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14日，在中南大學湘雅醫院規培的碩士生孫某某離開宿舍，後跳河身亡。近些年，此類事件並不少見。據公開信息，僅2024-2025年，至少有9位規培醫生/護士或實習醫生自殺。2024年2月，湖南省人民醫院規培生曹麗萍用手術刀割開了自己的頸動脈，她留下的千餘字遺書里，出現了10次「加班」、9次「請了假」、6次「事情做不完」、4次「猝死」和3次「不能休息」。社交網路上，常有醫生分享一邊發燒掛點滴、一邊值夜班、補病歷的日常。
在中國，要成為有醫生，必須完成三年（33個月）的規範化培訓，才能獲得醫師資格證。規培醫生要同時完成科研和臨床任務，孫某某曾向同學吐槽「任務很多，自己協調不過來」，在遺書中她寫到自己被導師和帶教雙方「訓斥責罵」，「很難繼續工作」。
如果說「能獨立下醫囑」是一個醫生轉正的標誌，那麼一個醫學生從實習走向轉正的時長將遠遠超過其他行業默認的三個月、六個月。畢業和完成規培是第一步，此後他們將成為住院醫，博士生還要進行「專培」（專科醫生規範化培訓）。但在獲得「主治醫生」職稱之前，他們都不具備決策權，需要服從更有經驗的上級醫生的管理與指導，後者也始終掌握著他們職業發展的機會。五年本科後，下一個階段短則三年，長則八年。
這也是一個收入極低的階段。2020年醫療行業論壇丁香園的調查顯示，近三成規培生每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社交網絡上，許多醫生將醫學生的勞動稱為「奴隸制」，因為他們既沒有自主性，也沒有正式職工待遇。「談工作時是醫生，講待遇時是學生」。
正面連接訪談了七位處在這個階段的年輕醫生，他們平均年齡31歲，普遍經歷連續的夜班、糟糕的身心狀態、醫患衝突、科研內卷和降薪。他們與離世的孫某某一樣，難以平衡科研與臨床，也感受到導師、帶教管理方式的問題。
醫療是一個極度依賴經驗的行業。主任比副主任優秀，資歷老的好過剛畢業的，患者們大體都抱有這種信念。許多年來，醫學生們也相信這套規則，並順著這套職稱體系晉升，成為更資深、更權威的人。然而隨著個體意識的普遍覺醒，經驗與權威逐漸變成了控制與剝削的近義詞，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開始退出甚至反抗這類體系。
年輕醫生的信念也在發生變化，我們的七位受訪者在以學生或住院醫師身份進入臨床之後，很快開始產生懷疑——
越資深越可靠？如果上級醫生做出錯誤的醫療決策呢？
一個根據科研而不是臨床能力決定醫生是否晉升的體系是否有問題？
用職稱來決定一個醫生能操作的手術難度是合理的嗎？
這些懷疑最終導向一個相同的問題：除了做醫生，我們是不是還有別的選擇？
除了年輕醫生，我們還訪談了三位資深醫生，他們是主任、副主任、主治醫師，他們也是年輕醫生的上級、帶教。他們一方面感到現在的醫學生「不如原來那麼耐用了，至少不如自己當年好用」，另一方面也意識到規培制度、手術分級制度對年輕醫生成長的限制。同時，他們自己也並沒有感到被這個體系優待。
作為普通人、患者，即便從最利己的角度，我們也有理由關心醫生的處境，因為我們的健康仰仗醫生的決策，我們的性命有時就握在他們手中。
生病的醫生
2024年4月，做了兩年住院醫的駱軍得了重度抑鬱。那時，她所在產科有三位一線醫生有抑鬱症。根據《2020年醫務工作者心理健康狀況調查報告》，我國27.7%醫務工作者可能存在抑鬱傾向，其中醫生抑鬱得分最高，初級醫務工作者顯著高於高級醫務工作者。
睡眠障礙是駱軍抑鬱的一條伏線——從碩士二年級起，她開始吃安眠藥助眠。但睡眠越來越差，逐漸發展為嚴重睡眠障礙。確診之前的半年裡，即使不在值班的夜晚，她每天晚上也2、3點才能睡著，不到4個小時後就起床上班。
不止一位醫生表達過睡眠障礙的情況——社交網絡上，年輕醫生普遍表示身邊同學和同事有早醒、焦慮、淺睡眠的情況，並列舉了自己儲備的各種藥物：文拉法辛、安非他酮、奧沙西泮。
除了工作壓力，駱軍也感受到了同情心對自己的負累。她發現這裡有一種共識：不能「把情緒帶入工作」，即使情緒是善意的共情。規培時，一位已經破水的產婦來到了科室，她沒走正規流程，當即墊付了入院費用。帶教批評了她，告訴她曾有同事墊付的錢打了水漂。
到了2024年過年，連續一周值完夜班後，大年三十晚上，一家人在看過年聯歡晚會，駱軍一人在房間裡補覺，第二天早上醒來，又睡到中午11點。
年後，疲倦與焦慮變成了抑鬱症。急診值班結束後，她無法像往常一樣，回到科里，處理等著自己的無窮盡的事情，而是坐在急診室里發呆，直到夜裡一兩點。
最嚴重時，休息日她都躺在床上。爸爸到醫院旁的出租屋來照顧她。她沒力氣去家門口拿外賣，一天努力吃一頓，多吃了就會吐。也不再給兩隻貓做飯，只把乾淨的貓糧倒在家裡最大號的飯盆中。糞便和結塊的貓砂堆滿貓砂盆。陽台的多肉也都枯死了。
她還在繼續上班，2024年4月底確診中度抑鬱，6月底發展為重度抑鬱。醫生建議她住院，但她沒辦法停下來，科里人少，好心的同事們主動分擔工作，但她不想給別人增添負擔。只偶爾請假休息一兩天。
不只駱軍，受訪者們普遍在醫院落下一身毛病。博士三年期間，有人長出了4、5公分大的子宮肌瘤，有時還會心悸，軀體化。還有人一直有多囊卵巢，夜班或科研勞累時，月經便會不規律，有時兩個月來一次，有時每天只有少量出血。
「每天每個地方都有人叫你」、「所有人都有權力管你」
挨「上級」罵、被所有人罵，是年輕醫生遇到的常事。
譚璐在某一線城市就讀臨床醫學博士，進入醫院工作的第一天，還不會使用醫囑系統，她描述整個學習的過程就是：「干，干錯，被罵，再改，再被罵。」
開醫囑的細節規則很多，很多無明文參照，比如要給病人開一天一片、一周七次的安眠藥，不能只寫劑量，還必須加上「領量一盒」，方便護士開藥（安眠藥為一盒七片）。許多年輕醫生學會這個，就是被負責審核醫囑的護士罵出來的。如果譚璐的上級醫生寫錯了什麼，護士也是來罵她、讓她解決。
我們所說的年輕醫生包括規培生（一般是碩士）、臨床醫學博士（畢業後還需要再專培或規培）、全職住院醫。這些醫生的學歷、資歷或許不同，但相同的是在醫院裡作為年輕人、新手的處境。
王越卓是臨床博士在讀，在上海某醫院重點科室「工作」。他的處境一度比譚璐更加嚴峻，因為他所在的治療組有兩位主任醫師，卻只有王越卓一個年輕醫生。作為新人，他被安排了除做手術之外的所有工作：簽字、查房、開醫囑、開藥，「每天每個地方都有人叫你，低端的活充斥著整個生活」，他完全沒有時間進手術室觀摩學習，更別說上手練習。
回過頭看這段經歷，他發現自己處在人事鏈條的最底端，「所有人都有權力管你，但你並不知道影響你的到底是來自於系統的哪個環節，也沒有人會對你負責。」
作為對照，也有受訪者表示自己規培時遇到的帶教醫生對自己很照顧，會手把手教自己寫病歷，逐字修改，附上便籤條，也有的上級會主動演示手術過程，帶著規培生操作。有人還能在假期排班時得到照顧，走後門出去玩幾天，身體不舒服時周末值班甚至能睡半天懶覺。但遇到什麼樣的上級似乎全憑運氣，因為這種不確定性，受訪者們形容這是一個「人治」的系統。
人治有其基礎——每個科室都有個「核心組」。王越卓把它稱為「法老團」。這個包括科主任、護士長和其他科室骨幹成員的領導班子可以決定是否招入新員工、碩博士生要做多久臨床工作（短至幾個月長至三年）、年輕醫生拿到多少績效獎金（從幾千到上萬不等）。碩博士生的導師往往也是核心組成員。
年輕醫生要完成許多醫療之外的任務。所有的受訪者都表示，他們要負責上級醫生的幾乎所有文書工作，錄入醫囑、寫病歷、填寫醫保系統里的各種表格。
醫師聚集地「丁香園」曾發布一項調查，有50%以上的住院醫師，平均每天用於寫病歷的時間達四小時以上。
一份好的住院病歷可以長達十幾頁，包括病人既往病史、入院記錄、查房記錄，各項同意書、通知書、麻醉記錄和完整病程記錄。病歷格式要求嚴格，比如，每次輸血需要寫輸血醫囑、輸血前病程及輸血後病程，十次輸血就意味著年輕醫生的二、三十次病歷工作。
有時病人病情變化不大，但如果忙不過來的醫生直接全文複製粘貼前一天一模一樣的病情描述，被告上法庭時，也成為了質證的焦點。一位受訪者見過這樣的訴訟，病人拿著病歷質問醫生：怎麼呆了這麼久，病情一點變化都沒有。現在這位受訪者每次起碼給病例寫上7、8行。
此外，他們還要負責最基礎的醫療處置，比如住院部里的：開藥、插管、骨穿、透析；門診里的：在深夜的急診室里取出扎入患者腳底的幾片碎玻璃，這項工作需要耐心與技術，只收費幾十元，醫生只能得到幾塊錢操作費。
他們也被稱為「一線醫生」，與患者距離最近，但我們很難知道他們的名字。醫療單據里的簽名往往來自主治或更高級別的醫生。在辦公區，譚璐、王越卓和其他住院醫都沒有自己的固定工位，哪個電腦沒人用，就坐在哪。在住院部管床時，患者的床頭也不寫醫學生們的名字。
為了完成上述種種工作，年輕醫生們不得不超時上班。我們的七位受訪者，每天工作時長都超過12小時，最多會達到15小時。在醫院第一年，譚璐基本每天晚上十點才能離開醫院。一位受訪者在產科工作，最多的一次曾連續工作36小時，這意味著上完白班，值夜班，繼續上一整個白班，中間最長只休息了30分鐘。他們很難按時吃飯，如果要進手術室，上廁所也變成奢侈的事情，往往一憋就是一兩個小時。
長時間的消耗下，頭腦發昏，心跳加快，是手術室與值班室的常態。許多第一年進入臨床工作的規培醫生都會暈台，即在手術台上感到頭昏、視力模糊，喪失意識而摔倒，平均一兩個月就有一次。對此，有經驗的醫生見怪不怪，會叫他們在旁邊坐著歇一會兒，或者打電話叫個人頂上來。
[page]
醫療政策對上級醫師的影響也會直接傳導到年輕醫師身上。比如，醫院考核里有一項是病床周轉率，即病人多久能出院，譚璐的上級為了提高這項數據，會讓病人早上11點前空腹來，來了立刻抽血、拍片子，開心電圖，下午上治療，然後立即出院。這意味著譚璐要在一天內寫完原本兩三天的病歷、做完相關操作。這種「特種兵」操作被多位受訪者提及。
但即便提高了科室的績效，獎金也發不到他們手裡，因為他們沒有正式入職。大多數規培醫生每個月只有1000元左右的國家補貼，在一些中部城市醫院，到手的補貼低至600-850元。有幸擠入北京、上海少數頂級三甲醫院的人每個月能獲得醫院額外的2、3千元補貼，運氣更好的，能獲得與全職住院醫生同樣的待遇。
多位受訪者認為，對於年輕醫生的管理，醫院的總體思路是——以最低的成本完成那些必須要做、但沒人想做的雜活。譚璐所在的病區，做一線的基本上是研究生和外院進修醫師，均無編制；同時，所有的全職員工都在二線，他們做手術的主刀，平時負責管理、決策。在另一家西部醫院，產科、婦科20多位醫生的常規手術，則全由8位一線醫生完成。
在醫院這樣的等級制系統里，經驗與職稱綁定，又與收入和名譽掛鈎。年輕的沒有職稱的醫生在一線忙碌，但很難得到與工作量和工作壓力相對應的回報與認可。譚璐調侃這種處境，「我們經常管自己叫黑奴，一個好的家養小精靈的標準就是在主人根本看不到你的時候把事情都幹得很利落。」
醫生的處境會直接影響病人的感受。一位醫療研究者這樣描述自己給奶奶陪床的經歷，來查房的總是年輕醫學生，向他們諮詢任何問題，都難以得到回應。他們需要請示上級。
但真正負責決策的主治主治一周頂多來查房兩次，有的可能只是來晃一圈。一次，她奶奶的管床醫生已經被新的面孔替換，他們沒有被通知。過程中，一種她曾明確上報、會讓奶奶頭痛耳鳴的藥物在兩周中反覆開出了三次。
她感到信息在層級制下難以傳遞。年輕醫生「不能理你，也不想理你」，直到後來做採訪時，一位已經離職的年輕醫生才告訴她，在這所區域大三甲工作，其實就是在做「人形抄寫機」，她每天十幾個小時用在抄寫記錄病情，交由上級，感覺自己像個廢人，主動性也消耗殆盡。
他們不再相信
經驗是醫療系統里醫患共同認可的權威來源。掛號費隨著醫生職稱的升高而上漲，主任比副主任優秀，資歷老的好過剛畢業的，患者們大體都抱有這種信念。許多年來，醫學生們也相信這套規則，並順著這套職稱體系晉升，成為更資深、更權威的人。
但在我們的採訪中，年輕醫生普遍對這套體系產生了懷疑。有時資深醫生險些造成醫療事故。有被訪者發現上級並不清楚病人在用什麼藥，或忘記開治療就直接讓病人出院，這位被訪者提醒了上級，對方卻告知自己：找個理由應付一下。
駱軍是西部一家地方三甲醫院的住院醫生。剛入職不久，科室新調來的一位主任醫師主刀剖腹產手術，駱軍看到他進行一項「不尋常的」操作，駱軍與手術台上另一位醫生交換了一個疑惑的眼神。操作持續進行，五分鐘裡，兩人頻繁對視，駱軍明白對方與自己都在考慮是否要阻止。
但駱軍依然不確定自己的判斷是否比主任更對。「第一反應，這是錯的；第二反應：是我自己見識太少了嗎？」
新生兒出來了，沒有哭聲，沒有皺眉，皮膚也不紅潤，根據新生兒阿氏評分，處於重度窒息狀態。在長達三分鐘的缺氧後，狀況才緩和。
手術結束數周甚至數月里，駱軍不斷回想手術台上的畫面，感到無比後悔：為什麼當時沒有及時制止？她又自責於這種於事無補的自我懷疑。
另一次，主任簽字同意產婦進行順產，但患者有胎盤早剝現象，這意味著如果分娩時間過長，可能會嚴重出血。駱軍還是根據經驗，做剖腹產準備。產婦的病情隨後開始惡化。最終手術順利完成，但病人多忍受了一兩個小時的疼痛和本可避免的失血。
手術室執行主刀責任制，指令是上級做的，患者和新生兒沒受到明顯影響。任何人都可以說一句「我沒有錯」。許多更有經驗的同事對此看得比較開。
但在駱軍曾經的信念里，隨著年齡增長，職稱提升，醫生總在進步，上級的判斷肯定更正確，可以被信任，但這幾件事讓她懷疑和恐懼：下次再這樣，我該怎麼辦？
她只能避免與這位新主任一起上手術，當主任上門診時，她還去和病人溝通，商量讓其他高年資醫生主刀。後來院領導終於發現了主任的問題，把他調走。但對於駱軍來說，科室已經不再是一個可靠、可控的地方。她開始在醫生專用app上學習案例處置和操作視頻，她知道她必須靠自己。
職稱高並不一定意味著能力強。當年輕醫生開始懷疑這個結果，那麼達成這個結果的過程隨即也變得可疑起來。受訪者們發現，現在醫生的轉正和晉升，越來越看重學歷和科研，而非臨床水平。
王越卓所在的科室，博士畢業如果要留院，必須完成紮實的實驗室研究，至少一篇SCI資料庫「Q1區」（影響因子前25%）的論文發表。而幾位受訪者在找工作的面試里，都很少被問到臨床相關的問題，面試者更關注年輕醫生的導師是誰。
譚璐發現，大概在2024年前後，在她的醫院申報主治職稱，需要有「國自然」了。「國自然」指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基金，申請難度高，工作量大，從申請前一年的11月份就開始準備，直到來年10月。醫院也如臨大考，展開一輪輪內部評審培訓，力保「種子選手」能為醫院爭取來科研資金。
重視科研是否會直接導致疏忽臨床？我們的受訪者認為這二者的關係主要在於時間的分配，很難二者兼顧。一位在骨科任職的受訪者提到，自己所在醫院有一位頂尖醫學院博士生，因臨床經驗不足，頻繁出事故，他認為對方「升遷太快」，「如果有機會在住院醫師階段多做做手術，或許還有能機會提升醫術。」
在譚璐的臨床醫學項目，導師強調科研成果，同時也很在意臨床。她早上到醫院，經常忙到深夜，只能利用不值夜班的晚上和周末做科研。曾有兩個星期，她每天凌晨三四點睡，早上七點又到科室。
但是，這些臨床經驗對她的職業生涯幾乎無用。畢業前夕，她幾乎直接被院方告知，科研不夠好。實際上，她已經參與過兩個課題組，發表了4篇論文。
2023年，「醫學界」曾報導過北京某腫瘤醫院一位醉心臨床、遲遲未能晉升的主治醫生，他的手術技能勝過了許多醫院的科主任；另一位地方三甲醫院醫生把主要精力投入臨床診療，也在副高職位「卡」了二十來年——其留學期間發表的SCI論文未獲認可，回國後又不想學術造假。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中醫科學院名譽院長張伯禮也在採訪中指出，科研論文依然是國內醫療評獎評優考核的重要內容，很多醫生不得不花費大量時間提升這方面能力。
年輕醫生的懷疑也不僅僅是懷疑，幾位高職稱醫生都確認了科室和醫院裡有副主任手術做不好的情況。但一位醫生是否真的「德不配位」，結論很難為外界所知。他們解釋說，這是因為醫院系統高度專業，又高度封閉。「我們評價一家醫院，只能通過其他醫院的高年資醫生來評價，同行評議費用很高，有身份地位的人，會傾向於有身份的，還是沒身份的人？」
老醫生的視角
今年42歲的李江在一所地區教學醫院的外科科室做副主任醫師，他記得博士期間做住院總醫師時最艱難，直到獲得了副高職稱，苦日子才結束。
2017年他成為主治醫師，管12張床，白天做完手術，回家吃趟飯就回辦公室繼續看文獻。12點回家，第二天早上7點繼續上班，老婆「喪偶式」帶娃。
周末也要工作，實驗室掃描約在周六晚上12點，做到凌晨3-4點，睡會兒覺，周日上午10點繼續查房。他認為這是教學醫院裡醫生成長的必經過程，「這種壓力你必須承擔。」
李江沒有經歷過規培，對此他非常慶幸。規培指33個月住院醫師標準化培訓（「規培」），是取得醫師資格之前必須進行的培訓。這一政策在2014年起在全國推行，通常在碩士研究階段進行，也有八年制博士在讀書時甚至畢業後再規培。
李江表示，規培制度建立後，帶教醫生和學生都很艱難。其主要問題在於，33個月時間中，學生只有2-6個月時間留在本科室，其餘時間在十多個科室里「輪轉」，每科停留一個月。這麼短的時間裡，學生和帶教很難建立良性合作關係。比如，他在外科，被分配來的規培生幾乎都來自內科，他沒法帶他們進手術室，只能讓他們做做無菌操作、寫寫病歷。他認為這是一種「無效」輪轉。
他的手上至今有一個3公分的傷疤，是來輪轉的研究生造成的。在一場開顱手術上，這位研究生不知道如何給開顱的患者配合上頭架，他抱著患者的頭，拆下的頭架直接劃破了他的手臂。夜班更是「一種噩夢」，剛輪轉來的學生們電話十分鐘打來一個，「基本要陪著他們值班。」而等到資深醫生們把規培生培養好了，他們又已經要到其他科室去了。
而他讀書時還沒有輪轉的要求，規培的三年，他都在自己科室里，「盡心盡力學，老師也盡心盡力教。我覺得那是給我教本事。」
現在的醫學生與他讀書時不同了，「當年夜班急診，我們都覺得，導師到了，如果我還沒到，那就完了。」但現在，學生們經常下班到點就走，病人夜間病情變化，喊了他們也不過來。他感到現在的學生更覺得自己被壓迫和剝削，交流里總有一種消極的語調，「別人做金融、做碼農，我為什麼要做住院醫？」
但李江也理解年輕醫生在規培時狀態不好。他記得自己當年輪轉去其他科室時，也會不情願做多餘的工作。一次，他幫助主治醫生完成了一項簡單手法復位，病人康復後不用住院了，護士長卻堅持要求患者住院，讓他完善病歷，這樣才能收費七十元。他拒絕了。病人已經康復，「我等於是幹了幾十元的活，還要再寫一套病歷，我憑什麼？」護士長不同意。告到科主任那裡，不讓他出科。「我直接跟主任講，你當年是小醫生時記不記得護士是怎麼欺負你的？」主任最終還是給他簽字出科了。
[page]
主治醫師趙陽也做過帶教，他和李江一樣，都認為現在的年輕醫生「不如原來那麼耐用了，至少不如自己當年好用」。他回憶自己博士畢業剛參加工作最忙時，住在急診部，經常一個晚上只能靠著走廊的轉運床睡2、3個小時，但他從來不覺得成為了「牛馬」，而是驕傲於自己「扛過來了」，認為這證明了自己的「能力」。
他總結現在醫院裡的對抗情緒：一線年輕醫生覺得，憑什麼指著我一個人薅；帶組的二線資深醫生覺得，為啥不好好把活兒給幹完。
趙陽和李江都理解現在年輕醫生的艱難。趙陽認為住院醫生工作做不好，和研究生太忙了有關。醫院總體的工作量也越來越大。
李江毫不避諱地承認：大型三甲醫院的運轉，確實依賴大量廉價、未入職的住院醫生。科室也希望招來穩定的住院醫，但醫院的編制和經費不允許。年輕醫生沒有穩定的未來，主治醫師也缺少住院醫提供的穩定托舉。
李江記得，2019年前，自己科室的碩士畢業生還可以留在市級醫院，但2020-2022年，許多醫院沒有招聘，碩士生大量積壓，只能去縣級醫院。只有博士能找到好的崗位。幾位受訪者也都回憶，2020年開始，碩士生難在大城市三甲留院。
博士學位也在貶值。21世紀初，在地區大三甲，博士畢業就被認為到達主治醫師水平，畢業兩年後就可以被聘為副主任醫師。到了2014年，李江博士畢業，三年後被評為主治，七年後成為副主任醫師。
現在，在他的醫院，即使是高考分數最高的八年制博士，畢業後也需要五年（規培兩年，博士後三年），才能獲得主治醫師職稱。
根據《中國醫院人才發展報告（2021）》（中國醫院協會發布），全國百強醫院（以三甲為主）的新聘醫師中，博士占比達72%。
除了學歷要求越來越高，年輕醫生面臨的另一個困境來自於手術分級制度。手術分級制度2012年開始實施，根據難度、複雜性、風險等因素，將手術分為四級，每個級別規定了各級醫生的手術權限，高難度手術需由相應資質醫師操作。
趙陽提到，他讀書時，這套制度尚未建成，年輕醫生會有更多機會來嘗試更難的技術。他記得，當年外科做胸腔鏡手術，年輕院總（剛入職的總住院醫生）和主治就可以主刀，主任醫師在一旁細緻觀看、指導。但現在的年輕醫生因為制度的限制，很難再有這樣的機會。醫學論壇「丁香醫生」上，一位年輕醫生自述工作了五年，升到主治，但也只能做闌尾炎、膽囊炎等中低風險手術。
趙陽說，帶教的責任首先是完成本階段的教學培訓任務，「我本人非常願意帶你做一些高級別的操作，但這些並不在大綱的要求裡面。（還有）倫理的基礎，不能給患者帶來額外傷害，要求難度越高的操作，對術者經驗就越高。」他認同一個觀點，如果一個帶教不想承擔額外責任，年輕醫生就無法在帶教的手術中實踐高級別操作。
可以看出這裡存在一個悖論，年輕醫生如果想提升臨床能力，做更高級別的手術，首先必須在科研上花費大量時間，才可能晉升為更高級別的醫生，進而獲得做高級別手術的資格。但人的時間總是有限的。一位受訪者曾聽到上海某主任醫師感慨：院裡一大批頂尖八年制博士特別會寫論文，但就是不會看病。這句話或許有些武斷，但也正反映了年輕醫生面臨的困境。
越來越忙，越來越窮
2024年以來，醫生的處境又發生了新的變化。截至2024年12月，中國已開展至第十批國家「集采」，即藥品集中帶量採購：國家醫保局以醫院用量為籌碼，直接向企業「團購」，擠出藥品和耗材的「價格水分」，這些國產藥顯著降價了，也減少了醫院的盈利空間。國家「集采」政策始於2019年。
接著是2024年全國鋪開的DRG/DIP改革，國家醫保基金開始根據病組和病種分數來「打包付費」：患者的病情越不平穩，被分入分值更高的組別，那麼醫院考核的分數就越高，科室獎金、醫生績效也能更好。
為了提高考核分數，在一位被訪者的科室里，上級會從搶救室「撈」來病情最重的病人。但這也可能造成虧損。這是因為來大三甲醫院的病人往往病情複雜，需要做大量檢查，當檢查的金額超過醫保報銷上限，虧損就由科室和醫院來承擔。一位科室主任發現，收進來高血壓病人，全部都虧。所以一些醫院不得不收入更多病人，干更多活，來維持原先的收入。
在考核與病人增加的雙重背景下，病床周轉率越來越快，無論一線還是二線醫生，都感到越來越忙了。一位受訪者記得2013-2014年間，科室里一個月可能只收治十幾個病人，而現在收進來的病人能有四五十個。
也是在2024年起，醫院降薪成為全國現象。年底開始，駱軍的績效減少了一半。原來每個月工資到手12000、13000元，現在只有7、8000元，還不到當地的城鎮平均工資。
風波從2022年就開始，在上海一家三甲醫院的婦產科，主治醫生的到手工資下降了三分之一，副主任、主任醫師也受到波及。
倒查和罰款也隨著2024年以來的DRG/DIP改革變多，各科室多了一項工作：針對DRG罰款進行申訴和學習。
駱軍就時常收到醫保科發下的單子，告訴她前兩個月要扣多少錢：增加的醫保特殊項目要不斷記下來，有時候檢查做了，會判定為重複篩查，不查，可能通過不了檢查，還要扣罰。
李江發現，低年資醫生往往是醫保倒查扣款的直接責任人，因為醫囑上寫的是他們的名字。雖然治療組一同承擔扣費，但「人治」之下，遇到上級不認帳，還得是年輕醫生被罰款。
各年資被訪者均表示，他們不會為了省錢，而降低給病人提供的醫療水平。「我們也要努力省錢，但是不花錢，自己也沒有價值了。」李江說。
比如一套質量更好的腦脊液引流系統要2、3000元，但出於集采的要求和醫保控費的壓力，醫生現在會選幾百元的。管子可能脫落，導致感染，給病人帶來痛苦。醫生只能更謹慎小心地做手術。
現在這位副主任醫生的工資降了四成，此外最多時一個月能有3000元的醫保倒扣罰款。
原來我還可以不做醫生！
博士最後一年，譚璐經歷了一場醫鬧。一位去世患者的兒子帶著約10個男性家屬在病區摔東西、罵人。一整天裡，譚璐和其他幾位醫生躲在護士台里——整個病區只有那裡有監控。譚璐記得自己在電腦上補病歷，男家屬就在她旁邊揮舞拳頭。她沒有喝一口水、上一次廁所。期間，另一位醫生問譚璐：還想做醫生嗎？她突然意識到，原來我還可以不做醫生！
經過深思熟慮，譚璐終於決定離開她熱愛的臨床工作。
2023年底，駱軍第一次提出自己不想幹了，但身邊人都反對她離開這份穩定的工作，尤其是父母。她又堅持了一年，抑鬱加重，父母不再反對。降薪是最後那根稻草。2025年初，駱軍提出離職，開始投簡歷，一個月後獲得了面試機會。
改變需要勇氣，在好醫院，有編制，有「虛名」。更重要的是，醫生的成長曲線漫長，也意味著離開的沉沒成本極大。要成為一名醫生，從本科開始，最短的要8年——本科五年，碩士（並軌全科醫生規培）三年，畢業後拿到醫師資格證，也就是去世的孫同學的路徑。最長超過十一年——醫學本科五年，臨床碩士三年，博士三年，有人可能還要讀博士後——王越卓就走了最長的這條路。畢業後相當於已在醫院工作了四五年。在這之後，還要進行「專培」（專業醫師規範化培訓），有各類考核，逐漸升任主治醫師、副主任醫師、主任醫師。
但不少醫生們還是選擇離開。2025年12月，丁香園《2024年醫療機構最佳僱主洞察報告》顯示，三成醫務人員都有明確離職想法，七成傾向轉向非醫療行業，離職人群集中於急診、重症等高壓科室，以及1-3年工作年限、初中級職稱群體。
「辭職是一種傳染病」，2024年4月，一位坐標浙江的醫生在「丁香醫生」論壇評論道。另一位醫生跟帖：我們這裡一個1月辭職，一個3月辭職，還有2個沒找到下家。
另一位已經在婦科工作的受訪者已經離職，她提到，曾經與她共事的另兩位住院醫都已經離職去了醫藥公司。如今，100多個本科同學聚會，四分之一轉去了社區醫院，或者從常規科室轉去輔助科室——沒有急診，周末雙休，雖然錢少，但更有性價比。前述在骨科工作的受訪者說，醫院曾有個兩百人的新職工大群，如今，一半都離職了。
還有人在更早的時候就決定離開這個行業。比如八年制博士生畢業後直接轉行，這意味著失去規培機會，拿不到醫師資格證，再也無法回到公立醫院。甚至有人本科階段就去藥企實習、準備考研考公。
離職後，那位在婦科工作的受訪者把自己從規培開始一直購買的定期壽險停了。因為現在不用擔心猝死了。
醫生工作的理想主義外殼已被完全剝去。「我付出我的勞動，獲得我的報酬，差不多了。」前面這位年輕骨科醫生表示，身邊人最希望的只是按時下班，陪陪家人。「解除人類之病痛，」他引用了一句希波克拉底醫師誓言裡的內容，表示無奈。「沒有人願意24小時就在醫院裡陪患者的。」
許多離職年輕醫生在社交網絡分享離開醫院那一刻的快樂。有人終於給媳婦做了一頓飯，有人在辦公桌收拾出一整屜請同事開給自己的睡眠藥。有人發出收藏已久的家養小精靈多比的表情包。許多人都是裸辭，卻等不及要擁抱醫院門口的陽光。
駱軍進入一家醫療企業工作。她在社交網絡上分享了自己的離職經歷，獲得了熱烈回應。她說，帖子流量最高的時間都是深夜，很多醫學生發來私信，「那可能是他們在值夜班，很崩潰的時候。」
文中受訪者為化名
感謝尹摘喜對本文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