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59年秋季開學伊始，我們進入了大四，室友徐邦治同學突然以「反革命」罪被捕。
我們年級——山東大學中文系1956級——在1957、1958年打了8名右派之後，1959年又打了徐邦治同學的「反革命」。最近（2010年）聽北京的張毓熙同學說，徐邦治也走了，一年多了，急性心梗，在去銀行取款時猝倒。我感到突然。人在無災無難的時候，心理時間發生加速度快轉。這幾年我忙於照顧老伴，自己也得了肺癌，沒有顧得這位遭遇比我或許更加不幸的老同學好同學。大概在兩年前，我還受託，為一位同學探問他的電話，找到了，說了幾句話，知道他退休後還在無錫——無錫縣報，我想還有機會見見面，等南下的時候，到無錫下車，看看他，敘敘舊，哪裡知道他竟然走到我前頭了。人到了七老八十，想要做的事，例如旅遊、會友、寫文……，不能拖，要做就快做，否則後悔莫及。
我和徐邦治都是1956年考入山東大學中文系的同學。從入學開始，我和徐邦治就在一個小班（30餘人，年級的三分之一），一個小組，一個寢室，所以交往比較多，相處比較融洽。他從入學起就擔任小班的團支部書記，我起初擔任過支部委員。1958年，我打了右派，但和他仍然往來，只是有所避諱。進入大四，1959年秋季開學伊始，有一天我吃過早飯回到寢室，突然看到徐邦治的被褥書籍被幾個同學在急急地翻倒打捆。我驚訝地問：「怎麼？怎麼？」一個同學側身對我耳語道：「已經被保衛科帶走了。」雖然早幾天耳聞他出了事，還開過批判會，不過是塗鴉不小心，被牽強附會，加上了罪名，估計只要解釋清楚了，應該沒有事，但沒有料到這樣。我們8個右派中只有3個送去勞教，他怎麼會處理得這麼重呢？這真是晴天霹靂，但也不奇怪，幾年來這種故事即使在山大遇到聽到太多了，布告欄里，開除、逮捕、勞教、判刑的學生還不是隔三差五的家常便飯嗎？
（二）塗鴉塗成的「反革命」
五十年來，徐邦治的冤案成了同學們關心的話題。據我所知，關於此事，至少有三個文字版本的說法，情境細節各有不同，但共同之處都是說把他隨手塗鴉的文字串聯成反標「毛澤東豬」而定罪。
三個版本中，凌南申同學寫的《徐邦治同學的遭遇》（手稿）可能最接近事實，故錄之如下：
上世紀80年代初的一天，我與山大保衛處處長李文昌同志在校園偶遇，閒聊中談到徐邦治同學在1960年的遭遇。他說，徐邦治一案是他經手辦的，他當時是山大保衛處的科長。
他說，1959年，徐邦治在一次小組學習會上學習毛主席關於「大養其豬」的號召時，在一本《中國青年》雜誌的封面上亂寫亂畫。從他寫的字中，可以看出有「毛主席養豬」五個字，但後兩個字與前三個字不完全在一條直線上，其中「養」字略小，且有些模糊。山大將該雜誌送有關部門鑑定。鑑定結論認為「養」字是故意弄模糊的，以此造成一條「反革命」標語。我對李文昌同志說：我和徐邦治同學當時在一個學習小組，學習毛主席的號召時，老徐有些心不在焉，在一本雜誌上寫些什麼。我記得他用的是紅藍鉛筆，那種筆是沒有橡皮頭的。小組會一結束他一甩手就走了。他那時沒有所謂「作案」的條件，「故意弄模糊」字跡說純屬主觀臆斷。
原來，一字誤解造成了一起冤案，致使邦治學兄蒙冤受屈，令人痛惜。
1962年初夏，邦治學兄結束「勞改」，他回到山大要求解決工作問題。中文系章主任接見了他，讓他立即返校和應屆畢業生一起分配工作。據曾在山大校務處工作的侯善本學兄回憶，章主任的許諾是經教育部批准的。這實際上是為邦治學兄徹底「平反」了。老徐當時要求再讀一年書，故延至1963年被分配去了山西省，到山西長治當中學教師。他後來被調回江蘇工作，回到了他闊別多年的長江之濱。
這個版本的說法可能最接近事實，因為此說出自當時的全權經辦者、山東大學的保衛科長，雖然是相隔二十年後的回憶，但不致太離譜，也和我聽來的印象中的說法吻合。徐邦治的冤案，是因為隨手塗鴉，寫者無心，見者有意，把「毛主席」三個字和另外橫豎不相關的字「豬」牽強附會在一起，解讀成一條「反標」，於是以反革命罪鋃鐺入獄。
由於上學期間我徐邦治關係較近，文革後我獲得「改正」，他獲得平反，他從邯鄲二中和無錫縣報給我來信多封，我還保存了1982—86年間的來信7封，並且1986年我和他還到常熟蔣煒（也是右派同學）家小聚過一次，我可能是能夠較為準確說明他的若干情況的唯一知情人，因此我有責任與義務予以介紹。
關於徐邦治的復學，其原因可能是參照了處理右派的一種辦法「保留學籍，勞動教養」3年，我們年級的王長亭打了右派就是這種處理辦法，因而復讀。此外，不排除校方系裡也有同情他的人，對於那種穿鑿附會、構陷成罪的處理有所保留，而不是表明「章主任的許諾是經教育部批准的。這實際上是為邦治學兄徹底『平反』了」，因為他後來為平反還到北京上訪過，最後還是山大正式宣布平反的。再說，這件事未必需要經過教育部批准。
（三）偉大而可怕的歷史慣性
徐邦治有一個習慣：好塗鴉。他只要開會，就在手邊的報紙雜誌的邊邊角角上，信馬由韁地隨手亂塗亂抹，下意識地寫字，寫的大多是一些時下流行的熟字熟詞，寫過之後就隨手棄置，並不收拾保藏。我從來不以之為然，但是寫者無心，看者有意，看在眼裡，疑在心裡。發現並舉報徐邦治的人，據說是同寢室的一位已經去世的同學。作為歷史教訓，無論這位同學是否在世，我們總應該追究一點原因吧。
毛澤東的偉大歷史功勳就是創造了一種不同於蘇聯依靠專政機關肅反的中共特色：黨委領導與群眾運動相結合的肅反鎮反。這種廣泛發動群眾肅反鎮反的模式，草創於江西蘇區，繼承於延安「搶救運動」，發揚光大於解放後，形成了歷史慣性。從鎮反開始，經過反胡風、肅反、反右這些政治運動，人們的政治警惕性越來越高，越來越繃緊了階級鬥爭的神經之弦，眼之所見，耳之所聞，到處都可能敏銳地嗅出階級鬥爭的新動向，自己身邊的每一個人，都可能是潛在的階級敵人。不過真正達到這一境界的還是少數人。這位我們朝夕相處於宿舍的同學，自視出身好政治好，確實是一位左味很足的同學，具有高出一般同學的嗅覺聽覺視覺，儘管口齒訥訥，專業平平，但是批判別人的時候，卻是善於上綱上線，氣勢凌人。他成了有心人，竟然去檢查、辨識徐邦治留下的塗鴉字跡，從中拼接出一條「反標」，鍛鍊周納、羅織成罪。而接受了他的舉報的人員、部門，寧左無右，寧信其有，不信其無，即使其中可能也有正直的人，起碼也表示了某種懷疑，但是為「犯罪嫌疑人」辯白那是喪失無產階級立場的原則問題。再說，那時實行的是有罪推定，不存在什麼「犯罪嫌疑人」。先定罪，後收集整理材料。你整過來，我整過去，最後，我們年級的黨支部書記，一位整起人來心不慈不手軟的人，後來竟然也被整到勞改隊裡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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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井下石是中國文化的精髓。中央整高崗、整彭德懷、整劉少奇的時候，那些高幹，高高幹，他們的戰友，大多也是爭先恐後地扔石頭，批判徐邦治的時候，同學們都不見其然，不知其然，誰也沒有見到那個「反標」實物，所以，後來誰也說不準「案情」，但因為黨支部一號召也是紛紛砸石頭，人人添磚加瓦，把徐邦治日常的言語上綱上線加罪，更加證明徐邦治是「反革命」了。
那樣的時代，那樣的氛圍，人人都成為義務線人，人人都成為光榮的告密者！可怕不可怕？我們告別了那樣的時代嗎？「隔牆有耳」、「言多必失」、「禍從口出」、「知人知面不知心」這些古訓都壽終正寢了嗎？歷史的慣性是否喬裝打扮成了餐館裡西裝革履或袒胸露臂的貴客呢？
（四）年輕人，火熱的心
1956年，是我們記憶年輪上的一個重要的節點。黨中央諄諄告誡全國：隨著經濟建設高潮的到來，不可避免地將要出現一個文化建設的高潮。毛澤東提出了繁榮藝術科學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號召全國全黨「向現代科學進軍」！
大學要大發展，事所必然。1956年大學擴招，生源不足招生需要。我們這些解放後初期參加工作的青年知識分子，原來只有初中或高中文化，此時年齡還不算太大，以讀大學而言，耽誤只有幾年，遇到這麼好的機會怎麼不蠢蠢欲動躍躍欲試呢？這就是我們那個年級的108個同學中，有三分之二是調干生的原因。
我們108個同學來自華東地區五省一市，年齡從17歲到30歲，調干生來自黨政軍學，工農經文，各行各業都有，級別高低參差。這樣一個大雜燴的集體，各人的閱歷、知識、志趣差異很大，有的同學在入學之前就確定了做作家、詩人、戲劇家、文藝理論家、美學家的志向，而且做了較好的業務鋪墊，因此大家努力求知上進的大志願、大方向、大目的是大體一致的。如果處在一個包容性強的學習環境裡，不搞無窮無盡的階級鬥爭，同學們之間是不難建立互諒互容的和諧關係，而且產生互補效應，促進人才的良性成長。
那時山東的教育還比較落後，高中生更不夠高校招生的需要，因此有了大量南方同學。徐邦治原籍南京，在上海《青年報》當編輯，所以是從上海考來的，而我家在上海，卻是在南京軍區後勤部工作，因此是從南京考來的。
徐邦治是團支部書記，我是支部委員，所以和徐邦治在一起開會不少，我印象最深的是討論幾位來自農村的應屆高中畢業生經濟困難的補助申請，全額助學金是12元，生活補助最高4元，可以解決最低生活需要。我們總是懷著深深的同情，建議系裡給予最高的補助數額。
我們之所以報考山東大學中文系，除了嚮往避暑勝地青島和山東大學的歷史聲譽之外，是因為這裡出了兩位受到毛澤東誇獎的「小人物」李希凡、藍翎，他們因為批評一位北京大學老教授俞平伯寫的《紅樓夢研究》被偉大領袖賞識，一時之間成了全國的風雲人物。一文成名，風流雲散，惠及莘莘學子。許多青年成了他們的「粉絲」。中國人民大學的一位才華洋溢的女生程海果取筆名「林希翎」，就是合併了他們名字中的兩個字以及馬克思文藝理論家林默涵的姓氏。不幸的是林希翎後來成了大學生中最著名的右派，而藍翎自己也成了右派。這是後話。
雖然那時我們還不知道「不想當將軍計程車兵不是好士兵」這樣充滿資產階級個人奮鬥精神的經典名言，但進了山大中文系想當李希凡、想當藍翎的心願是隱然在胸。
那時，我們心中幾乎可以說，人人都有一個「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野心，就是成名成家的理想。所以入學以後，大家「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沒有時間，也沒有興趣，虛擲光陰，浪費時間。雖然我們之間有年齡、地域、出身、閱歷等等的差別，但這在求知方面反而具有互補的優點，形成為一個團結、友愛、寬容、和諧的團隊，互相之間絕無拉拉扯扯、說長道短的毛病。誰有心思去觀察、檢舉、揭發、構陷同班、同組、同室的同學呢？
徐邦治作為當時最受青年歡迎的《青年報》的「資深」編輯，已有較好的文字功底，進入中文系學習那是志得意滿，如魚得水，如願以償。
（五）人生得意須盡歡
徐邦治原來在華東團工委與上海市團工委的機關報《青年報》做編輯，是骨幹人員，因為執意要進修，領導不得不放行。入學後，正遇到調整工資。報社給他調高了一級，到20級，轉來學校。這說明領導和同事對他的器重，人已走，茶還熱。調干助學金是按照原級別的4個等級合併為一級。17—20為一個等級，21—24為一個等級。這一調使他的調干助學金提高了一級，每個月多了4元錢，為29元。我們班上能夠享受這一級助學金的調干生只有寥寥幾人，所以他忽然成了調干生中的「高幹」等級。那時買一部精裝本《紅樓夢》為4.7元，平裝本《關漢卿戲曲選》1.1元。徐邦治既有經濟條件，又有廣泛求知的興趣，因此遇到文學名著即買。他被逮捕的時候，藏書裝了好幾箱。
徐邦治原來的21級就比大學畢業生的工資高，20級比大學畢業生的工資高了兩三級，在當時就很令人羨慕了。我說你這是白讀了大學。他說：「錢這玩意，生不帶來，死不帶走。知識卻是買不來的。那兩級工資算個什麼。」
那個周末，我們幾個南方同學聚餐，菜錢依然AA制，每人1元，酒錢徐邦治掏。我們祝賀他晉升一級，互相祝酒，互相勉勵：千萬不能虛度光陰，要對得起這四年啊！一個同學舉杯，念誦了李白的詩句：「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
晚上我們沿著棧橋海濱踱步回校，霧靄充滿了天空，路燈在霧氣中閃爍，聽得見輕輕的浪花拍擊岩岸，在朦朧的膠州灣海水深處，傳來低沉而神秘的「海牛」嗚咽聲。雖然據說這是德國人建立的氣象裝置，但青島人卻把它當做了城市的特殊景觀，海牛叫，喜鵲鬧，財神到，象徵著吉祥。我們都沉浸在美好的遐想中。青島的海濱具有永恆的魅力，特別在此時此地！
（六）徐邦治具有新聞人的感悟力
因為徐邦治來自《青年報》，我有了別樣的親切感。
我於1949年11月入團，入團後就讀到《青年報》。《青年報》是4開小報，每周兩期。1950年初我偷偷地給《青年報》投了一稿，幸運地是我的「處女作」得到發表。對於一個初三學生來說，自己的一篇三四百字的習作，冠上自己的姓名，能夠變成鉛字，那是無上的安慰和激勵！
後來，1951年7月，我作為華東軍區後勤幹校的學員代表回上海做匯報宣傳工作，在記者招待會上，《青年報》的記者拍了我發言的照片，馬上就衝出給了我。大概因為我在上海和軍內，都做過報紙通訊員，說話比較符合新聞特點，所以記者對我特有好感。我的發言被刊登在第一條，加上醒目的提示。攝影記者也給我拍了照片，我一直保存至今。因為記者招待會是在上海大廈的22樓舉行，攝影記者在衛生間安設了暗房，所以很快就衝出膠捲、印出照片。因此，我心裡對《青年報》多了一分熟悉，多了一分親切。這樣和徐邦治的話題就多了一點。
再者，那時，華東團工委書記是李昌，李昌是「一二九」學生運動的主要領導人，四川人。他召集過我所在中學的團幹部去開會，因此我有機會近距離見到他。他是我參軍之前直接見到過的最高級別幹部，印象中，他是一位非常親切樸素、和藹熱情、精力充沛的幹部。徐邦治見到李昌的機會當然多了，我也聽到他對李昌的讚揚，說他很具有民主作風，凡事循循善誘，說理商量，不輕易批評下級。
那時，《青年報》報社只有十幾個人，是一個精幹的班子，在《解放日報》社的四樓辦公，吃一口鍋的飯。因此，徐邦治對於新聞界的內情知道較多，常常說一些內部故事給我們聽。
我呢，做過《解放日報》的學生通訊員，寫過豆腐塊的小文章，所以對於報社的事情，比起別的同學，可能更加關心，興趣更濃。據徐邦治說，《解放日報》每天印出的報紙，第一張第二張立刻要送到市委書記和總編輯的手上。他們首先審讀頭版頭條，如果出了政治錯誤，哪怕只是一字之差，卻謬以千里，那麼，他們會立刻電話指示停印，所有已經印出來的報紙全部作廢，發出去的立刻追回銷毀。這樣的事，幾十萬份報紙作廢的事，出過不止一回，說起來真是不可思議。說這些故事，我是第一聽眾，聽得幾乎目瞪口呆。
徐邦治就是在這樣的環境裡工作了六七年，以他特有的新聞職業敏感性，具有遠遠高出我們一籌的政治領悟力感悟力，有些新聞，他讀了能見我們之所未見，讀出弦外之意，畫外之音，而我只能照本宣讀。那年頭，政治運動一個接一個，到我們入學，毛澤東卻一反常態，大肆鼓吹雙百方針，整風鳴放，我覺得一口怨氣可以發泄了。原來在肅反運動中，我成了華東軍區後勤部第一個點名的小集團頭目。我給我的小集團中的唯一成員顧和寶——所謂小集團，其實就是我們兩個人——寫了一封盡情發泄怨毒的私信。這位「活寶」老兄，又把我的信給他的朋友黃金科看了，黃金科又傳給別人看，造成了影響。結果，顧和寶做了轉業處理，黃金科打了右派，發配北大荒勞改。我主要也因為這封信打了右派。
徐邦治對我說：「你呀你，怎麼這麼糊塗呀！你以為胡風之後再不會拿信件整人了？你是聰明反被聰明誤。這下你一腔怨氣發泄完了，過癮了吧！你看，我們班上的某某，肅反被整，不叫冤，還要感謝黨，結果怎麼樣？小不忍，亂大謀。你還想成名成家。這真是自作自受！」在大鳴大放的日子裡，徐邦治任憑風浪起，專心讀書，除了隨大流，隨聲附和幾句，幾乎沒有發表什麼高見，引人注意，所以算是平安過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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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中，新聞界吊了一條一條的大魚，許多名記、報人打了右派，有的人他很熟悉，很敬佩，忽然一夜之間成了右派。他說，自己沒有打右派實在是僥倖，當初堅決離開報社倒沒有想得這麼深遠，只是想多讀點書，做個有學問的人，現在看來這條路沒有走錯。他最慶幸的是自己進了大學，逃避了一場大災大難，也因此他就麻痹大意，被人盯上了。
（七）徐邦治極為服膺高亨先生的才氣
山東大學中文系以教授實力雄厚著稱。在中國古代文學史方面有全國著名的學者陸侃如、馮沅君、高亨、蕭滌非、黃公渚等五位，被稱為「五嶽」。當時，陸馮是夫婦，二級教授，後三位是三級教授。對於我們來說，最最幸運的是趕上了末班車，聽這些大師級的教授給我們上基礎課，從此以後他們就只帶助教、研究生了。
當時好像沒有「大師」的稱謂，但我們確實視之為偶像。所謂「大師」是在學問或藝術上有很深的造詣，為大家所尊崇的人。我們幸運地聽了高亨和黃公渚兩位先生的授課，他們確實是不同凡響，是用語言文字難以描摹的傳道授業魅力。原來大師就是大師，不同凡響。如果你讀了大學，卻從來沒有聽過大師講課，那應當說是難以彌補的重大缺憾。陸侃如先是因為當副校長，後來打了右派，沒有上課。馮蕭二位，因為大煉鋼鐵勞動、學生編寫文學史等等原因，只給我們餵了幾塊壓縮餅乾。儘管如此，高黃二位的講課使我們受益匪淺，永遠銘記在心。聽他們的課，是一種享受！
我們第一學年學習先秦文學史，由高亨先生主講。開始我們並不知道高先生的來路，僅僅只憑了他那胸有成竹、氣勢澎湃的風格，就一下子被鎮住了。原來高亨先生畢業於清華大學吳宓做院長的國學研究院，師從梁啓超、王國維二位至今仍然空前絕後、不可再造的國學祖師爺。名師出高徒。高先生在先秦國學研究方面那是叫人拍案叫絕。他熟悉先秦典籍，可以倒背如流，再加上金文甲骨、說文段注、訓詁版本等等，叫我們目不暇接，如墜五里雲霧之中。他最拿手的絕活，就是講到要緊處，一句「據我考證」就暫停，鏡片後的兩眼一瞪，瞅著我們，右手拿著粉筆指向我們，設下幾秒鐘的懸念，之後，他就滔滔不絕地說起「據我考證」的結果。引起我們最最好奇的是《詩經·陳風·月出》這首愛情詩，古今已有定論是情詩。可是經過高夫子的「據我考證」，變成了奴隸主對奴隸的殘酷壓迫：在一個月黑風高之夜，火把熊熊映照之中，「陳國的統治者，殺害了一位英俊人物。作者目睹這幕慘劇，唱出這首短歌，來哀悼被害者。」
高先生承認，古往今來，注家都認為這是一首愛情詩，但「據我考證」，「佼人僚兮」、「佼人燎兮」的「僚」、「燎」字，不是形容女子的嬌美，而是假借為「繚」，束縛纏繞，一個奴隸被「五花大綁」，「燎」則是火燒「佼人」。他說，這首詩是奴隸社會階級壓迫的活生生證明。我們這些第一次學習《詩經》的學生，聽了這番高見，實在是佩服得五體投地。他說，你們想要登我之堂入我之室嗎？好，我給你開個書目，先讀10年再說。乖乖龍的龍！
徐邦治極為服膺高亨先生的才氣，但他並不盲從。有些同學對比了各家說法，議論紛紛。徐邦治卻能一言中的。他說，這是庸俗社會學。一句話把我們鎮住了。但是他說，高亨先生發表謬論也與眾不同。他太有才氣了。雖然穿鑿附會，但那種理未必直，氣卻雄壯的氣魄，誰能學得來？
《詩經》是我們入學之後第一學期的課。我們許多同學根本不知道何謂「庸俗社會學」。如果就知識準備來說，我們年級的同學可謂五湖四海，三教九流。調干生社會知識較強，如徐邦治者，一直從事新聞工作，文藝政治知識較多，就能說出什麼「庸俗社會學」這樣的專門術語。
徐邦治佩服黃公渚先生的文氣。他說，黃先生自己就是魏晉風度的化身。你到他家看看吧，詩詞歌賦、琴棋書畫無所不通，成天關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兩耳不聞窗外事，連（山東大學的）房副書記他都不認得，實在難得。他成了陶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望南山」，大隱隱於市。藝術成了他的身家性命。徐邦治追求的嚮往的是那種超然、散淡、瀟灑、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的生活。他好塗鴉也是源於這種性格。
（八）八千里路雲和月
徐邦治出獄後，在山大完成了最後一年學業，不是去了山西長治，而是去了河北邯鄲，在邯鄲二中做教師，那應當是1963年。三年後，爆發了文化大革命。
我現在保存著他1982—1986年給我的7封信。
從1982年6月5日給我的第一封來信看，應該是我先給他去信，他很快給我的回信。二十多年的分離，我們經歷了滄桑之變，感慨良多，不勝惆悵。我們「平反」、「改正」之後都急迫地希望離開原地。所以主題都是謀求調動，說了許多難以調動的情況。他說：「從報上得知，同窗中成才者比比皆是，（李）逸濤、（佘）樹森、朱迪、（潘）仁山、（牟）世金、（王）興志之輩均蜚聲文壇，著作豐盈，如今我已兩鬢斑白，過去的抱負已成過眼煙雲！真是『往事已成空，還如夢中』，確已不堪回首了。」
1983年6月5日的信道：「目前全國改革之風頗盛，知識分子處境日益改善，我輩可余時光不多，卻不能為國報效，下面關卡太多，實有寸步難行之感。」
1984年3月12日的信道：「我的處境誠如你所說，迄今毫無改變。對於我輩調動之控制封鎖極為嚴密，若非有關係，只能望洋興嘆。……我期待有機會能與你相唔，屆時暢談，亦一樂事！」
1985年1月22日信道：「昨天我從無錫回來，拿了無錫縣人事局調令，同意接受我去無錫縣報社報到。報社就在市內，人較少，規模是縣報，但由於離南京近，故我也就確定了。」
1985年5月6日信：「我和愛人及孩子於四月下旬來無錫，愛人分配在縣醫院工作，兩個孩子在市內中學讀書。我在報社新聞組工作，因情況不熟，目前主要是在家編輯稿子，很少下去採訪。……如你來山大，見到老同學均請代問好。蔣煒兄在常熟何處，亦盼告之，俾有機會去看望。你如南下亦望來找我。」
1986年1月1日信：「報紙工作比教育輕鬆些。半年來我對外發稿數篇，有五篇在中央一級報紙上刊出，只感筆力不健，寫了不少廢品。」
1986年6月2日信——這時我已調進山東大學附中——道：「我來無錫已近一年，工作尚可，惟系小報，僅限於一縣之內，加之住房尚未解決，故處境與兄相比，尚略遜一籌。……齊魯老友想來均無恙。時光匆匆，吾儕均入老境，再能聚首亦復不易，以我在錫之地，江蘇校友亦有十人之多，然亦未能見面。只有再看機緣吧！」
摘錄了徐邦治的信，叫我又回眸了幾十年的風雨人生。我們從十幾歲「參加革命」的翩翩少年，忽然變成了革命對象，不是右派，就是反革命，「經革命之風雨，見鬥爭之世面」，歷經坎坷，九死一生，總算成了倖存者。一句古詩湧上我的心頭：「八千里路雲和月。」
（九）三十功名塵與土
1986年夏天我和徐邦治邀約到常熟蔣煒家相聚了一次。我從上海去，徐邦治從無錫去，當天往返。入學開始，我們都在一個班，相處也比較融洽。我們三個人，大難不死，得以相聚，也算是人生不幸之中的大幸。
蔣煒這時已經成了縣政協委員，入了黨，工作上也是重點骨幹。常熟本來是魚米之鄉，沙家浜所在地，此時入全國百強縣前5名，老百姓富得一塌糊塗，普遍享受到改革的成果，蔣煒介紹起來眉飛色舞。蔣煒的一些老同事不少已身居縣裡高位，他本人在縣裡也可以屬於「元老輩」的幹部，所以人脈很通廣，辦點私事也很靈光。女兒在蘇州大學做團委書記。他有點志得意滿，心寬體胖。蔣煒已經不是那個精瘦精瘦的小伙子了。蔣煒對於回常熟甚為滿意，非常注意研究飲食，對於招待我們的菜餚每一道都有講究，魚蝦蟹肉，從選料到烹調，都能講得出名堂，夫人掌鍋也很有門道，他成了一位美食家，我們美美地享受了一頓地地道道的常熟風味的美食。
酒酣耳熱中，徐邦治徐徐述說了他的一些經歷。文革中他被學生鬥得死去活來，打折了手指，全家人被攆到教室樓梯的底下棲身。為了平反他到北京上訪，晚上就攤開報紙睡在火車站候車室里。平反後，幾經周折，終於調到《無錫縣報》。無錫是全國百強縣之首，經濟狀況較好，所以也還有施展新聞才能的餘地。但是，離開新聞工作已經30年了，社會情況，人際關係，大為改觀，縣報和《青年報》的對象任務也截然不同，所以這一年多也才熟悉過來。他後來去上海遇到早先的同事，已經做了《解放日報》《文匯報》的領導，自然歡迎他去，但是重新安排家屬工作，孩子上學，以及住房，也不容易，自己已經年過五十，所以也就放棄了再進上海的誘惑，庸庸碌碌，了此殘生算了。
提到庸庸碌碌，蔣煒說，我們從進山大到現在，30年了。你們那時想到了今天嗎？這30年，我們豈止是庸庸碌碌？我們學習保爾的話，人的一生要怎樣怎樣度過，可是真正安於庸庸碌碌的人倒是可以太平，就像文革中的逍遙派。不想庸碌的人，大多遭遇不幸，憑了幾句話，就把你戴上什麼帽子，打進地獄，這就叫革命？這樣的革命算什麼？這30年我從學習做牛鬼蛇神開始，一方面是人模狗樣地做老師，一方面是低三下四地做右派，雙重人格，雙重心理，慢慢地學會樂天安命，逆來順受，笑在臉上，痛在心裡。現在似乎回到了人世間，但是黃金時代已經付諸東流！
我說，蔣煒呀，你別不知足了。多少人打了右派之後，老婆離婚，戀人吹燈。王寅仙和你不吹不棄，也就難得了。
我請蔣嫂過來，共同為她和他們的幸福乾杯！
蔣煒說，你們二位也算幸福的了。多少人家破人亡之後，至今孑然一身。寅仙，來，我們也祝福他們！
徐邦治說，雖然三十功名塵與土，但是我們終於熬過來了，還有了一個家。大家共同祝福吧！
我說，蔣煒，你三十年前的一個許諾今天沒有兌現？
他睜大了紅絲絲的眼睛，問，什麼？我許諾過什麼？
我說，那時，你總是吹你們常熟有一家叫花雞，多麼有名，多麼味美，要請我來品嘗。忘了吧？
啊，啊，真是忘了，下一回，留有餘地吧。
吃完飯，我們還到照相館拍了照片紀念，然後高高興興地告別。但是遺憾的是我們沒有下一回。蔣煒也是死於心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