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近日台灣因一部曲解歷史之電影，令46年前「林宅血案」瞬間返回當下，並掀起社會鞭笞蔣家國民黨暴政的風潮，同時發生在香港黎智英被重判二十年，則暴露習近平暴政，此兩廂「輝映」，好似千年秦政一露崢嶸，而「田秋菫訪談」這則視頻仿佛跳回歷史情境中釋放奇特效果，讓台灣均墜入「最黑暗的一天」，忽然勾出30年前我曾經歷的「黑暗一刻」：1996年8月25日戴厚英在上海寓所被殺、11月30日台灣民進黨婦女部主任彭婉如失蹤並發現遺體，我在6-Dec-96留下一則日記稱：『這幾日是對中國文明和進步最絕望的幾天』，然而，翻閱日記，才發現中國近現代史上「最黑暗」之頁，比比皆是，究竟哪一天算最黑暗？】
6-Dec-96日記《以血案為解決手段》
『這幾日是對中國文明和進步最絕望的幾天，「六四」時我的心境都沒有到這個程度。台灣彭婉如被刺了三十六刀、上海戴厚英的頭幾乎被砍斷，都是中國最優秀的女人。如此「水一樣」純淨的心靈被如此野蠻地戕殺，這不是個別的慘案，這是中國文明在現代的恥辱，是中國男人的恥辱。中國人不能制止醜惡的一再發生，這個民族是有問題的。我心裡很暗黑。人人都掩飾著心地的淪喪，站著說話不腰疼，高唱一些說起來很好聽的東西，如民主、發達、吃飯問題等等，背地裡掩藏的就不去說它了。一百五十年的現代化，中國其實是越來越野蠻。以血腥為解決手段，利益、欲望所在，就動殺機，統治者如此，販夫走卒亦如此，一樣的獸性；專制的大陸如此，民主了的台灣也未見「文明」一些。社會多元化和開放，不過是讓獸性更放肆罷了。北京要等殺到人大副委員長才搞「嚴打」，台灣也是讓彭婉如死得那麼慘、讓劉邦友官邸被血濺才動容。現代化的人心是麻木的。』
8/25/2004末世黑暗
朝廷昏聵腐敗莫過於明末清末，而倘無外力催折，江山依然不倒，這是中國歷史上的常情。國內友人送我《曾國藩》一書開篇，寫曾猶豫是否辦團練時描述王朝末日——國事已到了難以收拾的地步，連年乾旱、蟲災，有的地方幾乎是顆粒無收，而各級官吏的征搜敲詐則有增無減，到處是流離失所的饑民，是赤地千里的荒土。而更可怕的是，十餘年間，九卿無一人陳時政之得失，科道無一折言地方之利弊，京官辦事退縮、瑣屑，外官辦事敷衍、顢頇……這種危機四伏、人心浮動之際尚有太平天國造反，而清廷只需一點點不顢頇（也算不上聰明）：啟用漢人辦團練剿長毛，就挽救了江山。時下國是也幾乎是人人皆雲不可收拾、山雨欲來，昨日還有基督教友人預言不出十年將天下大亂、生靈塗炭，「國內會死去一半人」，自是一種宗教式的讖言，無有根據，相比清末，中共的時運不知要好多少倍，僅鄧小平「對外開放」一項「不顢頇」（恰如咸豐啟用漢人辦團練），使西方資本大舉登陸，他們以此轉國營為私營，渡過經濟危機，則政權無恙，以致今日金融銀行皆負債纍纍、呆帳如山，亦無資本主義規律下必垮台之虞。中共借外資轉軌的經濟模式引發腐敗、失業、貧富差距，但國家財力豐裕足以支付高昂的壓制費用，哪像西太后時代之捉襟見肘；於是人們轉而猜測其應付經濟難題的能力，如美國律師章家墩斷言其以股份制轉軌國營大廠勢必引發金融風暴，可是此預言遲遲未能應驗，西方資金依然源源不斷地輸血給中共，給它應付能力。此種態勢底下，大概惟有戰爭是中共真正的死穴，如伊拉克之海珊，境內血性的什葉派和庫德族反抗皆被其鎮壓，而一但對外開仗就垮台，這個死穴，便是中共一旦對台開戰，兩個中國都將金石玉碎，世人視為中國人之下下策。世紀之交中國現代政治水準之低劣見於兩岸，尤其鄧小平陳雲六四危機痛下決心「自己子弟接班」，鑄成「貝子貝勒」上台的合法性缺失，社會空前黑暗，亦欲維持大一統籌借「合法性」。
5/6/95哲合忍耶教難史
清末同治回亂，導致西北死亡二千萬人口（含一千多萬漢人），史稱千古浩劫，幾日來讀張承志的『心靈史』連睡眠都干擾了。讀聖經、神學都未能讀出的「超越」的意思此時讀懂了。這部哲合忍耶的二百年教難史他寫成小說，未必是最好的選擇，但寫出了人這種此在的超越的最大限度。人如螻蟻如草芥，在大自然在社會都是絕對性的，如哲合忍耶的生存環境來說，不毛之地，窖冰度夏，縱有千年人這種生靈也只是動物，極端式的信仰不但是必需的，而且是從動物進化為靈物的唯一渠道。人對非人的自然界的超越，對屠殺、酷刑、流放、閹割、滅族等教難慘禍所構成的自然生命的極限之超越，都唯有狂熱的信仰才能支撐。一個族類進入這樣的歷史，其孰禍孰福已無法以人世的標準來評價了。他寫的雖是一個極端的例子，但普遍的意義是那樣地明顯:人無信仰不成其為人。感觸很多。有一點卻是朦朧的，教難在人類歷史上極多，但如英國清教徒乘"五月花"號到北美大陸開出這片新文明的，卻是絕無僅有的一例，為什麼?以哲合忍耶的歷史來看，犧牲、暴力、排外、狂想等因被迫害而產生的性格似乎是自然的，以此放大，則中國近代以來的一切通病都是難以避免的了，包括四九年後病態式的容忍毛澤東的無法無天，這就好象你想指責哲合忍耶一樣無能為力。張此書寫了許多暗示中國底層文化的文字，竭力為其愚昧、激烈、不理性辯護，其在解釋中國的近代性格上是有意義的。余英時從思想史上以「激進主義」解釋中國的災難，似只觸碰了上層主流文化的問題，同下層非主流但卻龐大的民間文化尚隔一層，那不是思想史所能研究得了的，沒有完整可信的史料、沒有系統的理論框架、不入學術之流，如張之哲合忍耶史研究，以教內秘史、宗教語言和觀念代替史料和理論，此路大約不通但卻另劈蹊徑。這是第一本我不喜歡但卻愛不釋手的書，它展示了我的心靈絲毫沒有感覺過的一種境界、一種時空，這是令我黯然的事。
99-9-5《辛德勒名單》
昨晚又看了一遍《辛德勒名單》。辛德勒是一個德國產業家的紈絝子弟，二戰中到德軍占領的波蘭某城市的猶太隔離區，花錢交結德軍占領者，允許他利用猶太人的廉價勞動力辦工廠賺錢，一個好像是鋁製品工廠，在種族清理越趨嚴酷、大量猶太人被送往奧斯威辛焚化爐之際，他的工廠成為猶太人唯一能活下來的「天堂」；後來德國派來一個嗜殺成性的軍官接收這個隔離區，便將所有猶太人從城市裡趕進集中營，隨意屠殺，辛德勒又去交好這個屠夫，花錢從他的集中營里把有技術的猶太人買出來，得以繼續經營他的工廠；最後，當所有猶太人都不可避免要被送往死亡營時，辛德勒傾其所有，再次買通那個屠夫，從中挑出六千多人歸他調度，這就是名單的由來，這批死裡逃生的猶太人被裝上火車運往辛德勒的家鄉，途中經過奧斯維辛，險些都被送進焚化爐，還是辛德勒趕去用鑽石買通上層，從虎口裡救下這批人，繼續經營工廠，直到德國戰敗。
這個故事所顯示的邏輯竟非常簡單而殘酷：當絕對的暴虐毀滅（也是人為而非上帝）降臨的時候，一個並非善良之徒的唯利是圖動機，可以成為拯救苦難的來源、成為無數絕望者的大救星；再者，拯救的途徑只是最簡單的利用劊子手們的人性弱點去行賄，所以只有卑劣手段可以從卑劣行為中打開缺口，讓最為嚴密高效率的納粹運作機制也出現漏洞。這裡沒有什麼上帝的存在，只有人性的真實：非人性。
我不覺得導演想要詮釋什麼人道主義命題，毋寧他是想說，即使人道主義也不過是在趨利本性中所附帶的一點側隱之心而已，純粹的人道主義在那種境地里也毫無實用價值，反倒是唯利是圖的用心可能做成一點事情、救出幾條人命，所以，最終猶太人向辛德勒獻上他們用僅存的一顆金牙煅打的戒指時，辛德勒哭倒在地：「我要多有一點錢，就多兩條人命，我幹嗎還留著這汽車？」這種邏輯通過這部慘不忍睹的電影展現出來，將所有人類的意識形態，包括主宰了西方文明數千年的上帝觀念，虛幻的人性可能升華出來的什麼拯救、人道、慈悲、道德等等，擊得粉碎。苦難和毀滅是絕對的，一旦來臨就無可抗拒，人類期待超越性拯救是自我安慰，讓毀滅變得可以忍受一些罷了，在無可期待之中，人性弱點可能製造的極微弱的空隙，也許可能破壞一點整個大厄運的雷霆萬鈞之力，讓少數人得以苟且偷生。導演斯賓伯格是猶太人，他在此作為猶太倖存者的代言人，也許是用這部電影來詮釋猶太人更現實的「後奧思維辛」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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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9-11核大戰
有一個說法，解釋毛澤東為什麼70年代之前沒有全面推行計劃生育？是對國際形勢的估計錯誤，他的許多政策錯誤也來自於此。他和許多國際領導人認為第三次大戰在短期內會爆發，當然他多次提到核子戰爭，認為打核戰我們沒有經驗，死多少人拿不準，控制人口政策是好，但不是時候。
蘇美關係緊張，而且美蘇都多次威脅要對中國進行核打擊，中國的生存是大問題，殖民者能殺，我們能生，不這樣就會亡國亡種。毛認為要等到8億後，控制也不晚。即使死上5億還有3億，中華民族還會生存壯大。60年代末，蘇美關係緩和，中美也有可能結盟，顯然世界大戰短期內還打不起來，於是控制人口又提上了議事日程。
其實，反右、文革，都有這種國際因素在內。外有台灣天天要反攻大陸，美國的敵視和圍攻，東歐的變革(可能是布拉格或HUNGARY事件)，蘇聯的赫魯雪夫認為共產黨政權遇到的是生與死的問題，所以毛要反右、文革、階級鬥爭天天講。發展已成為他議事日程上的次要問題。當然，缺乏經濟學知識，也不可能使他認識到和採用鄧後來用的一些經濟政策。
11/14/2000計劃生育暴政
過去二十多年，計劃生育政策給中國農村帶來了有史以來持續時間最長、波及面最廣的痛苦和災難，是中國農村經濟幾近破產的重要原因，是有史以來一個政權有組織、有計劃地對自己的臣民的人權最粗暴、最殘酷的剝奪和侵犯，也是農村政權腐敗的重要方面。現行的計劃生育政策與依法治國是水火不相溶。計劃生育政策不改，依法治國就是一句空話。計劃生育方法不變，中國的人權觀念永遠建立不起來!
在中國最廣大的農村，二十餘年來，沒有遭受過計劃生育直接罰款、被株連罰款，或因交不起罰款而被兌現電視機、糧食、生豬、耕牛、手扶拖拉機等生活物資、生產資料，或因逃避人工流產和絕育手術而被扒房子，每年4-6次的孕檢收費和不能如期回來(一般是外出打工)孕檢的罰款，還有，為討要計劃生育指標而被迫送禮、行賄的負擔，試問，除了極少數農村幹部家庭或有背景的家庭，哪一家農民沒有遭遇過？每年的總負擔是多少？算總帳，這個數字恐怕比各項統籌提留、攤派、集資等所謂的「農民負擔」少不了多少！農村經濟持續多年下滑，農民生活水平提高「緩慢」，農村購買力不足，與計劃生育政策有直接關係。
從另一個角度說，中國農村政權的運轉，縣鄉村幹部的家產積累與其工資性收入的巨大反差之成因，無不與計劃生育政策對農民的剝奪和由此帶來的收入有關。在一個2-3萬人的鄉鎮，計劃生育辦公室與計劃生育服務站（或叫別的名稱）擁有工作人員50-80人不等，而鄉鎮政府主管、各村委會主管計劃生育的幹部還有20人左右，這些機構人員開支每年人均在10000元左右；此外，它每年還要支付省、市、縣各級政府和其他有關部門的大小5-10次檢查，而每次檢查都要向檢查部門和人員提供當地最高規格的招待，並且要向檢查人員大量行賄，以期不被「一票否決」。計劃生育檢查成了各鄉鎮做假大比賽，招待大比賽，行賄大比賽，因而也就成了各鄉鎮財力大比拼，成了各鄉鎮農民負擔的冤大頭。與此同時，鄉鎮政府也不約而同地把計劃生育罰款、收費收入當作鄉鎮財政的後備財源，每年都在計劃生育部門划走大量資金，報銷各種費用。
事實上，在大部分地區，縣鄉計劃生育工作就是這樣恐怖。一些地方鄉鎮領導向外地取經者介紹經驗，直言不諱地說，「沒什麼經驗。就是一個『打』字。抓住了計劃生育對象，就往死里打；抓不住計劃生育對象，就抓他（她）的父母，一樣往死里打，打得他（她）招架不了，工作就好做了。」每年因計劃生育而逼死人，打死人，做手術失誤死人，和農民報復殺人，法院判決報復者死刑，等等各種非正常死亡事件，在各地時有所聞，在農村，農民早已麻木，地方政府從來也就當作小事一樁，無足輕重。鄉村幹部總是向農民灌輸這樣的觀念：「計劃生育，告狀不靈」，意思是鄉鎮村因計劃生育問題對農民採取的措施再過分，再違法，農民是無處告狀，無處伸冤的。農民的確是接受了這種觀點，對計劃生育政策，他們不約而同地選擇逃亡，加入「超生游擊隊」行列，寧願流離失所，在外地過著逃犯一樣的生活，很少有反抗的。作為上級政府，對下級有關計劃生育的過激行為從來是偏袒的，對其違法做法一般是不預糾正，不預追究的；確實激起民憤了，大不了處理一、兩個幹部，風頭一過再安排使用。
二十多年的計劃生育措施還把農民的隱私剝奪無遺，成年婦女不得不在自己的父母、子女乃至大庭廣眾之下，被人追究其懷孕、流產、上環、避孕等等過去中國婦女最羞於啟齒的事，因其與性生活有關的事，長期被官方追究責任。甚至末成年的少女和已過更年期的女性也常常被列入孕檢和其他計生項目的監督範圍，不得不經受鄉村幹部、計生幹部的侮辱。在農村，人的最起碼的隱私權早已蕩然無存，更不能提生育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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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計劃生育工作中那些最野蠻的做法已受到禁止。但是，計劃生育工作無法可依的性質沒變，一些基本措施沒變，基層幹部、計生幹部的思想觀念、工作方法以及計劃生育工作所承擔的創收任務沒變。因此，農村計劃生育工作所製造的痛苦遠遠沒有結束。
中國野蠻的計劃生育政策的確有效扼止了人口的過快增長。但是它所付出的代價不僅僅如上所述。它加劇了中國社會道德體系的崩潰，它降低了中國人口的素質（農村超生人口的受教育機會太少）。中國的文明水準，令其不能找到一個更好的辦法來控制人口增長。
2001-6-27校園血案
王友琴郵件
曉康：
記得以前你告訴了我27中打死一學生的事情。前天才找到他們學校的一個學生，目擊此事。但是還沒有回想起死者名字來，只說「四閻王」之一姓劉。會繼續想。
記錄這些事情很難受，所以跟你說說。
「孔德中學」是個什麼樣的學校？
祝好
王友琴
xxx,女，北京第27中學初中二年級學生，1966年8月被該校紅衛兵打死。
北京第27中學位於北京市中心，離王府井百貨大樓和東安市場很近。1949年以前名叫「孔德中學」。
目擊者說，這個女學生是校園裡第一個被打死的人。當時，第27中的紅衛兵把學校附近的居民拉進來，說是「逃亡地主」「富農份子」等等，在校園裡打，打死了，用草蓆捲走。人們看得多了，也不再覺得觸目驚心。
第27中的紅衛兵中，有被叫作「四閻王」的四個女紅衛兵，因為她們打人兇惡殘忍而得到這個外號。她們是初中一年級學生，都是幹部子弟。（王友琴後來補充，稱此四女紅衛兵皆為沙灘中宣部大院子女。）
記得被打死的學生是一個挺老實的女生，不是出風頭的人。據說是「家庭出身不好」。還聽有人說，因為在什麼地方席地而坐開會的時候，她把那時人人都有隨身攜帶的紅色塑料封皮的《毛主席語錄》本，坐在屁股底下，所以被紅衛兵指為重罪。
從早上打到晚上，很多人來打，打得時間最長也打得最凶的，是「四閻王」。她們用銅頭軍用皮帶抽她。
在打她的過程中，紅衛兵的銅頭皮帶都打碎了一個。聽到打人的紅衛兵在喊，要叫她家的人賠皮帶。
她被打昏過去後，紅衛兵說她是「裝死」。說要試試她是否真死。他們把一塊玻璃砸碎，拿起碎玻璃往她的眼睛裡揉。眼睛流出血來。她醒過來。
她滿臉渾身都是血。紅衛兵用水澆她。他們先澆了腳，又澆頭。
傍晚時分，她被打死了。用草蓆子捲起來，拉走了。
第27中還有一個女老師，是個班主任，被毒打，被關起來。她用自己的眼鏡片割開動脈血管自殺。
（北京第27中學是一所老學校，四九年之前叫孔德中學，1917年12月25日，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和教授李石曾，積極從事我國中小學教育改革，蔡李二人和北大教授沈尹默、馬幼漁、馬叔平等，在北京東城方巾巷的華法教育會會址，創辦了一所新型的學校即孔德中學。作者補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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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96學生激進是幼稚理想主義？
今天是第七個「六四」。沒有人再去「反思」它了，剩下的只有受害者在品嘗他們的痛苦，那是唯一真實的結局。
在十三台看了卡瑪的《天安門》，應該是最好的一部了。資料和編排都夠水平，只是按西方習慣而言主觀色彩重了些，隔的不夠，編者自己介入太深，美國人大概看不懂的。她過於取政治學的立場，總想凸現群眾運動和有秩序的民主的區別，用意頗好，只是拿紀錄片來表現這個主題，無法在人性層面展開，大量鏡頭用於繁瑣的過程，淹沒了更精彩的東西。比如對學生幼稚的理想主義的詮釋，就流於簡單的批評，而太偏坦所謂改革派的苦心孤脂。這也是太強調所謂人民的「覺悟」的一種觀點。這個片子隱伏著一個很殘酷的伏筆：群眾的混亂和狂熱是中共鎮壓的合理性。這很新權威主義。不能深入的地方就在於，為什麼學生如此這般？這是中國真正的悲劇。
4/27/2005作序《尋訪六四受難者》
丁子霖老師囑我也給這本書寫點什麼，「一篇序文或其他文字」，書已經五百頁了，很厚了，在這麼沉重的文字上面，還能添加什麼呢？什麼都顯得多餘。但我又欲罷不能，也因了那五百頁的沉重，沒有不置一詞的道理。我怕陷於「什麼也不做」的境地。
什麼也不做，就是冷漠，這個態度，正是丁老師和她們「天安門母親」群體這十五年來所遭遇的。自然，中國政府對悲痛欲絕的母親們（還有妻子們）的壓制，不是冷漠，而是殘暴，但民眾對這些母親之哭天搶地的沉默，恰是那殘暴下面的冷漠鋪墊。很久以來，我都把冷漠歸為一種無奈，或時髦之謂曰「犬儒」，因為無人可以指責老百姓的沉默，更何況老百姓曾走上街頭聲援過八九學運，一場血肉橫飛之後，你還能說什麼？無疑，老百姓上街才叫鄧小平動了殺機，共產黨其實只怕老百姓，但他們不怕沉默的老百姓，甚至他們很樂意把老百姓都訓練成他們的「西方敵人」的廉價勞動力。
十五年了，大家眼睜睜地看著母親們的掙扎，卻還是沉默，於是這沉默就變成了一個成語，叫「熟視無睹」，所謂「熟視不睹泰山之形」，通俗地說，就是看慣了，只當沒有看見。此意一絲不差地對應了英語裡頭的那個詞：indifference，不感興趣，冷漠。我忽然覺得，母親們把嗓子都喊啞了、眼睛都要哭瞎了，毋寧她們是在喊叫這冷漠？毋寧，八九六四長安街血跡未乾時，徐珏七七四十九天身披白色衣裙騎車巡弋長街還是在宣洩悲痛，那末九七年忌日她一身黑色穿戴，自行車把左右兩側懸掛輓聯，緩緩穿越長街去八寶山，無疑是在昭告天下，而警車摩托便在她與圍觀者之間築起一道隔離牆……只要冷漠還在延續，政府決計不會理睬這些寡母孤女的。她們對此太清楚了，她們因而拼死也要發出聲音，這聲音是衝著沉默大眾的。由此，我們便看到了"冷漠"的真相。
威塞爾（Elie Wiesel）就是到柯林頓的白宮裡去嘮叨這一條，"冷漠的危險"（the Perils of Infifference），一個著名的演講。他回述五十四年前,一個猶太男孩在布痕瓦爾德集中營看到前來解救的美國大兵，他還聽不懂英語，卻看懂了士兵們的眼神，那裡面的憤怒和同情，令男孩永生難忘，他說千年之末回望二十世紀的暴戾、荒誕，就是因為沒了這種憤怒和同情，只剩冷漠。他發表這個演講時，正值耶路撒冷頻傳自殺炸彈，我記得電視晨間新聞里人肉炸彈不斷，心想，一天沒有新鮮感就難受的美國人是何觀感？大概早就聽膩了，見怪不怪，所以冷漠常常不是故意的，而是一種麻木，但威塞爾怕的就是這一條。差不多在同一時期，此類悲劇從中東版本複製為中國版本，猶太人換成"法輪功"修煉者，人肉炸彈換成中國警察，而全世界的看客換成中國看客，政府嗜血式地鎮壓修煉者們，其瘋狂隨著民眾的冷漠程度而升級，演出權力無限泛濫的一幕。但中國曉得威塞爾那篇講詞的人，大概寥寥無幾。
威塞爾說得透澈卻是欲哭無淚："什麼造成了冷漠？冷漠不可避免的後果又是什麼？冷漠是不是一門哲學？我們能信奉這門哲學嗎？有沒有可能將冷漠作為優點？當身邊的世界歷經慘痛的巨變之時，為了保持清醒的頭腦、正常的生活、享受佳肴與美酒，是否有時冷漠也是一種必須？理所當然，冷漠也頗具吸引力，甚至可以說十分誘人。對犧牲者視而不見確是容易得多了。避免對工作、夢想與希望的粗暴打攪也使我們輕鬆很多。畢竟，陷於別人的痛苦與絕望中非常尷尬、也很麻煩。然而，在那些冷漠的人心中，他（她）的鄰居不占任何分量，因此，旁人的生命沒有絲毫意義，他們潛在的、甚至是清晰可辨的痛苦都引不起任何興趣。冷漠使別人變得抽象。"
他仿佛不止看著耶路撒冷，他也看到了北京，還有上海。
以威塞爾的諾貝爾得主身份來說這些重話，形同一次文明的宣言。冷漠，照英文的含義有"喜新厭舊"之義，則它便近似天性，文明乃是同人類的惰性作拉鋸。喜新厭舊就是遺忘，猶太人以拒絕遺忘來改變他們在這世上的命運，Holocaust（滅絕）之後五十年來，他們見證屠殺見證歷史，成效卓著，但一出五十年，人類的忘性又占了上風，所以猶太精英們憂心忡忡。再說，世界上的人們是否真的接受他們這份文明遺產？現在可以看到俄羅斯人熬出七十年馬列劫數後，承接了猶太人的這份遺產，在《古拉格群島》中索忍尼辛記錄了他自己的集中營經歷和２２７個難友的口述、回憶和書信，後繼者繼續尋找史達林暴政下的受難者，出版了燒錄１３０萬人名字和簡歷的光碟。中國的"天安門母親"群體，可能是迄今第一次與歷史同步做出見證的受難者，丁子霖的第一份六四受難者名單，包括９６位死難者、４９位傷殘者，１９９４年６月１日在香港出版，距離大屠殺不過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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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子霖在這第一份受難者名單的序言中寫道："我不能眼看著那些與我同命運者的苦難熟視無睹！在這個充滿著自私、勢利、冷漠的世界上，他們正承受著失去親人而無人過問、無處訴說的痛苦煎熬。他們成了被社會所遺忘甚至被遺棄的一群。面對這樣一個嚴酷的現實，別人可以合上眼睛，閉上咀巴，我卻不能。"她和難友們無意間替中國文化承接了一份珍貴的文明遺產。中國文明沒有見證的傳統，殺戮、流血、崩潰，都是周而復始，兩千年走不出中世紀。自天安門母親開始，中華民族不再對屠殺沉默了，這個代價就是蔣捷連、王楠等那樣年輕的生命。母親們獻出了兒子才換來這樣的文明覺醒。
本來還想加上：「距丁子霖喪子並不久遠的文革1968年，一個母親還要向政府繳納槍殺她女兒的五分錢子彈費，這比中世紀還要野蠻。林昭死在中國人只懂恐懼的時代，那時他們還沒學會冷漠。林昭殉難，是中國現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頁，但從上海龍華機場到坦克履帶碾壓的北京長安街，中國依然黑暗，距離並不遙遠；可是從林昭媽媽許憲民到天安門母親群體，中國露出文明的晨曦……」。
5/25/96神性失落的人性
絕對不要對人性抱任何幻想，任何人的。
這大概是基督教神性的支撐點。將人性歸於罪性，那是屬於人的，而人性中可能發出的善良等等，都只是神性的反射，這是基督教找到的一種徹底的說法。
中國傳統中主要是沒有這種徹底的概念和精神來源，因為沒有把人超越掉。因此中國傳統其實是極人本主義的，是最悠久的一種人文傳統。
可是這種人文又不是西方自神本主義下解放出來的人本主義，其中的宇宙觀架構極不一樣。西方從神本下引出的人本，仍有其神本的源頭，而在人本這一端，又形成了政教分離，私域、公域的劃分，延深神性的法律制度等等，所以關照在神性之下的「人本」是有極大限制的、秩序的，可以返回神本的。相對於中國傳統的人文主義，神性的源頭早失落於先秦，中間經由一個佛教的神性補充時期，已不是中國原來的神性源頭。再經宋明時期以儒化佛成禪宗，連佛教的神性源頭也失去了，所以近代以後的中國精神是沒有神性的。以儒化佛，再加上道教精神，提升的只是人文一端。這樣的傳統資源，一遇西方基督教創世觀在近代的衝擊，瓦解是幾十年的事，遂成文化秩序與政治秩序一損俱損的大悲劇。政治秩序呈越變越黑的趨勢，同沒有政教分離關係極大；政治秩序瓦解牽動文化秩序和道德秩序崩潰，同只有豐富的人文精神而失去神性源頭有關；不可靠的人性在亂續的、愈演愈烈的政治環境中，不止產生「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亂世梟雄的替代更迭，也導致整個民族的萎瑣、狂熱和奉人間惡魔為神，這其實就是「五四」以來批判的所謂「國民性」對失去神性之人性的一種絕望。
如今我們追尋的「現代化」，乃是試圖在沒有神性關照下，只去摘取西方從神性當中引申而來的那種人本主義及其制度化，這是不可想像的事，例如人權、法制，都是這種困境。保守主義所做的事，大致是在重新詮釋中國傳統中原本極發達的人文主義，以它來為「現代化」作傳統補救，所能挽回的最極限，也是那個曾經被一個神性文明所摧毀的世俗文明，即林語堂所謂"歡樂的異教徒社會"，而現代化在西方的困境正好是一個世俗化的困境。那麼，直接去接引近代曾經臨近過中國的基督教呢？近現代以來的中國基督教，大致是一個在中國的「文化或無文化」之外的發展，以港台為基地形成一個基督教中國社會，僅有百年歷史。真正中國文化政治秩序下的基督教傳播，不過是近幾年的事，發展趨勢極猛。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樣兩個聯想：其一，就中國現存的一個漸被現代化了的異教的暴政而言，基督教的中國化也許會經歷一個當年羅馬帝國迫害基督徒的黑暗時期；其二，一如佛教之傳入中國，是在漢末大動亂、南北朝時期政治不穩定而思想開放的情形下，苦難是中國接受佛教的主因。就後者而言，中國接受基督教是需要約翰、保羅式的使徒呢，還是需要慧能這樣的禪宗開山大師？我對遠志明說，你的路子是對的，但希望你去讀一讀「六祖壇經」和有關慧能的史料，看他是如何將汗牛沖棟的佛經化解為一兩句禪機的，中國人需要的大概是這個，而唯此基都教才能中國化。
26-Jan-97顧准震撼
近來讀到兩則文字﹐對久被困擾的問題有所舒解。
近現代的本質﹐從個體﹑生命﹑意義的角度來講﹐就是失去了神﹙西方﹚和天道﹙中國﹚﹐人開始獨自面對荒野﹙所謂「存在」的含義﹚。我始終不知道一個界限﹕所謂「現代」是指傳統解體﹐這是一個宇宙觀的崩解﹐人不再活在「神」的看顧之下而要靠自己。近代以前的世界是讓人相信有一個意義的體系﹐一切合理都是神或某種天道有目的秩序的安排﹐個人生命就在其中被安頓﹐這就是意義﹑價值。
錢永詳「在縱慾與虛無之上」寫道﹕近代文明的一個主要特症﹐就是摧毀了這一套認為生命的意義有其客觀來源的信仰﹐韋伯借用席勒的說法﹐稱近代人"祛除了世界的迷魅"或譯作"解除了世界的魔咒"。世界從倫理角度來看是"非理性的"﹐只是機械性的運轉﹐沒有任何內在本有的意義或目的可言﹐事物的因果關係也不構成一套客觀的道德秩序﹐因此不可能提供生命的安頓﹑意義。近代文明原來本質就是使人在自然和社會中均擺脫了天賦道德秩序的羈絆﹐個人必須自行建構價值與目的﹐尋找生命的意義。但是﹐十八世紀以來二百年似乎證明﹐人在除魅的世界裡尋找意義﹑安頓自己都是徒勞的。但是人又不可能返回到「除魅」以前去了﹐因為上帝已經「死」了。這二百年﹐種種借除魅之前的思想資源以人力落實「天國」在沒有上帝的人間的努力﹐都是荒誕。西方自由主義﹑經驗主義反覆論證了這一點﹐而承啟柏拉圖—黑格爾—馬克思的一套哲學則是要做這件事﹐共產主義二百年來在全球的失敗﹐暫時宣告這種與西方基督教息息相關的「現代努力」與人性不符。中國的顧准作了這種理論的清理﹐非常偉大。
我自己近三年的苦難﹐基本上也是一種突然置身於荒野的感覺﹐絕望﹑黑洞感都是這種個體本能的反映。我的特殊個案在於﹐我因《河殤》而成為一個反傳統的符號﹐那是承繼於「五四」的一種「天國」幻覺﹐當然是只有淪喪﹐我們沒有「天道」也詛咒「天道」﹐哪裡會有指望呢﹖可是﹐我偶遭滅頂之災﹐一度是那樣地渴望回到「除魅」以前的世界裡去﹐盼望神跡的降臨﹐完全忘了「上帝」已經死了。可是在內心「返回」卻是勉強的﹐因為心裡其實不相信「上帝」還活著。這種不信﹐是近現代以來的「理性」透射在我身上﹐奧古斯都說﹐先信、再理性﹐現代人很難做到了。這段經歷要再好好想一下。
重信「天國」可以落實人間﹐是近現代的一個極大誤區﹐混淆了理念世界與實在世界﹐這個理念世界是純西方的古典觀念﹐靠宗教描述並作為一個終極價值超越於人世間﹐西方經啟蒙運動劃清「上帝」與「凱撒」﹐分離「天國」與人間﹐人間似乎只靠科學﹑學術與政治來安排﹐從這裡便產生分流﹐黑格爾—馬克思一路還是要在人間建立「天國」﹐而英國經驗主義如貝克到後來德國的韋伯一路則堅持人的理性的有限性﹐人不是上帝﹐科學﹑學術都不能代「神」﹐企圖代替就是「人間妖魔」﹐如中國的毛澤東。
中國近現代受西方影響﹐反掉自己的傳統﹐失去「天道」﹐宇宙觀崩解﹐卻承繼了馬克思一路極端﹐要建「天國」在人間﹐半個世紀弄成人間地獄。進來讀到顧準的身世﹐驚訝萬分﹐感慨之至﹐這樣一個思想孤星﹐真是一個學術奇蹟﹐人格極致﹐說明三四十年代受西方影響的一代人即使曾被馬克思主義裹挾﹐也仍有俊傑可出。相比之下﹐四九以後的中國大知識分子只是卑劣而已﹐昨日與林毓生先生談起此點﹐他說比如金岳霖曾說「哲學就是為馬克思主義作註腳」﹐而他就是在英國學的經驗主義﹐還是殷海光的老師﹐「只能說無恥啦」，八十年代中國思想解放及其「導師」們，從學術到人格都是「愧對顧准」。
這次顧准震撼對我來說﹐還有一個個人心得。顧准說﹕「1789、1917這股力量之所以強有力，一方面是因為它抓住了時代的問題，一方面是因為它設定了終極目的。而終極目的，則是基督教的傳統：基督要復活，地上要建立千年的王國——建立一個沒有異化的，沒有矛盾的社會。我對這個問題琢磨了很久，我的結論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國，天國是徹底的幻想。」
歐陸思潮中的神學成分﹐被黑格爾——馬克思一路鑄成一個學術神話﹐是中國近現代激進主義的靈魂。非政治關懷的神學興趣縱然是個人信仰問題﹐但落實「天國在人間」終極關懷則是一脈相承的﹐我不能不有所警惕。非西方文化背景的中國人信基督教﹐反傳統是必然的﹐而混淆理念世界與實在世界的傾向也是避免不了的。我的個人信仰無法循此路徑獲得﹐返回「除魅」之前對我是不可能的﹐許多人因絕望而引起這種「返回」的衝動﹐其實只是欺騙自己﹐同迷信毛澤東並無太大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