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據媒體報導，已身陷囹圄四年多的中國記者董郁玉被檢查出心律失常，肺部發現腫瘤。他的家人呼籲當局實行人道主義，讓董郁玉取保送醫，以接受更好的治療。
董郁玉1987年畢業於北京大學，1989年因參與天安門抗議，被下放勞動一年，後回到《光明日報》工作，曾任評論部副主任。2022年2月董郁玉在北京失去自由，2024年被以「間諜罪」判刑7年，儘管官方未能提供定罪證據。董郁玉是中國資深的記者和評論作家，同時也是一位學養豐富的政治學研究者，在1998年就與人合著出版《政治中國——面向新體制選擇的時代》一書，呼籲憲政民主與民主。
2013年，董郁玉曾在《炎黃春秋》刊文評論哈佛大學教授麥克法夸爾的三卷本著作《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對這本書的價值，以及如何看待毛澤東與文革的關係做了深入分析。今年正值文革爆發六十周年，本站精簡此文，重新刊發，並在此呼籲全球知識界關注董郁玉的案件以及他的處境，希望這位因言獲罪的知識分子能得到人道主義的對待。
哈佛大學教授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著的三卷本《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以下簡稱《起源》）的中譯本，於2012年由香港新世紀出版社出齊。該書的第一卷和第二卷，在1980年代和1990年，曾由中國內地的出版社刪節後出版。
這部專述文化大革命起源的通史，從文革前10年的1956年寫起，到1966年文革爆發時止，分成《人民內部矛盾1956—1957年》、《大躍進1958—1960年》和《浩劫的來臨1961—1966年》三卷，共計1430多頁，實可謂皇皇大著。《起源》對來自官方與民間的海量歷史資料，條分縷析，多方考證；細緻甄別，貫通因果。以至句句有根，事事有據，旁徵博引之全面，在中外文革研究領域中，尚不見出其右者。
對於中文讀者來說，更重要的則在於，《起源》以文革起源為全書敘事的脈絡，其成書的邏輯卻迥異於中共黨史的邏輯。整部書都是在中共官方黨史、或者說是聯共（布）黨史的話語體系之外，從國家政治的角度，契入構成文革起源的國家政治運作，使讀者既能身臨其境去體味文革的種種細枝末節，又能與文革拉開必要的觀察距離，而不至深陷文革起源歷史的具體是非中，而不可自拔。
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中文名：馬若德）
1.誰的文革？
在傳統的中共黨史話語體系中，黨即是國，國即是黨；黨史就是國史，國史就是黨史。於是，各種官定的中國國家現代史乃至近代史，其敘事結構與內容，與中共黨史的歷史唯物主義敘事結構及其內容毫無二致，雌雄不辨。這種國史黨史同為一體的敘事結構，幾無政治權力來源、國家權力合法性、政治責任和政治道德的位置，而儘是革命、路線、領袖和階級的範式。
正是在這種範式的闡釋中，在國史混同於黨史的情況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是以中國的國家政治災難和社會災難被敘事，而是被當成了一個黨在革命征途上的一次挫折被敘事。並且，這個挫折被有選擇、有限制地展開敘事，以證明黨因為戰勝了挫折、糾正了造成挫折的錯誤，而變得比以前更加強大。
當然，人們不能「對事實發火」（西方格言——編者注）。從《起源》一書中，讀者可見，在1949年以後的國家政治架構和社會結構中，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確實把中國國家歷史和中國共產黨黨史從某種角度上重疊在了一起。而同樣的事實，如果放置於不同的敘事結構當中，得出的結論可能是大相逕庭的。
以國家歷史為敘事框架，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掌握全部國家政治權力的政治組織，文化大革命則是這個政治組織為國家制定政策並實施的結果。
而以中共黨史為敘事框架，國家、社會、公民就很難在其中找到廁身之處。中國共產黨則在不同的執政階段中，被分割成了代表不同路線的「左、中、右」派別；這些派別又被劃分成「好人」與「壞人」的不同群體。如是，在面對其對國家負有的政治責任方面，中國共產黨就不再是一個掌握了國家全部的政治權力，從而應對國家負有全部政治責任的政治組織，而是由其中的四人幫、或所謂改革派、保守派代表整個黨，並承擔某個階段的政治責任——這樣，文化大革命不再是這個政黨的政策輸出和權力運行的結果，而是四人幫、林彪等「壞人」當道、「好人」受難的結果，是右派不識時務、左派錯整右派、「中間派沒有覺悟」等一堆黨內事務。
這種敘事框架，把文化大革命當作中共黨內事務，實則掏空了執政黨對國家的政治責任。或者說把執政黨對國家的政治責任，變成了釐清並公布誰是黨內的「好人」、誰是黨內的「壞人」，誰是黨內的「七分好人、三分壞人」，誰是黨內的不折不扣、徹徹底底的「壞人」，誰又是黨內的胸懷「好心」卻不得不辦了錯事、壞事的好人等黨內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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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來，黨內「好人」的受難，便可替換國家的政治災難；黨內「壞人」的罪錯或某個派別對黨負有的黨內責任，亦可頂替整個黨對國家負有的全部政治責任。在這樣的敘事邏輯中，依黨內是非而劃定的「好人」與「壞人」，不是構成黨的整體的不同部分，而是「好人」代表黨，「壞人」——通過把他們開除出黨——則似乎成了與黨組織無關的一部分人，由此便可擺脫這些「壞人」施政而帶來的整個政黨對國家應負的政治責任。也因此，黨內的「壞人」不僅僅是黨的敵人，也被用來充當國家的「公敵」。
麥克法夸爾《起源》的最大敘事特點，就是沒有在中共黨內劃分出「好人」與「壞人」，進而詮釋他們所主張政策的好、壞。沒有「好人」「壞人」，當然也就沒有國家政治責任的黨內替罪者。中共黨史敘事中的「好人」與「壞人」，在麥克法夸爾的《起源》中，都是中共黨的一分子；就大的政治目標而言，他們都是為中共黨的執政利益而懷相同的政治理想、存相同的政治動機、有相同政治目的同志。這種不分「好」「壞」的客觀敘事，最大限度地還原了文化大革命起源的歷史過程。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譯本封面
2.誰的政策？
對國家政治而言，一項公共政策，在實際中發生的效果，總是會強化或削弱政策制定者與實施者的政治威信，從而強化或削弱他們的政治地位和黨內政治權力。這是黨內政治鬥爭的動力所在，也是所有權力鬥爭發生的重要因由（參見《浩劫的來臨1961—1966年》第449—451頁）。因此，政策的制定與實施，正是麥克法夸爾契入文革起源之處。
《起源》一書把文革緣起的研究範圍擴展至1956年，也正是因為中共在這個時期的政策，開始引發一些災難性的後果，並由於黨內權力結構和政治制度的限制而難以被糾正，以此為文革的爆發累積了政治能量。麥克法夸爾注意到，「1956年發生了兩個關鍵性的事件——中國合作化的完成和蘇共二十大的召開——它們隨後引發了一連串的事件，最終明顯地，也許是不可避免地，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發生」（《人民內部矛盾1956—1957年》第15頁）。
毛澤東在1955年7月31日的一個報告中，對那些在農村合作化運動中持謹慎態度的官員進行了嘲笑，說他們「像一個小腳女人，東搖西擺地在那裡走路」。當然，可能連毛澤東自己都沒有想到，壓指標、下命令的軍事指揮方式在和平時期會產生什麼樣的效果：農業合作化只用了4個月的時間就完成了。這個速度，讓毛澤東自己規定的14個月的時間都相形顯得過分保守了。幾億農民世代延續的生產方式，在短短4個月的時間裡被徹底改變。正是這個「偉大的成就」，空前膨脹了毛澤東的意志。也正是在1956年底，他信心滿滿地宣布：「這一年過去，社會主義的勝利就有很大的把握了。（本段引文均見《人民內部矛盾1956—1957年》第21頁）」
但是，一項公共政策的實施，不似一項軍事命令的執行那樣可以迅速見分曉。農業合作化在4個月之內被迅速完成了。然而，這個政策的實施速度，加倍放大了其原本存在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又不能像打掃戰場那樣，在短時間內被打掃乾淨。為此，具體實施政策的人，必須採取補救措施來為這個政策善後，並由此產生分歧——這也是黨內政治權力鬥爭的起源。
當然，在毛澤東一言九鼎的中共黨內權力格局中，身處「一線」的政策實施者，與置身「二線」的政策設計者毛澤東的分歧，只能以前者向毛澤東低頭檢討而消弭。然而，所有政策的參與者都清楚，此時，失去更多政治威望的不是檢討者，而恰是毛澤東本人。而毛澤東由此產生的對失去政治權力的焦慮，和堆積於胸的塊壘，直至10年後的1966年，才被毛澤東一吐為快（參見《浩劫的來臨1961—1966年》第452—45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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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一書，以中共黨的政策制定和實施為經，以黨內權力鬥爭為緯，為文革起源串通起了因果鏈條。並且，《起源》也常常以寥寥數筆來交代中共在其歷史上黨內權力鬥爭的脈絡，為讀者建立起相關的閱讀背景。
毛澤東親自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目的之一，無疑就是要剷除「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除掉那個在政策制定與實施上有自己的一套，並總是以檢討的姿態來蠶食自己政治地位的劉少奇（參見《浩劫的來臨1961—1966年》第453頁）。不過，正如《起源》所述，從中共黨內權力派系的淵源上講，劉少奇應為毛澤東最親密的戰友之一。劉少奇堪稱是毛澤東在中共黨內如日中天地位的最力建造者。如果沒有劉少奇在延安整風時不遺餘力的幫襯，沒有劉少奇在中共七大政治報告中提出「毛澤東思想」這一具有超越性的意識形態主導思想，以及其他無數任勞任怨、鞍前馬後的鋪路和善後，毛澤東在黨內說一不二的威望，就不會在曾經「山頭」林立的中共黨內如此快和如此牢固地建立起來。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英文版封面
3.誰的責任？
共產黨在進行內部的權力鬥爭時，雖然沒有公開的、制度化的既定政治程序，但並不等於說，共產黨內部的權力鬥爭毫無遵循。從各國共產黨內部權力鬥爭的歷史看，在黨內權力鬥爭中的勝出者，無不是其意識形態的忠實體現者。
而正是意識形態的至高無上性，為那些殘酷的黨內權力鬥爭方式，提供了合理性以及正當性的支持。權力鬥爭的勝者，一定要申明其擁護、遵循和代表那個支撐黨的意識形態；權力鬥爭的失敗者，也一定被冠以反對、違背和篡改了黨的意識形態。
1945年，劉少奇在中共七大政治報告中提出了「毛澤東思想」以後，共產黨內部的實體性政治權力與共產黨意識形態的結合，就具備了現實的基礎——把黨的意識形態附體於個人，某種程度而言，也就等於把這個人化身為了黨的意識形態。事實上，馬克思和列寧都沒有經歷過這樣的「待遇」（參見《浩劫的來臨1961—1966年》第314—322頁，第448—4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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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這樣的「附體」，讓毛澤東在黨內的政治地位具有了「神性」。這個「神性」就體現在毛澤東的言說、政策設計、權力與黨的意識形態的緊密結合上。而1945年之後中共所取得的一系列革命成就，都成了這個「神性」的證明。
問題也正在這裡。如果共產黨的事業一帆風順，那麼，不會有人去懷疑這個神祗的靈性。但是，當黨的最高領導人設計、制定的政策在實際中遭遇失敗時，讓其去承擔因此而產生的政治責任，這就不啻讓那個喪失了保佑靈性的神祗去擔當凡間的具體罪錯。在這樣的政治架構中，反對毛澤東制定的政策，反對毛澤東，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黨的指導思想，反對黨的意識形態，反對黨，反革命……就都成了一回事情。由此，在黨內政治權力鬥爭中，「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為毛澤東奠定了不敗的基礎（參見《大躍進1958—1960年》第299—302頁，《浩劫的來臨1961—1966年》第171—181頁）。
歷史的弔詭之處在於，正是提出「毛澤東思想」的劉少奇，成了其所打造的這個政治神祗的最大祭品。這也正是麥克法夸爾的不解之處：「劉幾乎肯定從未想到過任何政變，但他卻未作任何抵抗，這確實是很奇特的。相反地，他1966年5月順從地主持了打倒他的主要政治盟友的會議。」（《浩劫的來臨1961—1966年》第451頁）
當然，在這樣的政治架構中，對毛澤東那些在國家政治實踐中已然遭遇到多重失敗的種種政策感到無能為力的，還不止是劉少奇。在黨的意識形態附於毛澤東之身時，那些曾親眼見證過神祗靈性的同志們，看著「這位帶領他們從漫長的革命征途走向勝利的人，現在又以某種捷徑，帶領他們向烏托邦發起了衝刺」的時候，「誰會去提醒作為神的毛說，大自然可以馴服，卻不可被踐踏；人們可以移山，卻不能創造奇蹟；政治革命可以在十年或者甚至一天裡成功，但思想革命卻需要幾個世紀」？（《大躍進1958—1960年》第314頁）
也正是這樣的「人神」一體，使毛澤東具有了黨內其他任何人所不可能具有的政治優勢。這種政治優勢，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本錢——毛澤東是「毛澤東思想」的化身，「毛澤東思想」是中共黨的指導思想，因此，毛澤東也是中國共產黨的化身。這個現實，正是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幾近徹底顛覆了黨的組織結構，卻能給除他自己以外的所有人扣上「分裂黨」的帽子，他本人則凌駕全黨之上的根本原因。
這樣的現實，也是中共在日後整理文革瓦礫之時，頗有投鼠忌器之感，難以將毛澤東與作為中共指導思想的「毛澤東思想」徹底剝離，並且要「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以及對過去的事情「宜粗不宜細」（引文均見《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根源。
中共執政地位的確保，需要作為其指導思想的「毛澤東思想」；而「毛澤東思想」的存續，又需要確保毛澤東的歷史地位；要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就必須對過去的事情「宜粗不宜細」；「宜粗不宜細」，才有當下中國大陸文革歷史研究的冷清局面……然而，也正是在這樣環環相扣的制約和限制中，黨對國家應負的政治責任，文化大革命給國家造成的災難，都始終沒有得到細緻言說的機會。也正因此，今日中國，在相當多的人的想像中，文革竟然有了玫瑰色調的魔幻色彩，由此，也才會公然出現「重慶模式」（指薄熙來主政重慶期間推行的一系列政策）的政治實踐。
至今，「毛澤東思想」讓毛澤東仍舊站在中共歷史的制高點上。這，也許正應了天安門上那句證明毛仍身在神壇的口號——「毛主席萬歲！」以文化大革命爆發為止點的《起源》一書，也正是用「毛主席萬歲」這句耐人尋味的「最高指示」，結束了這三部探討文革發生起源的皇皇大著（《浩劫的來臨1961—1966年》第45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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