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賢，1933年12月生，上海奉賢人，原中共中央委員、上海市委書記。中共第九屆、十屆中央委員（任職至「文化大革命」結束）。1950年9月加入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1951年8月參加工作，高中文化。1963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後被開除黨籍），1992年6月至1995年5月保外就醫。1995年5月起刑滿釋放在家，卒於2007年10月。】
這裡先講一講我所接觸的王洪文，我和王洪文是在上海文革大亂的時候認識的，具體日子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開始接觸王洪文，感覺到他是一個復員軍人的形象，他喜歡穿軍裝，那時是冬天，棉的綠軍裝已經洗得發白了，戴了一頂翻上去的海虎絨帽子，前面佩一個毛澤東像章。他一口東北普通話，上海話說起來不靈光，偶而能說出一兩句，但一般都說東北普通話，還帶有很重的鼻音。他說他是吉林省長春市郊區的人，他一九三五年出生，比我小兩歲。他童年比較苦，家裡又種地，又放豬，東北的豬要放養的，要人趕，還要放馬。他小學沒念完，文化不是很高。
王洪文
他小時候在吉林到處流浪，他說解放前有段時間在東北看到「老毛子」(東北人稱蘇聯人為「老毛子」），看到他們到一個餃子攤上買餃子，沒東西盛，就把帽子拿下來，叫人家把餃子往帽子裡裝，我們只能在旁邊看。解放以後，一九五一年四月，十六歲的王洪文在東北參軍。他老是說，我跟你們，特別是跟你老徐，不是一路的。
有一次，他喝醉了酒，緊緊地抓住我的手說「老徐啊，我知道，你看不起我，我是放豬的，我是放牛的，你是知識分子。」他是酒後吐真言，因為他心裡老是感到與我不是一路人。
王洪文參軍後在浙江湖州二十七軍軍部里當通訊員，所以他當時跟原二十七軍軍長、內蒙古軍區司令尤太忠很熟，尤太忠看見他就喊「小王，小王「。後來，隨二十七軍到朝鮮去抗美援朝，先當警衛，後來又當通訊員。這個人膽子很大，他說他當通訊員的時候，到前線送信，炮火連天，跑得累了，就拉兩個死人墊在屁股下面坐著，休息一會兒，然後再往前趕路。
他參加過抗美援朝，是有點兒資格的，但在前線也得不到提拔。回國後，部隊成立軍樂隊，他要求去，被批淮了。我問他做什麼？他說吹黑管。我現在看遍王洪文所有的傳記，都沒有這方面的記載。我說你吹黑管，怎麼吹的？因為覺得他對音樂沒麼什麼特殊愛好，他說我也不懂什麼樂譜，反正在裡面瞎吹吹；那時解放軍戴船帽，他一天到晚吊兒郎當地把帽子扔來扔去。
在軍樂隊裡，他得到一個副排級的待遇，後來就從軍樂隊吹黑管的位置上復員。他在部隊裡入黨，由於沒有什麼大的培養前途，所以復員到國棉十七廠當了保全工，他告訴我，當時人家都叫他們「小加油」，因為要在各個紡車上加油。
王洪文那時住在廠里的集體宿舍里，我問他禮拜天是怎麼過的？他說：「啊喲，無聊，過禮拜天，我經常到市里來玩。」當時住在楊樹浦的人把上海市中心叫「市里」的。「回廠的時候買六瓶啤酒，左面胳肢窩夾兩瓶，右面胳肢窩夾兩瓶、手裡再拿兩瓶，拿好六瓶啤酒後，從外灘搭六路有軌電車，一面乘車，—面喝啤酒，電車『框當』『框當』開到楊樹浦，六瓶啤酒統統喝光。」他後來的酗酒與這種習慣有關係。
當時一個青工住在廠里，星期天就那麼無聊地過。王洪文在廠里的工資一直比較低，後來調到保衛科才提高，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也才六十八塊錢，他用錢很厲害，沒積蓄也沒有房子，要找對象很困難。
1950年代末期，王洪文認識了崔根娣。崔根娣是上棉十七廠托兒所的保育員，是臨時工，但她的家庭條件比王洪文好，她從小被一對老工人夫婦領養，養父養母在定海路橋有一間不到十平方米的平房，王洪文覺得崔根娣條件不錯，追求了她以後就結婚了。婚後有一個女兒，兩個兒子。
文革開始後，王洪文在廠里貼了四淸工作隊和黨委的大字報，成為上海最早的造反派之一。我在與他的接觸過程中，感到他一方面批判別人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和等級觀念，但是他自己又追求這些東西。剛開始穿舊棉軍裝，後來一奪權，就開始排場起來，一身一身地換新軍裝，都是向部隊裡去要來的，他還向部隊要牛皮皮鞋，要大衣，而且一定口袋上有蓋的代表幹部身份的長大衣，頂在肩膀上面。
他對於哪一級幹部可以住什麼房子，用什麼車，非常注意。開始說是因為安全問題，從定海路搬出來，換了幾個地方。但後來他就開始追求住房了，在康平路就搬過三個地方：先是住在康平路的公寓裡，康平路大院有三幢四層樓的公寓，每一層樓有兩套住房，一套是辦公室，一套作為居住用，一套里有兩室兩廳，過去是給市委常委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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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住進公寓後，看見前面有一排兩層樓的花園洋房，每套洋房都有獨立的院子，種著果樹，很考究。這些房子過去是柯慶施、陳丕顯、曹荻秋、張春橋等住的，後來馬天水、王少庸等人也住在那裡。王洪文感到，自己地位上升了，也搬到前面小洋房裡去住了。
住了小洋房以後，他又不滿足，一套不夠，弄了兩套。當了中央副主席後，儘管占了上海的房子很少來住，他又感到住在那裡不夠氣派，又搬到一幢獨立的三層樓洋房。那個洋房很考究，位於康平路大院的一角，可以從榮昌路獨立進出，二樓有秘密房間，看是一面穿衣鏡，打開是一個暗道，從暗道走進去，裡面有幾間秘密房間，這說明隨著地位的上升，他對物質的要求也越來越強烈。
1975年，他索性連康平路院子裡的大洋房也不願意住了，回到上海，搬進東湖路七號，即現在東湖路、淮海路口轉角的一個大院子，進面有游泳池、網球場。住下後不久，他又讓市委招待處寫了一份報告，要把東湖電影院划進去，歸他個人看電影享用。當時我感到這個要求太過分了，一面毛主席講要限制資產階級法權，一面他又在不斷地擴大自己的資產階級法權。我找了一個理由，對馬天水說東湖電影院是解放前就有的，在上海有很長的歷史，圈進去是不是妥當？因為我提了意見，這事情才擱下來了。
王洪文還很喜歡玩汽車，他在上海有六輛車，還不包括保衛他的用車；一輛是三排座的大紅旗高級小轎車，車裡有恆溫設備，駕駛座和後座之問有塊玻璃，可以隔音也可以升降；一輛是西德的奔馳，他日常用的；一輛是上海牌橋車，下基層時裝裝樣子的；一輛是伏特加，一輛是北京吉普，這兩輛車是幫他拿信件或運東西時用的，有時打獵也用北京吉普；他還搞了一輛特製的防彈轎車，玻璃是幾英寸厚的防彈玻璃，車身是防爆鋼板，非常重，他們把車開到靶場，用機槍、步槍打，用手榴彈炸，都打不穿。他到北京去，就把這輛防彈轎車鎖在車庫裡，從北京回上海後又用。
在上海，王洪文也喜歡喝酒。當時地方上比較嚴格，即使在賓館，喝酒也要自已掏錢的，怎麼辦呢？他經常到部隊去，專門找部隊的軍長、師長、副司令喝，今天找這個，明天找那個，常常喝得酩酊大醉。
林彪事件以後，王洪文被任命為上海警備區政委，到杭州去處理有關案件，變得更加趾高氣揚，整天處在各種宴請的包圍之中，貪杯嗜飲，變本加厲。我和王秀珍曾到杭州去看望他，只見他一天四頓酒，連早餐和夜宵都要大喝茅台，有時人喝得糊里胡塗，舌頭大大的，說話也不清楚。等他淸醒的時候，就熟衷於外出打獵，當時寫作組的王知常，作為他的隨員跟去杭州，幫他整理項目材料，跟了兩個月，眼看王洪文的這等表演，心中存氣，私底下寫了一首打油詩：
上海都督西湖游，下馬且飲洗塵酒。
高賓良朋歡騰座，揮拳舞觥夜作晝。
深山獵兔驅快車，大江射雁泛輕舟。
胡塗官司君休問，上車莫忘雞和狗。
到北京以後，由於工資沒有增加，上海市委辦公室主任張敬標經馬天水批准，每個季度給王洪文送幾百塊錢，那時已經算很多了。在北京王洪文也要喝酒，我看到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拿了幾箱白沙酒送給他，這算是白喝的。在北京喝酒也要掏錢，結果他想出一個辦法，到人民大會堂去買剩下的國宴酒。當時，國宴結束後，把瓶中剩下的乾淨的茅台酒並在一起，重新裝瓶後內部供應，一兩塊錢一瓶，很便宜。王洪文不止一次兩次的去買那種酒，買了許多，人家知道後就很看不起他。王海容、唐聞生對他就很有竟見：「沒門。他要到我們這裡來占什麼便宜，沒門。」
1972年，王洪文奉調從上海到中央工作。開始時沒有讓他擔任中央的重要職務，而是委託周恩來培養他、考察他。
有一次，王洪文回到上海搞調查研究，同時為召開黨的十大作準備。一到市委康平路辦公室，他就急著要找市委寫作組的負責人朱永嘉。
王洪文說，在北京的時候，毛主席要他讀《後漢書》中的《劉盆子傳》，因為是古文，很深奧，他讀不懂，所以要朱永嘉給他講講。
毛澤東對《後漢書》《三國志》讀過許多遍，稱得上滾瓜爛熟。他曾說過，西漢高、文、景、武、昭各帝，較有興味；東漢只有光武帝可讀。毛澤東還曾先後叮囑他的秘書等人，要讀《後漢書》《三國志》中的《黨錮傳》《曹操傳》《郭嘉傳》《程昱傳》《賈許傳》《劉曄傳》《夏侯淵傳》《田疇傳》和《董卓傳》，獨獨沒有提要讀《劉盆子傳》。這次，是毛澤東單獨向王洪文作出的讀書指示。
朱永嘉把這件事告訴了我，我馬上意識到：毛澤東讀書，向來是提倡「古為今用」的，如今他要王洪文讀《劉盆子傳》，肯定是寓有深意的。為了探索其中的含義，我要朱永嘉趕緊把《後漢書》找來一讀。
劉盆子何許人也？
《劉盆子傳》中寫道：「劉盆子者，泰山式人，城陽景王章之後也。」式縣，位於泰山腳下的泰安附近。景王劉章，是漢高祖劉邦的孫子，而盆子是劉章的後代，身上有點皇屬血統，可以算是劉氏的宗室。不過，當時他的社會地位很卑微，是個放牛娃，人稱「牧牛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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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莽末年，赤眉農民起義，「琅琊人樊崇起兵於莒，西攻長安」。有人給起義軍的領袖樊崇出主意說：「今將軍擁百萬之眾，西向帝城，而無稱號……不如立宗室，挾義誅伐，以此號令，誰敢不服？」樊崇採納了這個建議，同意找一個劉氏宗室來做皇帝，以便師出有名，號令天下。
當時，在赤眉起義軍中有景王劉章的後代共70多人，其中數劉盆子、劉茂、劉孝3人的皇族血統最近。究竟該挑選誰來當皇帝呢？赤眉軍的首領樊崇等人商議，聽說古時候天子帶兵者稱為「上將軍」，他們就想了一個有趣的辦法，找了3塊小木片，其中1塊木片上寫了「上將軍」3個字，作為憑證，和另外的兩塊空白的小木片，一起放置在一隻方形的竹器里，用「摸彩」的方式來確定誰當皇帝。
辦法想好以後，赤眉起義軍在陝西華縣的鄭北地方築起了高台，舉行了一個隆重的儀式。樊崇把軍中的高級將領都請來，會集在台階下，讓劉盆子等3人站在高台中間，依照年紀的大小先後到竹器里去「摸彩」。「牧牛童子」劉盆子的年紀最小，輪到最後一個摸，卻偏偏給他摸到了那塊寫有「上將軍」字樣的木片憑證。於是，劉盆子僥倖當上了皇帝，將領都向他膜拜稱臣。這個放牛娃當時只有15歲。劉盆子當了皇帝以後，依舊故我，經常和一班放牛娃嬉戲……
王洪文的經歷，在某些方面和劉盆子有相似之處，他從小也放過牛、養過豬，在東北吉林的田野里幹過農活。早在1968年國慶節，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他時，他就向毛澤東匯報了自己的這段經歷。毛澤東也曾經多次向別人介紹過王洪文，說他務過農，當過兵，做過工，以後又當過幹部。
毛澤東特意從《後漢書》中挑出了放牛娃劉盆子的傳記，讓他閱讀，無非是提醒他，按照劉盆子的資歷、能力和社會地位，是不行的，只是依仗著劉氏宗室這一條，「摸彩」摸得了一個皇帝的寶座；你王洪文資歷很淺。你要有自知之明。如果不學習，少長進，結果也會像劉盆子那樣，即使身居高位，仍然不務正業，整天和一幫「牧兒」嬉戲，最後將以失敗而告終。
當時，毛澤東對王洪文確是抱有希望的，但同時，心中也有隱憂：在我們黨的歷史上，選拔一個工人擔任黨內的高級領導職務，是有過先例的，結果很不理想。王洪文能不能勝任呢？會不會又成為向忠發第二呢？這一點，毛澤東是不無擔憂的，他吩咐王洪文讀《劉盆子傳》，也明白無誤地表達了這種擔心和憂慮。
王洪文約朱永嘉第二天帶了《後漢書》到康平路大院裡去，給他詳細講一講《劉盆子傳》。朱永嘉接到通知以後，在寫作組辦公室把這篇文章又認真讀了一遍。讀畢，拍案而起，對坐在旁邊的市委寫作組幾個領導核心說：「意思很清楚，毛主席叫王洪文不要做劉盆子！」
接著，朱永嘉急匆匆地來到康平路我的辦公室，和我商量怎麼講《劉盆子傳》。我給朱永嘉出了一個主意：只做古文翻譯，不發表任何議論，除了把《劉盆子傳》用白話文詳細講解一遍以外，其他什麼話都不說。
第二天，在王洪文辦公室里，朱永嘉逐字逐句地講解著《劉盆子傳》，王洪文聽得很仔細，還自己捧著《後漢書》看了許久。聽完了，看完了，王洪文若有所思，一聲不吭。
王洪文是個乖巧人，政治嗅覺很靈，他只消把翻譯成白話文的《劉盆子傳》聽了一遍，就明白了毛澤東叫他讀這篇文章的用心所在了。但是他也是胸有城府的人，在朱永嘉面前，他不動聲色。讀完了《後漢書·劉盆子傳》，他也不發表讀後感，故意把話題扯開去，談了一些別的事情，這項讀書活動就算結束了。
王洪文後來的所做所為，宣告了他必然覆滅的命運。毛澤東要王洪文讀《劉盆子傳》，王洪文終究沒有讀懂。毛澤東的擔心不是多餘的：王洪文終於變成了「劉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