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有一個單位，叫做進奏院。
這個進奏院啊，是北宋中央朝廷和地方衙門傳遞信息的這麼一個機構，負責的事情還是很多的，接收轉發朝廷的詔令，地方的奏章，還要負責發行北宋官方的報紙，也就是邸報。
用今天的話說，這個進奏院是機要通訊單位，還是朝廷官方的新聞發布中心。
進奏院中的最高職務，一把手，叫監進奏院，當時由大臣蘇舜欽擔任。
這個蘇舜欽，背景雄厚，他不僅是宰相杜衍的女婿，還是范仲淹舉薦入朝的，歲數也不大，三十六，可以說仕途正旺。
在北宋仁宗慶曆四年的秋天，按照慣例，進奏院要舉辦一年一度的「賽神會」，什麼叫賽神會呢？
這個是京師開封城裡各個單位都有的這麼一個傳統活動，類似於今天的年終聯歡會。
辦聯歡會你得有錢啊，這個錢從哪裡來呢？按照規定，各個單位可以動用一年來本單位積攢的資金來操辦，比如進奏院，他們辦聯歡會的來源就是，賣掉一年以來積存下來的廢舊無用的公文紙張，說白了就是賣廢品嘛。
儘管資金不太充足，但蘇舜欽還是儘可能的想要把這場聯歡會辦的體面一點，所以他不僅邀請了進奏院的諸多同僚，還請了自己的很多朋友來助興，這些人大都是當時北宋文壇和政壇的青年才俊，當時來了很多人，很熱鬧，聯歡會上，觥籌交錯，推杯換盞，甚至還有官妓歌舞助興。
到酒酣耳熱之際，大家開始聯句作詩，吟詞助興，其中一個叫做王益柔的人，時任集賢校理，普通文職，他寫下了一句耐人尋味的詩：
醉臥北極遣帝扶，周公孔子驅為奴。
這個詩我們先不說，我們先說聯歡會。
這場聯歡會還沒辦完，消息不脛而走，就傳到了御史中丞王拱辰的耳朵里。
王拱辰，十九歲就中了狀元，也是一個能人強人，而且他政治嗅覺很敏銳，掌握了這個消息之後他如獲至寶，馬上就指派手下，御史魚周詢和劉元瑜上章彈劾蘇舜欽。
（蘇舜欽像）
彈劾蘇舜欽，罪名有三條。
第一，辦賽神會，應該用進奏院中，帳目上記錄在冊的資金，要麼就是你蘇舜欽自己掏錢，你怎麼能用賣廢品的公款來請客吃飯呢？你這屬於是貪污。
第二，宴會上王益柔寫的這兩句詩，很有問題。
「醉臥北極遣帝扶，周公孔子驅為奴」——
北極在古代星象學中象徵著天帝的居所，也常用來代指皇帝居住的地方，就是皇宮，王益柔說自己醉臥北極，這就好比是一個做臣子的喝多了躺到了皇帝的龍床上，遣帝扶就更過分了，還要讓皇帝來攙扶喝醉的自己，宋仁宗要是看到這句，第一反應必然是僭越和大不敬。
再說後面這句，周公是周朝的聖人，制禮作樂，是儒家政治理想的化身，孔子更是至聖先師，歷代帝王無有不尊，王益柔卻說要把這兩位聖人趕去當奴隸，這不僅僅是他個人在學術上的狂悖，更是對以儒治國的北宋官方意識形態的挑釁。
第三，根據王拱辰調查，有人在服喪期間來參加宴會，還和妓女坐在一起，這更是違反禮法。
彈章上去之後，朝廷也很快做出反應，下令讓開封府徹查，一時間風聲鶴唳，人人自危。
《宋九朝編年備要》卷十二：昨聞宦者操文符捕館職甚急，眾聽紛駭。舜欽等一醉飽之過，止可付有司治之，何至是？
我們看這個記載，這是當時的樞密副使韓琦跟仁宗說的，韓琦說蘇舜欽他們不過是吃了一頓飯而已，沒必要這麼大動干戈吧？
王拱辰當然不認同韓琦把事情定性為「一頓飯」的說法，接下來更多的大臣參與了進來，翰林學士宋祁，知制誥張方平，彈章越來越多，朝廷里甚至有王益柔其罪當誅，應該把他殺掉的言論。
一個年輕人，酒桌上胡言亂語，不知深淺，冒犯天威，的確應該教訓懲處，但問題是，似乎沒有必要如此不依不饒，到了明清文字獄的那種程度吧？
哎，這個事情的癥結，不在酒桌上，而在酒桌外。
當時，范仲淹，杜衍等人正在推行慶曆新政，就是一個整頓吏治，改革科舉，限制貴族，加強軍備的這麼一個新政策。
其實這是好事兒，富國強兵嘛，但問題是古代歷史上，但凡是變法改革，有受益者，就必然有利益受損者，慶曆新政如果推行下去，會動很多人的奶酪，磨勘（升遷考核）變嚴了，蔭子（靠父輩做官）變難了，很多官員在新政里連保住官位都困難，所以反對新政的聲音非常多。
您想想，蘇舜欽是杜衍的女婿，還是范仲淹推薦的，包括王益柔，也是范仲淹的門生，那麼在王拱辰等人看來，這場宴會簡直是打擊新政派的天賜良機。
《資治通鑑續編》卷二十一：蓋欲因益柔以累仲淹也。
史料上說的很明白，這完全是想要借王益柔來牽連范仲淹，拿蘇舜欽來動搖杜衍，包括案發之後，王拱辰還洋洋得意的說：
《宋大事記講義》卷十：吾一舉網盡矣。
我這一網打下去，全都給撈乾淨了。
的確，最開始朝廷對蘇舜欽的處理意見只是「追兩官，罰銅二十斤」，就是降兩級，順便罰點款，但是隨著案件的發展，處罰逐漸加重，到最後蘇舜欽直接被除名勒停，開除公職，削籍為民，餘下參與宴會的十來個人，也全都被貶逐出京。
最終做出這個處理的，當然是宋仁宗。
從判決的輕重，也可以看出宋仁宗的心路歷程。
仁宗最開始當然是支持新政的，但是隨著反對的聲浪越來越大，皇帝的態度也開始動搖了，而且仁宗看著新政派官員來往密切，鬥志昂揚，擰成一股繩，他沒來由的就會浮現出「朋黨」二字。
就在慶曆四年四月，仁宗還專門問過范仲淹：
自古以來，小人們聚在一起，就成了朋黨，那君子們也會成為朋黨麼？
范仲淹回答：
臣在邊關的時候，好戰的也自成一派，怯戰的也自成一派，在朝廷里呢，正邪之黨也是一樣的，正義的人也會結成一派，邪惡的人也會結成一派，可如果結黨是為了做好事，那對朝廷又有什麼壞處呢？
這番言論，在范仲淹眼裡是君子坦蕩蕩，是光明磊落，但在仁宗聽來，無異於是范仲淹承認了自己結黨。
在傳統的政治倫理中，朋黨是帝王最忌諱的，皇帝最害怕的就是大臣們抱團，因為抱完團的下一步就是架空皇權，仁宗這一看，新政派不僅不避嫌，反而以「君子結黨」而自居，您說皇帝怎麼想？
歐陽修更是直接給宋仁宗寫了一封《朋黨論》，公開為君子之黨辯護，歐陽修說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在某種角度來看這簡直是火上澆油。
仁宗早就承受不住關於新政的種種非議，現在新政派官員又在進奏院裡喝酒作樂，寫狂詩，召官妓，皇帝從重處理已是必然。
《東軒筆錄》卷四：仁宗臨朝，嘆以輕薄少年，不足為台閣之重。
被打擊的不僅是蘇舜欽等人，案件發生之後數月，到慶曆五年正月，杜衍罷相，范仲淹則被罷去執政之位，韓琦後來也被罷免，可以說慶曆新政的主要人物都出局了，新政自然也宣告失敗。
這個案子，看似是整肅官風之案，但本質上是一場政治傾軋，表面上的酒食之過，狂放之語不過是藉口，真正的原因還是新政派觸動了保守派的利益，當新政已經到了一個馬上要成功的階段，保守派就算是無所不用其極也要讓新政停下來，何況進奏院一案還真的被抓到了一些小辮子，所以才讓本案從一個本來可以輕鬆處理的案子升級為了震動朝野的大案，而蘇舜欽，不過是北宋頻繁黨爭下的一個沒人在乎的犧牲品罷了。
（宋仁宗像）
可以說，從慶曆新政到熙寧變法，北宋多次錯失改革良機，背後的病灶之一就是黨爭。
很多好的政策，不是輸給了現實上的困難，而是輸給了自己人的內耗上。
慶曆新政的核心是「事」，是要解決三冗問題，是要增強國力，但黨爭一參與進來，主題就變成了「人」，誰是君子？誰是小人？誰是哪個黨的？一旦辯論的中心從該不該改革變成你是不是結黨營私，理性的政策討論就消失了。
讀史至此，頗有種無可奈何花落去的感慨，這大概也是每個讀宋史的人都會有的心境，慶曆新政是如此，後來的熙寧變法，元祐更化，無一不是這個循環的重複。
從這個角度來說，北宋之滅亡，難道不是亡於黨爭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