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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往事拾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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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中,一位領導同志表現很積極。抓住一件他認為反革命的詩句在本單位的職工大會上大加批判。說反革命氣焰非常囂張,說什麼「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明明是反革命想復辟嗎。又問,這是誰寫的?他的秘書說:白居易。他說,把他找來。秘書一看覺得他越說越不像話,馬上打手勢讓他別說了。因沒有很明確的手勢,做了個打籃球的暫停動作。我們這位領導同志理解錯了說:打籃球去了?那也得把他找回來。

亂象

1966年「文革」剛開始不久,北太平莊菜市場有個售貨員叔叔,服務態度很好,大家都願意排他隊買菜。突然有一天,他的胸前縫了塊白布,上面工工整整的寫著:「小業主」。那會不知道什麼叫「小業主」。打探一下才知道是做小買賣賣菜的。說他是資本家還不夠格,就是出身不好,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之一。

造反派開始發明創造。一個是「坐飛機」,在總後,舉行了由總政,總後共同參加的批鬥總政「閻王殿」的大會。總政的肖華等「閻王」,每個人都被兩個戰士做噴氣式狀地押著到台上批鬥了一上午。最殘忍的是,讓肖華的兩個女兒觀看肖華的批鬥,當時就在我們的隊列里。

我舅舅是1950年畢業的大學生,畢業分到長沙市正源動力廠,是造火車頭的廠子,擔任工程師。搞了個發明創造,是當時世界的領先水平。「文革」開始,叫他們知識分子是比妓女「老八」還低一等的「臭老九」。這還不算,1967年過年,被造反派在街上抓走,關進牛棚。罪名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反動技術權威」。運動結束後,長沙市政協給他個委員。我問他:還搞發明創造嗎?他說不了。因為運動耽誤了他的終身大事,86歲去世時,孑然一身。

批鬥不算,「坐飛機」不算,還遊街。大概是鋼鐵學院的紅衛兵吧,用一輛解放牌卡車,倆紅衛兵押著還還掛個寫著「反黨分子彭德懷」的牌子,在北京北三環遊街。正好我在北太平莊大院門口玩,看見了。

紅衛兵越來越操蛋,就不是批鬥了,直接把人打死,號稱衝出校園鬧革命。師大二附中的紅衛兵上午去鐵道部黨校副校長家,直接把她打死。她是老紅軍,八級幹部。下午去抄她家。其中一人還是我院的,是我在幼兒園的髮小的哥哥。當時我們幾個吃完晚飯還去看抄家現場,他哥哥正在燒抄家的東西。我們還和他打招呼。那時他眼睛是紅的,根本就聽不見。後來,也許是報應,1970年他得羊角風,抽風抽死了。

大概是1967年夏天的晚飯後,在我們大院門口的馬路上看見幾個十歲左右的小孩,追打一個小腳老太婆。其中一個小孩說,她是地主婆,打死白打死。但是過路的人,沒有一個響應的。

最好笑的是剃陰陽頭。我看見過一個女同胞,走在路上表情有點不自然。她的左邊腦袋上的頭髮被人剃光。右邊腦袋上有頭髮,但是也像狗啃過似地叫人剃了幾推子,亂七八糟。

我父親也是挨鬥者。單位的造反派讓走資派站在台上,自報出身,出身好的站著,出身不好的跪著。開始,也是那麼做的,可是到我父親那自報出身:貧農。一個造反派從後面猛踢一腳說,貧農出身也得跪著。然後一個造反派頭目拿著一盆墨汁和毛筆,挨著個地往走資派的臉上塗抹。全部塗抹一遍,發現了一個問題,走資派的眼仁還是白的。又不辭辛苦把走資派的眼仁也給抹黑。

我母親是小學教師,去了北京順義縣由北京教育局辦的「五七幹校」。這也不錯。母親臨走前,教會了我生火做飯,哥仨不至於餓著。有兩件事我記得很清楚。一件是我騎著車到五七幹校去看我媽。據說五七幹校的威力強大,能改造人。我去幹校一是看望母親,一是看看對人是怎麼個改造法。

還一件事,那會雖然14歲,由於文革所迫,學會了做飯,但還是貪玩。一次下午,我把飯座在火上,就出去玩。玩了較長時間,才想起回家。推門一看,幾間房子裡全是濃煙。我的三弟還屋裡,忍受著濃煙的攻擊。我想,那麼大濃煙也不知道把鍋端下來,忍不住打了他幾下。那時他才七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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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幾首歌,一首是「造反歌」,歌詞的大意是:忠於革命忠於黨,黨是我的親爹娘,誰要敢說黨不好,馬上叫他見閻王。就造他媽的反,就滾他媽的蛋!

還有一首歌,據說是師大二附中把老師關牛棚時,紅衛兵讓音樂老師編的一首「謝飯歌」: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人民對我專政,我要老老實實低頭認罪!「低頭認罪」幾個字要高音,四分之四拍。

還有一首歌兒歌:我在馬路邊撿到一分錢,把它交到賣冰棍的老頭手裡邊,老頭接過錢,給我仨冰棍,我高高興興說了聲,老頭找錢!

1968年9月開學,直接從小學六年級蹦到初中二年級。還挺得意,不用考試。班主任何老師要求我們,課可以不上,「早請示」不能不參加。根據老師的要求,向毛主席保證,在校期間,我一次「早請示」也沒拉下。表現了對毛主席的無限忠誠。更令人感動的是第一節英語課老師要求參加。按老師的要求上了第一堂英語課。第一節課,很簡單,教我們把心中想說的毛主席萬歲的中國話用英語說出來。整整一堂課「狼賴夫前門冒」不絕於耳。因為我沒經過多少年的教育,毛主席萬歲的英語不會寫。記得同學們當時為了好記,把狼賴夫讀作狼來了。

記得最深刻的是「早請示」的頌詞。首先由老師領頌,每次都是老師手裡拿著紅寶書,念叨著:首先,讓我們共同敬祝我們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我們心中的紅太陽毛主席——然後所有的同學也舉起右手,畢恭畢敬,虔誠地揮動著紅寶書,大聲祝願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然後老師又領頌祝願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我們林副統帥。最後一齊吼叫:身體健康,永遠健康!

還有一次,偉大領袖關於「吐故納新」的指示發表了,同學們自發來到學校,由老師組織我們向天安門進發。一路上大家非常興奮,慶祝最新指示的發表。體會到了歌中唱的,千萬顆紅心在激烈地跳動,千萬張笑臉迎著紅太陽。奧,還忘了,那會是晚上沒有紅太陽。那會把人象徵著太陽,說西邊的太陽快要落山了都不行,都是反革命。

侯寶林挨鬥,是聽說的。造反派揪鬥侯寶林,給他戴高帽,他從自家的口袋裡掏出一個伸縮的紙帽,用力一甩,變得老高,比造反派的帽子要高一些。造反派讓他跪下低頭認罪。他往地下一趴說,我趴下說明態度更好。

停課

印象比較深的是,北京展覽館舉辦了一次「破四舊」成果展。抄的古董金條等數不過來。還聽說一個女紅衛兵,人雖然才十五六歲,但是階級覺悟特別高。用一根鐵絲將一個資本家老頭面對面勒死。

我們大院的居委會「破四舊」工作更細。因為院裡沒有古董,那些小腳老太太也有豪言壯語,她們說沒有古董,也要革命;沒有「四舊」也有花鳥魚蟲資產階級的東西。一天居委會召集老太太開會,布置「破四舊」任務,我外婆也去了。那會居委會的人基本上都是清朝時生人,能讀幾個字就當主任。按現在的文化程度就是小學二三年級水平。我外婆會讀小說,在小腳老太太中也算是知識分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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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開了一上午會回來,向我們哥仨傳達了會議內容,基本精神是,革命要從自己開始,不給「四舊」留死角,要徹底地「破四舊」。家裡養的花鳥魚蟲,要統統砸光。外婆,我和二弟,一人砸幾盆花,不一會,我父親放在晾台上的幾盆花就給全部砸爛。當時有一種與資產階級徹底決裂的感覺。

老爸回到家,看到空空如也的晾台,無可奈何地說了句,這花惹誰了?我們在一旁暗笑,無產階級在我家勝利了。那時不知道為什麼對花草都那麼恨,好像沒有花草,無產階級就徹底勝利了。如果地球上沒有花草樹木,人類還怎麼生存?反人類就是這麼來的吧。

文革還一個好處,升學不用考試,直接往上蹦。1966年正在複習,準備升中學考試。突然運動來了,摧毀著蕩滌著一切「封資修」的東西。開始,不知道什麼是「封資修」的東西,後來慢慢活明白了,只要是看不慣的人和事都是「封資修」的東西。

在我們緊張的複習階段,接到上級指示說是停課鬧革命,不考試了。我們當時歡呼雀躍,偉大領袖真好,想到我們的心裡去了。多少年來,學校流傳著一句話:考,考,老師的法寶;分,分學生的命根。這下好了,不用考試了,老師的法寶沒了。

記得停課鬧革命後,我們學校就準備放假。放假的頭一天我們六年級的男女生發生了武鬥。還是在晚上,男生站一邊,女生站一邊,互相扔石頭。一塊石頭砸在我一同學的眼睛上,痛得他直哭。第二天放假前,把家長叫到學校開家長會。這可能是全國第一場武鬥。

不考試了幹什麼?也有安排。學校買來寫大字報的白紙和墨汁。讓學生給學校貼大字報。我們感到又好奇又興奮。好奇的是多少年來學生淨挨老師的呲。現在什麼師道尊嚴,都要滾犢子。

當時挺佩服我班的楊洪濤同學。他說,學校這20多年執行的是修正主義路線,要揭蓋子。還說北京市委的事情:鄧拓,吳晗,廖沫沙,他們三個是一家.....開始是北京市委的,出了三個資產階級分子。後來又不斷地出現壞人,越來官越大,又出來「彭羅陸楊」和「61人叛徒集團」。直至揪出個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毛主席還說要警惕修正主義分子,那會覺得毛主席太危險了,壞人都在身邊。後來才知道那是形容語句,真是捏了把汗。

萬壽寺

我們學校叫萬壽寺實驗小學,軍委子弟小學,康克清阿姨選的址。這裡明清兩代是寺院,民國時期當過監獄。有清朝幾個皇帝的御匾,有清乾隆皇帝題寫的御碑。一進門在廟宇前由兩個王八馱著。我們叫王八馱石碑。這樣的王八馱石碑還有兩個。不過每個王八都有個亭子居住,我們叫王八亭子。這兩個王八亭子分別建在兩座廟宇前。前面的王八亭子一直鎖著,我在幼兒園時就鎖著,一直到上完六年級一直都鎖著,也不知道裡面寫的啥。

萬佛樓是萬壽寺最主要的景觀,有兩層樓。那時的兩層樓可不是現在的概念,有20米左右高。有個石台,上面的正中央是如來佛,旁邊的是什麼佛,叫不上名。為什麼叫萬佛樓?在大佛的後面有一尺高的小格子密密麻麻,裡面的每個格子都有一尊如來佛,也是膠泥彩塑的。佛的前臉,學校用葦箔抹上石灰當圍牆。作為學校的兩個教室和老師的辦公室。

1960年,我上小學一年級,學校放電影我沒去。弄了個小如來佛。那時不懂得文物的價值,只把它看做膠泥。弄點水,耍起了膠泥。認為,捏小人人多好玩。佛教委員會的人還來過一次。

在第一個王八亭子後的廟宇里,有幾個膠泥做的人物彩繪,青面獠牙的。我只記得一個神手裡拿著一對鋼鞭,都叫不上名來,可能是守護後面的萬佛樓。

因萬佛樓的台上放了很多經書之類的書籍,有幾個同學淘氣,把葦箔掏個洞鑽了進去,把經書拿出來不少,最後扔得到處都是。我還撿了本地契,是精裝的,像火柴盒一樣抽拉的。那會不知是文物,丟了,要放到現在也值兩錢。佛教委員會的人把那些佛經收走了。

文革一來,要了泥菩薩的命。還不是我校的學生,是外校的紅衛兵來破四舊。估計他們來破四舊帶的是木棒,石碑砸不動,乾隆的御碑得以保存下來。但是所有的彩繪泥菩薩都被砸個稀碎。兩三百年的文物蕩然無存。當時還想:砸的好!要不怪嚇人的。

「文革」結束後若干年,萬壽寺被定為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由於當年的紅衛兵「破四舊」,泥菩薩全部沒有。那些泥菩薩無法恢復,只能用別的東西代替。剛進大門時好像有哼哈二將,現在也沒了。往裡走,第一個王八亭子(其實烏龜是龍子)後的寺院的泥菩薩沒了,後從大鐘寺請來一口鐘填補空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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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佛樓本來是寺院的最主要地方,因為泥菩薩全部被砸,所以幾十年來從不對外開放。可能也是不能成為國家級文物保護保護單位的主要原因。在後樓,有一處塔林,有十幾個主持死了以後就埋在那,並且每個主持一個塔。那裡還有十幾顆200年左右高大的柏樹。樹上還有幾隻叫不上名字的鳥。羽毛是黑色的,尾巴呈剪刀型,比燕子大。有人說是知更鳥。「破四舊」一來,塔林,柏樹,知更鳥全部沒了。

萬壽寺的東側,現在用牆給封堵上。那會,有個四合院,挺大。因有海棠樹,因此我們叫海棠院。有兩個班的男女生宿舍,我們年級的老師宿舍和盥洗室。還有幾排小和尚住的禪房。文革時住進來很多住戶,成為永久居民。

前幾年,萬壽寺想收回,經過幾年的努力,最終放棄。他們一直說這屋是祖傳的。萬壽寺還有一張牌,六個皇帝的御匾,本來想在寺院的東側空房間裡弄個餐廳,有兩個大四合院。用御匾招攬客人,請一塊御匾100萬,後來因這幾年反對鋪張浪費便作罷。

張園長還告訴我們一件事。1966年底,我校的一些同學成立了紅衛兵。為了壯膽,用毛筆在假山東側的一間房屋的一塊石板上刷寫「造反有理」。將近五十年的風風雨雨時間過去了,依然清晰不掉。園裡組織職工清洗了幾次,不起作用。現在依然「造反有理」?不知道的人還以為是和尚寫的呢。

紅衛兵

「文革」中造反派組織紛紛成立。我校一共兩個年級,200多師生員工。老師成立個組織叫「東方紅」;學生的組織叫「紅衛兵兵團」。一天,老師的組織「東方紅」開會,我在窗外大喊了一聲:打倒「東方紅」!開完會,體育老師質問我剛才喊什麼呢?我一想,可不是,打倒「東方紅」是反動口號啊。在那個年代說話要小心再小心。弄不好,就成了反革命分子,挨批鬥,判刑,一輩子都別想翻身。那次我受的驚嚇不小,再也不敢喊打倒「東方紅」了。這回明白了,起革命名字還有這個好處。

一次,北京123中晚飯後開辯論會,高音喇叭開得嗡嗡作響。我家和123中只隔著一個樓房,喇叭聲吵得人睡不著覺。那會的紅衛兵只顧得拿起筆做刀槍,集中火力掃黑幫,根本就不管老百姓能否休息。一直和外校來的紅衛兵辯論,都說自己是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對方是保皇派,執行的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直到天亮,也辯論不出結果。

後來外校的一個女紅衛兵振臂喊口號,喊錯了,可能想喊:打倒劉少奇!保衛毛主席!結果喊錯了,喊成:保衛劉少奇!打倒毛主席!成了名副其實的反革命口號。馬上,辯論會改為批鬥會。聽見那個女紅衛兵痛哭流涕做檢討。誰是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通過一晚上的辯論見了分曉。

我們學校鬥走資派只進行過一次。後來人們看這種事情太荒唐,就沒再鬥了。還是1966年夏天,由五年級幾個12歲的小屁孩組織了批鬥教導主任的批鬥會。學校校長是軍人上校,因不參加「文革」,因此沒被批鬥。只是苦了教導主任。批鬥會開了一上午,她就在台上恭恭敬敬地站了一上午。那時的說法是:低頭認罪。那些小屁孩也不知道什麼叫資本主義修正主義,楞讓主任交代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罪行,交代如何把學校變成修正主義的溫床。

開完會一個小屁孩到主任跟前,擦了擦流出來過多的鼻涕說:主任借我兩毛錢,我坐車回家。這件事是我當主任女婿的同學說的。主任看畢竟是孩子,讓老師把這些同學送回家。以後就沒再開過批鬥會。

其它

話扯得遠點。1960年我七歲,上小學一年級,那時在我的眼裡沒有看見餓死人的,但是我肚子裡裝過許多「葉蛋白」。記得體育馬老師爬到我校的白果樹上打樹葉,我們班由班主任齊淑娟老師帶領,撿樹葉,裝麻袋,送到伙房,由伙房叔叔做成黑色的窩頭,送到我們的飯桌上。起了個優雅好聽的名字葉蛋白。開始,又苦又澀,難於下咽,很少有人吃。後來伙房叔叔想了個辦法,在裡面放點糖精,才有人吃,而且不吃餓呀。那會也沒什麼怨言,以為上學都吃葉蛋白呢。

現在有句話:苦誰也不能苦孩子。我當時七歲,應該算是孩子吧?可是沒聽說過不能苦孩子的話。實際的作法是,同甘共苦。吃葉蛋白的苦日子到年底結束。慶幸的是我們活過來了,沒餓死!我們那會確實感謝毛主席,讓我們活過來了。這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是毛主席給了我們第二次生命,首先要感謝的是他老人家,其次才是父母。

那會,很多人腦子進水。父母生我養我是最親的人,但是有些人不那麼認為,他們認為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我一個戰友,他的父母被造反派當著他的面活活打死。他卻和我們說,誰要是說文革發動者不好,我就不答應。

「血統論」為「文革」的開展起到了促進作用。我一個同學的哥哥是男四中的,號稱北京四大美男子之一,他參加了西城糾察隊,簡稱「西糾」。他說「西糾」的權力比西城公安分局還大。

「血統論」不僅在階級之間,而卻在「無產階級」內部也血統分明。革乾子弟(現在叫紅二代)和工人子弟也是勢不兩立的陣營。北京人還記得住在新街口那邊有一個工人子弟,外號叫小混蛋。按革乾子弟的說法是個小流氓,還是個罪該萬死的小流氓。他們打過幾次架,有傷沒有亡。但是,還是革乾子弟把小混蛋殺死了。因為那會亂,也沒聽說有誰被判刑的。大概是不了了之。還聽說有個「四三派」是幹部子弟派;還有個「四四派」,是工人子弟派。也是死掐。都要證明自己是忠實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組織;對方是保皇黨。

積極參加「文革」,滅資興無,是那個年代的強音。當時毛主席號召我們進行大串聯,讓紅旗滿天飄。這倒是個好辦法,大串聯既響應了號召,又能玩個痛快。不花錢能坐上火車,在異地還有當地機構接待。

我的同學胡向成搞了四張串聯火車票,給了我兩張。他讓鄰居陳鎮陽去,我給我弟一張。去之前每個人做了個紅衛兵袖章。還刻了個紅衛兵造反兵團的章。聽說串聯必須帶上紅衛兵章,否則當地政府不接待。

我們是1966年12月底走的,喇叭里反覆廣播著周恩來停止串聯的指示。到廣州的路上走了五天六夜。因為要停止串聯,人們玩著命地往車上擠。行李架上,椅子底下,過道上都是人。後來到了株洲,廁所也擠滿了人。

到了廣州,先做了三項革命行動。一是到中山大學看大字報。具體看的是什麼內容,一點都沒印象。二是去三元里,參觀當時農民反帝的遺址。三是參觀了黃花崗烈士墓。然後就是玩,玩了將近一個月。住宿不要錢,車馬費不要錢。一天的伙食費三毛錢。我帶了20元「巨款」,一個月的時間根本花不完。老是啃甘蔗,紫皮甘蔗5分一斤,青皮甘蔗3分錢一斤。無意中發現小賣鋪有賣陳皮梅的。以後,就叫陳鎮陽為陳皮梅。買陳皮梅時就說買陳鎮陽。

在1970年代初,我團三營到北京八一射擊場施工,王洪文副主席經常去八一射擊場打靶。一次接見了三營帶隊的段副營長,並與他握了手。段副營長認為是沾了仙氣,一個禮拜不洗手,見到誰就和誰握手,說是讓大家共享。那時不認為是愚昧。認為是榮幸。王洪文被捕後,不知那層握手的皮刮掉沒有。

「文革」十年大學不招生,只招工農兵大學生。我團去保定的大學上學的是於龍同志,他那會是小學四年級文化。代數,三角函數等可能聽說過,但是沒學過。只好入學後補習,大概是用了半年的補習時間,會不會也就那麼回事吧。主要是有個好父親。他父親原是我團的團長,後到師里當副參謀長。於龍入學考試也得點分數,比「白卷先生」張鐵生強點。於龍畢業後回團里,不久就向團黨委寫了一封落實知識分子政策的信,中心意思是給他漲工資,由行政23級調到22級甚至更高。

在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中,一位領導同志表現很積極。抓住一件他認為反革命的詩句在本單位的職工大會上大加批判。說反革命氣焰非常囂張,說什麼「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明明是反革命想復辟嗎。又問,這是誰寫的?他的秘書說:白居易。他說,把他找來。秘書一看覺得他越說越不像話,馬上打手勢讓他別說了。因沒有很明確的手勢,做了個打籃球的暫停動作。我們這位領導同志理解錯了說:打籃球去了?那也得把他找回來。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新三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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