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和她的孩子們
高耀潔逝世後第一年，我曾經為博登書屋編輯過一本《高耀潔畫傳》。那時，我第一次系統地整理她的影像與文字，把一個「新聞里的高耀潔」還原成一位有父母、有子女、有脾氣、有倔強個性的老人。如今，又有機會為這本《中國醫生高耀潔》寫一篇序，對我來說，更像是在同一個問題上繼續追問：在今天的中國，我們到底應當怎樣記住一個叫「高耀潔」的人。
這本書的編者依娃，是大饑荒口述史的記錄者，常年在底層行走，習慣於在廢墟和塵埃里尋找人的故事。2015年，她與高耀潔結識，此後每年三四次，從波士頓去紐約的小公寓看望老人，幫她改稿、回信、拿藥、做飯，在世俗意義上既是晚輩，也是照護者。她說，編輯這本書，是「與她重逢，與她作伴」，希望高耀潔在天之靈能在書頁里微笑，感受到來自各個方向的思念。
這本書的結構，其實已經暗示了一種記憶的方式。目錄從「請記住這個名字——高耀潔」開始，把許多熟悉的名字聚攏到她的身邊：北明、邵燕祥、章立凡、蘇曉康、金鐘、艾曉明……既有公共知識分子，也有普通患者和家屬；既有國內的記者、學者，也有海外的見證人。後面幾章，又加入了女兒、妹妹、弟弟的回憶，加入了胡佳、曾金燕、馬金瑜等人記錄的「近況」，再加上生平、獲獎、著作的附錄，和編者依娃那篇樸素直白的跋。整本書像一座用很多人手搭起來的紀念碑，每一塊石頭都有姓名，有來歷。
中國農村的現實，在本書里其實是一個非常沉重的背景。許多作者都不是「旁觀者」，而是一度在現場或接近現場的人。有寫河南賣血村莊的，有寫愛滋孤兒的，有寫因為輸血感染的婦女，也有從新聞現場退出來的記者，回頭看自己當年的報導空白。對他們來說，「高耀潔」不只是一位醫生的名字，更是一個拆穿了官方敘事的縫隙。在這個縫隙里，讀者能看到的是：愛滋病並不是從「生活方式」開始說起，而是從一次次看似「現代化」的採血、輸血、賣血，從一次次國家與農村、權力與貧窮的交叉口開始說起。書里有文章用「血禍」來形容這場災難，這個詞簡潔，也殘酷。
這本書有幾組數字，任何讀者都應該記住——高耀潔不是衛生部官員，卻跑了十五個省、一百多個村莊，救助過將近一千個愛滋家庭；她不是出版社，卻印發上百萬冊防艾小冊子；她不是信訪辦，卻收到了大約一萬五千封求助信，而且一封一封親自回；她不是孤兒院，卻幫一百六十多個愛滋孤兒安排生活。這些數字並不抽象，書中許多文章後來都用不同的場景，把這些數字填上了臉、眼睛和活生生的人的氣息。北明在「請記住這個名字一一高耀潔」那篇文章里說，她是「中國血禍的天敵」，也是「受苦人的天使」。這兩句話，幾乎為全書定了基調：這一切不是為了造一個「聖人」，而是為了說明，在一次人為製造的災難中，有一個人選擇站在了最艱難的位置。
這就是為什麼高耀潔的一生，坎坎坷坷。胡佳的那篇《高耀潔醫生近況》，把時間線梳理得很清楚：1927年她出生在山東曹縣，戰火中長大，醫學院畢業後在河南鄭州行醫一輩子，做過婦科主任，做過教授，接生過無數孩子，也為很多重症病人做過「最後一次嘗試」的手術。等到1996年四月，她已經接近古稀之年，卻在一次會診里敏銳地意識到，一個「怪病」病人可能是愛滋病感染者，於是建議做HIV檢測。那次檢測的結果，像一根線，把她的人生拉進了另一條軌道——從那之後，她開始追根溯源，開始跑村莊，開始走田埂，開始用她的那雙纏足後又放開的「解放腳」在河南農村摸索「血禍」的路徑。希拉蕊在她的回憶錄談到高耀潔：「高耀潔醫生身材矮小，已經八十二歲了；當我第一次見她的時候，我就注意到了她的小腳，這雙腳被纏過，並為她的事跡感到驚訝。」
書中多篇文章提到，她為了這些調查，貼上了幾乎全部積蓄，耗盡了老兩口攢了一輩子的家底；為了給村民寄科普小冊子，她把家當挪出去，把能賣的都賣掉。她的那句口頭禪，「我少吃一點，少穿一點，幫那些可憐的人」，在編者簡介里被反覆引用。和這句話靠在一起的，還有「人不能說假話」「我是個醫生，看到病人就走不動了」「唯願人皆健，何妨我獨貧」——這些不是用來裝點門面的格言，而是在她晚年的選擇里一條一條兌現的誓言。
也正因為她不肯「說假話」，這條路幾乎註定是一條與體制對撞的路。書里有幾篇文章集中講到她被監控、被圍堵、被限制出行的那些年。有文字寫到，她的電話被監聽，出門有陌生人跟著；每逢國外有人要給她頒獎，家門口就多了一圈警察和便衣。到了2009年，她八十多歲，只能帶著裝有調查資料的硬碟匆匆出走，從河南到北京，再到四川、廣東，最後到了美國。這本書在引文中用了她自己的話：「因為我要把真相告訴全世界。」後來，哥倫比亞大學請她做訪問學者，她住進一間普通公寓，由看護照顧，繼續寫書，短短几年又寫了好幾本關於中國愛滋疫情的書，還寫了一本詩詞。
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細節：高耀潔離開中國的時候，帶走的不是金銀細軟，而是那塊硬碟。那塊硬碟里的，是村莊的名字，是人的名字，是化驗單，是病歷，是信件，是她不肯「說假話」的證據。這些東西後來散落在不同的出版物里，也散落在本書各個作者的筆下。你在這本書里讀到的，不只是對一個醫生的讚美，也是對那塊硬碟的一個個側面描繪。
家庭視角，是本書另一條很亮的線。第二輯「媽媽我帶您回家」里，女兒、弟弟、妹妹輪流出場。他們寫童年的大姐，寫作為母親的「高醫生」，寫兄妹七人在墓地最後一次一起掃墓，也寫年老時她的固執、她的節儉、她對子女情緒的忽略。這裡的高耀潔，不再是媒體鏡頭裡那位瘦小、戴眼鏡的「抗艾鬥士」，而是一位河南口音濃重、記性逐漸變差、會埋怨子女不夠孝順，又會在下一句話里替他們辯護的老人。這些細節，很寶貴，因為它們讓「偉大」落回了人間。
書里那篇《天上那顆最明亮的星星》，從一個很美的象徵講起：天文學家曾以她的名字命名一顆小行星。作者把這顆星，和她在河南村莊裡的腳印、她在紐約小公寓裡的孤獨，放在一起寫。讀到這裡，很難不想到一個反差：一邊是外面世界給予的道義褒獎，一邊是她在自己國家裡遭遇的圍堵與冷落。附錄里還有她的生平年表、獎項列表、出版著作一覽，和一篇關於王淑平醫生的附錄。依娃還特別安排「王淑平，她為蒼生吹過哨」一輯，把另一位「最早發現河南愛滋病毒」的醫生王淑平也放進了這個記憶場。這樣安排，很妥帖，也提醒我們，講高耀潔，並不是在塑造孤立的「英雄個人」，而是在勾勒一群人的背影，包括和高耀潔一道奔走在中原土地上的桂希恩教授、高燕寧教授、孫永德醫生、張可醫生、陳秉中先生、杜聰先生和愛滋病的吹哨人王淑平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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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在這一層意義上，王淑平的名字顯得格外重要。她比高耀潔更早在捐血員人群中捕捉到愛滋疫情的蛛絲馬跡，以周口臨床檢驗中心負責人的身份，收集幾百份血樣、一遍遍覆核，寫成那份後來上報衛生部的調查報告，推動了1996年「3·14」整頓血站行動。代價卻落在她自己身上：調查結論得不到河南省衛生廳的承認，檢驗中心被關停，她被開除公職，婚姻破裂。只能在2001年獨自離開河南，遠赴美國，在鹽湖城重新開始醫生與研究員的生活。2019年，她在峽谷間徒步時突發心臟病去世，像一盞一直吹響警哨的小燈，忽然在風口熄滅。把她和高耀潔並置起來，我們看到的，不只是兩位個人的遭遇，而是同一場血禍中，兩種相互呼應的勇氣。
這本書的扉頁的編者簡介有幾句引用：「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但願人皆健，何妨我獨貧「人，不能說假話」「我是個醫生，看到病人就走不動了」「我少吃點，少穿點，幫助那些可憐的人」。這些話在今天的語境裡，已經被用得很濫，常常掛在機關牆上，也印在標語牌上。可是在本書里，它們有了具體的重量。讀完整本書你會發現，這些話在高耀潔身上，沒有被職業化、口號化，她是在用一輩子把這幾句放在自己身上試，有時候試得很狼狽，有時候也試得很笨拙，但她沒有退卻。
作為一個研究中共黨史與關注改革以來制度變遷的人，我讀這本書的時候，心裡其實一直有平行的兩條線。一條線，是對體制的分析和思考：如果沒有那種粗暴的「以血養政」的政策，沒有那樣的宣傳話語，沒有那樣嚴密的封鎖與否認，就不會需要一個老醫生在七十多歲時背起調查和揭露的任務。另一條線，是對個體的凝視：我們很容易把一切歸咎於一個抽象的「制度」，然後忘記，在這個制度的縫隙里，總還會生長出一個個具體的人——有人沉默，有人妥協，有人自保，也有人像高耀潔那樣，選擇讓自己變成那根刺眼的針。
這本書沒有替讀者做結論。它只是把很多年的文字放在一起，讓不同年代、不同立場、不同職業的人圍著同一個名字說話。有的文章寫得很激烈，有的寫得很哀傷，有的很平實，有的甚至有點瑣碎。但合在一起，構成了一種我很在意的東西：一種「慢慢積累起來的共識」。這種共識不是一夜之間形成的政治口號，而是很多人用自己的經驗換來的判斷——我們需要記住這位醫生，不是因為她完美，而是因為她在一個不完美的時代里，守住了最簡單的底線。
對我個人來說，編輯這本書是我和高耀潔的第二次「對話」。第一次是在做《高耀潔畫傳》的時候，那時我更多是在和圖片打交道，試著在一張張黑白照片裡尋找她的表情變化，尋找她在不同歷史階段留下的痕跡。那本畫傳是從視覺進入的，這本《中國醫生高耀潔》則是從文字進入的。前者像是一部縮微影像，後一部更像是一部口述史與見證文集。兩者加在一起，給了我一個比較立體的「高耀潔全貌」。高耀潔不是只一個名字，她是醫生，是母親，是一個「麻煩分子」，也是一位普通的中國老太太。
我與高耀潔醫生有一面之緣。有一年，我跟來自南京的陳教授去她在曼哈頓上城的公寓拜訪她。我們到了門前，在門外聽到屋裡有人大聲說話，但怎麼敲門都沒有人應門。電話也打不通。足足等了十幾分鐘，高耀潔終於聽到敲門聲，才過來開門。原來，高耀潔耳朵不好使，我們到時她正在跟人通話，講話聲音非常大，蓋住了我們的敲門聲。那天，她送給我和陳教授每人一本簽名的自傳。在我寫這篇文章時，她給我簽名的書在書架上，默默地注視著我，陪著我寫完這篇小文。好像與她重逢，如同有她作伴。司馬遷說，人固有一死。然而，人死去的只是肉體；高耀潔的靈魂不滅，變做量子，充滿宇宙；高耀潔的精神不死，變成文字，寫滿天空。天上有一顆名叫「高耀潔」的恆星，正看著我們。
寫到這裡，我想起書末的一段細節。有人記述她在紐約小公寓裡接受採訪，她一邊翻著自己已經出版的書，一邊念念不忘講述她救助過的中國愛滋病人。那間房子並不寬敞，窗外是曼哈頓的街景，她嘴裡念叨的，還是黃河、是河南、是村莊、是孩子。她在遺囑里說，希望死後火化，不留墳墓，把骨灰撒進黃河。這個願望，本身就是一種返回：她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了和疾病、和貧困、和鄉村打交道的那片土地。她最後的願望，也是回到那片土地。
為這本書寫序，我更願意把它看成是一個邀請。邀請讀者暫時放下對「英雄」的既定想像，跟隨這些作者的文字，重新拼起一個人的人生；也邀請讀者把這本書當作理解當代中國農村、理解公共衛生、理解國家與個體關係的一份材料。如果有一天，我們不再需要靠一位八十多歲的退休醫生，來揭開一場血禍的真相；如果有一天，一個醫生說「我少吃一點，少穿一點，幫那些可憐的人」，不會再顯得那麼「稀罕」；如果有一天，像她這樣的人不再需要遠走它鄉，才能說出自己想說的話——到那時候，再來翻開這本《中國醫生高耀潔》，也許我們會有一種更輕鬆的心情。但在那一天到來之前，把她的名字記下來，把這些文字留在身邊，仍然是一件必要的事。這本書，就是為了這件事而存在。
2025年12月1日國際愛滋病日
註：作序者為美國羅切斯特理工大學心理學碩士，博登書屋總編，著有《法拉盛傳》《六度空間看美國》《上帝、信仰與政治制度》等著作。
《中國醫生高耀潔》
一一跋：您愛世人，讓世人的愛永遠圍繞著您
依娃
親愛的高媽媽：
您好！
今天是美國感恩節的前夜，是大家合家團圓喜慶、圍桌吃火雞的節日。我忍不住把這兩個月以來整理好的書稿《中國醫生高耀潔》寄去給出版社——這是一份感恩生命中有您的特殊心意。
出版社老總剛剛回信說：「出版這本書，是我們對高耀潔醫生的最好紀念！她是民族的良心，時代的英雄！」
「這是最後一次見面了。如果我死了，我就讓小熊給你打電話。」好幾次，您都這麼說。
2013年12月10日早晨，是的，看護小熊及時給我打了電話，告訴了我最害怕聽到的消息。我頓時淚飛如雨，我知道，我再也見不到您了，聽您說話了……
我立即寫信告訴給您的追隨者和好友劉倩女士：「她到有鮮花的地方去了。」是的，您的一生看到了太多的貧窮、黑暗，經歷了太多的坎坷和苦難。您去的地方，一定天藍雲潔，鮮花盛開，蝴蝶和鳥兒都圍繞著您跳舞唱歌，兒童們無憂無慮地玩耍嘻笑……
但我沒有能奔赴紐約參加您的葬禮，送您最後一程。原因是我這從來不怎麼得病的人那幾天居然感染了病毒，發燒頭暈，臥床不起。我含著熱淚寫下《高媽媽讓我們再見一次面》，照例是陳奎德先生的《縱覽中國》給予發表，後來張菁女士主持的追思會請人替我念了這首不成樣子的詩，後來自由亞洲電台也在報導中引用。
以書結緣。說起來，我「認識」您是從您的《血災：一萬封信》開始的，才對中國的愛滋病有了膚淺的了解。如果沒有寫作，我們不會認識。如果沒有書，您不會那麼信任我。您給我講過一個笑話，說一個作家來看望您，您問：「你的書呢？」作家說：「還沒有出版呢。」因為我給您帶去三本採訪大饑荒倖存者的書，您才會對我完全的信任。您說：「你這三本書都是你跑去採訪的，多有分量啊。」我們在一起總是談寫作談書談中國老百姓受的苦，有說不完的話。
最初去看望您，我的想法很簡單。我沒有條件去第一線幫助那些愛滋病人，幫助您就是幫助他們。替他們照顧您，報答您為愛滋病人提供藥品、給愛滋病死者遺孤提供學費、給社會各界基層免費發送防艾書籍和材料。那句老話說「為眾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凍斃於風雪」，您曾經給予愛滋病人那麼多溫暖，我就要給您能夠做到的溫暖，那怕做一頓飯，端一杯水。或許您沒有注意，和您交往的過程中，我沒有刻意採訪過您，因為我想您自己已經寫了那麼多，又有那麼多人寫您。我只是想陪伴您，和您聊天，給您做些瑣碎的事情。我也知道，您警惕心重。因為您接觸過的騙子太多了。我也從來不要求您介紹我認識任何人。當然，也是我的遲鈍，竟失去了認識王淑平醫生的機會，沒有機會好好了解並記錄她的事跡，令我非常遺憾。
高媽媽，不認識您的人，想您名滿天下、獲獎無數，又是前美國第一夫人喜拉里的朋友，一定過得富足滋潤。但我知道您的生活水平還不如中國一般退休幹部（醫療和住房除外——這是美國政府提供的福利）。您從不吃山珍海味，不穿綾羅綢緞，不補什麼人參阿膠，更是從沒有過大房子好車子。我親眼看到，您的衣服爛得補丁摞補丁，為省錢吃便宜的雞胗，五、六塊一個的西瓜也捨不得買，一張紙巾翻來覆去地用……讓我既心疼又生氣，真想對您說：「您能不能愛護自己一點？」但是，您一次捐書就是三百本，價值五、六千美元。我在您的住處看到登記本，誰拿書誰簽名。您的書都是免費贈送，您的目的就是讓人們知道愛滋病的真相。書是您的心血，書是您的驕傲，書更是您一生歷盡風雨百折不撓的結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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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喊了您八年「高媽媽」的人，您離世這兩年，我沒有為您做任何事情，好像有意躲避著傷痛。一年多忙於自己一本大饑荒題材小說集的寫作、修改和出版。但是，我心裡一直放不下每次和您見過面寫下的那些文字。我曾經整理成《我的高耀潔媽媽》，做成PDF，請人免費下載。但是只有數萬字，不足以成書。您生前也說：「您再寫點，出一本書。」我怎麼捨得讓您失望呢？反覆思考斟酌後，我決定編輯一本紀念您的書，讓眾人的文字堆砌出一個豐滿的、鮮活的、真實的您。雖然後來我覺得自己捅了一個「馬蜂窩」「騎虎難下」，自己的能力實在有限。但是逼迫著自己一天做一點。給自己鼓勁，您九十歲的老太太都不叫苦，我這點，差得遠呢？
高媽媽，這本書中的作者，大多數您都認識。比如北明，她是您生前最好的朋友之一。我說感謝您給高媽媽購買電腦放大屏幕，這樣令您寫作方便很多。她回信解釋：電腦放大屏幕不是我買的，是我們幾個人的稿費，還有紐約的李進進律師（已故）加了一些錢。從這細小的事情能夠看到一個人的人品，她的誠實令我感動。您還告訴過我，北明給您剪腳指甲——記得看護告訴我，她們不可以為被看護人剪腳指甲。從沒有打過交道，北明一口答應了我的請求，寄來自己的文章和馬文龍等好友的佳作，還有很多珍貴的圖片。並提了很多好的建議。我知道，人家是看您的面子也。我發現，她和您一個性格——直爽。
還有您女兒炎光的同學、您過去的同事傅莉著名的先生蘇曉康寄來三篇文章，蘇曉康先生說傅莉非常喜歡她的「高姨」，一直以「高姨」為榜樣。並寄來你們在華盛頓見面時的珍貴合影。
重要的是，通過艾曉明教授，我收集進了五封愛滋病人和家屬的來信，字字扎心，不忍閱讀。但是，我想讓十三歲就死去的小靜亞陪伴著您，讓九歲不幸感染愛滋病的田喜陪伴著您。我知道，您的翅翼會為他們遮擋風雨，您的微笑會慰藉他們千瘡百孔的情感……更是請每一位讀者聽到愛滋病患者的呻吟和悲鳴。他們是和我們一樣的人。
我儘量用信件、臉書、微信徵得作者的同意。蘇曉康、金鐘、陳奎德、余杰、艾曉明、龐皎明、劉倩、燕子、羅四鴒、林海音、雲帆等都是說「同意」「沒問題」「我的榮幸」。沒有一個人說NO，讓我由衷感動，由衷感謝。他們的支持我無以回報，能做的，就是每天早晨五、六點起床，沖一杯咖啡，坐在電腦前逐字逐句認真看閱每一篇文章。看這些文章的時候，我就感覺又見到了您，看到了您的音容笑貌，聽到了您的河南話，（跟著您，俺都會說河南話了）聞到了您身上散發出的特有氣息。看這些回憶、評論您的文章，讓我感覺仿佛又和您在一起度過美好的時光。
我從各種不同的角度編輯成輯：比如在這些作家、評論家的筆下您是國難當頭、匹夫有責、挺身而出的悲情英雄；比如家人的角度會讓讀者感覺親切，看到生活中一個作為妻子、母親的您的模樣；比如從當年採訪您的記者們和追隨您幫助愛滋病志願者們的記錄中能夠看到一個不停行走、不停呼籲、痛心疾首、時哭時喊的您；從年輕的留學生們的眼睛看您，又是一個慈祥的、操心小事、年老體弱的老奶奶……
我「私心頗重」地將自己寫您的作品編出一輯《我的高耀潔媽媽》放在最後，從第一次見面到最後一次見面，一一書寫。我希望沒有見過您的讀者通過閱讀這些文字看到一個有血有肉、有悲有喜、有笑有淚的高耀潔。她不是鋼鐵打成的劉胡蘭、江姐。您對兒女並非鐵石心腸，提到丟失工作流亡加拿大小女兒的病，您老淚縱橫地對我說：「我不心疼嗎？不是我身上掉下來的肉嗎！」提到自己曾孫女，您又是慈愛無比，笑得臉上開花。您也有老年人的落伍和偏頗，比如您看見女孩染黃頭髮塗口紅，會說：「女流氓。」如果誰離婚了，有了新的配偶，您也會認為這個人有道德上的瑕疵。看到您不喜歡的人來訪，您就假裝病重，側身睡覺，人家一走，您又「生龍活虎」了，小孩一般。自己沒有什麼錢，還操心著這樣給誰那樣給誰……從零九年流亡，漫漫十三年，年老多病，常年缺乏家人的陪伴，艱難而孤獨，有一次您甚至對我說：「我真想從這窗戶上跳下去，一死了之。但是我不能這麼做。我名氣太大，影響不好。」聞者心碎。哭完、抱怨完，小眠一下，有點力氣精力，又艱難地推著輪椅坐到電腦前費力地一個字一個字地寫……一如辛勤了一輩子的農人，只要能動彈，就要下地勞作，不問收穫幾何……
關於書名《中國醫生高耀潔》，我也是反覆斟酌。醫生是神聖的職業、救死扶傷的職業、令人尊敬的職業。可是在中國醫療產業化的今天，讓人們心目中的白衣天使變成了「黑蛇白蛇眼睛蛇」（律師、醫生、教師）之一的蛇，咬人傷人。今天的中國，還有騎著毛驢去鄉下接生的醫生嗎？還有為救助貧窮的姑娘和院長吵架的醫生嗎？還有自己花錢給病人送藥送食物的醫生嗎？還有見了高官、面對厚祿仍然說真話的醫生嗎……您無疑是那些不收紅包就不動手術，把病患當成提款機的無良醫生們的一面明鏡。《中國醫生高耀潔》這個書名的下面，我要請編輯再加上一行小字「王淑平她為蒼生吹過哨」，因為我覺得大家對這位做出傑出貢獻、付出巨大代價的醫生關注遠遠不夠。我相信，您會同意我這麼做，以此紀念。您們老姐妹也「做個伴兒」。
關於封面，我本來想用您和孩子們的，您妹妹的意見還是一個人的比較好。我最後選擇了這張您凝視遠方，燦爛微笑的照片。我是想，您活著的時候為愛滋病患者、愛滋病孤兒哭得太多太多。希望以後，您能夠笑得多一些。
「你可能再見不到我了。」我們最後一次見面是2023年9月，臉頰貼著臉頰，久久地擁抱告別。您固執地讓我帶回來兩盆綠植，我怎麼也沒有想到是永別。我很內疚，如果您請人告訴我您已臨近最後大限，我會馬上去的！可是，您從不會這麼說，不麻煩別人。我很自責，最後的時刻，我沒有陪伴您，沒有牽著您的手，沒有給您最後的擁抱。寫到這裡，哀傷不已，眼淚禁不住一串串涌泄而下……
我不是雕塑家，不能給您雕一座栩栩如生的銅像；我不是導演，不能給您拍一部流芳百世的傳記片；我不是大富翁，不能捐助給您修一座偉岸的紀念館……但我知道，您最喜歡書，只有書會讓您高興。所以，我看閱了大量的文章，一再篩選，反覆調整。我希望竭盡全力編輯出一本比較全面的、內容豐富的、有分量的、體現您真實精神風貌的紀念冊。在您去世兩周年的日子，在您即將九十八歲冥誕的日子，給您獻上。這是我對您微薄的心意，是我對您纏綿的懷念。更是我們每一個人對您的愛！
如羅慰年先生序中所言：「整本書像一座用很多人手搭起來的紀念碑，每一塊石頭都有姓名，有來歷。」在這裡要深深的感謝所有的作者！感謝羅慰年先生答應「邀請」，作出這個結實、有力又溫情的序。讓更多的人在這本書里與您重逢，與您相伴！
高媽媽，我還想對您說，您送我的花都長得可好了，繡球花每年都開幾十朵花兒；綠羅爬了好幾尺，能夠折下送人。還有老胖（高媽媽這麼稱呼我丈夫）身體康復了，您放心。小胖（高媽媽這麼稱呼我兒子）工作挺好的。您放心吧。我更是記得您的叮囑：「你能寫，儘量多寫點。」
高媽媽，等著我。有一天我們終會在天堂見面，終會緊緊地擁抱。我還要當您的幫手打字，給你包餃子做面片，給您帶去鮮花，領您去河邊散步。我還要和您坐在一起，用河南話沒完沒了地拉話。
高媽媽，今天，我終於完成了編輯工作。我想告訴您：
高媽媽，俺給您編了一本書《中國醫生高耀潔》，希望您喜歡。
您愛世人，讓世人的愛永遠圍繞著您！
擁抱您！我的老媽媽！
小宋（依娃）
2025年11月26日感恩節前夕
編者介紹
圖片：編者依娃和高耀潔醫生交談
依娃，本名宋琳，作家，大饑荒口述歷史工作者。為高耀潔醫生生前好友之一。出版有《我的鄉村》《尋找大饑荒倖存者》《尋找逃荒婦女娃娃》《尋找人吃人見證》《走陝西》等。
2015年夏和高耀潔醫生相識，平均每年三到四次從波士頓到紐約拜訪老人家，幫助她修改文稿、回覆信件、取藥、做飯等。寫下數篇記錄高耀潔醫生的文字，發表於《世界日報》、《縱覽中國》等媒體。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唯願人皆健，何妨我獨貧。」「人，不能說假話。」「我是個醫生，看到病人就走不動了。」「我少吃點，少穿點，幫助那些可憐的人。」是高耀潔醫生一生的真實寫照。
滿懷對高耀潔醫生的懷念和敬仰之情，多方聯繫作者，網海打撈，沙裡淘金，整理出這本包括蘇曉康、金鐘、余杰、章立凡、北明、艾曉明、高燕寧、劉倩、林世鈺、龐皎明、孫亞、楊喜成等著名作家、學者、普通愛滋病患者和家屬或深刻尖銳或感動人心佳作的書。書中包括《王淑平她為蒼生吹過哨》一輯，以表達對這位第一個發現河南愛滋病疫情，因而失去工作失去家庭遠走它鄉悲壯英雄的敬意！
編輯《中國醫生高耀潔》的過程，是與她重逢，與她作伴。希望此書能夠讓經歷戰亂、遭遇文革、見證愛滋、客死它鄉的高耀潔醫生莞爾一笑，感受到來自四面八方身份不同的書寫者對她永久的思念和愛戴！
高耀潔醫生遠去了，但高耀潔精神將永遠感召我們！感召後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