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思考人口史的時候，容易有一種誤區，覺得中國古代沒有節制生育的理念，官府也不搞計劃生育，普通百姓腦子裡多子多福觀念根深蒂固，只要還有一口吃的，就會使勁生。
這種想法有偏差，跟歷史事實對不上。我們在秦、漢、魏晉南北朝乃至隋唐，都能看到百姓主動殺害自己孩子的記載。這不是一例兩例，而是一種綿延不絕的社會現象，它有個專用詞叫「不舉子」。注意了，不同於明清時代殺害女嬰的社會現象，「不舉子」是不分男女無差別拋棄或殺害嬰兒。這是民眾對家庭人口實施調節的殘忍手段。從秦漢時代開始直到南宋，這一千多年裡，「不舉子」作為一種嚴重的社會現象，始終是朝廷高層關注和討論的重要政治問題。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人頭稅。秦代有句話，叫做「秦賦箕斂，百姓賀死吊生」。箕斂，官府派人拿著簸箕上門收錢，指的就是人頭稅。秦帝國人頭稅重，家裡多一口人就多一份負擔。於是百姓們聽聞鄰居家有人過世就去祝賀，好啊你們家稅負減輕了；有孩子出生就去弔問，真可憐你們家以後要交更多人頭稅。漢代也是這樣。漢元帝的御史大夫貢禹上奏說，自漢武帝將「口錢」降低到三歲起征後，漢帝國的百姓就不肯養育後代了，他們選擇了「生子不舉」，生了孩子不養活。「口錢」就是專門針對孩子的人頭稅。南宋建政後，「丁稅」很重，浙江、福建一帶的百姓普遍「不舉子」，讓擔心「人礦」萎縮的宋高宗、宋孝宗極為頭疼，多次下旨要地方官想辦法扭轉這種社會風氣。當然了，他們既要又要，既希望「人礦」壯大，又不願取消「丁稅」。
人頭稅的範疇很廣。凡官府按人頭攤派下來的負擔，不管是收錢、收糧還是徵發勞動力，也不管是用稅務機關直接徵收，還是用所謂「官營」「國有」之類手段間接謀取，都可以歸入廣義的人頭稅。
一個孩子要交一份「口錢」，一個成年人要交一份「算錢」，這是最顯而易見的人頭稅。成年男丁每年要給官府服幾個月勞役，要給朝廷服多少天兵役，也是人頭稅。是人就得吃鹽，就得住房子，官府搞食鹽官營，搞建房用地官營，強迫百姓吃高價鹽、住高價房，這食鹽消費和住房消費，同樣屬於人頭稅。
西漢建政初期人口稀少，惠帝和呂后為鼓勵生育，拿出來的最有效手段是「復」，就是免勞役和兵役。女性懷孕了，丈夫可以「享受」一年或者兩年免勞役兵役的待遇。這對普遍屬於四口之家或五口之家的漢朝百姓來說，簡直是天大利多。這類高度原子化的小家庭里，通常只有一個成年男丁。男丁被徵召去服勞役兵役，耕作就得落在成年女性身上。如果女性懷孕生產，就沒法正常下地勞作，家庭經濟狀況就會急轉直下。勞役兵役的存在，讓懷孕生產對漢朝百姓來說成了一件成本很高的事情。不但惠帝與呂后，許多政權在戰亂後選擇以「復」為獎賞來提升生育率，原因便在這裡。
「復」的本質，就是暫時免除部分人頭稅，以換取百姓提升生育意願。
農耕時代中國百姓的稅賦負擔包括人頭稅和田畝稅兩部分。在漢代，人頭稅在總稅負中的占比超過九成。在唐代前半期，人頭稅的占比超過了七成。與此同時，自秦漢到隋唐，中國長期實施「土地官有制度」和「官府授田制度」。理想狀態下，每個人頭下面都應該對應足量由官府授予的土地，以確保該人頭能夠承擔官府攤派的稅負。
遺憾的是，這種理想狀態往往只存在於政權建立初期。因戰亂的緣故，一方面是人口銳減，一方面是有大量荒地等待開墾。這個時期朝廷掌握著大量土地，可以保證每個新生人口都獲授足額耕地。如果朝廷再出台一些類似「復」這樣的免人頭稅政策，百姓就會很願意生育孩子，畢竟增加人丁便等於增加家庭的耕地數量，且不會造成人頭稅負擔加重。
然而，到了王朝中後期（前提是這個王朝不短命，國祚至少能有個一百來年），理想狀態就很難維持了。此時，人口增長，加上官僚土地主的兼併——沒錯，只能是有官權力背景的「官僚土地主」，沒有官權力背景的平民在中國古代是沒有土地兼併能力的——讓朝廷手裡已經沒有了可供分配的荒地。新增人口找官府要求授田，經常無法足額。像唐代中期的敦煌地區，新增人口運氣好能拿到法定額度十分之一二的土地，運氣不好半分土地也拿不到。
正常來說，得不到足額耕地，就不應該繳納足額人頭稅。可官府絕不可能有這樣的覺悟。他們沒動力解決授田不足的問題，卻有足夠的壓力去確保人頭稅一分錢都不能少。授田不足是百姓不高興，百姓不高興只能憋著，不能拿官老爺怎麼樣。人頭稅收不足，上級衙門會不高興，朝廷會不高興，這些人不高興了，官老爺的考核就不能合格，官運就不能亨通。
於是，每每到了朝代中後期，「生子不舉」的社會現象就要出現。西漢出現於漢武帝統治時期，東漢出現於漢靈帝統治時期。三國時期的魏蜀吳也都有「生子不舉」的社會現象，且出現得很早。原因是爭霸戰爭極大提升了官府對人頭稅的汲取力度，於是「生子不舉」現象也就提前了。唐代百姓多了點人身自由，於是「生子不舉」現象減弱，在武則天、唐玄宗統治時期出現了大規模人口逃亡。不給我足額耕地又要我足額繳納人頭稅，那我就背井離鄉讓徵稅官找不到我，進深山老林，或者去求大戶蔭蔽做黑戶。官府找不到逃亡者，又要完成徵稅任務，就把缺失稅額平攤到沒逃跑的百姓頭上，當時有個專門的詞語叫「攤逃」。
「攤逃」的本質是懲罰老實人。結果就是老實人被逼急了也紛紛跑路——北中國開發充分無計避秦，於是大量人口往南方跑。杜佑說，唐玄宗時代有大概四分之一的百姓選擇了跑路。
躲躲藏藏的跑路者，自然不會有太強烈的生育意願。
西漢的人口峰值是六千萬，東漢的人口峰值——它的疆域比西漢略小——是五千八百多萬，與西漢相差無幾。再往下，唐代的人口峰值是七千萬。從西漢到唐代，差不多一千年。這一千年的時間裡，農具從木石變成了鐵器，牛耕普及了，水利設施增加了，種植技術進步了，耕地總量提升了。可人口峰值居然原地踏步，只增加了區區一千萬人。
再往下，北宋的人口峰值過億。宋徽宋年間人口是1.2個億，把遼、西夏和大理都加上，總人口是1.4個億。同等疆域下，唐朝人口最高峰只有7000萬。從唐朝最高峰到宋朝最高峰，中間只有兩三百年。兩三百年的時間人口峰值翻了一倍。之前一千多年人口峰值僅從6000萬增長到區區7000萬。
為什麼會這樣？
原因就是人頭稅。我們經常講唐宋之變，其實最大的變化，就是唐代百姓的稅負仍然以人頭稅為主體，占到了總稅負的七成以上；而宋代百姓的稅負已轉為以田畝稅、資產稅為主體，人頭稅在總稅負中的占比已經下跌到了三四成。
這個變化，發端於唐德宗時期搞的「兩稅法改革」。唐德宗之所以搞這個改革，是因為唐代百姓在人頭稅的壓力下不斷跑路，且經過安史之亂後百姓四散流離，朝廷原有的人口簿冊已無法作為徵稅依據，按舊人口簿冊根本找不到人，以人頭為核心稅基的徵稅模式已在事實上破產。沒辦法，唐德宗與他的宰相楊炎只好轉變思路，改走以田畝為核心稅基的新徵稅模式。
「兩稅法改革」是中國稅賦史上分水嶺式的大事件，也是中國人口史上的大事件。唐朝後半期藩鎮割據，中央到地方人頭稅與田畝稅齊頭並進，百姓苦不堪言；五代十國變本加厲，新的兩稅要收，舊的人頭稅一樣不許少，「生子不舉」現象遍地可見。等到北宋實現小統一，田畝稅才終於正式取代人頭稅成為北宋百姓的主要負擔。當然了，唐德宗也好，北宋的皇帝也好，他們選擇以田畝稅、資產稅為主要徵稅模式，是因為他們發現這種辦法更適合當前的環境，可以讓官府獲得更可觀的財政收入。他們完全沒有想過「人頭稅的減輕會增加民眾生育意願」這件事。北宋人口飆升破億，完全是在皇帝和官府老爺們的意料之外。北宋的官老爺和讀書人在吹噓本朝人口繁盛時，也從來不提稅收模式的變化，只歌頌皇帝聖明。
禁軍制度也提升了北宋百姓的生育意願。
我們知道北宋搞職業兵，禁軍最多的時候有一百多萬人。導致國家財政七成以上都用來養軍隊了。可養出來的又是戰鬥力非常低下的部隊。為了養禁軍，北宋官府瘋狂搞稅，以至於朱熹得出了「歷代刻剝之法本朝皆備，所以有靖康之變」這樣的總結。但禁軍也並非全無好處。其最大好處，就是減輕了宋朝百姓的「人頭稅」——禁軍的存在，讓宋朝百姓不必定期去服兵役；地方官府有勞役要攤派，第一時間想到的也是駐紮在地方的廂軍，很少再對普通百姓徵召勞役。沒有兵役與勞役，就等於免了一項極沉重的人頭稅。北宋女性可以放心懷孕生產，不必擔憂丈夫被官府徵召以致家庭喪失核心勞動力。
當然了，這也是意料之外的效果。就我有限的資料閱讀範圍來看，北宋自皇帝而下的各級老爺們，無一人意識到禁軍的存在可以降低人頭稅，可以提升百姓的生育率。用宋神宗的話來講，北宋政府之所以搞這麼大規模的職業兵，只是為了儘可能收容社會上的遊民，以防止他們成為威脅政權的不安定因素。
遺憾的是，南宋偏安，將許多五代十國時期流行的人頭稅名目又給復活了，於是南宋社會再次出現了嚴重的「生子不舉」現象。
民眾生育意願下降有兩類成因。一類是社會轉型與觀念變革，可稱之為「現代原因」。一類是人頭稅過重，可稱之為「中世紀原因」。有時候，兩類成因可以共存並彼此糾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