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當下的普通語境中，獨立知識分子和公共知識分子的所指，有很大的重疊；然而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來說，二者又有很大的差異。本文導言先給出二者的初步定義；第一節從世界範圍的知識分子演生史，考察公共知識分子的興衰輪迴；第二節從近三四十年的思想史，考察中國知識精英的自我定位是如何從"獨立"的知識分子轉變為"公共"的知識分子；第三節對於兩種不同類型的知識分子，給出較為詳盡的分析。
誰是獨立知識分子？陳寅恪先生為王國維先生所作紀念碑碑文中，對於此類知識分子的典範，有一個很好的描述："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誰是公共知識分子？波斯納在《公共知識分子：衰落研究》一書中的定義是：以公眾為對象、就政治和意識形態性質的公共問題發表意見的知識分子。公共知識分子應該是社會的牛虻，要像蘇格拉底一樣對現狀發問，雖然不一定都要發聾振聵，但也能挑戰常規，啟發思路，衝擊思想的麻木。根據賽義德的說法，他們應該能"公開提出令人窘迫的問題，對抗正統和教條（而不是製造它們），不能輕易被納入政府和企業"；波斯納補充道，也不能輕易被納入其他宗教、社會、學術的教條。
"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和"挑戰常規，啟發思路，衝擊思想的麻木"，這是兩種不同的心態與做法，筆者年輕的時候，還分辨不清二者之差異，要等到"知天命"之年，才能真正體會箇中滋味。
一、知識分子的歷史命運
首先要說明的是，知識分子不是讀書人，讀書人古已有之。對於大多數讀書人來說，"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讀書是"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捷徑；只有少數讀書人，才具有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和東林人物"事事關心"的境界。在西方，早期大學裡雖然有良好的人文教育，但是其培養目標是神職人員、律師和醫生，而不是知識分子。像蒙田、盧梭這些歐洲知識分子的先驅，就不是出身於大學。
本文所討論的問題也與中共的"知識分子"政策無關。中共所謂"知識分子"，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標準：蘇區肅反的時候，小學畢業就被列入可殺之列；抗戰初期的時候，中學生就是吸收黨員的優先對象；1956年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和1957年"反右"的時候，中專學歷以上才入法眼；1980年代的幹部"知識化"、"專業化"，對"知識分子"的劃界已經升至大專或本科；到了21世紀初，如果不是"海龜"或戴上一頂博士帽，就很難提拔到較高的領導層次。朱蘇力說：20年前，作家和詩人在中國肯定是知識分子，可自打王朔點出"過去有些作家是流氓，如今有些流氓是作家"之後，恐怕已經沒有多少人還籠統地認為作家詩人都屬於知識分子了。所以，知識分子既不能用學歷來界定，也不能用職業來界定。
知識分子（intelligentsia）一詞最早來源於俄文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它出現在十九世紀的俄國。俄國知識分子的典範，包括拉季謝夫、十二月黨人、普希金、別林斯基、赫爾岑、車爾尼雪夫斯基、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俄國的知識分子不是一個職業性的階層，而是一個精神性的群體，這批人有些可能是軍官，有些可能是教師，有些可能什麼都不是，但他們在精神氣質上則有著共通之處，有"謀求公眾福利的獻身感"。俄羅斯思想家別爾嘉耶夫說："真正的知識分子——精神的代表，即是自由、意義、價值和品質的代表，而不是國家、社會階層和社會利益的代表。精神的代表，精神文化的創造者擁有預言的使命。"無產階級知識分子或者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說法，實際上是對知識分子概念的根本性顛覆。
知識分子（intellectual）的第二個來源是法國。1898年，左拉、法朗士、普魯斯特、莫奈、克列孟梭等人發表了《知識分子宣言》等一系列文章，挺身而出為遭受誣陷的猶太人上尉德雷福斯辯護。"知識分子"當時在法文中是一個貶義詞，雷威在《自由的冒險歷程》中寫道："我們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的黨！在這喊聲中有種挑戰，有種逼人的傲慢……這是一種方式，非常大膽的方式，將一個近乎侮辱性的稱號作為一面旗幟來舞。""成百上千的詩人、畫家、教授，他們認為放下手中的鋼筆或畫筆來參與評論國家的事務是他們分內的責任，與此同時他們修正了'知識分子'這個詞的含義。……在思想的舞台上，出現了一種新型人物——如同教士、抄寫員、詭辯家、博學家標誌出其他時代一樣，也是新鮮而有特定性的。"十九世紀末的法國知識分子主要是一些自由業者，他們在精神氣質上有點像波西米亞人，經常坐在咖啡館裡高談闊論。哈貝馬斯指出，"公共領域"就是這樣出現的，當時"公共領域"的主體就是這批知識分子，因為他們在咖啡館裡討論的主要是社會的和政治的公共話題。
知識分子不是產生於現代化領先國家——英國，這是很耐人尋味的。英國的進步路徑是經驗累積式的，新舊之間沒有嚴格的界限。英國的著名思想家都是畢業於大學，職業是教授、法官、議員、行政官員等。無論是思想創新還是政治創新，最初都是發生在一個上層的小圈子內，然後再逐漸擴散到全社會。直到19世紀的憲章運動，才有群眾性的運動發生，而從這些運動湧現出來的明星也不是左拉那樣的知識分子，而是新型政治活動家——工會領袖及其在議會中的代言人。蕭功秦說："從近代以來的世界現代化歷史來看，凡是中產階級得到充分發展的國家，如英國與美國，觀念型知識分子並不很多，他們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也相當有限。在解決社會問題方面，各種不同的利益集團都有自己的代表，這些代表人物主要通過社會壓力集團來申張自己的利益。在美國，從事社會公益事業，為社會而申張正義的人，一般都不是我們傳統意義上的知識分子'觀念人'，而是被稱之為'專業人士'（Professional）的人群。每個專業的利益集團中總有一些以自己的專業立場與自身利益為基礎，同時又為社會公益事業而積極活動的人士。"
而在像俄國那樣的後進國家則不然，一批留過學或者受到留學者影響的人，具有西方的知識背景，許紀霖指出："以這樣一種精神態度來觀察俄國當時落後的專制制度，他們便覺得所處的社會極為醜惡、不合理，產生了一種對現行秩序的強烈的疏離感和背叛意識。"於是，他們就要把自己的感受訴諸於社會，啟蒙顢姍的統治者與愚昧的民眾，以達成"趕超"先進國家的共識。如果現行體制過於保守與封閉，遲遲不能響應他們的呼喚，他們就要發動民眾打破這個"鐵屋子"。所以，知識分子從誕生之日起，就是"以公眾為對象、就政治和意識形態性質的公共問題發表意見的"公共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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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蕭功秦的話，也有不盡然的地方。譬如說美國知識分子，雖然不像在俄法兩國那樣聲名顯赫，但是在上個世紀也曾有過兩次大顯身手的時候。一次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針對壟斷財團的"扒糞運動"，一次是在1960年代針對種族歧視的"民權運動"。一旦社會出現新問題——不論是新產生的問題如資本壟斷化，還是新感受到的問題（久已存在但過去不認為是問題或不認為能夠解決的問題）如種族歧視——公共知識分子的作用就彰顯出來了。如果最近的世界經濟危機不能V型或U型反彈，而是長期拖延下去，就會孕育出新一代公共知識分子。
雅各比在1987年出版的《最後的知識分子》中最先提出了"公共知識分子"。這個概念的問世，宛如美國1960年代那一茬公共知識分子在離開歷史舞台時的一聲悲鳴。波斯納在2001年出版的著作，乾脆就以《公共知識分子——衰落研究》命名。他們都認為，知識分子的職業化、學院化趨勢，是導致公共知識分子由盛到衰的主要原因。錢滿素說："由於大學增擴，幾乎將知識分子盡數收入。現代大學的龐大、富裕、安逸、自由是學者們難以拒絕的，目前美國的知識分子除了少數就業於'思想庫'和政府部門，絕大部分是教授。同時也只有在自己領域裡有了學術地位後，面對公眾才有權威，才會受到媒體邀請"。學院知識分子的專業化、規範化要求，弱化了公共知識分子的批判性、反抗性。
但是在我看來，恰恰是公共知識分子的成功，導致了他們的衰落。如果福山所說的"歷史的終結"真的到來了，公共知識分子將會萬劫不復。專制政府垮台後，各階層的民眾可以通過民主渠道自己向政府施加壓力，對於勇於奉獻的知識分子代言人的需求就下降了。所以有人說："異議人士與專制政體共存亡。"蘇聯東歐國家以及台灣的公共知識分子，就已經飽嘗了民主轉型後的世態炎涼。
布爾迪厄、古爾德納等認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具有一種自我調節功能，可以把"文化反抗者"轉化為"文化資本"、"文化權力"的擁有者。上一代公共知識分子，如許紀霖所說"取得了足以獲得話語霸權的文化資本，他們因而也越來越保守化，不再具有當年自由漂浮者那種獨立的、尖銳的批判性"。此時，他們之中不願意被"體制化"的人，或者說"永遠的反對派"，便只能從公共知識分子淪落為獨立知識分子。喬姆斯基就是這樣的一個典型。喬姆斯基是世界範圍內的公共知識分子，因為在開發中國家有很多人青睞他、追隨他；但他在美國只是一個邊緣化的獨立知識分子，幾乎無人問津。公共知識分子不僅有"批判"、"破舊"的功能，還有"建設"、"立新"的使命。如果只是自說自話，永遠不可能被主流社會採納，這種言說只具有為"文化多樣性"保留一種"文化基因"的價值。
除了喬姆斯基這樣的人，還有另一類獨立知識分子，他們根本不管政治上的是非對錯，全身心地致力於追求知識、追求真理。美國社會其實是很"講政治"的，很少有人敢於冒犯"政治正確性"，但就是有學者打破禁忌，研究不同種族之間的智力差異。他們是陳寅恪所謂"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的知識分子，只探索"天地之奧秘"，而不在乎"人間之冷眼"。
二、從"獨立"到"公共"
世界範圍的知識分子演生史，我們是從書本上看到的；而中國近三四十年的思想史和知識分子發展史，是我們親身經歷的，如果我們不把它寫出來，後代人和外國人想要研究的時候，將會遇到研究資料不足的困難。根據留在文字上和記憶中的材料，可以勾畫出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主流自我定位的軌跡，是從"獨立知識分子"到"公共知識分子"。
梁啓超可以說是中國第一個知識分子。他與十九世紀俄國知識分子有著類似心態，他在1902年《敬告留學生諸君》，首先強調的就是"我國今日之學生，其天職與（西方列強）他國之學生有異矣"。"彼他國者，沐浴先輩之澤，既已得有鞏固之國勢，善良之政府。為後輩者，但能盡國民分子之責任，循守先業，罔使或墜，因於時勢，為天然秩序之進步，斯亦足矣。""故他國之學生，所求者學而已。中國則於學之外，更有事焉。不然，則學雖成，安有用之。"他所謂"更有事焉"，就是要留學生回國後扮演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今日諸君之天職，不徒在立國家政治之基礎而已，而又當立社會道德之基礎。諸君此之不任，而更望諸誰人也？"像王寵惠、胡適這樣的"海龜"，果然不負期望，盡了自己的"天職"。中國公共知識分子的作用，在五四時期達到了極致，後來則每況愈下。到筆者這一代蒙頓初開的時候，公共知識分子從整體上說已經被掃蕩乾淨。
徐友漁指出：自1949年之後在中國有30年之久公共知識分子存活的條件被基本上剝奪了。寥若晨星的志士仁人冒死犯難，勉力發表自己的觀點，其命運要麼是成為殉道者，如撰寫"出身論"的遇羅克，要麼被批鬥和關押，如發表"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的"李一哲"。他們利用"文化大革命"中"大字報"流行的稍縱即逝的機會，使自己的觀點得以為人所知和廣為傳播。而在其他年代裡，即使有人不怕死，也沒有機會使思想在公共空間得到表達。
文革"動亂"期間，誕生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兩個典範，一個是遇洛克，一個是顧准。遇洛克在《中學文革報》發表了《出身論》，一石激起千層浪，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但也因為這一點，他被最高當局下令槍斃。異端思想只要一進入"公共領域"，馬上就夭折了。這使得更多的思想者轉而求其次，滿足於成為一個獨自秉持自由思想的知識分子。顧准就是這些人中的佼佼者，他在"私密"的情況下，將自己"離經叛道"的思想和理論發展到時代的一個高峰。他的思想成為"公共財富"，要等到1990年代了。文革十年，曾經有過許多顧準式的自由知識分子，但是其中有不少人，已經成為朱學勤所謂"思想史上的失蹤者"，需要我們進行"考古"發掘。
打倒"四人幫"之後，體制內有"思想解放運動"、理論務虛會、四千人大討論，體制外有民主牆、民刊、高校競選運動，知識分子的"公共性"是過去二十多年中難得一見的。後來當局以"四個堅持"、"清污""反自由化"名義屢次進行打壓，但是到了1980年代中後期，再度出現了知識分子議政的新高潮。在此期間，知識精英始終以"獨立知識分子"自命，而沒有"公共知識分子"的說法。一方面是因為這一新概念還沒有從西方知識界傳入中國；一方面是因為生活之樹常青，理論則是灰色的，理論認識總是滯後於社會實踐。
當時強調知識分子的"獨立性"，有兩個明確的針對性。一是針對毛澤東的"皮毛論"。（毛說：過去知識分子這個"毛"是附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民族資本主義、小生產所有制五張"皮"上。現在，知識分子是"附在公有制的皮上，附在無產階級身上"。"不聽主人的話"，"明年就不下聘書了"。）二是針對1980年代所特有的知識分子"入閣""入幕"傾向。
1986年9月，我在胡平《論言論自由》座談會的發言中說："胡平的文章是一個標誌，是中國新型知識分子的人格逐漸形成、新的知識分子典範逐漸形成的一個標誌。……沒有紳士風度，實現不了言論自由。同時，欺騙、藉助某種權勢，也實現不了言論自由。胡平只是娓娓道來，而不靠政治上的算計。我們只能靠言論的合理性來說服群眾。在氣候好的時候，真正的知識分子也不應該藉助權勢，來加強言論的說服力。"兩年半以後我又在一次座談會上說："知識分子要有獨立的政治人格。遺憾的是：許多知識分子（包括從事政治研究的個人和群體）都儘量使自己的形象模糊，以便謀得更多的發展機會，這是政治人格未發育成熟的表現。從政治主體方面，現在知識分子可以說是基本崛起了，從88年下半年開始。我認為我們這些人覺醒早一些，但這不構成一個占統治地位或領導地位的力量，一直要等到88年的北京飯店會議，到今年的簽名運動，到這次的學生運動，才最終標誌了中國的獨立的知識分子階層，它已經在歷史上崛起了。那麼下一步呢，它的成熟化呢，很顯然是需要有一個組織起來的過程，從政治上的自覺到一種組織上有力量的政治主體。"
1988年，湯一介先生在《經濟學周報》上發表了《中國知識分子與中國的前途》一文，指出："在歷史上中國知識分子中最有'道德學問'的人常常自己想當'帝王'，或者幫助別人當帝王。這樣就使中國知識分子在社會作為一個自覺的集團的作用大受限制，從而很難形成一種'知識分子'的獨立群體意識。當前中國知識分子如果要形成一自覺的群體意識，就必須努力保持其'不治而議'的特性，這應是毫無疑義的。"
同一年，我所在的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和《中國文化報》聯合召開了兩次知識分子問題學術討論會，參加討論會的有鄭也夫、許紀霖、吳廷嘉、黃萬盛、高增傑、閻步克等。鄭也夫當時撰文說："在官僚機構中補充一些中青年知識分子也是開明的措施。但掌權者的直接意圖往往是為了增加幾個能幹的官僚，並沒有想引進一種新的思維方式和新的氣氛。……這種補充新血只有周期性地不斷進行，才能保持住官僚機構中的活力。而要這樣做，一個前提條件就是社會上存在著一個獨立的知識階層。""後一領域的知識分子可以向前一領域流動，但前提是：兩個領域都保持著自己的獨立性。"他還援引科塞的話說："批判精神和不受束縛是他的標誌，他總能'在'一個社會中而不完全'屬於'它。一定程度的疏遠正是完成知識分子角色的前提，而同時這種疏遠是建立在對於社會基本理想和中心價值的深切關心之上的……在他們深切關注的同時，他們應保持獨立，這種態度使他們通過'獨立關注'國家和人民的命運而超越感情上的中立和盲目的捲入。"許紀霖後來回顧說："作為一場嚴肅的思想討論，'知識分子熱'還是有一些正面的思想成果保存下來。其中最重要的，是知識分子的自由意識和獨立人格。這一訴求在八十年代的思想界成為一個普遍的共識。""這一獨立意識的關懷便催生了我所稱之為的思想界。在'文化熱'之前，中國除了專業的學術界，只有理論界，即便是思想解放運動，也是在理論界展開的。但理論界與權力中心、與主流意識形態靠得太近，是對主流意識形態的話語霸權的爭奪。從新啟蒙運動開始，知識分子便慢慢地從體制中心向體制邊緣發展、向民間發展，開始建構起一個民間的思想界。"
1980年代人們所說的知識分子"獨立性"，強調的是與官僚機構保持距離，而不是與政治運動和社會生活保持距離。王軍濤說："真正一再挑戰執政者的是第三代知識分子，他們成長於文革和其後的思想解放運動，在共產黨意識形態失去影響力的文革後受到正規教育並接受西方社會思潮和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他們在80年代初期就提出知識分子問題，不僅倡導培養獨立的知識分子的政治人格和心態，而且試圖上接傳統知識分子憂國憂民計程車大夫精神。他們是民主牆運動、校園民主、學潮、新啟蒙運動的主導力量。通過80年代的這些活動，他們形成自己的多元社會的理念和獨立政治人格。到80年代中後期，他們先後發動從書熱、沙龍熱、民意調查熱、文化熱、民辦學校熱、新學科引進建設熱和從商從政熱、幕僚諮詢奏摺熱、大型研討會熱，開拓獨立的影響社會的渠道和機制。到80年代末期，他們與上兩代知識界領軍人物已經創造出左右輿論和人心的政治思潮格局。儘管從經濟基礎、制度化空間和思想成熟上他們還不能與民國時期的知識分子相比，但由於政治穩定有序和各界期望，他們對政治演變進程的影響並不小於民國時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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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1990年代後，"獨立知識分子"的含義逐漸變味了。梁啓超、陳獨秀、胡適這樣的公共知識分子不再被認為是知識分子的典範，王國維、陳寅恪、吳宓這樣的獨立知識分子成為新的偶像。周作人的閒適小品文，張愛玲的海派小說，因為遠離政治（雖然他們本人或是漢奸或是漢奸家屬）而受到熱捧。在海外中文網站上，"獨立知識分子"的簡稱"獨知"，被賦予類似"小資"的寓意，甚至被認為是"犬儒"的近親。這種變化由何而來？
許紀霖分析了三個方面的原因：首先，"九十年代的知識分子在知識體制的擠壓下越來越局部化、專業化、學院化了，同社會的關係日趨淡薄，越來越分離。""一大批知識分子……不再自承是公共的知識分子，更願意成為現代知識體制裡面的學者，甚至是某一知識領域的專家。而九十年代國家控制下的知識體制和教育體制的日益完善、世俗社會的功利主義、工具理性大規模侵入學界，也強有力地誘導著大批學人放棄公共關懷，在體制內部求個人的發展。"其次，由於大規模的政治鎮壓與快速的經濟市場化，知識分子再一次被邊緣化。"他不再處於整個舞台的中央，舞台中心被另外一批人所占據，譬如腰纏千萬的富翁、暴發戶等新體制下的既得利益者，以及在公共傳媒和演藝圈大出風頭的各類明星。"第三，就是"後現代"的崛起。"中國的後現代文化的擁護者們借用西方後現代主義的理論，特別是福柯和利奧塔的理論，斷然宣布中國已經進入後現代社會，……在後現代的多元的、破碎的語境之中，公共信仰的元話語已經不復存在，也不需要存在，那麼知識分子也就喪失了其存在的意義。"
但是，中國現在並不是"後現代社會"，公共知識分子在西方的"衰落"不等於它在當下中國也應當"衰落"。1989年公共知識分子的挫折，只是權力的強制，而不是歷史的宿命。波斯納的翻譯者朱蘇力說：公共知識分子"對專業能力不足或正在下降的知識分子，確實有很大的誘惑"，"希望中國公共知識分子的數量將隨著社會的知識分工、專業化以及文化普及化而減少。我的基本理由仍然是韋伯的分析，也是經濟學的分工創造財富，才能獲得比較優勢的理論。"然而，單純經濟原理是解釋不了許多問題的，吳敬璉先生最近指出，"我們仍然處在政治經濟學時代"。如果從政治上看問題，廖保平指出："由於民主法治不健全，社會的制度和程序安排不到位，利益的訴求難以傳達到位，很多關係民眾切身利益之事，民眾難以通過有效程序，讓自己成為自己的代言人，於是呈現出社會對於公共知識分子的強烈需要。一旦形成一個制度化的社會，公民在契約規定的範圍內做好自己的分內事，爭取到自己應得的權益時，公共知識分子需求就會大打折扣。……在一個民主法制還在一團糟的時候，公共知識分子的活躍是社會進步的需要和表現，在一個民主法制健全的社會，公共知識分子的不活躍則是社會進步的需要和表現。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更期望知識英雄寂寞的時代到來，但在這個時代還沒有到來之前，知識精英、思想英雄沒有理由犬儒地活著，就要與一切倒退的、阻攔的力量戰鬥，就要肩住歷史的閘門，讓人們奔湧向新天地。"
到21世紀初，"公共知識分子"概念的迅速普及和公共知識分子作用的再度顯現，是對於二十年前時代精神的呼喚與回歸，同時也是一種提升與弘揚。1980年代的"公共領域"還是比較狹小的，公共知識分子的呼籲，大部分只能刊載在《世界經濟導報》、《經濟學周報》、《理論信息報》等"小眾媒體"上。1987年12月27日，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和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世界經濟導報》北京辦事處聯合舉辦"時局與選擇"大型學術討論會，中央電視台記者對於會議進行了全程攝影，這是我印象中民間思想界與電視媒體的首次結緣。此後，隨著電視的普及和都市報、周刊、網際網路的興起，公共知識分子才能夠直接面向社會大眾說話。同時，現在的公共知識分子，對於1980年代的知識分子以"精英"自居、"老子包打天下"的心態有充分的反思，對於知識分子學院化、專業化的必要性也有充分的理解。從二十年前"獨立知識分子"與"公共知識分子"的概念重疊，到現在各自涵義的剝離與清晰化，這在思想史上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三、知識分子的兩種類型
在大學教育日益普及的今天，如果我們仍然想要保留知識分子這個詞，就要設立一個較高的標準：知識分子是知識、思想的發明者、製作者、加工者，這些創造物的傳播者、享用者、收藏者不在知識分子之列。
許倬雲在《歷史上的知識分子及未來世界的知識分子》一文中，引用北宋張載的四句話來劃分四類知識分子，對筆者很有啟發，但他把"每一個教師"都算作知識分子，與我在上面的知識分子定義不同。我把"橫渠四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分為兩組，"為天地立心"、"為往聖繼絕學"的是獨立知識分子；"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的是公共知識分子。這與顧炎武所說"君子之為學也，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也是一致的。
許倬雲說："'為天地立心'，也就是解釋自然現象和宇宙意義，包括生命的意義、古往今來的意義等。張載說：天地本來無'心'，要人給它立個'心'。廣大空間為'宇'，無時無往為'宙'，要人去解釋宇宙，這屬於理念的維度。所以，這一類型的知識分子是理念上的哲學家。"泰勒斯等古希臘哲學家，就是不大過問希臘"公共領域"之"俗諦"的獨立知識分子先驅者。在中國，與他們最接近的是老莊學派，而《老子》中還是講了很多治國術的。在現代，維根斯坦可以說是一個比較純粹的哲學家，而中國的著名哲學家就比較難以擺脫政治的羈絆，馮友蘭、金岳霖都不行，或許沈有鼎可以算是一個獨立知識分子。
許倬雲把教師當作"為往聖繼絕學"的人，我不贊成，分歧在於如何理解"絕學"。教師主要使命是給學生講授"顯學"而不是"絕學"。譬如說，物理學教師不會在課堂上用很大的篇幅來講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化學教師也不會要求每個學生都能理解"燃素說"。物理學史學家與化學史學家，才是"為往聖繼絕學"的人。王國維研究甲骨文，許多西方學者研究各種死文字，中國語言學家搶救瀕於絕滅的少數民族語言，中國哲學史家力圖復原"楊（朱）學"的本來面目，這些才屬於"絕學"。"繼絕學"的目的主要不是為了人間的當下利益，而是為了保存和顯現"天地"所創造和庇護過的一切"真"，為後人留下一個儘可能完整的文化基因庫。陳寅恪在《王觀堂先生輓詩》中寫道："吾儕所學關天意，並世相知妒道真。"吳宓詩云："飛揚頗恨人情薄，寥落終憐吾道孤。"寫出了獨立知識分子的堅定追求與孤獨境遇。
陳寅恪說："天理人事之學，精深博奧者，亘萬古、橫九垓而不變，凡時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國經世，尤必以精神之學問為根基。""精神之學問"就是所謂"道"。明代儒者已經指出："道也者天下古今公共之理"，"道也者，天下之公道也，學也者，天下之公學也"。王國維的《〈國學叢刊〉序》"正告天下曰：學無新舊也，無中西也"，"世界學問，不出科學、史學、文學，故中國之學，西國類皆有之，西國之學，我國亦類皆有之，所異者廣狹疏密耳。""中國今日實無學之患，而非中學西學偏重之患"，"中西二學盛則俱盛，衰則俱衰，風氣既開，互相推動。且居今日之世，講今日之學，未有西學不興而中學能興者，亦未有中學不興而西學能興者"，"慮二者之不能並立者，真不知世間有學問事者矣。"獨立知識分子是自己與"天"對話，他的學問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因此，與國家、種族、地區、社區這些大大小小的"公共領域"都沒有什麼關係，都可以置之度外。
公共知識分子則不然。許紀霖說："公共知識分子中的'公共'究竟何指？我以為，其中有三個涵義：第一是面向（to）公眾發言的；第二是為了（for）公眾而思考的，即從公共立場和公共利益、而非從私人立場、個人利益出發；第三是所涉及的（about）通常是公共社會中的公共事務或重大問題。"公共是與社群密不可分的。徐賁認為，杜威是公共知識分子的一個楷模。"他的葬禮在紐約市的一個不屬特別教派的社區教堂舉行，這座教堂的宗旨是'在這個世界實現摯愛的社群。'這對杜威來說是再合適不過了。杜威一生關心民主公民社群(共同體)問題。他生活在一個公共知識分子的時代，一個在美國被稱作為'新激進主義'的時代。……力主民主群體建設和教育改革的杜威就是這些公共知識分子中的一個。"如果我們可以把知識分子的桂冠賦予這個概念流行之前的人，馬克思當然是公共知識分子的第一人，西方舉辦的多次民意測驗都是這樣排名的。他的一句名言是："以往的哲學家只是解釋世界，問題在於如何改變世界。"
"為生民立命"，就是為百姓確立和實現生活的價值和利益。"為萬世開太平"，許倬雲的解釋是："提出一個理想境界──理想的社會、理想的生活或理想的人生態度，盼大家往那個方向走，並且用這些理想來針砭、批判、矯正眼前所見不合理的地方。"我認為還要加上"提出一系列達到理想境界的方法和途徑"。這在中國是有悠久歷史傳統的。《禮記·大同》提出的理想境界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康有為以畢生精力撰寫了《大同書》。他認為"諸苦根源是九界"，實現大同則要破除這九界：第一曰去國界（分疆土部落），合大道也；第二曰去級界（分貴賤清濁），平人民族也；第三曰去種界（分黃白棕黑），同人類也；第四曰去形界（分男女），保獨立也；第五曰去家界（私父子夫婦兄弟之親），為天民也；第六曰去業界（私農工商之產），公生產也；第七曰去亂界（有不平不通不同不公之法），治太平也；第八曰去類界（有人與鳥獸蟲魚之別），愛眾生也；第九曰去苦界（以苦生苦，傳種無窮無盡，不可思議），至極樂也。康有為的大同世界比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更加全面和徹底，其中包括著佛學的底蘊。而要實現美好的目標，需要有人與人的交流和對話，需要社會協商與政治妥協，這些都是公共知識分子必須具備的素質。
我在1988年的一次知識分子討論會上說："中國的知識分子應發揮認識功能和價值功能。……知識界不能完成這種認識功能和價值功能的話，將中國不能發展、危機不能克服的原因推到政治家的軟弱無能以及老百姓的政治心理怎麼落後，這些都是沒有意義的。……知識界中可以有許多傾向、流派形成一個光譜，從參政到智囊團，到戰略研究思想庫。關鍵是要減少知識分子的機會主義——即不忠於自己的職業道德，無論做什麼，只要每個人都充分發揮自己的作用，知識分子的全面功能就發揮出來了。我認為應反對在各種角色中跳來跳去的方式，這樣會搞亂知識分子的社會目標。……首先從個人做起，要給社會樹立新的價值標準，提供新的預測、新的思想，應提出保持知識分子的良知和歷史責任感的口號"。
二十年過去了，恐怕不能說中國知識分子在兩種功能上都做得很好了。現在，既缺少公共知識分子，也缺少獨立知識分子；但是從長遠來看，更稀缺的是後者。破除權力的禁錮，挺身而出作一個公共知識分子，最需要的是勇氣和良知；破除"俗諦"的誘惑，潛心於"究天人之際"，作出超越前人的貢獻，則不僅僅需要耐心與毅力，更需要學界氛圍與個人天賦。在世界範圍內，二十世紀有羅素與愛因斯坦這樣的大家，集獨立知識分子與公共知識分子之極致於一身。在中國，我們有梁啓超、胡適這些百科全書式的知識分子領袖，但還沒有產生過具有世界水平的大哲學家、大科學家。既要有成千上萬的公共知識分子，又要有中國的維根斯坦、玻爾、韋伯、布勞代爾這樣的巨匠，要達到這樣一個目標，還需要我們中國知識分子幾十年乃至上百年的艱難跋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