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生長在高等院校的環境裡，上大學對於我，似乎就是一個從小學到中學再到大學的自然而然、或者說是順理成章的必然階段，並不是什麼特別的甚至達到了理想級別的願望。
可是，當我進入中學的時候，轟轟烈烈地貫徹階級路線的各種舉措讓我看到，能不能繼續深造不在於個人接受知識的能力強弱，也不在於個人為獲取知識作了多大的努力，而在於有沒有一個紅色的家庭背景。
這個嚴酷的現實，使我不得不改變以往的認知——上大學對於我這樣的人，恐怕不再是理所當然天經地義，而是我這輩子走不出去的一個夢幻了。後來的坎坷經歷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1977年，我在重慶打通煤礦當礦工已經6年。那一年國家恢復了高等院校的入學考試制度。一開始，對於這個消息的可靠性，我抱著極大的懷疑態度，並在心裡認定，除了考試以外肯定還有什麼別的選擇標準。
這以前，大學已經恢復招生好幾年了，但學生全都是由單位推薦，謂之「工農兵學員」。這樣的招生和工礦企業到農村招工差不多，像我這種家庭出身的人，根本不可能被推薦上大學。
記得1973年，國家曾經有過一次恢復入學文化考試的嘗試。最初也說人人都有機會報名，可是到後來，報名依然是單位推薦，事實上又給我們這類人亮出了「此路不通」的告示。當時，我所在的採煤一隊推薦了一個從巴縣招來的農民礦工。
如果那次真的按照最初定下的方針——必須通過文化考試並根據成績確定錄取與否，這個被推薦的人大約只能老老實實打道回府繼續他的礦工生涯。可是他有運氣，遇到了「白卷英雄」張鐵生。張鐵生試題不會做，在試卷背後寫了一封痛斥考試制度的控訴信，憑著這封信他如願以償進入了大學，卻把許多長期受壓制、懷著公平競爭奢望的下鄉知青考生打發回了廣闊天地。
聽說，那次被推薦參加考試的人，一律是按政審標準而不是按考試成績錄取，我妹妹就因政審不合格被毫不留情地刷了出去。我們採煤一隊的那個農民礦工，托張鐵生的福堂堂正正地成了大學生。到1977年我們參加高考時，他已經畢業，回到打通煤礦當了技術員，完成了讓無數人仰慕的從農民礦工到國家幹部的逆天轉換。
1977年恢復高考的消息傳播開後，儘管我不敢肯定考試成績將是錄取的唯一條件，但也有某種預感——改變我命運機會終於到來了，也許還是唯一的一次機會。所以後來，從準備高考的第一時刻起，我就告誡自己這是背水一戰，只有勝才是出路。
恢復高考正式公布以後，我知道了對考生的要求：沒有家庭出身限制，年齡不超過三十歲，高中畢業或具有同等學力（同等學力這個概念是第一次聽到）。分析了一下自己的情況，我覺得心裡比較有底。
我當時不到28周歲，儘管已經大了一些，但還沒有超過規定的年齡界限。實際上，後來年齡放寬到了35周歲，主要是照顧老三屆那些高三畢業的學生，他們的年齡都已經超過了30周歲。至於「同等學力」，我雖然只有初中三年的學歷，不過在煤礦的幾年，我從來不像其他礦工那樣下班後打牌喝酒吹牛皮，把時間白白浪費掉。
礦工的工作不但非常危險，而且極其艱辛，每天從井下出來，就只想把自己的沉重而疲憊的身軀放到床上。但我從小學開始就是一個喜歡閱讀的人。在煤礦的那些年代找不到什麼有價值的讀物，我就把中學時代學過的俄語撿起來，先複習，再一步一步學習高中乃至大學的相關知識，給自己的精神生活增加一點養料，也給貧乏的礦工生活增添一點色彩。日積月累，我的俄語就自學到了一定的水平。
當時，為了支持我學習，母親時不時去西師圖書館幫我借書，有《高爾基短篇小說選》《契科夫小說選》《罪與罰》《戰爭與和平》等俄文原著和俄文版的《悲慘世界》。圖書館的熟人告訴我母親，這樣的書是供大學二年級學生閱讀的。我把除《戰爭與和平》這個大部頭以外的其他著作全都翻譯成了漢語，我妹妹還拿去她的單位和一些朋友傳閱。
後來我自己上了大學才知道，就算大學四年級的學生，估計有一大半也讀不了這樣的原著。除俄語外，我還自學了英語和高中的數學，主要是立體幾何和解析幾何。可惜沒有足夠的條件進一步學習高中的物理和化學課程。
1977年高考規定，報文科的考生，考試科目是語文、數學、政治，此外歷史地理並為一門，共四門。如果報考外語專業，則在這四門之外加上外語的筆試和口試。外語我不用花費時間和精力準備；語文和歷史地理，我原來基礎比較好，稍加複習即可；政治這門課，基本沒有人認真當作一門課程來學習或複習，一般都是臨考試的前幾天死記硬背一通；唯一不太有把握的就是數學。因此，我必須花大部分的時間和精力來準備數學考試。
剛剛恢復高考的時候，不像後來各種類型的考試指南、複習資料鋪天蓋地，要多少有多少，只怕考生沒有時間選擇，也沒有時間看那麼多。當年，但凡有人找到稍微新一點的複習資料，都會被周圍正在準備考試的人視為至寶。那時又沒有複印機，一篇資料大家輪流看，想擁有資料的人便只能不辭勞苦用手抄，熬夜到凌晨的也不是個別現象。我通過各種渠道，搞來了一些複習資料，其中主要還是文革前的舊高中教材。
說來慚愧，這一改變我命運的重大事件具體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以及複習的過程我都忘記了。只是模模糊糊地記得，留給我們準備的時間並不是很長，最多不過一兩個月吧。那段時間，我一直處於既興奮又緊張的狀態中，畢竟遠離學校整整十一年了，這十一年裡沒有經歷過任何的文化考試，猛然面臨的就是高考——這個我從進入中學起就知道而且被公認的最大難關。
進了大學才知道，我對自己實力的估計有些過低了。我的考試成績是310多分，在當屆重慶市的考生中屬於「尖子」。這個成績本可以報北大，但我當時要離開煤礦的願望十分迫切，加上自己認為年齡偏大，為保險起見，填報志願的時候，基本上只考慮如何順利地跨進大學的門檻，別的都忽略了，所以沒報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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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志願是從小熟悉、父母都在那裡工作的西南師範學院（後來改為西南師範大學，現在已與西南農業大學合併，稱作西南大學）。入校後得知77屆西師外語系所有考生中，我的入學成績最高。一同進來的有不少老高三學生，也是各地高考中被稱為「尖子」的考生，成績在290分左右。高考以後，我還經歷了碩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入學考試、畢業考試和論文答辯，等等。大概是高考開了一個好頭，以後的考試我從未失敗過。
回想起來，1977年的高考也沒什麼特別的記憶，我記得的只有兩個細節：一個是有一道解析幾何的試題，我計算下來是一個點圓，但心裡一直不踏實。從考場出來後，問了幾個老高三的學生，他們證實結果確實是點圓，這才一塊石頭落了地。另一個是語文考試，早上我臨出門去考場前，匆匆把語文複習資料瀏覽了一遍，特別記住了某一個問題，老天真是惠顧我，那天的考試題目里正好就有這個問題。
統一科目考試後不久——到底多久記不得了，我又接到通知去綦江參加外語考試。以我當時的俄語水平應付這樣的考試（筆試）已經非常簡單，我用了不到20分鐘就做完了全部的試題。完成答卷之後我突發奇想，將整張考卷連試題帶答案一起翻譯成了英語，想以此證實自己的實際「學力」。具體效果不得而知。
進校後，我也沒聽老師說起入學考試有人用兩種語言答題的奇聞趣事。進入正常的學習生活後，我把這事忘了。一天，一位參加了招生工作的老師來我家小坐，與父母閒談中偶然說起我的高考。她說，我們那次招生，憑蔣國輝的考分本來是一點問題也沒有的，但錄取他還費了一番周折。他報考外語專業，卻沒有外語筆試的試卷，我們怎麼找也沒有找到。
後來才知道，我用兩種語言答卷，評卷的老師弄不清我的試卷到底是俄語還是英語，答卷被擱置了。我畫蛇添足試圖證明「同等學力」的舉措還差點誤了大事。外語筆試之後，接著是口試。主持我們口試的那位女教師，四年多以後我在川外攻讀碩士學位時又見到了她，這才知道她是川外俄語系的教師。
考試結束後，就是心急如焚的等待。等待的時間有多長記不清了，好像不是一個太久的過程。但對於我，每一天都是那麼漫長難熬，度日如年的感覺格外強烈。我覺得我跟別人不一樣，我是一個煤礦工人，可我內心一直沒認同過這個產業工人的身份。
打通煤礦到農村招工的時候，因為家庭背景的原因，我不得不努力爭取有紅色家庭背景的知青們不屑一顧的這種招工名額，來到煤礦當了一名被蔑稱為「煤黑子」的礦工。我沒有別的門路可以離開煤礦，但我又不想永遠做一個煤礦工人。
整整6年的礦工生活，我所感受到的不只是工作的危險和艱辛，還有更多的是被歧視的屈辱。兩千多個日日夜夜，我作為一個「賤民」所遭遇的一系列凌辱和迫害，更讓我像一個被繩子拉著飛速旋轉的物體，隨時隨地都焦急地要掙脫繩子遠遠地騰飛出去，永不回頭。因此，高考於我就具有了更加不同尋常的意義。
忐忑不安的我，腦子裡每天都塞滿了胡思亂想——要是這次考試失敗了，今後還會不會有機會再考？以後怎麼能安下心來再在煤礦幹下去？再有一次考試的機會，能保證不失敗嗎？等等。
1978年2月底的一天，在礦機關工作和我一起參加高考的朋友，突然接到他家裡發來的電報，告知他已經被西師外語系錄取，錄取通知書寄到家裡了。聽了這個消息，我只覺自己一下子掉進了無底洞，沒著沒落地往下沉。當時我幾乎整個兒傻了。道理很簡單啊，如果我也被錄取了，就應該和他一起得到通知。
我仔細回憶了考試後的情形，包括我對自己考試的感覺和大家出考場後核對答案的結果，他的各科成績顯然不及我，怎麼他被錄取了我反而沒有？各種各樣的疑問和猜測跑龍套一般在腦子裡穿梭：看來問題可能又出在政審上，不知是不是煤礦的領導在我的鑑定上做了什麼手腳。我還無法控制地反覆想像著別人離開煤礦的興高采烈，和相形之下我不得不留下來的萬般沮喪……
那夜，就這樣昏頭脹腦輾轉反側一夜無眠。
第二天我上中班。中午買好飯走出食堂，十五隻吊桶還在胸中七上八下地翻騰撞擊。路過郵電所時，我想進去又害怕進去，鬥爭了一會，才硬著頭皮一步跨了進去。雖然也害怕這一腳踏空了，再次承受陷入無底深淵的絕望，但我還是鼓足了類似慷慨赴死的悲壯勇氣，詢問，有沒有我的信啊。
郵電所的人那天態度格外好，他拿出當天到的所有郵件翻找，很快就找出了一封我的信，是一個牛皮紙信封的掛號信，我眼角一掃就看見是西南師範學院的公函信封，當下一陣狂喜，所有的擔憂、焦慮和鬱悶一掃而空，我的人生戲劇性地大拐彎，從想像中的悲劇一步跨入了現實中的喜劇。
走出郵電所，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放眼望去，地闊、天空、山黛、水綠，周圍的一切在那一瞬間全都跟我的心情一樣華麗轉身：往日那些低矮破舊悲傷壓抑的油毛氈棚；魔鬼的嘴巴一樣大大張著的陰森森的井口；被飛揚的煤塵染得灰濛濛的天空，在我眼裡全都明亮親切可愛起來。我在心裡放聲大喊：我要走了。再見吧，艱難困苦的礦工生活。
自打進入中學以來，就因為家庭背景而開始的精神上倍受凌辱的苦難歷程，終於被一紙大學錄取通知劃上了句號。「你要是錯過了太陽，還有皎潔的月亮；你要是錯過了月亮，還有滿天的晶亮的星星」。事實再一次證明，上帝讓你來到這個世界上，就不會讓你一無所有。我得到了滿天的繁星。
端在手裡已經冰涼的午飯被囫圇吞棗倒進肚子裡，我徑直往井口派班的地方衝鋒，歡娛和得意從臉上往下溢流，淌了一路。到了井口，見到已經守在那裡的帶班隊長，我只說了一句話：從今天起我再也不來上班了。說完便轉身離去。
在當時的大環境下，這一紙大學的錄取通知就像「一道聖旨」，我底氣十足。如果是一般的工作調動離開煤礦，拿到調令後還不敢過於張揚，因為辦理各種手續的過程中，還有不少的關節點，只要有人在某個關節點上稍稍撥弄出一絲不和諧，就可能讓你煮熟的鴨子也飛得無影無蹤。
大學入學通知不同，有了它，任何一個需要辦理手續的部門都只能履行形式上的權力——把自己該做的事做完。再也沒有誰敢蔑視卡壓我這個多年來被大多數各級領導視為階級異己分子的「賤民」，太陽的光輝終於照到了我的身上。
跟帶班的隊長打過招呼後，我懷裡揣著「聖旨」直奔打通山煤礦機關而去。接下來的幾天，跟當年調出農村一樣四處奔忙，我在礦機關各個部門辦理相關手續，到派出所辦理戶口遷移，到糧食公司遷移糧食關係，等等。
從那天開始直到登上金雞岩至趕水的小火車離開打通煤礦，整個人都似乎處在一個飛速旋轉著的輪子裡，來不及看來不及想來不及記，因而許多具體的事都沒在頭腦里留下痕跡，只有一個不太相干的細節至今還歷歷在目。
我辦完了所有手續站在礦直機關大樓門口，那裡堆放著建築垃圾。我並沒有心潮洶湧放眼眺望，而是看著腳邊的一堆碎石，波瀾不驚地想：上大學是我近28年的人生旅途中發生的重大轉折，四年後我從大學畢業，再往後的人生會是個什麼樣子？我是否還能記得今天站在打通煤礦機關大樓門口這堆碎石邊心中的這些想法呢？
如今，幾十年的光陰只在彈指一揮間，而那一堆碎石連同我當時的感想，在我的頭腦中還如同千萬像素的數碼照片一樣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