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仁兄矚我為他的《中國巴士底》一書作序，我義不容辭。
我和貴仁兄神交已逾四分之一世紀。還在北大念書的時候，我就在報刊上讀到他的一些文學評論，文筆犀利，激情澎湃，充滿批判精神，一望而知走的是別林斯基的那種路子。上個世紀的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中國文壇呈現出一派奇特的繁榮景象。那時候，一篇文章，一部小說，一首詩，就能造成全國性的轟動效應，作者也就一夜成名。在很多情況下，作者還被視為人民的良心，爭取自由的勇士，不但是文學英雄，而且還是道德英雄。李貴仁就是那個時代的這樣一個人物。然後就是八九民運，貴仁兄人在西安，順理成章地、當仁不讓地成了古城知識界的民運領袖。六四槍響，李貴仁被捕入獄。幾年後他走出監獄，依然受到當局的壓制與封殺，貧病交加，在一個日趨浮華與勢利的社會裡漸漸被世人所遺忘。這些年來，我因為在海外主辦《北京之春》和《人與人權》兩份刊物，常常與李貴仁聯繫，讀到他不少近作，了解到他的生存現狀，更為他的威武不屈和貧賤不移而深深感動。貴仁這部文集收錄了他從八十年代至今的重要文章。從這些文章，我們可以讀出一個時代和時代的變遷，可以讀出作者的思想見解，讀出作者的風骨與人品。
就像克爾凱戈爾講過的一個故事：一個人渾渾噩噩地活著，直到某一個晴朗的早晨，他一覺醒來，發現自己已經死了。這該是我們這個星球上多少人的命運——生前不曾做過什麼有意義的事情，身後沒留下任何有意義的痕跡。
李貴仁告訴我們，他從少年時代就服膺曹丕的那段名言——「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可是等到步入老年卻懷疑起來了：古代文章能流傳的不過滄海一粟；當代世界，文字垃圾更是泛濫成災，寫了文章出了書又怎麼樣呢？因此，他不再以文人自居，壓制下寫作的慾念，活一天算一天，甘心與草木同朽。這樣又過了幾年，有一天，他突然產生一種強烈的恐懼：對人生無意義的恐懼。他發現曹丕那句話早已融入自己的靈魂，「我給自己規定的人生意義從來就是也從來只是給後世留一些好文章。我一生不求聞達，不求富貴，而惟求此願得遂，否則，我就認為自己從根本上失去了人生意義……其他方面的人生意義我根本不在乎也不認帳！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我深信好文章具有塑造人生、改造社會的巨大威力。我自己的人生就是好文章塑造的，還有許多人的人生也是好文章塑造的，而所有人共同生活的整個社會則在很大程度上不斷被好文章或隱或顯、或快或慢、或強或弱、或曲或直地影響、推動和改造著。我堅持認為，前人以他們的好文章起了這種作用，後人理應薪火相傳，一代接一代地以自己的好文章把這種作用延續下去。這種信念，從少年時代起就是我的精神支柱，我從未放棄或改變過，只是因時世之故而在無奈的悲憤中使之被壓抑過一段時間罷了。如今，它又抬起了頭，並向我敲起了警鐘：疏離文章的時間已經太久，倘不趕快回歸正道，必將墮入人生無意義的萬劫不復之境！這使我幾乎驚出一身冷汗。」於是，李貴仁一方面抓起筆來繼續寫作，一方面整理自己過去的作品，這樣就有了擺在讀者面前的這本書。
無獨有偶，作家哈金在最近的一篇文章《文學與不朽》裡也引用了曹丕在《論文》裡的這段名言：「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辱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瀚墨，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名聲自傳於後。」哈金說：「據我所知，在世界文學史上這是關於不朽的最精闢的論述。」
杜甫詩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每個寫作者對自己的寫作都有一桿秤。大名鼎鼎的通俗作家王朔就講過：有時候，深夜捫心，忍不住問自己，「能不能像古人那樣，錐心泣血，拿自己煉丹，一生潦倒，活著受罪，圖他個死後讓後人欽佩。」「不能不能，」王朔說，「現在是什麼社會？英雄輩出的社會，信息爆炸的社會，這是拿生命賭明天啊！這個險冒不得。」
四年前，我的朋友貝嶺當上了著名的紐約市圖書館的駐館作家，為期一年，還有筆不錯的資助。貝嶺打電話把這個消息告訴我。我一邊向他祝賀，一邊對他說：「有個美國作家講過一句話：『在圖書館裡寫作，好比在後宮當太監，滿目美色，更加痛感自己的性無能。』」圖書館是寫作者的天堂，也是寫作者的地獄。對於寫作者而言，沒有比圖書館更令人神往的了，也沒有比圖書館更令人沮喪的了。圖書館就是作家的凌煙閣。一個作家辛辛苦苦寫作，不就是為了自己寫的書能進入圖書館而長留後世嗎？可是，圖書館裡的圖書浩如煙海，就算你的書有幸躋身其間，也無非是茫茫沙海中的一粒沙，那又怎麼樣呢？尤其是在地球村、信息爆炸、文滿為患的當今世界，區區幾本書實在太微不足道了；更何況你還未必有進入圖書館的那份幸運。
既然如此，為什麼還要寫作？尤其是李貴仁的這種寫作：那不僅是用才華，更是用心血；不僅是用知識，更是用苦難。李貴仁本來是為今天的中國而寫，但是對於絕大部分他期待的讀者，很可能要在明天才能讀到他的作品。這是怎樣的一種寫作啊！
王朔說他不願意冒險用生命賭明天，不願意為了死後被人佩服而生前默默無聞窮愁潦倒。其實王朔的小說寫得別具一格，在文學史上不會沒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對此王朔自己也很明白。但儘管如此，王朔也知道他的寫作不屬於偉大的一類。他知道有一種崇高的文學傳統，而他自己寫的並不屬於這一傳統。
尼采曾說：在一切文字中，我尤鍾愛用血寫成者。司馬遷說：「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氐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
李貴仁已過耳順之年，飽經憂患與挫折，早已沒有了初生牛犢的不知天高地厚和想入非非，但是他不甘心放棄。因為他堅信自己的文章不是文字垃圾，他堅信自己的寫作屬於那個崇高偉大的傳統。縱然我們自己的才具有限，能流傳後世的文章不多，也不能傳得多麼久遠，但它們畢竟是有價值的，它們能塑造人生，改變社會。是的，只要我們為人類的自由盡了自己的一份綿薄之力，我們就無愧於自己的一生。說到底，人類的自由難道不就是靠著這許許多多的一磚一瓦建成的嗎？
200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