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爆發的時候，我剛好3歲。對這個世界能夠連成一片的記憶，就是從「全國山河一片紅」開始的。最初是充滿色彩，激情無限的瘋狂畫面，接下來就變成喪失理智，滅絕人性的醜惡表演。
「三忠於」
我對文革的第一個印象深刻的記憶，是「三忠於」幾個字。一次在家門前玩耍時，比我大一些的孩子們都在念叨「三忠於」，有一個男孩子問我：你知道什麼是「三忠於」嗎？我說：不知道。他就拿出了一個帶別針的，小孩子手掌那麼大的塑料「紅心」，上面有毛主席像，還有一些我不認識的文字，他說：這就是「三忠於」，還問我明白沒有。我回答：明白了。其實我當時的理解是：這顆「紅心」叫「三忠於」，就像蛋糕，餅乾，臉盆，飯碗等名字一樣。幾年以後，我才知道所謂的「三忠於」，不是具體物品的名稱，而是一種活動，一種思想。
後來在「三忠於」活動高潮中，我和父親一起看過一次大遊行，那是瀋陽市許多單位共同參與的遊行。人們在市內主要街道上行進，載歌載舞，還有很多宣傳車隨行，非常熱鬧。好像後來我在海外看到的「嘉年華」一樣。當時我和父親站在一個比較高的地方，整個遊行隊伍都可以看得很清楚。我非常興奮，不停地跳，覺得很好玩，心想要是天天都有這樣精彩的「節目」看，該有多好。
那個時期，我們大院裡也有很多人跳忠字舞。人們在工作時間，成群結隊地在院內的道路上跳舞，一邊跳，一邊向前走，很是「壯觀」。記得有一首藏族歌曲，唱「毛主席的光輝，照到了雪山上……」就是這些跳舞的人經常使用的「伴舞曲」。
「黑手」與「牛鬼蛇神」
一天上午，我和外婆一起去大院裡的國營商店買菜。出來的時候，看見門前的街道上鑼鼓喧天地來了一行車隊，這不是我們研究所的車，估計是附近其他單位的。十幾輛插著紅旗的解放牌卡車上站著一些掛著大牌子的人。他們每個人都舉著雙手，做成投降的樣子，兩隻手都是漆黑的。我們離車有20米左右的距離，所以看不清這手是用墨汁塗黑的，還是用黑泥糊上去的。這是我第一次看見遊街的場面，很好奇，很想走得近一些，看清楚一些。但是剛從北京回來的外婆，在北京時看夠了這些瘋狂的行為，她很緊張地拉著我，趕緊從馬路的另一邊往家溜。聽到擴音器中講到「×××黑手」等等，我問外婆：什麼是黑手？外婆的回答，對年幼的我來說是個嚴重的「誤導」。她指著車上的人說：這就是黑手。我「恍然大悟」，黑手就是那些黑色的手。隨之而來，又有了新的困惑，怎麼我們的手是白的，而他們的是黑的？直到上了小學，才真正搞清「黑手」的含義。
清理階級隊伍運動開始後。進入我眼中的一切變成了一台恐怖大戲。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大標語，像雪片一樣覆蓋了整個大院，猶如六月飛雪一般。我們的大院，為兩個科研單位所共用，我家的位置離工作區很近，站在陽台上，經常可以看到一些工作區內發生的事。
那時，研究所的日常工作就是隔離審查，批鬥遊街，批斗大會上震耳欲聾的口號聲，我們在陽台上可以聽得清清楚楚。每到中午下班的時候，我和外婆都會站在陽台上看「西洋景」。左前方是另外一個研究所的工作範圍，批鬥會後，那些牛鬼蛇神們被押送回被關押的地下室（離我們的住宅樓只有50米的距離），那些負責看管的人，不停地用軍用皮帶抽打那些走得較慢的人，一邊打，一邊吆喝。牛鬼蛇神們，每個人都是拎著褲子一路小跑。後來才知道，這些人要自己提著褲子走路，是因為看押的人怕他們自殺，「下班」時把褲帶都沒收了。他們每天都是如此生活的。
我家的右前方，是大院的主要路口，有一個巨大的毛主席像。我們研究所那些尚未被關押的牛鬼蛇神們，每天下班的時候，都要被人押送到毛主席像前請罪。請罪的程序是：90度彎腰低頭，背誦「群眾專政好，群眾專政好，牛鬼蛇神跑不了！」每次三遍。之後才可以解散回家。這過程當中，經常有人腰彎得不夠度數，被看管的人用軍用皮帶狠抽。這樣的事天天發生，每次請罪都有人被打。
這幾句請罪「台詞」，我記得很牢，因為在一連幾個月的時間裡，每天都會重複記憶。後來，我們孩子們在一起玩遊戲，還曾經模仿過這個「請罪」的過程。
一天下午，大人剛上班，我在陽台上看到我母親那個研究室的室主任，被人五花大綁，掛牌遊街，從工作區走到住宅區，就從我們樓前經過，我感覺很震撼。此人就住在我們樓下的一樓，家裡有三個兒子，小兒子後來成了我的同學。他的岳父、岳母也和他們住在一起。當他被人捆著從家門前經過時，他的岳父、岳母就在樓門前觀看。我在陽台上看到這一幕，心想：他的家人一定很難過，多「丟臉」呀。將近下班時，大約下午4點多鐘，我和外婆出去買東西，在工作區的大門口，還看見這位主任在那裡被罰站示眾，仍然是雙手被綁，脖子上掛個大牌子。這一天真夠他受的，兩隻胳膊被捆幾個鐘頭，恐怕都要沒知覺了。那天，我心裡很不舒服。
父親成了「囚徒」
很快，倒霉的事就落到我們頭上了，父親被隔離審查，被關在自己的辦公室內。那張寫字檯，白天用來寫交代材料，晚上就是他的床。一日三餐都是我和媽媽給他送飯。媽媽帶我去的目的，是讓我們父女能夠見見面。父親他們的辦公樓，是棟三層的白樓，「仿蘇」建築，在那個時代，看上去很氣派。裡面有的房間是實驗室，擺放著許多貴重的研究設備，還有一些房間是辦公室，供研究人員使用。清理階級隊伍開始後，整個大樓成了監獄。幾乎每間辦公室都被當成囚室來用，關了不少的「被審查對象」。收發室成了監獄看守值班室，每次我們去，都要接受檢查。我們送去的飯菜，也要拿出來讓門衛認真檢查過才能放行。
一天早上，我們照例給父親送早餐，看守打開「囚室」的門，我們一進去，就發現父親的臉色不對，準確地說，是臉上有一大塊呈青紫色。媽媽很緊張地詢問他，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父親回答說，是頭天晚上被人打了。他們那個研究室的幾個被審查對象都挨了打，專案組的人對他們拳打腳踢。看到父親這個樣子，聽了他和媽媽的交談，我很難過，也很害怕。不知道明天還會發生什麼意想不到的事。
第二天，不知為何，大樓的門衛不再讓我這個小孩兒進門了，從此，在父親被關押的近兩個月時間裡，我沒有再進過這棟辦公樓。那一晚，我哭了，說不清是什麼感覺，總之，很委屈，很鬱悶。
在父親倒霉的日子裡，我們家裡的其他人也遇到很多不可理喻的事。我和外婆出去買菜，一出門就會碰到很多「壞孩子」，他們用石頭向我們投擲，用膠皮管往我們臉上吹小果粒，還用污穢的語言侮辱我們。有一次，甚至搞到家裡來。他們用幾根木棍，頂上幾片瓦，支在我們家的門上，然後敲門。幸好那次是外婆去開門，她個子比我高，瓦片沒有打到她的臉，要是我去開門就慘了，肯定被打個頭破血流。還有一次，全家在吃晚飯，突然有人向我們的窗子扔石頭，把玻璃打碎了。飯桌就在窗子旁，不少碎玻璃掉在上面。媽媽很緊張，不知道會不會還有進一步的攻擊，她讓我們全家都趴下，以免被碎玻璃傷到。趴在地上，我很氣憤，心想：不知是哪個王八蛋乾的。從那個時候開始，我的心裡開始有仇恨的情緒產生。隨著年齡的增長，這種仇恨的感覺越來越強烈，直到粉碎「四人幫」之後很久，才慢慢地被化解掉。
「搶」食品
文革爆發以後，「抓革命促生產」的口號越叫越響亮，人們的生活越來越艱苦，日常生活必需的物資，一天比一天缺乏。在我童年的記憶中，很大一部分與「吃」有關。用那個時代的語言來描述，就是經常要「搶菜」，「搶醬油」，「搶……」。生活在今天的人們，很難想像那是個什麼樣的日子。
文革開始時，生活在我們大院裡的職工與家屬，總共有3000人左右。在大院的東門和西門，各有一間國營商店，銷售居民日常用品，商店不大，但經營的品種相對來說，還是比較齊全的。再往後，情況就完全不同了。我和外婆早上出去買菜，無論是哪個商店，菜案上總是只有一盤姜，一盤蒜，其他什麼都沒有。照說我們出去得不算晚，早上8點多鐘進商店，已經是什麼都沒有了，難道當天的菜8點前就賣完了？當時，我外婆認為是這樣，現在回想起來，覺得不太可能，最大的可能性是：商店裡根本就沒有蔬菜供應。
我們的大院，前後長1公里，寬也將近1公里。我家剛好是在整個大院的中心部分。從家裡到西門外的商店，300－400米，在西門外商店沒買到菜，我們就得再折回到家門前的路口，再經過整個工作區從南門出去，沿院牆外的大路，走到東門外的商店－－因東門在工作區的內區里，文革期間禁止家屬進入內區。這樣，等我們走到東門的商店就快10點了。整個過程，將近4公里的路。一個小腳老太太，每天帶個孩子，為了一家5口的伙食，從早上8點半走到10點半，拎個空籃子出去，再兩手空空地回來。很辛苦，很心酸。外婆總是有些自責，認為是出去得晚了，路走得慢了。其實，這根本不是她的錯。這麼多年來，每次想到這樣的往事，我就很難受。外婆這一輩子，實在是很苦，從義和團到文革，哪有幾天安生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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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一切憑票供應，我們瀋陽居民每人每月能夠得到的只有三兩肉，三兩油，「三兩」成了那個年代描述我們東北人民生活水平的標準語言。為此，主持東北大局的陳錫聯，有了個時代性的外號——「陳三兩」。雞蛋的供應是每月半斤，形象點兒說，也就是中等大小的雞蛋，每人每月5個。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大院的人們開始使用各種方式來「搞」吃的。養雞是那個時候最普遍的方法，既解決了蛋的問題，又可以偶爾改善一下生活，燉只老母雞來吃。
由於家屬宿舍都是樓房，如果要養雞的話，只能是養在家裡。而且，並不是所有的住戶都有陽台，加上東北的冬天氣溫太低，把雞養在戶外是不行的，所以，人雞同室就成了不可避免的情況。我們那個單元，是3間屋子的格局，文革中，兩家人住在一起，共用廚房和廁所。單元的過道很窄（那時的住宅沒有門庭），是個實實在在的通道，兩人並排行走都嫌擠。這樣的地方，放上一個大雞籠，養上幾隻雞，實在是很不方便又很不衛生的事（幸虧那時沒有禽流感）。不要說行走不便，每天雞糞的味兒，就夠你聞的。我們和鄰居，都養了幾隻雞，他們的雞窩在過道安家後，我們的，就只能放在陽台上，冬天裡，還要格外為雞窩提供些保暖措施，壓上小棉被等等。自從家裡養雞後，給雞餵食兒就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最累人的是要把白菜幫子等剁成碎末，這個工作由我和外婆完成。那個年代，各家各戶都是這樣的生活，每天都能聽到四處傳來的剁雞食的聲音。養雞雖然辛苦，剁雞食兒也很煩，但每當看到有大雞蛋從雞屁股里掉出來，我的心情就會變得非常愉快。
文革後期，連蔬菜也採取憑卡供應的方式了。每戶每天5斤，兩天領一次，也就是一次領10斤。每月1卡，分單雙號配給。這10斤菜，不是淨重，是連泥帶土的毛重。分的時候也不用稱，售貨員（準確地說是配貨員）用一把大耙子，在地上一扒拉就成了。至於重量是否準確，沒人計較，有口菜吃就不錯了。如果是那種從白菜地里「間」下來的菜苗（當地叫「小白菜」）就慘了，整個菜全被泥糊住，10斤菜里能有5斤土，純粹是爛菜一堆。我外婆最怕領到這個「小白菜」了，清洗太費功夫。
有意思的是「等菜」的過程。這些憑卡供應的菜，店裡不是隨時都有。每天有一部卡車來送菜，時間不定，數量也不夠分配。也就是說，從早8點到晚6點都可能送。所以，要想得到應得的那份兒，家中就要有人來等，兩天等一次。從早等到晚，總會有等到的時候。雙薪家庭很慘，只能是孩子放學後，讓孩子們負責領菜。如果來得太晚，很多時候就領不到了。我在小學期間最要好的一個同學，她家就是雙職工，深受「領菜」的困擾，一日三餐，經常是辣椒油配飯（那個時候，連辣醬、鹹菜都買不到）。我們家還好，外婆負責這項工作。暑假的時候，這個任務就由我來完成。這是個艱巨的任務，車沒到大家就要排隊，這過程中，經常有人不守規矩，亂擠一通。要想不被擠出隊列，就要拼命「站穩立場」。車一到，人們更加瘋狂，很多時候是一擁而上，瘋搶！這不是偶爾一次的「體驗生活」，而是形成常態的「持久戰」。需要「搶」的東西，不僅僅是配發的菜，還有憑票供應的豆腐，自由購買的醬油，等等。這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久而久之，我也習慣了，以為生活就是如此。這樣的狀態，一直到1978年才徹底結束。
提到醬油，順便說說文革時期對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油鹽醬醋的供應。那時不需要憑票供應的東西不多，油（醬油）鹽醬醋算是一類。不過，就是這樣一些煮菜（不能叫炒菜，因為那個時期，大院的煤氣供應不足，菜都是「煮」熟的）的必需品，也嚴重缺乏。醬油是經常性的斷貨，偶爾來貨，大家就要「搶」回來一些儲存。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我家的床底下，有好幾大瓶子長了白毛的醬油。每個瓶子都有5立升的容積。即便是發毛，也不能倒掉，每次用的時候，加熱一下就算是「滅菌」了。精鹽的供應最差，文革後期的一段時間裡，我家煮菜都用鹽水，是把很大粒，含沙的粗鹽用溫水化開後，食用上面那些乾淨的鹽水部分。食用油的供應和醬油、鹽比起來算是好一些，每人每月起碼有三兩油（當地叫豆油）。但是要說的是，由於食用油不足，大家只能想辦法找肥肉來熬油。文革後期，所里的職工經常出差外地，如果到一些憑票供應制度執行得不嚴格的地區，例如北京，那裡買5角錢以下的豬肉就不限量，就可以用多排幾次隊，多跑幾家店的方法採購一些肥豬肉，或是直接找親友幫助解決。由於每次的採購量太大，有的能達到20至30斤，外地的親友們，把我們這些來自東北地區的出差人士稱為「東北虎」。最後，連我們大院的人每次出差，都會戲稱自己是「東北虎下山」。
這樣的方式，固然能夠暫時解決食用油不足的問題，但長期吃豬油，對身體的損害是嚴重的。80年代，大院開始實行集體檢查身體制度，相當一部分的職工，都患有膽固醇高，高血脂等疾病，其中很多人的年紀並不是很大。按照那個年代的生活水準，這些人是不應該過早地患上這類疾病的，都是豬油惹的禍。想一想，這也應該算是文革的「成果」吧。
文革十年，對食品行業生產的破壞，可以從罐頭的製作上看得很清楚。由於肉製品的供應嚴重不足，我們家遇到有客人來吃飯時，經常用肉罐頭來應付。那時罐頭的價格很貴，2塊多錢一罐，這對每月只有幾十元人民幣收入的家庭來說，是消費不起的。好在父親的工資不低，文革後期，我們經常靠各類罐頭來改善伙食。原來的豬肉罐頭，都是純瘦肉的，貨真價實，一小罐200克的碎豬肉我們能吃上幾頓。後來就不行了，罐頭裡面都是些肥肉，再後來就更可怕了，全是豬皮。5-6小塊爛豬皮值2塊多錢，實在是太離譜了。從這裡可以看出，那個時期，無論有錢沒錢，都沒辦法「搞」到足夠的食品。
其實我們大院這些人文革期間的伙食，和其他一些地區相比並不算差，至少還有飯吃，不至於挨餓。兒時的這段經歷，對我日後的成長很有幫助。我這輩子，永遠都不會糟蹋生活物資，無論是食品還是衣物。這種「勤儉節約」的習慣，至今仍在影響我的生活。
準備打仗
文革期間，我們這個科研大院，有很多荒謬的事發生。在我這樣一個小孩子的眼中，最可笑的莫過於搞戰備，在樓前樓後挖防空洞和戰壕。那是1970年左右發生的事。今天想起來，依然覺得非常好笑。
1969年，珍寶島事件之後，我們在瀋陽的研究所，一直是處於戰備、准戰備的狀態中。按照上級的命令，我們各家各戶的窗戶玻璃上，都要貼上用報紙剪成的大大的「米」字，說這樣做的目的是，如果蘇修的飛機來轟炸，玻璃不容易被震碎。我當時就在想：一層報紙的厚度，能有如此的力量來保護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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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動員，老少都上陣，剛剛搞定家中所有的窗戶，我們又接到上級通知，要所有住戶都準備5天的乾糧，說是要打仗。這個消息讓我們全家人都處在十分緊張憂慮的狀態中。外婆蒸了好幾十個饅頭，就等著一聲令下，好疏散撤退。我那時是個孩子，對打仗的事，沒有恐懼，只有好奇，天天盼著疏散的命令。結果，等到饅頭都要變質了，命令還沒有來。無奈，為了不糟踏糧食，我們一家人只好頓頓吃饅頭，直到全部吃完，也沒有人再提打仗的事。半年之後，為了擦掉玻璃上的米字，我們又是全家動員，清理工作非常難做，幾十塊大玻璃的清洗，有如一項工程。這一切對我們來說，純屬無妄之災。
接下來，就到了四處挖戰壕的時刻。那一年，瀋陽軍區向我們這個研究所派了3名軍代表。來做黨委書記的，是一名副團級軍官，其餘二人是排級幹部。這位新任書記，負責「主持大局」，具體工作，由二位小排長出面指揮。當時戰備形勢嚴峻（後來才知道，所謂的形勢嚴峻，根本是胡謅），每棟家屬住宅樓的前後，都要挖戰壕和防空洞。我家那棟樓的前面也是如此。
說到此處，不得不簡單提一下我們科研大院的環境。我們的研究所，是50年代初按照蘇聯模式建立的。整個大院呈長方形，前面是工作區，後面是家屬住宅區。家屬區內，共有20棟三層宿舍，其中二棟是高級研究員住宅，簡稱高研樓。兩棟高研樓的前後，都是面積很大的花園，裡面有各種樹木和花卉。每到夏天，鮮花盛開，景色非常美麗。文革開始，花園也受到破壞，樹斷花殘，一片狼藉。前面說到的戰壕，就是要從這個花園中通過。
命令一下，各單位的男人們都要出來挖壕溝，一天的功夫，樓前就出現了一條橫貫東西，寬度大約1米，深度半米的長溝。傍晚，兩個小排長前來視察，對各處「工程」進度表示滿意。當時，我就站在壕溝旁，聽到了他們的談話。他們離開後，我和幾個小孩子就跳了進去，玩起了「打仗」的遊戲。站在壕溝中，我當時的想法就是：這麼淺的一條溝，十來歲的孩子把它當「戰壕」玩遊戲剛好合適，不知道大人們如何在溝里行動。真當戰壕用太淺，前後也沒有屏蔽，如何戰鬥？當交通壕的話，估計人們在裡面爬行才能躲避子彈。現在回想起來，也猜不到如此做法的真實用意，可能這就是「折騰」吧。
幾天後，樓後面的防空洞竣工。其實這只是個很小的半地下掩體，十多二十米長的磚土結構，大概也就是能夠抵擋個手榴彈之類的攻擊。接下來就是防空演習。警報隨時會響起來，一聽到警報，所有的人都要鑽進防空洞。對孩子來說，第一次進防空洞的感覺是新鮮的，幾十個鄰居擠在一起，門一關，裡面黑乎乎的，只有蠟燭微弱的光亮在一閃一閃。有時，不小心把蠟燭搞滅了，裡面就是漆黑的一片。慢慢地，我開始有些不安。由於空間狹小，人們又是一個挨一個地擠在一起，幾分鐘後，就有些空氣不足的感覺，大家都覺得很悶。記得有一個叔叔說：「這樣的地方呆久了，一定憋死。說不定這個簡陋的洞還會塌下來。」這樣的言論，更加深了我的恐懼。隨後的日子裡，每次警報，我都是站在洞口，生怕有塌方的事件發生。沒過多久，果真聽到了其他地方有防空洞塌方的消息，從此之後，我和外公就再也沒有進過防空洞，我們偷偷地躲在家裡，拉上窗簾，閉門不出。
我們的大院，這時一共挖了十幾個防空洞，基本上是每樓一洞，把院裡優美的環境完全破壞掉了，到處是洞和溝。這些戰備「遺址」，一直到80年代初，才完全消滅掉。
一個女人給我留下的難忘印象
文革動亂那個瘋狂的時代，在我的心底留下了許多深刻的記憶。對我觸動最深的，是一場小型批判會。那是發生在文革後期，1975年夏天的事。
初夏的午後，天空碧藍，偶爾一片白雲飄過。我和幾個小夥伴在科研大院的工作區附近玩耍。忽然從一扇敞開的窗子裡傳來一陣嘈雜聲。我們幾個小孩兒本能地跑過去看熱鬧。一排平房的一間辦公室里，坐著十來個男人，正在沖站在他們面前的一個女人吼叫，聲音尖銳而嚴厲。我站在窗口，向裡面望去，這是個40歲左右的女人，短髮，瘦高身材。一身灰色衣褲，是那個時代最常見的式樣。由於是站在她的斜背後，我看不到她的臉，只能通過話語的音調，來想像她的表情。旁邊的小朋友說，這是住在我們後面樓那個小女孩兒陳園她媽。
我們跑過去的時候，批判會已經開了一陣，所以聽不明白事情的原委。我站的位置，是這群男人的正面，剛好能看清這些人的容貌，一個一個橫眉豎目，面目猙獰，還不時地擼胳膊，挽袖子，好像在做動手打人的準備。
生活在文革時代，對這類場面可以說是司空見慣，但我從未如此近距離地「參加」批鬥會。當時我的感覺非常恐懼，心跳得厲害，呼吸也變得不是很順暢，很怕這些男人會對這個女人動粗。
我們的大院，是兩個研究所共用的，批判會上的人屬於另外一個研究所，所以這裡面的人，我除了知道那個女人是陳園她媽外，其他的人，一個都不認識。只知道這個女人和她的丈夫是文革中的一對「現行反革命」，罪狀不詳。她的兒子比我大幾歲，從不和人說話。女兒陳園比我小几歲，永遠是滿臉憂鬱，有點林黛玉的味道。由於有幼年的子女要照顧，那女人和丈夫一起被關進監獄一段時間後，她被提前放了出來，說是監外執行，留在研究所監督改造。（我讀中學的時候，70年代末，據說這個陳先生也放出來了。但我從未見到過他本人。）這次不知道是什麼原因，被一群人批鬥，似乎是那些人要她交代什麼問題，還說她「很不老實」，要她低頭認罪。
面對一群凶神惡煞的男人，這個女人的態度非常鎮定，回答問題時，語調平靜，既不緊張，也沒有激動，當然，更聽不出來一絲的恐懼。和那些審問她的人相比，形成了鮮明的反差。一方是氣急敗壞的吼叫，另一方是波瀾不驚的從容。這個對比給我的印象很深，在那一刻，年少的我對這個女人充滿了敬意。在這過程中，我注意到了一個很小的細節，那就是，當那些男人口出穢言對她肆意侮辱的時候，女人放在身體兩側的手，會不自覺地攥緊拳頭，這個動作，讓我體會到了女人內心的感受。從容不迫的背後，是堅定無比的意志和壓抑的憤怒。
這齣鬧劇是如何收場的，我不知道。當時很害怕，不敢再繼續看下去。兒時的這個見聞，陪伴了我30多年。對這個女人心態的解讀，隨著年齡的增加，也變得越來越深刻。文革中看了太多的低頭認罪，只有這個女人給我留下了特別的印象。
多年以後，回想當年的情景，即便是今天的我，設想遇到同樣情形，也無法達到她那樣的境界。時至今日，她依然是我敬佩的榜樣。
不堪回首的小學生活
我的整個小學時光，是處在文革中後期的時間段中。從批林批孔，反對師道尊嚴，到評《水滸》，批宋江，幾乎所有的記憶都和政治運動有關。那是個瘋狂的時代，校內校外都處在濃厚的政治氣氛當中。
1970年春，我開始讀小學。那時家附近的幾所「正規」小學校舍不夠用，我們科研大院的適齡孩子，都不能循序進入小學讀書。解決的辦法是：科研所負責找個地方，由民辦教師充當師資。開始的幾個月里，我們幾十個孩子，在被稱做「牛棚」的兩間土棚中上課。用大人們開會用的長凳當桌子，每個孩子自帶板凳上學。這是我第一次聽到「牛棚」這個名詞，據說這個地方，之前真的是用來養牲口的，但應該不是養牛，我們所里不存在養牛的可能性，也不應該是養豬的地方，因為豬圈就在隔壁。為什麼叫牛棚，對我來說是個「世紀疑問」。
開始上課了，但沒有課本，每天的內容就是語文和算術。第一堂語文課是教幾個拼音字母。算術課就是1—100個數，每天教幾個數字。老師是檔案存放在街道的兩位20出頭的女孩子，是民辦教師的頭銜。我至今也沒搞明白，這民辦教師到底是個什麼含義，給民辦小學當教師？還是教師的水平屬於「民辦」的檔次？
這年的冬天，天寒地凍，牛棚里的氣溫和外面的沒有多少分別。我們這些孩子實在無法堅持下去，只能提前放寒假。開學後，我們有了自己的教室，是家屬住宅樓一樓的一個單元。新教室的條件比牛棚好多了，至少是人住的地方，加上研究所「資助」，木工房利用寒假的時間製作了一批簡陋的課桌和椅子，總算是有個教室的樣子。接下來，新課本也發下來了。語文課本前面幾篇課文，我至今仍記得很清楚。第一課：毛主席萬歲。第二課：學習毛主席語錄。第三課：高唱東方紅。第四課：打倒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每篇課文一頁紙。雖然學會了讀和寫，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我都沒搞明白什麼是「叛徒、內奸、工賊」。連劉少奇也不知道是何許人。老師從不解釋，我們也沒人問，不懂得問，也不會問。既然打倒，肯定是壞蛋無疑，這就是我當時的想法。小學一，二年級的生活，相對來說還算平靜。老師能夠掌控課堂上的一切，調皮的孩子們也不敢太放肆。我們這些牛鬼蛇神的子女，儘管受歧視，不被批准加入「紅小兵」，但沒有遇到過多的刁難。從三年級開始，進入正式小學上課後，一切都變得不同起來。
小學校舍坐落在我們大院的北院牆外，與大院是一河之隔。三層大樓外，有一片100平方米的操場。和其他同時期的小學相比，條件算是不錯的，可惜管理得一塌糊塗，校內秩序遠不如其他小學。我們班裡，學生們都是大院子弟，幾位「工人階級」家庭出身的男孩子，天天在課堂上搗亂，不但和老師對頂，口出穢言，還欺負女同學，像我們這樣的女孩子，都是他們暴力發泄的對象。每天的課堂生活，亂鬨鬨地開始，又亂鬨鬨地結束。
四年級的時候，批林批孔運動開始，學校里更是亂成一鍋粥。整棟教學樓每一處角落都鋪滿師生們的大字報，不過這只是運動在校園內展開的外部表現，針對教師個人的「反師道尊嚴」，則是運動進入校園實實在在的本質內容。當時，我們學校每位教師、學生，都要寫大字報（不寫不行），內容是批林批孔，對一個11歲的孩子來說，這篇「命題作文」的難度實在太大。不知道其他同學是如何完成的，我的大字報是我媽幫我寫的，準確地說，是照報紙抄的，斗大的字寫了一筐算是交差。至於內容如何，我完全沒有印象，根本就沒看。接下來就是批判三年級一班的班主任。這是她們班裡一位「根紅苗正」的「反潮流小將」，在家長的授意下，向黃帥同學學習，帶頭造班主任「師道尊嚴」的反，在校內打響的第一炮。不知道這位老師的「罪狀」如何，只記得這事是搞得「轟轟烈烈」，全校師生都知道這個班裡發生的「反潮流」行動。最後的結果很可笑：這位老師「認識到自己的錯誤，站到了革命陣營中來」。我當時根本就搞不清是怎麼回事，感覺她們師生二人都紅了，出名了，無論是「小將」還是老師，都成了我們全體師生學習的榜樣。學習「小將」容易理解，對這個老師，學她個啥？勇於批判自己，改正錯誤？我甚至還有個不敢說出口的感覺：不知道這二人，是不是串通好了演一場戲，大家都出名。之後，這個老師「更上一層樓」，比以前神氣多了。難怪我有這樣的想法，否則，實在是不好理解。
之後，我們班裡也有人跟風，幾位同學，其中還有「臭老九」的子女，向校革委會匯報，說我們的班主任利用政治學習時間，給我們班裡的同學補珠算課。情況是屬實的，我們的班主任的確是用政治學習時間給我們補課。那個時候，學時少，老師都在「跳著教」，這個老師比較負責，看完不成教學進度就增加學時，結果被學生告了一狀，最後被迫在全班同學面前檢討錯誤，自我批判。我當時感覺很不對勁，這幾個同學不是「恩將仇報」嗎？
從「反潮流」，反「師道尊嚴」開始，校內的秩序就更完蛋了。前面提到的，我們班裡的那些「混小子」，更加無法無天，在課堂上公然行兇打人，互相打鬥，打女同學，最後到了敢和老師動手的地步。課根本沒法上，記得有一次，老師氣得離開教室回辦公室，我們這些女同學被他們搞得從窗子跳出去「逃生」。當時心想，幸虧教室在一樓，不然都不知道如何了結。
那一段日子，是我學生生涯最苦惱的時期。無論校內校外，天天都要受這班「小混蛋」的欺負，挨打挨罵是家常便飯，有時還被這班傢伙堵在放學回家的路上，百般羞辱，真是受夠了氣。這種亂象，一直持續到「四人幫」倒台才算結束。
「反潮流」後，由於校內的秩序混亂，公共財物也被破壞得很厲害。我們教室里的玻璃窗，基本上沒有玻璃，學校也沒錢更換。大冬天的，我們就在這樣的環境裡上課，很艱難。最後，快畢業的時候，還是兩位家長從研究所「搞到」了一些玻璃，總算把窗子安上了。
這段小學生活里，讓我覺得最好笑的一件事，是一位老農民前後兩次的憶苦思甜報告。這位貧苦的老大媽，三年裡給我們做了兩次報告，講述她自己及家人在「萬惡的舊社會」里所遭受的苦難。同一個家庭，同一個人，兩次的講述內容出入很大，除了姓名以及家中人數一致外，其他的「苦難經歷」基本上沒有一致的地方。記得在第二次聽報告的時候，開始時我心裡的想法是：這個人八成年紀大了（其實也不是太大，60歲出頭的樣子），過去的事記不清了。到後來就覺得很不對勁，再糊塗，也不會把基本的事情說錯。她可能以為台下沒有人知道她的過去，瞎編也無妨。豈不知有我這樣一個記憶功能非常優秀的學生坐在那裡。
小學時期對一個孩子來說，應該是一段鋪滿鮮花的路程。父母的寵愛，師長的呵護，同學之間的友誼，這一切像一首優美的交響曲，伴隨著心靈的成長。可惜，在那個變態的時代，整整一輩人，沒人能得到這本應屬於自己的一切。每當我看到自己的子女能夠快樂無憂地享受校園生活時，心底都會湧出一種無法形容的遺憾，我美好的童年時光，全被糟蹋了。
我的童年經歷，耳聞目睹沒有一件事是「正常」的，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思維，意識難免帶有深刻的「時代烙印」。這讓我在走出國門，融入西方社會的最初幾年裡，不得不花大力氣來調整自己，以期適應「正常社會」的思維方式。這也是個痛苦的過程，不得不經歷的過程。值得慶幸的是，我走過來了，現在的我，是自由社會裡，一個正常的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