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如果一切正常，那麼我應該在1967年夏天從高中畢業的，但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了，打破了我的高考夢，連高三也讀不成了。不過那時的熱血青年對革命也是同樣的憧憬，於是我們又滿懷熱情地投入了大革文化命的運動中去。結果鬧了三年什麼名堂也沒有鬧出來，國民經濟反倒瀕臨崩潰的邊緣，而中學畢業生一年一年地越積越多，如何安置那麼多的年輕人？成為一個極大的社會問題。毛澤東的辦法就是讓這些城市青年上山下鄉。66屆畢業生還有一部分進了工廠、一部分進了農場，以後就越來越少，大部分到農村插隊設籍了。在這樣的背景下1969年1月16日我來到安徽宿縣（今宿州市）大店公社湯虎大隊大張小隊插隊，成了一個新農民。
養雞
常常聽說農民抱怨下鄉插隊的知識青年為了打牙祭改善伙食會幹一些偷農民雞鴨的勾當。可是我們在生產隊裡插隊的那麼多年裡卻不僅沒有偷過農民的雞，反而自己養雞來改善生活。
那是下鄉插隊的第二年，開春時分看到農民紛紛趕集去買小雞來餵養，我們也學著去買了十隻小雞。小雞毛絨絨的，有黃有黑，煞是可愛。老鄉告訴我們，要把小雞放在簍子裡，這樣它們長大後就會認簍子為家，晚上歸巢會自己進去的。我們從來也沒有餵過小雞，就言聽計從地去買了一隻用蘆葦編成的雞簍，把小雞放在裡面。剛剛買來的小雞十分嬌嫩，只能餵小米，我們就把自己分到的幾斤小米拿來放在石臼里舂去殼來餵小雞。平時就把小雞放在簍子裡，下田幹活的時候就用一件舊衣服蓋住雞簍，小雞以為天黑就安靜下來了。收工回家一開門，小雞見到光亮就唧唧喳喳叫個不停，給冷清清的屋裡增添了幾分生氣。
一窩小雞給平靜的插隊生活帶來了一點點歡樂，可是好景不長，第三天午休我象前兩天一樣回來餵小雞，推開房門卻是鴉雀無聲，一點動靜也沒有。「今天小雞怎麼啦？難道都睡覺啦？」我帶著滿腹疑惑掀開蓋在雞簍上的衣服，只見一隻黑色的小雞在裡面團團打轉，還沒看清楚是怎麼回事，它就竄出簍子逃出去了，原來不是小雞而是一隻老鼠，再定睛一看，雞簍裡面的十隻小雞已經都被老鼠咬死或拱死了。第一次餵小雞就這樣以失敗而告終。
過兩天又逢集了，我又去買了十隻小雞。這次接受上次的教訓，下田出工時用繩子把雞簍上的衣服扎住，這樣老鼠就進不去了。在我們的悉心照料下第二窩小雞漸漸長大了，先是翅膀上長出了幾根硬毛，接著又長出了幾根尾羽，慢慢地羽毛豐滿了，十隻雞擠在雞簍里已經住不下了。我就向農民要了幾塊舊土坯，用碎麥草和了一些泥巴在門旁的屋檐下給小雞搭了一座小屋，還是兩層樓的，底下是雞舍，上面一層留給母雞生蛋。到了中秋節，童子雞長成了，我們就把幾隻小公雞殺了吃了。那時的雞都是真正的土雞，那個味道比現在的雞不知要好吃多少。
第二年開春小母雞開始生蛋了，我按照老鄉教的辦法，每天早晨把雞放出來的時候一隻一隻地摸母雞的屁眼，發現有蛋的就把它堵在二樓里，等到生完蛋再放它出去，幾次以後母雞就學會自己跳到二樓去生蛋了，這樣我就不必再每天挨個摸雞屁眼了。那時的土雞不象現在的洋雞那樣會生蛋，只能隔天生一個，但是五六隻母雞每天也能為我們生二三隻蛋，生活馬上就改善了。到了冬天我甚至還攢了幾十個雞蛋，就買了一隻陶罐，泡上一罐鹽水，把雞蛋浸在裡面，等到鹹蛋吃完，陶罐也被鹽腐蝕得酥碎了。
「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現在回想起當年的這一幕幕生活，還是覺得很有意思的。
餵豬
我們插隊的淮北是個窮地方，一個工分只值幾分錢，干一天活有十個工分只值幾毛錢，辛辛苦苦一年下來也就掙個百把元。好在生產隊也沒有什麼東西分給大家，主要就是糧食，一個人一年的口糧七七八八加在一起不過三、四百斤，作價也很便宜，總共就折合幾十元，這樣倒也還有幾十元結餘。我們的生活要求比農民高，這幾十元錢當然是不夠的。農民的生活水平儘管比我們要低得多，這區區幾十元也是不夠的。他們過日子，一靠多生孩子，人多口糧就分得多，到集市上賣糧食的價格是生產隊分配時作價的十倍以上，這就等於賺錢了；二靠自留地，淮北人少地多，我們隊裡每人就可以分到半畝地，而且自留地都是精耕細種，產量是大田的好幾倍，自留地是按人分的，人多地就多，這又賺錢了；三靠餵豬，平時養雞生蛋賣錢畢竟只能換個油鹽醬醋，一年餵一兩頭豬，過年、嫁女就都靠它了。餵豬對於農民來說還有一個很大的好處就是可以變廢為寶。在生活和生產中總會產生一些菜皮麩糠之類的廢料，用這些廢料餵豬，可以聚沙成塔，還可以積肥，到年底一頭二百來斤的大肥豬可以賣百十元錢，這對貧窮的農民來說實在是一筆非常可觀的大錢啊。
我們的「家庭」是由兩個男知青組成的，雖然沒有多少餘糧，但是也總有一些剩菜剩飯麩皮，平時就倒給鄰居餵豬。於是我就想為什麼我們自己不餵頭豬呢？這樣到過年回家時每人也能分幾十元呢。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訴隊長，隊長把頭搖得象撥浪鼓似的，連聲說「不行，不行。」可是我堅持要試試，於是隊長說苗豬你們餵不了，要末去買頭半大的豬喂喂吧。第二天趕集，隊長幫我們買了一頭四十多斤的豬趕回來了。
在淮北餵豬比養雞還簡單，一般都在露天，連豬舍都不必蓋，只要在地上楔一個木橛，把豬拴在木橛上就可以了。雖然餵豬不需要設備，但是豬吃得比雞多得多了，好在我們每年要分千把斤山芋，每天煮一鍋山芋，人挑好的吃一點，剩下來的就全給豬吃了。以前煮山芋時都要把兩頭削掉，現在就都留著，好讓豬多吃一口。可是隨著豬一天天長大，胃口也越來越大，好像天天都吃不飽似的，於是每天下田幹活休息時我就去薅豬菜，可是一把豬菜丟下去，轉眼就沒有了。這樣一直維持到秋天，豬長到百把斤時就再也不長了。農民勸我們把豬賣了吧，我們看看裝山芋乾的囤子越來越低，想想費時費力用糧食換豬肉也不合算，就決心把它賣了。
因為豬肉的價格比糧食要高得多，所以農民在賣豬之前都要象填鴨一樣拼命地讓豬多吃食，我們當然也不能免俗。賣豬的那天早晨我先煮了一鍋山芋，讓豬吃了個飽。過了個把小時又擀了一鍋麵條，豬從來也沒有吃過這麼好吃的東西，居然又全吃下去了，把肚子吃得圓鼓鼓的。要知道這吃下去的山芋和麵條都能賣出肉價錢呀，我們也越看越高興。賣豬都要用車拉的，一則因為豬吃得太飽走不動了，二則防止它一路走一路拉屎，賣豬人都恨不得把豬的肛門也塞住，因為拉掉的屎都和肉一樣貴啊。我向隊裡借了一輛平板車，把豬拉到了生豬站。誰知一過磅，豬才剛剛超過一百斤，還不夠宰殺的標準，公家不收，就只能賣給私人，讓人家繼續去餵了。
辛辛苦苦忙活了大半年，買豬時花了二三十元，賣豬時得了四五十元，除去吃掉的糧食，細算下來也沒有賺到什麼錢。是苦？是樂？就算是體驗了一把餵豬的生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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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菜
我們插隊的淮北地多人少，我們剛到隊裡，生產隊就分給我們每人半畝自留地，兩個人有八分田和兩分菜園。因為是春天給的地，田裡就只能種高粱了，那麼菜園裡種什麼呢？我們一點經驗也沒有。俗話說「傻子過年看隔壁，別人咋過我咋過」，看著農民種什麼菜、怎麼種菜，我們也依樣畫葫蘆地種。我們向農民要些菜種，到集市上買些菜秧，居然也把菜園種滿了。
淮北農村比江南農村要窮得多，生活也要簡單得多，就說這蔬菜吧，主要也就是蘿蔔和大白菜兩樣，連我們平時常吃的青菜都沒有，更不要說別的花式菜了。農民家家戶戶都要種一大片辣椒，到秋後摘下來曬乾，串起來掛在屋檐下，這一串紅辣椒是他們常年要食用的，可是這不合我們的口味，而我們喜歡吃的圓圓的菜椒當地根本就沒有。我想，如果把上海的蔬菜帶到淮北來種，不是可以改變這裡的生活方式嗎？
我的外公住在太倉，回上海過年時我去看望外公，就從太倉買了各種各樣的菜種帶回隊裡，第二年種在自己的菜園裡，把菜園種得琳琅滿目，引得農民都跑來看新鮮。
我不種當地的尖辣椒，改種上海的圓菜椒。菜椒和辣椒長的樣子差不多，只是植株更粗壯，葉片顏色更深，可是等到第一批菜椒結出來以後它就停止生長，也不再結辣椒了，不象當地農民種的辣椒那樣長得很高大，還上上下下掛滿了辣椒。農民告訴我們那是因為缺肥的緣故，我想有道理，於是就學著農民的樣子也用高粱杆圍了一個茅廁，以便肥水不流外人田。我從上海帶來了萵苣和蠶豆，這些蔬菜在當地都沒有的，可是發現萵苣一長大以後就缺棵了，一問老鄉，原來是給小孩子偷去當水果吃了。還有番茄也老是掛不住果。番茄當地倒是有的，但是青番茄長成後老是不肯紅，等呀等呀，還沒等到番茄紅呢，就給小孩子偷摘去吃了。在農民們看來，偷這種好吃的東西不算偷，再說小孩子也都是同姓本家的，又不是外來的小偷，種了而不能保證收成，這就是他們不種這些可以生吃的蔬菜的原因。於是我們就只能在青番茄長成個以後就摘下來，結果那一年吃的番茄都是青澀的。自己種菜自己吃，也是別有一番樂趣。種菜吃與買菜吃不一樣，我們平時炒菜都喜歡用兩樣搭配在一起燒，比如毛豆子炒鹹菜、番茄冬瓜湯等等，可是自己種，那些菜卻不是一起成熟的，有毛豆的時候鹹菜還沒醃，有番茄的時候冬瓜還沒長成，所以這些菜都只能單獨燒來吃。說到種冬瓜，那是我們種得最成功的蔬菜了。我在菜園周圍搭了一個籬笆，在籬笆每邊栽兩棵冬瓜秧，讓它搭在籬笆上長，平時根本都不要管。等到小冬瓜長成個了，就摘下來，一隻冬瓜可以吃幾天。八棵冬瓜此起彼伏，那年從夏天到秋天我們幾乎天天吃冬瓜，炒菜也是冬瓜、燒湯也是冬瓜，連擀麵條都切點冬瓜片下在麵湯里，因為冬瓜切開後容易爛，所以只能拼命吃。到冬天我還留了兩個老冬瓜切碎了放在醃的醬豆子裡。也許因為那一年冬瓜吃得太多了，所以現在看見冬瓜就興趣索然了。
住在生產隊裡的時候我年年都種菜，我覺得種菜比種花有意思得多，種花只能看，而種菜還能吃。在鄉下時我總是幻想著將來回到城裡如果有一片園子，我一定種菜而不種花，等回到城裡後我住在二樓，種不成菜了，可是我還常常夢見自己回到鄉下去種菜了，還每每在夢中為耽誤季節而犯愁。也許種菜已經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腦海，成為一段揮之不去的情結。
植棉
我們剛到農村的時候，淮北的農業生產技術還很落後，就說種棉花吧，他們是前面用牛拉犁穿一條溝，跟在後面的人就往溝里稀稀落落地丟棉種，第三個人用腳把泥土蓋上就算完事了。等到棉苗出土以後去勻一次苗，長大一點耪地鋤草的時候再間掉一些，棉花長得稀稀拉拉的，既不打杈掐頭，也不施肥噴藥，棉株長得只比膝蓋高一點，一年畝產只有二三十斤。
雖然我從來沒有種過田，但是也看得出來這樣種法實在是太粗放了。正好那一年公社農技站要培訓農民植棉技術，生產隊長說我們知青有文化，就派我去了。在學校讀書的時候我並不喜歡生物學，我的強項是數理化，但是文革以後所有的自然科學都被冷落了，那些年裡我們一直在胡鬧，革文化的命，寫一些自以為是的大批判文章，現在能有機會學學植物、配配農藥，也很不錯。要知道在那個年頭，生產隊裡除了老牛拉犁以外就沒有什麼像樣的農業機械了，就象趙本山的手電筒是唯一的家用電器一樣，手壓式噴霧器也算是生產隊裡唯一的農用機械了，所以每當我們背著噴霧器在田裡打農藥的時候，農民們都會投來羨慕的眼光，我們心裡也感到特別自豪。
通過學習我才知道原來種棉花也有那麼多的學問，我還讓家裡買了一些關於種棉花的書寄來。這倒不是紙上談兵，而是知識青年種田與老農種田的不同。第二年生產隊讓我和幾位村裡的年輕人組成一個植棉專業組，專門負責管理棉花。我們根據書上的要求進行合理密植，按時進行整枝打杈、噴灑農藥、掐頭去尖，當年棉花的長勢就超過了往年。到秋天摘棉花的時候是全隊人一起去的，看著齊胸高的棉花，大家都說從來也沒見過棉花長得那麼好，當年畝產就達到了七八十斤。第二年我從隊裡買了幾斤棉花，彈了一條棉被，蓋在身上特別暖和，倒不是因為棉花是自己種的，而是因為以前在上海買的棉被都是用次級的棉花彈的，高級的棉花都拿去紡紗織布了，而我們是拿最好的棉花彈的棉被，質量當然就好了。
後來公社把我們幾十個知青集中起來辦了一個知青農場，我還是負責種棉花。知青農場的條件比生產隊好，自己有拖拉機耕田，化肥也比生產隊更充足，所以我們種的棉花長得比人還高，象青紗帳一樣，在田裡打藥時都見不到人，可是等到結了棉桃以後卻接二連三地掉，那是因為瘋長了，結果每畝只收了一百多斤，沒能創造出新的記錄。
從1969年1月下鄉插隊到1978年1月考上大學回到上海，我在淮北農村整整呆了9年。不管是在生產隊還是在知青農場，我一直在種田，除了沒有學過使牛耕地耙地以外，什麼農活都幹過，不要說打場揚場，連用耩耬播種也能來兩下子。雖然論體力活我們干不過農民，但是我們比他們有文化，在科學種田方面我們可以做得比他們更強。1973年我父親的工資恢復了，家裡的生活條件有所改善，我就讓他買些有關農業技術的書寄來，他把新華書店裡能買到的種糧食的、種棉花的、種各種各樣蔬菜的、看雲識天氣等等的書都寄來了。當我考上華東師大歷史系回上海時就把這些書都送給了隊裡的年輕人，竟然裝了幾個紙板箱呢。
挖河
有一年冬天縣裡規劃要在符離集那邊挖一條很大的河，任務攤派到流域內每個生產隊，我們生產隊也攤到了一段。我從來也沒有參加過挖河，就準備不回家過年，留下來跟著隊裡的農民一起去挖河。老鄉們勸我別去，說那活太累，你們上海知青吃不消的。可是我想這正是一次難得的體驗生活的機會，就堅持要去，最後隊裡終於同意我作為輸送給養的後補隊員參加後半程的挖河。
我們的生產隊位於宿縣的東邊，離城有60多里，挖河工地在宿縣的北邊，也有幾十里路，我們七八個人拉著板車，滿載著工具、材料、行李、糧食、柴禾沿小路從斜刺里直穿過去，也走了整整一天半才到達工地。到了挖河工地，老鄉們忙著卸車搭建住宿用的庵棚，我插不上手，就懷著極大的好奇心跑到大堤上面去看已經初具規模的挖河工地。
在上海的時候見過黃浦江、蘇州河，那些自然形成的河流都是彎彎曲曲的，而眼前這條河卻是筆直筆直的，聯想到去崇明農場的同學那裡玩的時候，在海灘上看到被潮水沖刷出來的水溝也都是彎彎曲曲的，我恍然大悟，原來那些直來直去的河道都是人工開鑿的。眼前的這條人工河是一條主幹河道，河底寬就將近百米，兩邊是一比三的斜坡，從平地到河底至少也有兩層樓那麼深。因為河很大，而挖河的土方又是按人頭分配的，所以每個生產隊分攤到的河段只有幾米寬。這幾米寬的河道就是各個生產隊的作業面，大家的任務就是把自己攤到的河段里的泥用獨輪車運上來，堆到河口外二三十米遠的地方，堆成一道堤壩，堤壩內的河岸就成了河灘。我到工地的時候河道已經成形，從我的腳下向東西兩邊延伸出去，極目遠望，哪邊都見不到頭。河筒子裡是密密麻麻的一隊隊的人，井然有序地把自己作業面上的泥土往堤壩上面運。有時候在兩個隊之間會留著一道矮牆，那是他們的邊界，等著技術員來測量，決定應該屬於誰挖。要知道把每一立方土從河底運到岸上都要付出艱巨的勞動，所以誰也不願意多干。看著河道里熱火朝天的場面，我腦子裡突然出現了一幅古代戰場的景象，我想古代打仗的時候兩軍廝殺一定也是這樣的，只不過今天是兩隊人馬分別把土往兩岸運，而當年應該是大家都往中間沖吧。
堤壩外面就是挖河民工的住地。其實那裡原來也是農田，平整一下用粗木棍搭成人字形的支架，鋪上秫秸，苫上麥秸，就成了斷面為三角形的庵棚。因為挖河民工太多，附近的村莊根本無法接待那麼多的人，所以大家都是自帶建材搭庵棚露宿野外。好在北方的冬天不大下雨，只要能遮擋一下露水就行了。這種庵棚還沒有一個人高，要低著頭才能進去，底部的寬度不到兩米，正夠一個人橫躺，在地上墊一層秫秸，上面再鋪些麥草，人就睡在上面。
因為每個生產隊的作業面只有幾米寬，所以住地也只有幾米寬窄窄的一條，大的生產隊可以在上面搭兩排庵棚，小的生產隊只能搭一排。從堤壩上望下去，一排排庵棚鱗次櫛比，雖然簡陋土氣，但是集聚在一起倒也十分壯觀。這一場景又使我想到了古代的軍營，那時軍營里的帳篷一座接一座肯定也是這樣的。一個庵棚里能住七八個人，一個生產隊要搭好幾個庵棚，最裡邊靠近堤壩的一個庵棚是廚房，離開最外邊庵棚幾十米遠處是用秫秸圍起來的臨時廁所，幾十個人個把月也能積不少肥呢。等到挖完河回家的時候，帶來的糧食吃完了、柴禾也燒光了，板車騰出來的地方正好把肥料運回去。
挖河是樁苦活，那年頭也沒有什麼機械，全部靠人力挖、用獨輪車推，一比三的坡並不算陡，但是一個人已經無法把泥從下面運上來了，這就要由兩三個人一起來拉，挖到河底深處坡度就陡了，連拉也不行了，就要用滑輪由人往下拽才能把車拉上來。掌車把推獨輪車是技術活，我還不會，就只能幹這拉繩拽車的活。挖河用的是拼體力的人海戰術，早晨天不亮就出工，晚上一直要干到斷黑才收工，叫做兩頭不見太陽。我第一次那麼長時間干那麼重的活，累得一停下來坐到地上就睡著了。儘管如此，大家還是拼命的干，因為誰都想早一天幹完活回家，沒有人願意在工地上多待一天。
其實農民並不都想逃避挖河這份苦差事，很多人是樂意幹這個活的，因為一來挖河掙的工分高，二來挖河吃的是公家飯，可以省下自己的口糧，何樂而不為呢？至於苦和累，農民們早就習慣了。但是挖河對於生產隊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負擔，因為要準備幾十個壯勞力的口糧。儘管要保證挖河的民工吃飽，但是全部吃細糧還是辦不倒。我們吃的饃都是用一半麥面一半山芋粉或高粱面攙合在一起做成的，蒸熟以後是淺棕色的，不過還是比在家吃的全部用山芋粉或高粱面做成的深棕色的餅子要好吃得多。民工幹活累胃口大，所以伙夫就把三個刀切饅頭粘在一起，蒸出來的饃象一個小枕頭似的，我平時最多吃兩個刀切饅頭了，可是現在轉眼就能吃掉一個小枕頭。淮北農民炒菜不用油而用水，等到蔬菜煮熟了再淋一點麻油，所以炒出來的菜都沒有什麼油水。湯里倒是有點油水，但是都漂在面上，經過先盛的幾個人一撇，剩下來的就是清湯了。我挖了大概半個月，我們的任務完成了。竣工後為了犒勞大家，隊長特地讓廚房去買了幾隻豬頭，燒了一鍋豬頭肉，為了做到絕對公平，切碎以後用秤稱，每人七兩。我以前從來不吃豬頭肉，可是這一次吃得特別香，七兩豬頭肉一下子就吃完了，要知道幹了半個月那麼重的活，這還是第一次吃到葷腥呢。可是有的農民只嘗了幾片肉解解饞，就用報紙把剩下的肉包好藏了起來，準備帶回去與家人分享。人雖然很窮，但是舐犢之情卻是一樣的高尚。
我白天和農民一起挖河，晚上和農民一起睡在庵棚里，大家擠在一起，倒也不冷。白天幹活累了，晚上倒頭就睡，什麼也感覺不到，可是等到挖完河回到家裡，卻老是覺得身上癢，仔細一檢查，嚇了我一大跳，原來衛生衣衛生褲的每一條衣縫裡都擠滿了密密麻麻的虱子。我趕緊在鍋里燒了一大鍋開水，把全部內衣都放在鍋里煮了一個透，這才放心。
後來合併到知青農場後又遇到了一次挖河，但是公社沒有分配給知青農場挖河任務，不需要我們去了，但是領導我們知青農場的場長是位老農民，他看到了其中的「商機」，就組織我們男知青到挖河工地去拾糞。於是我們每天一早就背著糞箕到工地外圍去轉悠，見到有人蹲著拉屎，就如獲至寶地遠遠候著，等他一走開，就馬上上去把還冒著熱氣的大便扒回來。「莊稼一枝花，全靠糞當家」，農業生產離不開肥料，老場長讓我們這麼做當然是不錯的，但是他有沒有讓我們通過拾糞來改造思想的想法，我就不得而知了。
讀經
我雖然出生在資產階級家庭，但是從小學到中學卻一直是接受無產階級的教育。在共產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薰陶下，我以為自己已經背叛了自己的家庭，於是在1965年讀高二的時候加入了共青團。
1966年盛夏，學校組織我們一批男生到松江農村參加支援夏收、夏種、夏管的三夏勞動，突然有一天廣播裡傳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貼大字報的消息，又聽說毛澤東也貼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我們有點按捺不住了。那年8月的天氣特別熱，即使不幹活的時候我們也光著膀子，但還是熱得汗流浹背。北京爆發的革命正好成為我們返城的理由，於是我們堅決要求回學校參加文化大革命，就提前結束三夏勞動回到了上海。
以後發生的事情是人所共知的。說句老實話，開始的時候我真的是抱著十分虔誠的信念投入到這場運動中去的，真的以為這麼做可以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當社會上開始轟轟烈烈破四舊的時候，我就和姑媽在家裡把存放在一個柜子里的國畫和對聯全部取出來撕掉燒了。雖然這些字畫都是一些祖先的遺容肖像和客人們贈送的賀表壽幛，但是如果留到今天的話也都是近代文物。然而自我革命並不能免除被抄家的厄運，接下來是全家被掃地出門。我家五口人只給了17平方米的房子，一直住到80年代修高架路拆遷為止。我媽媽是一位普通的中學教師，她供職的上海培明中學只是一所初級中學，哪裡有什麼學術權威？但是不知道她得罪了誰，結果被推出來當作替罪羊，被剃陰陽頭，衣服上經常被潑墨水，成了無知的初中生的批判對象。雖然我無法接受這種事實，更無法理解這種侮辱人格、剝奪人權的「大革命」，但是我和當時大多數人一樣仍然崇拜著紅太陽。為了解除自己的迷茫，在大串聯的浪潮中我獨自一人混上火車到了北京，在各所大學裡晃悠了一個月，收集了一大堆傳單和資料，但是並沒有找到真理，所見到的只有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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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聯結束回到學校，學校里已經停課鬧革命了，後來又複課鬧革命，反正停也好、復也罷，一直都在鬧，課是上不下去了，就這樣一直鬧到1968年底，老三屆該畢業了。先是66屆，再是我們67屆和68屆，積壓了三年的中學畢業生一批一批地被打發到工廠、農場、建設兵團、街道生產組去了，還有更多這些地方容納不下的人就被安排到農村去插隊設籍。
當時極少有人自覺自愿到農村去插隊，但我是這極少數中的一個。倒不是我的思想比別人好，而是因為我有兩個方面的考慮：一方面，儘管我並不理解這三年來所發生的一切，但我還是相信毛澤東所說的知識青年走與工農兵相結合的道路是正確的；另一方面，我希望自己下鄉插隊可以讓妹妹和弟弟畢業後留在了上海，後來果然如願以償。所以如果以家庭為單位計算，我一個人去插隊還是合算的。
到安徽宿縣大店公社插隊以後我觀察農村、了解農民，學習農活、模仿農民的生活。為了和農民打成一片，我買了一匹老鄉織的老粗布，做了一身土布衣服。我學習當地的方言，沒過幾年就能說一口可以亂真的淮北話，和農民在一起的時候也和他們一樣滿口的俚語和粗話。然而幾年下來我深深地感到現實的農村、農民、農業和我在報紙上看到的、在課堂上聽到的、在書本上見到的並不一樣，於是我陷入了從未有過的困惑。為了擺脫文革的迷茫和現實的困惑，我開始認真地去讀馬列主義經典作家的原著，希望從中能夠找到答案。我模仿列寧的《哲學筆記》大段大段地抄錄原文，並在旁邊寫下自己的體會和想法，這樣的筆記我總共記了兩本。從這些筆記的旁批中可以看出，在農村的幾年我的思想已經從堅信漸漸地轉變為懷疑了。
1971年在沒有任何前兆的情況下突然發生了「9？13」事件，已經被中共九大確立為副統帥和接班人的林彪居然叛逃了。聽到這個消息，如同五雷轟頂，以前建立起來的神聖光環全部化為了泡影，曾經以為是堅定不移的理想信仰頃刻之間煙消雲散、灰飛煙滅。我終於明白了，我們以前一直痴迷的紅太陽上面原來是有許許多多黑子的，平時之所以看不見黑子是因為它們被太陽的光輝掩蓋了。當黑子集中爆發的時候會引起強磁暴，它會把我們的生活攪得一團糟，而當太陽被月亮擋住的時候天空又會漆黑一片，就像夜晚一樣什麼都看不見。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場政治上的日全食，而在此之前強磁暴是經常不斷的。想通了這個道理，我頓時有了一種豁然開朗的感覺。從此以後我學會了獨立思考，遇到如何事情我都一定要用自己的腦子思考，再也不輕信盲從任何自命不凡的偉人了。
後來有人把我們這一代人稱做是「信仰崩潰的一代」，其實崩潰的只是別人灌輸給我們的那一套並不正確的信仰，而在清除了舊信仰的同時我們又重新建立了一套新的屬於自己的信仰。其實馬克思早就把「懷疑一切」作為自己的座右銘，「懷疑一切」是指不要迷信一切權威。在鄉下插隊的時候我還只是懷疑舊信仰，新的信仰還不是十分清晰。文革結束後我考上了大學，看到了馬列經典以外的許許多多新的著作，眼界大開，我又明白了，原來解放後那麼多年我們竟然一直拜倒在馬列的腳下再也沒有向前進過。
前幾年一位大學的同學送我一對印章，印文是「自由思想」和「獨立精神」，典出於陳寅恪先生為王國維寫的墓碑。不管人們對王國維先生的評價如何，「自由之思想」和「獨立之精神」永遠是不錯的，所以我十分鐘愛這對印章。
上書
林彪之死給中國造成了極大的震驚，喧囂的社會漸漸沉寂下來，人們在默默地反思：這些年來我們究竟幹了些什麼？一股「文化大革命失敗了」的思潮悄悄地在社會上蔓延，於是1973年下半年從上到下掀起了一場把林彪和孔子聯繫在一起的批林批孔運動。當時報刊上連篇累牘地刊登大塊文章，有批判林彪的，有批判孔子的，有批判周公的，有批判儒家頌揚法家的，還有把一部中國史說成是儒法鬥爭史的。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文化就成了革命的對象。自古以來人們都一致譴責秦始皇焚書坑儒，而文化大革命卻比焚書坑儒有過之而無不及。儘管書是焚不完的，儒也坑不絕，但是在那個年代的確是很難看到書了，圖書館都關門了，新華書店裡除了毛澤東著作就是大批判資料，自然科學的書因為和反動學術權威扯在一起，幾乎沒有了，文學藝術的書更是認為毒草叢生而被拔得乾乾淨淨。上高中的時候我是一名偏科的學生，數理化的成績特別好，每次考試都是120分，因為附加題我都做得出來，可是語文成績卻很差，每學期做八次作文，偶爾有一次4分，其餘的都是3分－－剛剛及格而已。文化大革命爆發以後數理化是一點用也沒有了，而小說又找不到，於是我就只能從親戚那裡找一些哲學、邏輯、歷史之類的書來讀，我的社會科學知識的基礎就是這樣奠定的。從1966年以來已經八年了，八年裡我們只能看到八部樣板戲，精神世界本來就極端空虛，現在一下子冒出來那麼多講歷史的文章，我就拿來一篇篇地閱讀，聊補無米之炊。
有一天在《紅旗》雜誌上看到一篇《論秦漢之際的階級鬥爭》的文章，看完以後總覺得對這一段歷史不應該是這樣評價的，於是就心血來潮地寫了一篇與其商榷的文章《也論秦漢之際的階級鬥爭及其它》。我這個作文從來只得3分的人第一次出手居然寫的就是史學論文，難道這是我後來走上研究歷史之路的先兆？
《論秦漢之際的階級鬥爭》的作者是羅思鼎。羅思鼎是當時上海市委寫作班子的筆名，可是我在安徽鄉下插隊，孤陋寡聞又不知道。把批駁羅思鼎的文章修改兩遍後就興沖沖地投寄給了上海的《文匯報》。
當時的《文匯報》已經成了四人幫的喉舌，我把稿件寄給它等於是自投羅網，發表當然是不可能的，事情還被反饋到了公社，公社領導找我去談話，我就如實地談了自己的看法。大概他們看我並不屬於團伙犯罪，也沒有什麼反革命企圖，只不過是書呆子氣太足，也就沒有難為我。只是從此以後我總覺得別人看到我的時候投來的目光有點異樣。偶爾聽到傳言，說我們公社出了一個小右派云云，我想這應該就是指我。那時我到農村種田已經六年了，招工招生（推薦工農兵大學生）都沒有我的份，民辦教師赤腳醫生我又不想去當，反正已經掉在社會最底層了，又不想鹹魚翻身，所以我絲毫不為所動，倒也心情坦然。
還好這樣的日子並不長，1976年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周恩來、朱德、毛澤東相繼去世，唐山發生大地震，而更大的震動莫過於一舉粉碎了四人幫，全國人民欣喜若狂。這時我已經知道羅思鼎是何許人了，消息傳來，我一下子如釋重負，心想應該到公社去要求平反，可是人家又沒有給我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只不過是打入另冊、另眼看你罷了，我又不能拉一頂右派的帽子給自己戴上，平反又從何談起呢？不過這時再看別人投來的眼光已經完全不一樣了，自己也覺得腰杆子一下子挺直了許多，一種翻身的感覺從心底油然而生。第二年，縣裡專管知青事務的五七辦公室居然調我去臨時幫忙，我想一定是這篇文章在起作用了。在縣裡度過了一段臨時秘書的生活，突然傳來中央決定恢復高考的消息，於是我就辭去工作開始複習功課準備參加考試了。
趕考
1977年8月中央關於恢復高考的會議足足開了45天才結束，10月22日《人民日報》刊登了一篇《就今年高等學校招生問題教育部負責人答記者問》的報導，正式宣布恢復高考，考試的時間定在12月份舉行。期間複習備考的時間只有兩個月。
十年文化大革命把文化的命都革掉了，一下子恢復高考，連教科書也找不到。文革期間中學倒還繼續在辦，可是那些教材就象是大批判資料，實在沒有什麼用處，更不要說什麼參考書、習題集、AB卷了，於是我就只能翻箱倒櫃找出一切有關的書來看，再回上海找當中學老師的親戚臨時惡補，除此之外就實在沒有什麼辦法了。
十年了，沒有碰過一本教科書，要複習的內容那麼多，時間又那麼緊，所以只能是把以前學過的東西拿來再看兩遍而已，連做習題的時間也沒有。這時我突然發現當年在學校里學過的知識居然還沒有完全淡忘，一複習就全記起來了，後來考試的時候大多數題目都做出來了，數學考試成績肯定在80分以上。應該感謝中學的老師為我打下的基礎，也證明我在中學裡並沒有死讀書、讀死書，而是練就了一身紮實的基本功。數理化我不怕，我的軟肋是語文。於是我就按寫景、寫事、寫人、抒情、議論等不同的要求擬了幾個題目，做了幾篇作文記熟，既是練習，又可以供不時之需，所以考語文寫作文的時候也很順利。當年考場裡坐在我鄰桌的是我們公社的一位本地知青，考完試走出考場後他問我：「你怎麼從頭到尾一直在寫？」這時我才想起來，他老早就在那裡抓耳撓腮咬筆桿子了。
讀大學是我夢寐以求的願望，可是這個願望已經熄滅了十年，當死灰復燃的時候我已經30歲了。按照我的興趣與特長，如果不是被文化大革命耽誤，肯定要考理工科的，可是現在填報志願，理工科都有年齡的限制，30歲的大齡學生雖然可以參加高考，但是有一個附帶條件－－要有特長。我有什麼特長呢？我實在一無所長。記得粉碎四人幫以後公社知青辦主任大概想要起用我來干點事情，也問過我有什麼特長，我歪著頭想了想回答他一個字：「想」，把他笑得彎了腰：「『想』算什麼特長呢？」可是我是認真的，因為我真的說不出自己有什麼其他的特長，但是這十年來我的思想始終沒有停止過，我一直在思考、在探索各種各樣的問題，而且越是難的問題我越來勁。我的座右銘就是：「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我從小喜歡看科學幻想小說，儒勒·凡爾納的科幻小說每本我都看過，而最愛看的是《科學家談21世紀》，所以我的腦子裡充滿了對未來的美好幻想。長大以後又有許多奇思妙想、胡思亂想、開天異想、聯想與狂想，總之我相信自己的腦子比別人靈。直到現在我還是思如泉湧，眼睛一睜腦子就在動，眼睛一閉馬上就睡著。現在考大學報志願要有特長，「想」當然是不行的，我突然想起前兩年寫的那篇批判羅思鼎的文章，雖然在粉碎四人幫以後我再次投給《歷史研究》人家仍然沒有用，但是現在卻可以拿出來派派用場了。於是我就以此為證說自己在歷史方面有特長，就報考了歷史系。結果果然考取了華東師大歷史系，從此我就走上了研究歷史的不歸路。我們歷史系77級一共有93位同學，畢業後許多人都改行了，在大學和中學裡教歷史的最多只有10個人。所以老同學聚會時那些早就跳槽的同學常常和我開玩笑說：「你還掉在屎（史）坑裡沒跳出來啊？」我就和他們打哈哈說：「是啊，我這一輩子就吊死在歷史這棵樹上了。」
1977年全國參加高考的有570萬人，錄取了27萬本專科生，錄取率還不到5%，和今天的錄取率高達60%不可同日而語。當年我們公社參加高考的大約有幾十人，總共只考上了兩個，一個是我，另一個女生也是上海知青，考上了安徽師範大學阜陽分校（現在的阜陽師範學院）美術系，畢業後她成了我的夫人，也算是插隊九年的一段佳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