，但每次也儘量找些舊衣服給他們，所以我從小就知道要幫助貧苦人，尊重傭人。
我父親是比利時魯汶大學畢業的煤礦工程師，抗戰時他放棄了開灤煤礦的工作，而內戰又使他無法在北方找到工作，就在母親陪同下去上海尋找機會。外祖父有時到上海去看他們。他們就住在現今的淮海路上，是租的房子。
四八年外祖父對是走是留舉棋不定。他自己認為沒有幹什麼得罪共產黨的事，抗戰時在重慶和葉劍英，董必武全很熟。後來在參政院和董必武，林伯渠往來也很多。加上他年輕時思想左傾，一直到抗日期間和蘇聯的關係全很好，覺得沒有必要躲避共產黨。
外祖父一個在中國大學教書的朋友經常來，他多數穿長衫。這個人還認識傅作義，非尋常之輩，外祖父估計他很可能是共產黨地下黨黨員。外祖父就問他去留的意見，不料他說「你還是到上海呆一陣，看看局勢再決定」。這使外祖父下了決心，到上海去了。
在北平即將被包圍之即，外祖父突然回來了，大約是打點家務。他還去看望了老朋友馬占山，問他到不到南京去。估計中共地工已經和馬占山有了聯繫，馬占山表示如果我外祖父能承擔他後半輩子的生活，他就走。外祖父說：「這兵荒馬亂的年頭，我的生活還沒有著落呢，我無法擔這個責任」所以馬占山就沒離開北平。
可外祖父因為等了幾天就耽誤了時間，他要動身時，共軍已經包圍了北平。他是由現在東單公園那裡的臨時軍用機場跑出來的。這樣我母親托給他的一個重要任務就無法完成了。這個任務就是把我帶出來。我當時兩歲，有能力和一個老人同行。弟弟一歲，不可能出來的。因為等馬占山，我留在了北平，我人生的兩個轉折點都是和戰爭有關，這是第一個。外祖父的飛機是先飛到青島，再設法轉機到上海。
馬占山留了下來，據說他曾勸說傅作義接受和平改編，並向傅建議請鄧寶珊做同中共談判的代表。可共軍進城後對他並不好，甚至通知他每天要到軍管處報到。他在一九五O年病逝，死前對兒女表示後悔沒聽張元夫的話南下。
為什麼我外祖母沒有一起離開呢？據我表姐回憶，我外祖母說：「抗戰八年我跑累了，不想再跑了。剛在北平安頓下來，那麼多事沒辦，我一離開，這個家不就完了嗎？」她覺得即使在抗日戰爭時期，老百姓往來國統區和淪陷區也不是很難的事，國內戰爭和普通老百姓沒什麼大關係，老頭子離開，躲躲風聲也就夠了，頂多分開一兩年。但她萬萬沒想到，這是生離死別。他們再也沒見過面。我外祖父一九六九年在台灣去世，葬在台北陽明山。蔣介石還題了個碑文「盡勞芳粹」，大約是個公式化的題字，很難說是真跡。他其實離開大陸二十年，除了研究易經和論語，什麼事也沒作過，並沒有操勞的事。
說來湊巧，我一九八一年夏天第一次去台灣，那天剛剛給外祖父掃墓回來，就接到在美國的弟弟電話，說外祖母故去了。當時大陸和台灣不能直接聯繫，要通過美國來輾轉音信。外祖母骨灰在萬安公墓安葬。後來我們把台灣出版的外祖父講論語和易經的幾本書也葬在這個墓里，算是合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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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們家在北京西郊的東北義園有一塊墓地。我外祖父的母親在抗戰勝利後故去，就安葬在東北義園。這是東北人為客死異鄉的老鄉捐助修建的。聽說張作霖和張學良全有捐款，其中還有一塊墓地是專為安葬東北軍人的。其中不乏因抗日犧牲的軍人。東北義園還是一個桃園，遍植水蜜桃，六十年代只供出口，我們去買也不成。但文革時義園的墳統統搗毀。唯有我曾外祖母的墳是混凝土澆鑄的，雖被敲打的滿是瘢痕，但無法毀滅，至今尚存。只是現在一切向錢看，新成立的公墓管理還要打這個墓的算盤。他們說，為了重修，要我們同意啟墓火化，然後可以「給」我們相當現在兩個的墓穴。因為當年這個土葬的墳穴現在可以賣成六個到八個墓穴。我們當然無法同意，但也無力重修，只好留在那裡，還是文革的紀念。不過這又有很多年了，現在如何，尚沒有最新的消息。
回到六十年前，章士釗是李宗仁政府的和談代表，到北平來談判前還和我外祖父商量如何勸毛澤東不南下。大約那時很多國民政府的官員，遺老遺少全有這樣的幻想。我上中學時看到外祖父從上海來的一封信，那時南北雖然處於戰爭狀態，但可以通郵。外祖父在這封信中還認為會南北分治，家人會很快團聚。但毛澤東熟讀歷史，怎麼會這樣蠢？他當時就說了：「益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從軍事上講，從政治上講，毛全是對的。
看郝柏村最近的回憶，他至今還以為當年有南北分治的機會。至今還不明白政治，難怪國民政府一九四九年垮台，難怪郝伯村當了一年台灣行政院長下台。今天看來國民黨敗給共產黨，貪污腐化不是主要的原因，至少不是唯一的原因。搞暴力政治，收買人心，弄統一戰線，潛伏高層國民黨全不是對手。
北平被包圍後，城裡國軍多了起來，他們要徵用住房，當時叫號房。一個韓團長就來到我們家，號了南房，即外祖父的書房住。他也是一個東北人，還對我的表哥說，我們現在退守城裡，就好比先把胳臂彎回來，是為了更有力地打出去。但沒等打，一夜之間，他們就撤到城外整編去了。那是因為傅作義決定放下武器，保護古都免遭炮火塗炭。韓團長的軍隊奉命撤出北平整編。據我外祖母說她頭天晚上還請住在前面書房的國軍軍官吃了一頓飯。我長大了聽到此事，想：那大約是這些軍官這輩子最後一頓豐盛的宴席了。不過表哥和表姐全認為不可能請這位韓團長吃飯，因為他們的調動太突然。
我對韓團長沒有任何印象。但我記得圍城時，在窗戶下挖有防空洞，其實就是幾個類似散兵坑的土坑。我還記得有時可以聽到噠噠噠的機槍聲。那時我不到三歲。很多人不相信我能記住。
不知為什麼帶領解放軍部隊接管北平城防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十一軍」的政委莫文驊選擇了我們家的前院作為他的軍部。我當時很小，當然不知道他是什麼人，只是記得我們家一下變了：門口有兩個戰士持槍站崗，所有的大人出入全要盤問。原來的門房成了傳達室。有不少文工團的人也住在我家，他們把附近白塔寺里的大鼓搬了過來，早上擊鼓。我看了挺興奮，也在旁邊手舞足蹈。我記得還有拉小提琴的軍人。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持槍的軍人跑起來身上的武器槍彈互相撞擊，吭砊作響。於是我在衣服兜裡面裝上石子和小鐵片，製造同樣的效果。
但是莫文驊的軍隊並不過問我們家的事，對我們很客氣。莫文驊本人還來拜訪了我外祖母。他住在外祖父的書房，看到書房有不少線裝書，就問外祖母可不可以看。他看完之後一定放回原處。我從沒聽家裡大人對軍隊有什麼抱怨。只是覺得不方便。一次我舅舅從天津來，在門口被站崗計程車兵堵住不讓進，恰巧我在門房和士兵玩，舅舅叫我趕快進去找大人出來接他。
軍隊也不動我們的財產。有一天高崇民打電話說要借我外祖父的汽車，他當時是東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司法部部長，也是我外祖父的朋友。我祖母當然馬上叫張司機把車洗好，囑張司機好好開。哪知到了高的辦公處，高崇民對司機說：「你回去吧，我有司機。」這樣外祖父的汽車就易了主。我們從此就和汽車無緣了。不知為什麼這位高先生對當局進了不少讒言，導致我外祖父成了「特務」。但在文革中高崇民被關到秦城監獄，其罪名也是特務，一九七一年死在獄中。不過我相信無論是我外祖父還是高先生全不是國民黨特務。但在某種意義上說高崇民倒是共產黨特務。一九三八年八月，原張學良部下的高崇民隨國統區參觀團到了延安，見了毛澤東和周恩來，和中共建立了特殊的關係，回到重慶以一個民主人士的身份在國統區開展統戰工作，起到了一般共產黨員所起不到的特殊作用。
那時北平的謠言很多，其中一個說要對有錢人家「掃地出門」。家裡惶惶不安，就決定把我送到一個寄宿學校，以為交足錢，即便抄了家，我也不會流落街頭。我記得是由我的姨帶我坐三輪去的。先在那裡參觀，到我興致勃勃地時候，一回頭，二姨沒有了。我放聲大哭。我還記得過了幾天我舅舅來看我，我很生他們的氣，決定不理他。但他帶來一些好吃的東西，叫我到一個房間裡去吃，我就去吃了，也不和他講話，吃完就跑出來，完全不知道家人的苦心。
後來沒有發生掃地出門，我被接回了家，送到香山慈幼院上半天幼稚園（後來才叫幼兒園）。那時的香山慈幼院不在香山，在中南海西的府右街上，就是後來的國務院宗教事務所。等到國務院來接管時，香山慈幼院要遷回香山，改為寄宿學校。家裡就給我退學，轉到昭慧幼稚園，在西單南石駙馬大街，即文革後改名至今的新文化大街。香山慈幼院是民國初年總理熊希齡創辦的。昭慧幼稚園好像也是熊希齡和他太太朱其慧女士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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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一天早上我正在吃早點，來了幾個戰士，拿著鐵杴問我姨有沒有黃土。我姨指著窗前防空洞邊說：「那裡有搖煤球剩下的一堆」我也不知道幹什麼。
中午從幼稚園回來，發現原來夾道的廚房變了，有人住到裡面，外面還有一個戰士持槍在我們夾道站崗。大人說：「那裡改成禁閉室了」還給我講禁閉室就是把不聽話的軍人管起來的地方。所以我很小就知道軍人是會被關禁閉的。有時禁閉室人滿為患，有時一個人也沒有，我還跑過去爬窗戶看，一邊修了炕，上面一排疊得整整齊齊的被子。
我曾看過一個穿呢子衣服的「老人」關在裡面，他還拿出一支香菸對站崗的戰士說：「同志，抽一支」，但不記得那個戰士接沒接過來。我也聽傭人說，一天推來一個人，連手銬也沒解開就給關進去了。
我在記憶中倒沒有什麼為此恐懼的事。但我在六七歲老做噩夢，夢見一些人被捆起來扔到卡車上。我長大了用心理學來分析，猜測這些惡夢可能和看禁閉有關。另一個可能是一九五O年北京天天槍斃反革命幾十人甚至上百人，刑前要用卡車載著示眾，我可能多次看見受了刺激。但我沒有直接的記憶，行刑遊街是我後來看舊《人民日報》才知道的。
我的一個表姐想參軍。我外祖母就問莫文驊可以不可以，莫文驊叫她到部隊報到，然後就隨他的部隊南下了，當了隨軍護士，一直打到廣州。她應當是在四九年十月之前走的，因為我的表姐當了一輩子護士，老了退休時，忽然成了離休幹部，待遇反而高了。因為她算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參加革命的。
我還有兩個表舅，是我外祖父那脈的。他們也問莫文驊參軍的事，莫建議他們報考幹部大學，一個是華北大學，一個是革命大學。他們就這樣參加了革命。其中一個表舅還當了山西一個縣的縣長。這樣看起來當時雖然國共廝殺殘酷，但沒有那麼多的政治和階級界限。
因為外祖父的緣故，我們家的房子和財產全部沒收。（他的案子到八十年代才算澄清。只是這對他毫無影響，他那時也去世了，我們卻從小受牽連）為此我們要搬出來租房住，找來找去，選在西四南一個小院。雖說大部分家財被沒收，但還是留下了一些家具，古書，古畫和生活用品。這搬家可怎麼辦呢？就是在我們家的駐軍出動不少騾子大車，跑了不少趟，給我們搬的。我從香山慈幼院回家，就直接到了「新居」，路上看到熟悉的戰士在趕大車，還和他們打招呼呢。
按時間推算，我們被「掃地出門」是一九五O年，莫文驊已經離開了，那是哪位將軍住我們家呢？後來聽說吳克華到我們原來住的地方找過我外祖母。他一九四九年三月起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第四十一軍軍長；一九四九年二月至五月兼任北平警備司令部副司令員。不過如果是他派的大車，他應當知道我外祖母和我們全家都離開了報子胡同。
這些往事六十年了。這所房子還在，還是部隊家屬的大院。四年前我特意回去看過。和以往不同的是，那裡現在的房客以羨慕地口吻告訴我，過去那是有錢人的大宅子，還誇大其詞地講了些不知哪裡來的故事，令人哭笑不得。
不過回憶起來，我覺得至少當年一些中共高級將領還有點人情味，還知道中國的傳統禮節。可能當時受「共同綱領」的影響，不少共產黨人也以為那是共產黨真的承諾，所以並沒有那麼多階級鬥爭的觀念。而後來越演越烈的階級鬥爭是毛澤東一手搞起來的，說話不算數，不但高崇民沒逃過監獄之災，就是首先率領解放軍進城的莫文驊和吳克華也沒躲過政治鬥爭。莫文驊在一九六五年三月被明令撤消解放軍政治學院的院長職務。作為炮兵司令的吳克華在文革也被監禁。解放軍進城了，北平變北京，到底解放了誰呢？
左邊是兩進四合院，有個斜坡的地方原來是個壓水井。前面的臨建當年是汽車庫，最遠處的房子是廚房，後改為禁閉室。當然照片中的這幾間是後建的，原來的早拆了。
內四合院的一角。青磚是原來的，顯見質量很好，窗戶的格式還是原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