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8月13日，阿根廷極右翼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總統候選人哈維爾·米萊（Javier Milei）在其位於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總部發表演講後揮手致意。他在阿根廷總統選舉初選中獲得32.31%的選票，成為此次選舉主角
阿根廷川普米萊（Javier Milei）自2023年12月10日就任阿根廷總統以來，迄今已兩年半過去了，其「震盪療法」或「休克療法」（Shock Therapy）的治國方案，成效究竟如何？
在上任四個月後的2024年4月，米萊就獲得「穩定貨幣」的重大成就，同時阿根廷首季出現睽違16年之久的財政盈餘。而2026年4月底，米萊在「自由基金會」（the Libertad Foundation）年度受獎晚宴上致詞時，更宣布阿根廷的信貸恢復，經濟開始復甦，GDP成長8%達歷史新高、總就業增加11.3萬、公部門薪資下降但私部門持平或上升、消費達歷史新高、出口將達1,000億美元。總而言之，如今的阿根廷，就是經濟成長、消費增加、出口增加、投資上升、貨幣需求正在恢復、通貨膨脹將下降。
米萊指出，現在通膨仍高（33％），但趨勢已下降。他解釋為何通膨仍有33％？因為去年5月選舉後，政治力量發動破壞，企業、媒體與政客聯手攻擊經濟計劃，他們通過40項法律試圖破壞財政平衡，並製造恐慌，導致貨幣需求崩潰，結果是價格上升、通膨加速，但他說貨幣供給並未增加，因而通膨最終會下降。
阿根廷繁榮可期
米萊的演講展示的是，「自由的理念確實有效，而且如果我們更有力地擁抱自由理念，我們將擁有一個繁榮的未來。」米萊在主政的兩年多時間中，更多次在重要的國際場合宣揚「自由理念」，如2024年1月17日在最認為對他不友好的場所—瑞士沃達斯世界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簡稱WEF）發表演說，同年9月24日又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言。前一場他討伐「社會主義」，認為「集體主義深入西方世界」，指出「西方世界，正處於危險之中，這種危險是因為那些本應捍衛西方價值觀的人，被一種必然導致社會主義並由此帶來貧窮的世界觀所同化。」而西方世界的主要領導人已經放棄自由模式，轉而採用了「集體主義」的不同版本，他說集體主義實驗永遠不是解決困擾世人的各種問題的方法，而是問題的根源，他說阿根廷就是活生生的一個實驗場：1860年采自由模式，35年間成為世上領先大國，但過去100年裡，阿根廷轉而擁抱集體主義後，阿根廷人就陷入系統性貧窮，全球排名降到140名。他更以全球歷史數據來展示，自由企業資本主義制度不只是結束世界貧窮的唯一可能的制度，且是唯一符合實現道德的制度。米萊說他之所以參與會議，就是要邀請西方世界的其他國家重回繁榮之路，而經濟自由、有限政府和對私有財產的無限尊重是經濟成長的基本要素。
在聯合國大會上，米萊發言指責聯合國將「社會主義」議程強加給會員國，並呼籲各國加入「自由議程」(freedom agenda)。他指責聯合國已成為一個龐然巨獸，試圖決定每個民族國家應做什麼，以及全球公民應如何生活。他說「左派的想法總是這樣。他們根據人類應做的事來設計一個模式，而當事情與此不同時，他們就會使用鎮壓、限制和縮減個人自由或貿易，或侵犯天賦人權的政策。」他並邀請自由世界的所有國家加入自由的行列，不僅要反對這項協議，還要為這個崇高的機構制定新議程：「自由議程」。
我們知道，米萊之所以被稱為「阿根廷川普」，就是因為他的主張和理念跟川普相同，都認同「小而有能的政府」、「減稅」、「自由經濟（市場經濟）或資本主義」，反對「社會主義」、「集體主義」、「統制經濟」，也就是反對「左派社會主義議程」，擁抱「自由議程」。而他原本以為以他主政的阿根廷的演變歷史和人類經濟進步歷史這種「只憑事實本身」，就足夠說服世人選擇自由理念，並壓制左派社會主義、集體主義。但在這次演說中卻提出「必須進行文化戰」，需要有像「自由基金會」這樣的團體來進行文化戰。米萊發現，馬克思主義在重建自身，在其他領域展開文化戰，把階級鬥爭轉移到社會中的其他議題上，並以此重新占據舞台。
正面迎向馬克思主義文化戰
不過，米萊指出，「自從我們意識到這一點之後，我們取得了巨大的進展，不僅開始在辯論中獲勝，因為我們也學會了如何與他們辯論，而且我們也開始在選舉中獲勝。」他又說：「這使得他們變得極端暴力。因此，他們毫不猶豫地訴諸暴力。對他們而言，重要的是他們的集體理念，而人類只是數字，只是籌碼或棋盤上的棋子，而現實是，如果有必要他們不會對殺死我們有任何問題。」米萊認為「我們不能在任何一個戰場上放棄，而是必須揭露他們。」而米萊的這場演講，基本上就是證明「自由的理念是有效的」，畢竟這不只是理論問題，而是可實現的，「它可以做到，而且確實有效」。米萊以身作則，不懼暴力威脅，勇敢地舉證說出「自由的理念確實有效，而且如果我們能更有力地擁抱自由理念，我們將擁有一個繁榮的未來。」
米萊深信「自由理念」，且以「自由經濟政策」，付諸行動後可獲得繁榮成效，他不但身體力行還到處宣揚，但斑斑史跡卻顯示「一旦透過市場機能贏得繁榮之後，常有強烈傾向走向社會主義國家之型態，要維持市場機能的運作可能比導入市場機能來得困難」（這是已故的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利曼（M. Friedman）在1993年寫出的警語）。最顯著的就是工業革命市場經濟被馬克思共產主義以「貧富懸殊」、「階級對立」，進而演成「階級鬥爭」、「暴力革命」所破壞。迄今「假惡鬥」共產主義幽靈更被中共散布全球，他們以「名譽上鬥臭」、「經濟上截斷」、「肉體上消滅」三個步驟進行戰鬥，這也就是米萊在這次演講中所說的「文化戰」。如他所言：「自從我們意識到這一點之後，我們取得了巨大進展，不僅在辯論中獲勝，也開始在選舉中獲勝。這使得他們變得極端暴力，毫不猶豫地訴諸暴力。」2025年9月10日查理·科克（Charlie Kirk）遇刺身亡，美國總統川普多次遭暗殺正是顯例。
如米萊所言，「我們正面臨一波新的政治暴力浪潮，特別是來自左派，發生在自由世界之中，這種情況必須在萌芽階段就被阻止。這些人與民主是不相容的，必須受到法律最嚴厲的制裁。」他意識到，「我認為我們自由派在柏林圍牆倒塌之後犯了一個重大錯誤，那就是相信只憑事實本身就足夠了，只要柏林圍牆倒塌就夠了。但現實證明並非如此。」所以，要在各個領域與馬克思主義者展開文化戰。如何做呢？米萊指出，像「自由基金會」進行文化戰是非常重要的。其實，查理·科克創辦的非營利組織「美國轉折點」就是從事這種文化戰，而且成果輝煌，卻也因而引來殺身之禍。
文化戰早已熱烈展開
我們知道，奧國學派的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1881-1973）和海耶克（F. A. Hayek,1899-1992）兩位大師早在1930年代和40年代就以出版專書和成立學會，與左派社會主義者開展文化戰。前者在1934年避居瑞士日內瓦，逃避德國國家社會主義（納粹主義）的追捕，還寫出《人的行為：經濟學專論》（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這本鉅著，1940年移居紐約時，驚覺配合當時美國羅斯福總統的「新政」，整個美國都被社會主義淹沒，乃在1944年趕緊接連寫出《官僚制》（Bureaucracy）和《全能政府：極權國家與總體戰爭的興起（Omnipotent Government: The Rise of the Total State and Total War）》一小一大兩本書力挽狂瀾，但曲高和寡，自己備受冷落，無法在大學謀得正式教職。
不過，他在威廉沃克基金會支持下，擔任紐約大學無薪客座教授，在紐約大學研討會和他的公寓非正式討論會上，吸引了慕名而來的大學生和高中生，聆聽他精心準備的演講，長達20年，算是培育了一些人。而著名的小說家、《源泉》、《阿特拉斯聳聳肩》的作者艾茵·蘭德（Ayn Rand,1905-1982）和美國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經濟專欄作家亨利·赫茲利特（Henry Hazlitt,1894-1993）則深受米塞斯著作的影響。前者除了經由報紙專欄、小說和哲學作品影響知識分子外，還每周末在自己的公寓私人授課。前美國聯準會主席葛林斯潘、前美國總統雷根、好萊塢巨星安潔莉娜裘莉都是她的追隨者。後者更是米塞斯的仰慕者，曾任職於《華爾街日報》、《紐約郵報》，並為《紐約時報》撰寫社論，批評羅斯福「新政」不遺餘力，1946-66年，在《新聞周刊》辟固定專欄，教育數百萬讀者了解經濟學入門知識，並傳播自由經濟觀念，有18本著作和無數評論文章，《一課課經濟學》（Economics in one lesson）暢銷超過一百萬冊，且歷久不衰，一生以捍衛個人自由經濟自由為職志，以米塞斯為榜樣，在原則上毫不妥協，也因此被迫放棄四個新聞輿論界的高薪職位。
至於海耶克，可以說他是米塞斯弟子，也在1944年寫了《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這本暢銷全球的書，該書旨在揭穿社會主義的真相，雖然熱銷，卻備受學界冷落，因為學術界人士中了集體主義的毒，認為該書是對最高理想的一種背叛，必須加以辯護，而海耶克遭受到不可置信的辱罵，嚴重程度甚至到了完全毀壞他在事業上信譽的地步。他在1947年4月1日成立「蒙貝勒蘭學會」（the Mont Pelerin Society,簡稱MPS），邀集全球古典自由主義者每年集會交流，維繫並推廣古典保守自由主義。1978年80歲高齡時，本想把終身辯駁社會主義的任務作一了結，擬邀請全球居領導地位的社會主義理論家與自由市場秩序主張者，齊聚一堂作攤牌式的大辯論，但因人選難產而未能實現，只好將準備辯論的備忘錄稿整理成書，在1988年以《不要命的自負—社會主義的種種錯誤》（The Fatal Conceit– The Errors of Socialism）書名出版。值得一提的是海耶克之所以獲頒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是為平衡繆爾達（Gunnar Myrdal,1898-1987）的得獎，據傳該年原本只頒給繆爾達，但因他是瑞典人又是左派學者，深恐犯眾怒，乃找個極右派來中和。
儘管奧國學派學者早已揭露社會主義、集體主義的真相，也都主張一種全面的自由市場，亦即無需國家干預的經濟狀態。但因政客最熱愛的活動就是給社會制定一堆規定和法律條文，對於國家和政治面來說，他們一定得為所有經濟與社會問題，找到可以怪罪的對象，如米塞斯在《官僚制》書中所言：「經由國家介入而造就的所謂『進步』政治，其支持者最愛用的政令宣傳伎倆，就是把當今世況所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都歸罪於資本主義，但一切好的、善的都歸功於社會主義。他們從來不費功夫去為其令人迷惑的原理提出實證，也向來不為其國家經濟原理的爭議辯駁，他們全心投入的焦點在於侮辱對手，以及懷疑對方的動機。但很不幸地，一般人民並無法識破其中的詭計。」
2025年高齡95歲的黑人保守派正義經濟學家湯瑪斯·索威爾（Thomas Sowell）也這樣說：「左派自由主義政治骯髒的小秘密是他關心的不是窮人的命運或社會正義，它關心的是左派政客他們自己的職業生涯和道德自嗨。他們致力於鼓吹左傾政策和醜化批評者。他們致力鼓吹左傾政策的高尚並醜化批評者的人格，至於左傾政策對窮人和大眾所造成的實際後果，他們則興趣缺缺。」
當今世道，身為經濟學家卻支持奧國學派，就會在國家掌控下的教育體系內不得其門而入。反觀來自歐洲社會主義思潮，卻在美國知識分子中開枝散葉。以法蘭克福學派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批判理論進入高校、女權、族群平等、環保主義等激進理念成為教育主流。學生與青年教授將歐洲的變種社會主義作為美國教育的新方向。這些思潮逐漸淪為分化社會的輿論工具，而民主黨2020年實施激進社會主義的民主黨議程，將社會主義政策發揮到極致，眼見美國一步步走入索威爾預言的「不歸路，將如羅馬帝國當年的隕落般下墜」，沒想到2024年共和黨川普竟衝破重重難關，再度當選美國總統，正急切地掃除左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期待「對共產主義全面文化戰」全球化
2025年11月，川普宣布該年11月2日至8日為「反共產主義周」，以悼念約1億名因共產主義政治制度而死去的受害者。他說：「一個多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帶來的只有毀滅。它所到之處，都壓制異議、懲罰信仰，要求一代又一代人向國家權力屈服，而非捍衛自由。它的歷史是用鮮血和悲痛而寫成，這殘酷的提醒我們，共產主義不過是奴役的另一種說法。」
2026年6月3日川普發帖說：「共產主義者總是早期受到選民支持。但到最後，國家、州或城市就會『走向地獄』！嚴重暴力以前所未有的程度發生，整體瓦解，並陷入貧困、骯髒與犯罪之中」。記住，先是令人驚人的『人氣』，然後就是必然的『死亡與毀滅』！他又反問道，「有人見過快樂的共產主義者嗎？」
川普更以「自由理念」轉為實際政策行動，進行「安內攘外」驅逐和掃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超限戰，實現其「重振美國」、「重創中共國」、「重建世界」的神聖任務。雖然面臨一波波的政治暴力和多輪暗殺威脅，還是義無反顧地勇往直前。
我們已見到阿根廷米萊總統的強力呼應，而查理·柯克的「美國轉折點」也薪火相傳、快速擴大，或可期待掀起全球的「對馬克思左派社會主義的全面文化戰」，則「人類的死亡與毀滅或可倖免」，幸甚！！
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