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可以無悔，歷史不能無罪——讀陶海粟《知青「青春無悔」辯》有感
今天早上在茶先生@liaoping2020的推號上讀到陶海粟這篇《知青「青春無悔」辯》，一天都在想這個「無悔」問題。陶文看似客觀理性、層層遞進，實則是一篇典型的、為荒唐時代與荒唐政策洗刷罪責的精緻詭辯。
青春無悔本來不是問題；用個人的青春無悔去粉飾一個時代的悲劇，才是真正的問題。這也是我對陶文有一種不吐不快之感的原由。
陶海粟出身並不好，在那個崇尚血統論的畸形年代，要想出人頭地，必須付出加倍的努力。他顯然很聰明、很能幹，也很會來事兒、很會搞關係。否則，他絕不可能在插隊僅兩年多後便被破格提干，繼而擔任縣知青主管、團委書記、公社黨委書記。在千百萬知青中，陶海粟是從上山下鄉運動中獲取豐厚政治資本的極少數幸運者。作為上山下鄉運動的既得利益者，他當然可以說得輕巧，活得「無悔」。
然而問題恰恰在於，既然他早已深入農村基層，親眼見識過農民的赤貧和知青的艱辛，今天卻依然躲在一隅熬製虛假的精神心靈雞湯，這就不能不令人懷疑其真實動機。
陶海粟當年不遺餘力地結交、扶持習近平，與其極其敏銳的政治嗅覺和個人野心顯然並非毫無關係。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雖然自1962年起政治受挫，文革期間也遭到批鬥，但不久便被周恩來以軍事監護的方式保護起來。他既未被定性為敵我矛盾，更沒有像同時代許多高級幹部那樣被整死整殘。這意味著，作為中共元老的習仲勛，其基本政治底牌並未丟失，未來東山再起的政治資本與人脈資源依然存在。
陶海粟作為延川當地的政治紅人，顯然看清了這一層不同尋常的背景。他絕非什麼單純的降尊紆貴，而意在進行一場極具前瞻性的政治投資。他主動與習近平及雷氏兄弟套交情，並利用自己掌握的權力和資源，改寫了習近平的人生軌跡。
撇開這些關係經營不談，陶文最大的邏輯問題仍然在於：他一面強調青春無悔只是個體感受，別人無權否定；另一面卻又洋洋灑灑地論證這種感受的合理性、崇高性與普遍價值，並試圖將其上升為理解那場荒唐運動的重要視角。
確實，個體感受無法爭辯。有人在苦難中成長，有人在逆境中磨鍊意志，有人甚至因禍得福，最終改變命運。這些都是真實存在的個人經驗。但問題在於，一個人的成長是真實的，並不意味著製造這種苦難的制度和政策是合理和正當的；一個人在災難中有所收穫，也不意味著災難本身值得肯定。
恰恰相反，正因為人類擁有在逆境中頑強生存、自我修復的能力，我們才更應該譴責那些人為製造逆境的制度與政策，而不是反過來用受害者的堅韌去證明加害機制的合理，更不能用既得利益者的斬獲去讚美這個機制。
陶海粟在文中反覆講述與農民同甘共苦的歲月，講述史鐵生筆下那頭死去的耕牛，講述一碗粥、一棵苗、一席話帶來的「心靈淨化」和「精神升華」。這些經歷或許真實，或許值得珍惜。但問題是，農民的善良並不是上山下鄉運動的功勞；人與人之間的溫情，也不是極左路線的恩賜。那些人性的光亮，本來就存在於民間。如果沒有那場運動，知青同樣可以成長，同樣可以認識社會，同樣可以接觸底層百姓，而不必以一代人的青春、教育機會和人生選擇權作為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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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陶海粟試圖將個體感受與追責體制政策對立起來，把矇騙青年的宏大敘事釀成的深重災難，消解在「與老百姓同甘共苦」的溫情回憶之中。其本質，不過是想用自己當年投機所獲的紅利，去綁架那些真正被時代奪走貞操、耽誤青春、毀掉未來的大多數人的話語權。
極少數幸運者的讚歌，永遠無法掩蓋大多數受害者的血淚。
一個人可以對自己的奮鬥無悔，可以對自己的選擇無悔，可以對自己在逆境中的堅持無悔；但這絕不意味著，對那場剝奪了上千萬年輕人自由選擇權的荒唐政治運動也可以無悔。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問題。而陶海粟整篇文章最成功的地方，恰恰就在於試圖把這兩個問題偷偷混為一談。
附：
茶先生 X
@liaoping2020· Jun9
陶右2，習左2，雷氏兄弟
陶海粟：知青「青春無悔」辯
【陶是習在梁家河時期的恩人，團縣委書記，推薦習近平去趙家河搞社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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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無悔」是一部分知青回首插隊往事時的一種個體感受。這種感受，不是來自官方的灌輸，也不是來自專家學者的教誨。你可以和一個人爭論事實，但無法與他爭論他個人的感受。
2
一部分知青說「無悔」，是說他們自己在當時的極左路線下、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中，沒有退卻和自暴自棄，而是利用一切有限的條件和機會實現自己作為人的存在價值，並在有限的程度上為影響改善周圍環境做些大大小小的事情。
或者簡單地說，他們不想、也沒有虛度那段時光。我所接觸過的北京清華附中在陝北延川的同學，絕大部分都是抱著這種態度。
3
這些知青在說「青春無悔」時，並不想把它作為整個知青群體回首往事時的共同心態。在中國的政治語境中，人們習慣於把某一職業群體的人、某一年齡層次的人，甚至某一代人，賦予同樣的精神、文化屬性，處於某一群體中的人也動輒會用「我們」怎樣怎樣來替群體中所有人發言。其實同一群體中的人千差萬別，不宜用一種統一的色彩來塗抹群體中所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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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剛下鄉的時候，有的村知青第一天到村里，行李剛打開就拿出推剪來給老鄉們理髮，第二天早上六點就和老鄉一起摸黑擔糞上山。但也有的村的知青偷雞摸狗、打架生事、「拍婆子」，把北京胡同或大院裡一些惡習帶到了那裡。
所以我們在說「青春無悔」時，並不想代替所有知青說話，更不想把這四個字作為對整個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概括詞。那些對文化大革命、對知青上山下鄉運動進行正當的反思和批判的人士，也沒有必要嘲笑那些自認為「青春無悔」的知青，因為你們在說著不同的事情，他說的是他自己的個體感受，你說的是總體評價，這是不對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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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覺得，對十年文革那麼荒謬的年代，居然還能說出「無悔」的話，是在唱高調。其實，這種感受的產生，還真不一定是源自當時流行的那些高昂的口號。不管時代是多麼的荒謬，不管城頭怎樣變幻大王旗，老百姓總是要吃飯穿衣過日子的，在陝北那種近乎原始的生活條件下，和老百姓一起掙扎在艱難困苦之中，共同在貧瘠的土地上滋養生活之樹，那種潛移默化的影響是在一碗粥、一棵苗、一席話中形成的。
我們學校的史鐵生在《我的遙遠的清平灣》中有這樣一段：村裡的耕牛死了，全村人在飼養室里興奮地吃牛肉，只有飼養員老漢和同是飼養員的史鐵生不吃，他倆坐在飼養室外，老漢一袋一袋地默默地抽著旱菸。
我讀到這裡感到一種說不出的滋味，調動了我無窮的回憶。像這種每天發生著的凡人小事，對人的心靈的淨化和精神的升華，沒有身臨其境是難以體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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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悔」和「無怨」不是一回事。有的人在嘲笑「青春無悔」的說法時，自作主張地把「無怨」和「無悔」連接到一起，說你們「無怨無悔」，就是給當時的錯誤路線唱讚歌，就是對放逐一千多萬知青的做法心安理得。
其實，「無悔」與「有怨」並不矛盾，在當時無從選擇的大環境下，個人儘可能做出積極的選擇並感到無悔，並不意味著對當時的大環境完全認同、對錯誤路線和上山下鄉作為「運動」從整體上不抱批判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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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早些時候，微信公號「新三屆」發表過馬小岡題為「當知青遇見司馬遷」的一篇文章，用司馬遷對自己人生經歷的態度來反觀知青的悔與不悔問題。馬小岡承認司馬遷說過「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的話，但又說，他在《報任安書》中寫道：「腸一日而九回」，足見他痛悔到了極點。
我個人看法，這就是把「無悔」和「無怨」混為一談了。司馬遷為李陵說了幾句公道話，就因言獲罪，內心痛苦憤懣是可以理解的。但這只能說明他對武帝的專斷不公有「怨」，不能證明他對於說公道話有「悔」。
在這封信中，他大篇幅地講述了為什麼要為李陵說公道話，完全沒有對此後悔的意思。受刑之後，忍辱負重，成就偉業，正體現了在個人無法控制的環境厄運之中，自強自律、升華自己的寶貴精神，與部分知青的「青春無悔」恰有相通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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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我們不能否認，那些當年選擇積極的人生態度的知青，除了不甘平庸的內在因素以外，也可能不同程度地受到當時的革命狂熱和烏托邦精神的影響。但考慮到當時那種普遍的、強制性的洗腦的環境，在今天對此不能過於苛求，不能要求每個人當時都去做張志新和遇羅克。
即便很多人當時還達不到他們那樣高度的政治自覺，但在平凡的生活和勞動中，和農民同甘共苦，儘可能迸發出一些生命的火花，也總比消極退卻、混沌度日要好得多。況且，那以後幾十年來政治、經濟、社會環境的變遷，已經使很多知青擺脫了當時那一套東西的羈絆，對那個時代有了更理性、更清醒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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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對文革、對上山下鄉「運動」進行正當的反思和批判的時候，請不要把孩子和污水一起倒掉。不能因為反思大環境的荒謬，就不允許人們為那個環境中仍然存在著的人性和生命的亮點有些許緬懷和自足之情。
不管當時那些居高位的「肉食者」們曾經有過什麼樣的意圖，我們處於底層的布衣們「悔」得著嗎？如果他們良心發現願意「悔」一下，那是他們的事。我們有什麼權利、有什麼能力替他們「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