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教界中年以上的知識分子知道吳宓先生的人，大概並不少。據說《大英百科全書》裡也列了他。可算一個「知名人物」吧。
但這標題得先聲明一下：「棚」非「朋」之誤，兩字也不能通假，請校勘學家不要誤會。
不管從哪方面說，我還夠不上是吳先生的朋友，但確實是「棚友」，同在「牛棚」之友也。然而我知道他的大名，卻是猗歟久矣。近日偶閱1984年《學林漫錄》第九集金克木《記曾星笠（運干）先生》那篇文章，其中有這麼幾句話：「……還有吳雨僧（宓）先生，是一位新舊文化交替中的特殊人物，卻還未見有文章談他。」不免觸發了我想來補這個空白。不過說起新舊文化，我都是外行，說不出個什麼道道來。這兒只記我與吳先生成為「棚友」前後的一些聞見和個人的想法。
以上算是「序」或者叫「引言」吧。
事情得從頭說起，聖經賢傳不云乎：「物有本末，事有始終，知所先後，則近道矣」麼？「近道」何敢，為記敘方便而已。這得請讀者不嫌我囉唆為荷。
大概是1937或1938年吧！那時我正在高中念書。一天，從《大公報》上看到一篇很長的大學各科「部聘教授」名單，記得中國文學有胡小石先生，英國文學是朱光潛和吳宓。至今印象深刻，其他的人名全忘了。為什麼呢？大概因為我比較喜歡中國，而最感頭痛的卻是英文。從高小到高中，以致後來上大學，英文總是不及格。最難背的歷史人名地名，我都記得，卻偏偏記不得英文單詞。因此，我對於英語學得好的人，總是肅然起敬，艷羨得很。即使在「不學ABC，照樣鬧革命」的喧囂聲中，也並未降低我的肅然和艷羨——不過，我「狡猾」，沒有表現出來。從此我這個小小中學生，對鼎鼎大名的英國文學部聘教授吳宓先生，有了不忘的記憶。
上小學時，老師教了我們讀《婉容詞》，對作者吳芳吉很崇拜。後來知道吳芳吉就是白屋詩人，而且是咱們四川江津人，崇拜得更加虔誠。過了些年頭，友人送給我一部《吳白屋先生遺書》，知道吳白屋吳宓二吳是摯友，還有《兩吳生詩集》，也有《吳宓詩集》一大本，使我對吳宓先生就更加景仰了。學貫中西嘛，怎不令人佩服？不過他的詩集，很抱歉，我卻沒有拜讀。我得老老實實，不能冒充讀了。因為在「史無前例」中，「造反派」經常呵斥我們：「要老老實實交代！」所以我至今是老老實實的。沒讀就沒讀，不能說謊。
後來，有點糟糕了。我從魯迅先生的文章中，三次碰到他批評吳宓，大意說吳是中西文化的混血兒，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的化身。新中國成立前夕，又學習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論》，就更不那麼景仰了，盡仰，頸仰也仰痛了麼！但對於他是英國文學部聘教授，精通外語，還是肅然起敬，很艷羨的。
1954年，我在一所高等師院附設工農中學擔任教育行政工作。院領導為了提高我們學校歷史教師的業務能力和歷史教學水平，叫我們和歷史系的教授講師們開個會，見見面，以便今後幫助我們，我們好向他們請教。會上介紹時，就有吳宓先生在座。這是我第一次見到他。頭戴一頂褪了色的毛線睡帽，一套很舊的中山服，樸素得近乎寒磣，與他的名聲很不相稱。真是「久聞大名，如雷貫耳」，卻又使人有「一旦得見，雷從耳出」之感。我是欠恭敬，犯了「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的毛病。我想他怎麼又搞到歷史系去了？而不在外語系或中文系？當然不好問他，他很熱情，表示凡來問的，一定儘量解答。這印象給我卻很好，其實會後我們的歷史教師並沒有去向歷史系的教授講師請教，不知什麼緣故，「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吧？很辜負了院領導的一番好意。大概生扯而不攏與？
1961年夏，我在某高校學習結業了，被分配到這所學院的中文系教書，第一次教研組會上，吳宓先生赫然在焉。他怎麼又從歷史系轉到中文系了，卻沒有去外語系？我不解，也一直沒去調查研究，「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我是恪遵了的。根本不問這件事。從此，我就忝與吳先生同事且同組了
既在一個組裡，何以沒給他排課？他身體也蠻棒嘛。我剛去，記得讓他教了一年級一個學期的「文言文導讀」，以後就一直沒他的課上。不過，學院辦助教進修班，派他教英語，這可算發揮了他的長處。英國文學的部聘教授豈有不該教一個助教進修班的？這當然是領導的英明決策。後來得知他在班上可能因為講語法造例句，造了「三兩尚不足，而況二兩乎」的句子。那是困難年間，就被領導和學員認為他在惡毒攻擊黨和社會主義，從此被攆下講台。文革中，批鬥他時，少不了要舉這個例子，證明他很反動。「革命群眾」一舉這個例子，無不義憤填膺，咬牙切齒雲。原來當時的領導和學員中的積極分子認定吳宓很反動，是不能讓他借講台「放毒」的，所以從此沒給他排課。他當時是學院僅有的兩個二級教授之一，月工資270餘元。有的助教這就有意見了：光拿錢，不做事，白吃人民血汗。其實吳先生是曾要求上課的。他說他有最簡便的辦法，三個月內可以將英語教上路，只要肯學，一定不難學好。也不知他那辦法靈不靈，因為沒有讓他試驗，怕他又來個三兩二兩的。我也沒打算「老來出家」（去學），所以始終未去領教。
系裡年輕助教輿論雲，吳宓並不懂什麼英國文學，只不過記得一些英國作家有幾個女兒有幾個兒子，戀愛過幾次，她們的長相、性格、家世情況如何，作家屋子裡有什麼陳設，如此等等；或者一些文壇掌故，文人軼事而已，這有什麼用？說不上文學。似乎他們比吳宓還內行，故能指出其短處。我是不懂英文的，也沒有向他做調查研究，不知是不是真的。但我和他相處近20年，卻從來沒有聽見他口吐一個英文單詞，更不必說拋一句英文了，這和張喬治、李約翰、王瑪麗之流，口中常拋出些洋文，迥然不同。算守舊呢？算什麼的？我不清楚。
輿論既然如此，吳宓不但不通英國文學，一個同志說，就是中國文學，也沒有什麼修養的。例證是他認錯了兩個字。說他還自以為很熱愛中國文學、中國傳統文化呢！又一個同事向我抱怨：吳宓這人真無用，叫他校對教材，盡把簡體字改為繁體字。的確他是從來不寫簡化字的。吳先生反對文字改革，反對漢字拼音化是出了名的。因此為他的「花崗岩腦袋」「老頑固」添了一條有力的「證據」。漢字改革是毛主席的指示，是魯迅的主張。吳宓反對文字改革，就「等於」反對魯迅，反對毛主席。非反動而何？看，多麼嚴密的推理啊！所以文革中，列舉其罪狀，總少不了這一條。後來，我在想，吳宓先生是精通拼音文字的。和漢字比較起來，音符與意符文字的長短利弊，他應該是很了解的，何以還「頑固」地反對漢字改革？我不是文字學家，不懂。最近，一位朋友告訴我，逃居美國的林語堂，曾說過漢字是中華民族的第二道長城。大家都知道林語堂博士比吳宓先生更學貫中西，他也這麼說，其意若曰，漢字拼音化，就等於毀掉中華民族的第二道長城。今天，第一道長城都不容毀，毀了的地段，還要修復呢。當然有些人可以下結論：林語堂、吳宓就是「一丘之貉」。這多乾脆簡明啊。吳宓抱住漢字不放，真叫作「頑固到底」。概自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樹立了一種牢固的信念：政治是統帥是靈魂，簡言之叫政治掛帥。這本是無可厚非的。但凡事絕對化不得，真理跨過一步就是謬誤。不承認學術問題對政治有相對獨立性，許多問題是扯不清楚的。否則就無所謂「百家爭鳴」了。
吳先生很篤於友情。吳芳吉去世多年了，但他每月寄錢去接濟吳的夫人和他的兩個兒子。據說從未間斷過。除了吳家外，他還接濟一些有困難的朋友。吳先生不抽菸（而且討厭抽菸），不喝酒，似乎也不買什麼書，他的一些外文書都捐給院圖書館了，收入那麼多而生活很簡樸，他的衣著，在全院老教師中算最壞的，甚至有人目之為「老叫花子」。是「豪華落盡見真淳」吧？他每月270餘元哪裡去了呢？有些青年教師經過調查研究，斷言：拿國家的錢去接濟壞人了，是吳宓立場反動的表現。這又是吳宓的一條罪狀。文革中「革命群眾」批鬥他時，也沒有少掉這一條。
其實，吳先生不但「接濟壞人」，「好人」他也是接濟的。「好人」向他借錢，他都肯借。有些是存心借了不還，理由是：不義之財該拿來共產。「好人」不還，他也並不逼著要，久了也就算了。認真說來，吳先生在金錢上是慷慨的，並非吝嗇鬼、守財奴那一路數的人。
文革中，我們被扣了工資，只發生活費。我向他借了近百元來生活，後來如數奉璧，他還感激稱讚說，只有您這麼講信用啊。據此推知，對他不講信用，借而不還的是大有人在。《增廣賢文》曰：「酒中不語真君子，財上分明大丈夫。」大丈夫小丈夫且不去管它，與朋友信嘛，這恐怕應是做人的起碼品德。
因為吳先生是個「高薪階層」，我們剛成為「棚友」時，白天勞動，晚上「學習」。監管我們的「紅衛兵小將」有一天晚上，「學習」完，叫我們各人滾回去，只留下吳宓，說是要對他單獨訓話。我們都很關注「訓話」的內容，因為休戚與共嘛。但又不敢打聽。這是「紀律」，不得違犯。記不清過了許久，終於知道所謂「訓話」者，紅衛兵小將要他出200元錢，作為捐獻，支持紅衛兵小將去「大串連」也。吳先生說他是「贖罪」。我們認為這是可恥的敲詐勒索。不但勒索了吳先生，另一「肥實」的「棚友」也是被勒索了的，且遵令不得泄露，否則，「一切嚴重後果，自己負責。」還是那位棚友的夫人——沒有辮子，掛不起，毛著膽子去問那個「革命組織」，事情才敞開來。真是，在「格抄勿論」，「格鬥勿論」，「格砸勿論」，「格搶勿論」之外，還發明了「格借勿論」，這也算「革命群眾的首創精神」吧。我還是沒有調查研究，不知「格借勿論」去的錢退出來沒有？
吳先生離婚後，晚年曾得到一個女生的愛戴，後來作了他的夫人。可惜這位夫人患肺結核，不久就死去了。吳先生將她土葬在距學院數里外原是亂草墳的地方。文革中批判他時，同組一個青年積極分子揭發說，這個女人地主家庭出身，癆病鬼，吳宓愛她，她愛吳宓，心有靈犀一點通，立場同樣反動，所以一拍即合云云。又揭發吳先生寢室中還變相供奉著她的靈位。有一年清明節，吳宓還偷偷摸摸去上墳掃墓，燒錢化紙，大搞「封建迷信」云云。那位青年教師又是咬牙切齒，義憤填膺。
當我們第二次被「勒令」集中監管「學習」時，監督者忙於「革命」搞武鬥去了。棚友們違背學習「紀律」，便不免閒扯起來。一次，吳先生不在，棚友中他的一個學生輩說，吳宓一輩子搞女人，弄得和師母關係不好，他們也不離婚，君子協定，分居各過生活，吳宓每月按約定給師母送生活補償費。那時他們都在昆明，吳宓很守信用，每月領了薪水，當天即奔赴師母住處，篤！篤篤！敲開門，臉朝著一邊，手遞過錢去，師母接了，他轉身就走，不看也不交言。又說吳宓從美國留學回來，在上海和一個有名的交際花叫毛彥文的，打得火熱。毛要求結婚，吳宓老是遲疑不決。突然一天，吳宓接到毛寄來的結婚請帖，是和曾任袁世凱的內閣總理的熊希齡結婚。毛37，熊73，年齡倒轉巧合上海傳為「佳話」。這可把吳宓氣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悲憤之餘，賦詩抒懷有云：「奉勸世人莫戀愛，戀愛無益有百害。」吳先生的奉勸當然不起作用，世人照舊戀愛不誤。我們聽了，一陣哈哈。自幸沒有拜讀吳先生的詩集。但不知那位棚友所敘是否屬實。我不是「專案組同志」，沒有資格去「清」別人的「隊」。無法核實。
也是那位棚友講了吳先生在昆明西南聯大時的另一件軼事。昆明當時有個牛肉館，老闆異想天開，招牌標為「瀟湘館」。吳先生是紅學家，很氣憤這家館子膽敢褻瀆林妹妹，提著手杖去一頓打，鍋盆碗盞，盆盆罐罐，被砸碎一地。吳先生是社會名流，名教授，那牛肉館老闆只好自認晦氣，誰叫你亂去附庸風雅呢？輿論說，該打。這或可看出吳先生維護傳統文化尊嚴的憨厚直戇，可以發給精神文明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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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夏，從學習《五一六通知》起，到9月初我們被「揪出，掛起」那一段時間，因為搞運動——其實我們是被搞，規定天天到教研室學文件，寫大字報揭發，我們能「揭發」誰？只有被揭發。吳先生的任何一句話，都是要挨批駁的。為了「加強火力」，領導還特從其他組調來幾尊大炮——最革命的積極分子，專轟早已內定的我們幾個。例如吳先生曾說，他在哈佛大學時，系裡（院裡？）辦事人員只有一兩個，事情卻辦得井井有條。這就不得了了，「大炮」立即發言，罵他是崇洋媚外，攻擊了我們的人事配備，毛主席早說了：我們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吃。引而申之，不是和毛主席「唱對台戲」嗎？！真是「狗膽包天」！事後吳先生悄悄問我：「怎麼現在他們對我這麼嚴厲了？說任何一句話都錯？」我說這是在搞運動，對我們老教師——當時還沒有發明「臭老九」之稱——要嚴厲些。運動過了就好了。哪料到一運動就是10年！連他的健步如飛，也被「運動」成了個跛子。此系後話，且按下不表。
1966年9月初的一天，我們早已被抄被揪過了，戰戰兢兢地坐在教研室里。忽然一個「革命小將」叫我們出來，在巷道里站成一排，賞每人一塊上書「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的牌子，掛在頸上，亮在胸前。掛訖，押到大操場主席台上去接受批鬥。啊喲，我的乖乖！濟濟一台的「牛鬼蛇神」！台下場上黑壓壓的一片「革命群眾」。我們雖然是「一小撮」，但也不免有「浩浩蕩蕩」之感，並不覺得孤寂。吳先生就走在我的前頭，躬腰站在我的旁邊。批鬥完畢之後，系裡一個「革命小將」向我們宣布：從今天起，你們被專政了，只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白天勞動，晚上學習，或寫交代，準備接受批鬥云云。
這裡得詮釋一下「棚友」之義。棚者，牛棚也。凡住入牛棚者，相互間，均得謂之棚友。人而謂之牛者，斥言之耳。牛系牛鬼蛇神之省稱也。我為什麼仿《公》《谷》筆法，之乎者也地解釋一通？蓋竊恐一百年後難住考據學家搞不清楚。用心該算是好的。
其實我們並沒有真正「住」牛棚，晚上是各自住在家裡的。不可「誣衊」「革命群眾」。本來「革命群眾」正籌設牛棚，勒令我們住進去，好監督管理。一時還沒找到適合的地方，「保」與「革」之間便激烈鬥爭起來了。接著又是「一月風暴」和所謂「二月逆流」，他們忙於「揪走資派」，又接著棄文鬥而武鬥，「革命行動」忙煞了「革命小將」，也就無暇考慮我們的牛棚問題；當然我們很樂得如此。
我們的牛棚，其實是存放鋤頭、籮筐、扁擔等生產工具的地方。一片矮塌、潮濕、陰暗的瓦房。每天早飯後，他們遵令低頭列隊站在指定的教學樓前，恭聆小將一頓呵斥訓誨後，就下降到牛棚，由隊長分配任務，拿起工具就開干。這時，吳宓因為年紀大了，監管人默許他就留在牛棚里，為我們看守衣服。有時叫他燒開水，他卻分不清水開沒開，大家教了他辨認，還是搞不清楚。有一次，在牛棚附近插蕃薯秧子和栽大蒜，輕微勞動，叫吳先生參加。他分不清倒順，都栽插反了，出了洋相。被輿論斥為「百無一用的老廢物」「剝削生活過慣了，四體不勤，五穀不分」云云。那時用腦子是不算勞動，只有種莊稼做工才算。讓吳宓種莊稼哪能不出洋相？那年頭出洋相的總是知識分子。至於從大字報和高音喇叭傳出的批判詞中，常常會碰到「向偶（隅）而立（泣）」呀，「現刑（行）反革命」呀，「沾（玷）污」呀，「七屈（屆）二中全會」呀，據說那正是「造反派脾氣」的表現，誰敢說他們錯了呢？「知識越多越反動」，愚昧是最革命、最好的。我曾暗中打油二句：「悔不當初事百工，亦未南畝學老農。」而今落得個「牛鬼蛇神」的惡諡，將要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嗚呼！徹底完蛋了。至於吳宓先生的完蛋，會比我更徹底，我想。
1968年夏，兩派鬥爭又緊張起來。「革命群眾」突然對吳宓採取了一次「革命行動」。抄走了他的「反動日記」。這可惹下潑天大禍了。不但自討苦吃，還連累到我們。他日記里說，叫中學生造反，等於拿小刀給孩子玩，沒有不傷手的。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親自發動親自領導的」，這不是明目張胆地反對毛主席？罪狀之一。日記說「姚文元在江青卵翼之下」，是惡毒攻擊中央文革和「江青同志」、姚文元。罪狀之二。日記里有些地方對毛主席的文藝講話，說了不全贊同的話，「狗膽包天」，竟敢「唱反調」！罪狀之三。我們在「學習」中，監督有時不在，不免對兩派的某些事有長短得失的議論。他也記在日記里，而且記下是「某君雲」。「牛鬼蛇神想翻天了！那還了得！」於是我們被勒令於某日上午去某處集合。其他系的幾條「辮子」挨了毒打，殺雞給鵝看。我們還挨了一頓毒罵。吳宓大概因為年老，免於挨揍，但被宣布為「現行反革命」，嚴加監管。還據說「兩派同志都同意，公安部已批下來給吳宓戴這頂帽子」。這下真成為「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了。
1969年和1971年，我們都曾被趕到川東某縣某鄉的一個么店子旁邊去勞動和重新清隊。住地原系勞改農場，以後學院就辦在那裡。
我們當然很清楚，「革命群眾」是勞動鍛鍊和「清」我們，我們是勞動改造和被「清」。很榮幸，我的「罪惡」輕些，已放到「革命群眾」中去受監督。領導宣布編組名單時，擺在最後，加了「還有」，以示區別。其實我並沒有妄圖混進去的意思。而「現行反革命分子」吳宓的幾個棚友，「罪惡」大概重些，單獨關在一邊。三頓飯前，拿著碗筷，還要站在毛主席像前「請罪」。我雖有罪而不請了。誰願意無罪去請罪來著？但「革命群眾」只要高興，隨時可以喊著吳宓或我們的名字，奚落或臭罵幾句，吳宓點頭稱是，我們默不作聲。「秀才遇到（紅衛）兵，有理說不清。」何況你根本無權說呢？「閉關自守」，是我們的基本對策。
一次，開吳宓的批鬥會，會畢，兩個最富於革命精神的彪形「革命『大』將」把跪著的吳宓，兇惡粗暴地拖出去，這是按規矩不能由自己「滾下去」的。不知是有意或無意，一下子竟把吳宓的一條腿整壞了。從那以後便成了跛子，再也不能健步如飛了。「革命群眾」說，對「現行反革命分子是不能手軟的，否則便要喪失革命立場」雲。
吳先生鰥居多年，由一個隔房的妻侄兒經佑他，給他當傭人。這個妻侄兒五短粗壯身材，流里流氣，不三不四，說不準那是個什麼人，總之，大家對他印象不好。吳宓先生為人忠厚，困難年間，上級分配給他「高知」享受的許多東西，買來都歸他侄兒享用。前後兩間屋，好的一間讓給他侄兒住。這大概是「愛屋及烏」的緣故吧。文革開始，「橫掃」一切，那侄兒被掃回老家去了，吳先生已是「牛鬼」，當然不能有傭人了。白天進牛棚，早晚生活自理。人是個賤皮子，顛頓狼狽，也存活過來了。
從1972年開始，革命高潮已過，學校又逐漸從那么店子旁邊遷回重慶。1973年，工農兵進大學「上管改」，當然「也要批判資產階級」。找哪個做「黑靶子」呢？吳宓名氣大，最合適。上頭也派了人來住下一同整材料。整來整去，就是那麼幾條（如上文所說的），沒有新的。「可恨」的是，這吳老頭歷史上連普通國民黨員都不是，更不要說軍、政、警、憲、特、反動會道門了。再打死老虎，激不起群眾的義憤，收不到什麼效果。「階級鬥爭，一抓就靈」。鬥吳宓，肯定抓而不靈，只好收刀撿卦，算了。這是粉碎「噬人幫」後，上頭派來的那位同志，親口告訴我，對吳宓曾有那麼一場暗算。
對吳宓既然「算了」，組織和「革命群眾」也就不再去管他。「現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也就不翼而飛了。吳宓更加衰老，他後來雇了個中年婦女照看其生活起居。據說每月給好幾十元的工資，他從不虧待傭人的。公私均忙於遷校搬家和給「上管改」的工農學員上課，事情很多，無暇去理吳宓，吳宓和這些事也全不沾邊，再說，牛鬼蛇神哪有資格去沾邊呢？我有時偶爾碰到他一瘸一跛地在他門前路上散步，女傭人的姑娘還得在旁邊扶著他。招呼他，他卻叫不出我的名字，老糊塗了，我想。
吳先生雇的中年婦女，早來晚歸。聽說有一夜，吳先生從床上跌下來，稀里糊塗在地上睡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才被女傭人發覺。年過80，記憶力消失殆盡，誰也不願去看看他。說他精神上「晚景淒涼」，應是恰當的。
聽說他兩個女兒中有一個是黨員高幹，要坐小包車來看父親。單位領導也為此忙了一陣。高幹一走，「外甥打燈籠——照舅（舊）。」女兒也未能把固執的老父親接走。後來吳先生的陝西涇陽老家，派人來將他接走了。落葉歸根，狐死首丘，這大概是吳先生情願的。
吳先生長離單位歸去，不知有人去送行否？我估計有也很寥寥。我們這批「棚友」就沒有一個人去的。再則，那時誰又敢去呢？
大概是1978年吧，聽說吳宓先生已在原籍老家病故。大概又過了一兩年，由系主任主持在教研室里，開了一個規模小得不能再小的追悼會。歷時大約十分鐘。用意算是平反，恢復名譽。主持人報告中說，吳宓先生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反動派再三逼他去台灣，他堅決拒絕了。可見吳先生在政治上何嘗無可取之處？！然而他自己從來沒說，大家也是第一次才聽到。從這件事看來，並不如「革命」大小將呵斥的「反動透頂」。反動容或有之？透頂則未必也。根據我近20年的觀察，說吳先生思想反動，也還需要研究一下：正如毛主席所說，從舊社會來的知識分子，一般都是愛國的。他們對新社會一時還不習慣，有個適應的過程（大意）。我覺得這是很公平的。我從來就沒有聽他說過一句攻擊黨、攻擊社會主義的話。用馬列主義思想、共產黨員水平（我這裡說的是真正的共產黨員）去要求吳宓這種舊知識分子，當然就百無一是，「反動透頂」了。這是時代的「悲劇」吧？「在劫難逃」！但我深信、慶幸，在我們新的黨中央領導下，這「悲劇」是不會重演的。「棚友」吳宓先生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