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五叔，1963年
一、邁入社會
我的五叔叫蔣明遠，他是我父親最小的一個弟弟，十多歲來到我們家，在我們家長大。
1963年之後，貫徹階級路線已在向「唯成分論」演變，有資料說，到1964年高考，「黑五類」子女全軍覆沒。作為一名地主家庭出身的「黑五類」子女，我的五叔有幸在1963年大學畢業了。
大學期間，處於「三年困難時期」，飢餓是那個年代人們最深刻的記憶，儘管缺吃少穿，五叔學習依然非常刻苦努力，專業課程各科成績都在90分以上，最為突出的是理論力學，100分。任教的老師還特別強調，蔣明遠的試卷幾無瑕疵，找不出扣分點。
以這樣的拔尖成績，五叔是完全夠格留校任教的。但當年，留校的幾個同學都根紅苗正成績平平，能否勝任教學不在考慮範圍。
當時的社會風氣還算良好，畢業分配臨近，學生們也都平靜，托人情、找關係、開後門的腐敗還未能蔚然成風。
那時畢業分配口號是：
1、黨指向那裡，我們就奔向那裡；
2、黨的需要就是我們的志願；
3、堅決服從分配，做黨的馴服工具。
除了少數幾個留校名額，其餘大部分畢業生如何分配，並未公布。系裡召開的畢業分配大會上，書記作報告只講了大原則：「哪裡來哪裡去」，同時兼顧個人志願。
五叔離開老家之後，戶口一直在我們家，屬於重慶市。他的原籍中江縣屬於綿陽專區。像他這類畢業生究竟算哪裡來的，沒有明確的說法。
五叔從小跟著兄長，而我父親家長作風極甚，對五叔和對我們一樣隨意打罵，這讓五叔產生了很強的寄人籬下感，早點離開是他從小學就有的願望。或因此他內心更認同原籍是自己的家，所以，填志願的時候，五叔甚至沒想到自己的戶口在重慶，把「哪裡來哪裡去」的「哪裡」定位為老家綿陽專區。待到塵埃落定，他果然分配在綿陽。
拿著簡單的行李，告別生活了十餘年的城市，五叔一行畢業生乘坐當時的水運小火輪，從北碚區順嘉陵江到市區蔡元垻火車站。烈日當空，船艙內熱浪滾滾，船舷外江風悠悠。五叔作為領隊，無暇欣賞沿途風景。他一路繁忙：換車、託運行李、清點人數等。舟車勞頓，直到第三天上午才抵達綿陽專區教育局，畢業生們住在招待所等待，由專區分配到縣，再由縣分配到學校。
等待的日子也十分煎熬。綿陽地區，包括平原邊緣的山區，山區和平原相比，學校的軟硬體設施、教學水平、學生生源、生活條件都不在一個維度。大家心裡七上八下的。
五叔被直接分配到了遂寧中學。
遂寧中學是當時綿陽地區最好兩所中學中之一，人事關係直屬綿陽專區，校長劉顯華在這裡看了五叔的檔案，優先選擇了這位優等生。
遂寧中學緊靠渠河，占地不到七十畝，面積較小。校舍的名稱都很響亮，具有革命時代的顯著特徵：教學樓叫卓婭樓，辦公樓叫雷鋒樓，教師的宿舍樓叫紅專樓，學生宿舍叫繼光樓，校門口附近有兩幢二層小洋房（解放前的教會學校涪江女中），一幢名智育館，另一幢名德育館。校舍中間是一個操場，跑道不足400米。學校規模雖不大，但在省內也算名校。
我五叔被安排任教高一兩個班的立體幾何，每周12節課。在教學上，他很快暫露頭角，深得學生喜愛。原本不喜歡當眾說話的五叔，開始感受到做教師的喜悅，開始熱愛這個職業。工作剛剛走上軌道，正在迸發的教學熱情突然被切斷了，學校指派他參加上寧公社四清工作隊，為期三個月。
上寧公社離縣城約七里路。因班車很少，五叔背起鋪蓋卷步行去公社報到。
工作隊員先在公社開會學習一天，傳達有關四清工作的中央和省的文件，弄清「四清與四不清」的界線；工作方法是依靠貧下中農，狠抓階級鬥爭；目的是幫助幹部下樓洗澡、輕裝上陣，讓有四不清問題的幹部通過運動轉變為四清幹部，最後要處置的，只是極少數四不清幹部。
第二天，隊員們就分別下到生產隊，與貧下中農同吃同住同勞動，開展工作。
五叔分配在十一大隊一個叫梁家溝的生產隊，住在一戶貧農家。這家有叔侄三人，叔叔五十多歲，結不起婚；兩個孩子的父母在「困難時期」雙雙亡故。他們住的是土坯牆草房，家徒四壁，無一件像樣的用具，孩子大人衣衫襤褸，一日三餐吃的是能數清米粒的蕃薯稀飯和泡蘿蔔。
出生於小鄉鎮，成長生活於大城市的五叔，為眼前的赤貧感到震驚。每月，除了交給戶主老梁定額的糧票，五叔還特意多交一些伙食費，給這個家庭一點綿薄的幫助，有時回學校拿東西，就順便把當月定量的肉買回去，改善一家人的生活。
三個月，五叔風來雨往每日穿梭於鄉間小道，走訪貧下中農家庭，聽取他們對大隊、生產隊幹部的意見，和社員們同勞動，還收集各種生產數據，回公社開會時匯報。
那些日子，他常常失眠，屋後豬圈裡的幾頭小豬可能也因吃不飽，不是哼哼就是尖叫。苦難是別人的苦難，煎熬的卻是五叔的心。作為一個黑五類子女，他當然不敢細思深想，只求做好自己的工作。至於如何能讓這些窮人擺脫貧困，過上城裡人那樣相對安穩的日子？他不懂，也不可能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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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月後，四清工作結束，效果怎樣五叔一無所知。生產隊沒有任何變化，哪些幹部是四不清幹部？哪些幹部受到了黨紀政紀的處分？都不知道。1964年1月，參加公社總結會後，五叔帶著不少疑問回到了學校。
回校後因臨近期末，沒有上課任務。五叔利用這個空檔，準備下學期的課程。新學期開學，依然教授兩個班的立體幾何，一切按部就班，工作也還順利。似乎，日子可以就這麼四平八穩過下去了。
二、因言獲罪
4月底，一個偶然的事件，成了五叔悲劇人生的導火線，成了改變他人生軌跡的拐點。
教師宿舍紅專樓下，是總務處的辦公室，辦公室外的路邊有一個很大的廣告欄，學校用來發布各種公告通知，時不時也發一些文化信息，如電影廣告宣傳畫之類。這條路過往的師生員工很多，路過廣告欄都會駐足觀看有些什麼信息。
一天下午課外活動時，廣告欄前圍了很多人，五叔原本不愛湊熱鬧，那天卻是鬼使神差，路過的時候居然停下來湊了上去。教務主任徐光榕正在指揮後勤人員，把廣告牌上《紅樓夢》電影廣告畫撕掉。有人詢問為什麼？徐說，學校不宜張貼這種廣告，對學生影響不好。徐布置任務後即離開。現場七嘴八舌議論紛紛，見狀，五叔插言道：《紅樓夢》五一就要公映了，電影都看得，高中語文課本也有選段作教材，能有啥不好影響？不應該撕掉。
事後，當時在場的三個高三學生，把事件的過程和議論寫成一封信，反映到遂寧縣文化局，表達了他們對學校某領導拆除廣告的不滿。文化局把信件轉回學校，要求學校妥善處理。徐光榕聽說過我五叔的「高論」，結合起來一分析，就把五叔分析成了幕後主使。其後，徐某每每見到我五叔，都有意擺出視而不見的傲慢，讓五叔難堪。那三個寫信的學生當年高考悉數落榜，大學夢碎，錦繡前程毀於一信。
我五叔為此付出的代價，滯後一步。
期末考試後，五叔的教學效果凸顯，學校通知他下期擔任高二兩個班的解折幾何教學。整整一個暑假他哪都沒去，在宿舍里把教材上的習題全都做了一遍，備了教案，比上課還累。不是五叔能力不夠底氣不足，而是他不容自己在工作上有半點瑕疵。
沒想到開學前幾天，黨支部書記獨遠瓊約他談話。五叔不是黨員，連共青團的大門爭取了數年也沒跨進去，他有自知之明，不敢在「政治進步」上有任何奢望。書記突然約談，令他惶惶。
獨書記並未開門見山，她作了一個小小的鋪墊：「你功底厚，教學效果也不錯，可以獨當一面。」五叔剛想鬆一口氣，書記談話的重點內容就傳進了他耳朵：「我們重點學校也有支援兄弟學校的責任。」
書記說得隱晦，五叔卻不愚鈍，聽出書記的弦外之音其實是下「逐客令」。參加工作不久的五叔，已經在教學上暫露頭角，當然不能接受這種莫名其妙的「被支援」。但五叔畢竟年輕，還一貫心高氣傲，他沒有向書記服軟，口氣還硬邦邦的，質問：「是不是要調我走！」
獨書記不疾不徐，拉開抽屜拿出一個信封遞過來。五叔一看，調令、戶籍、糧油關係全在裡面，調令上赫然寫著蔣明遠調往攔江中學——那是遂寧縣最邊遠一個鄉鎮的鄉村初級中學。明擺著的，他被發配了！
五叔憤怒、不服，可他是個知識分子，不能「一哭二鬧三上吊」，以他的孤傲秉性，更不會卑躬屈膝以自辱的方式求饒。學校方面沒有給他任何了解真相和解釋申辯的機會，即便給了，最後的結局還是雞蛋碰石頭。五叔只能強壓著悲憤和怒火，他站起來冷冷地說：「沒關係，我捲鋪蓋就走。」
獨書記想緩和一下氣氛，說：「老蔣，你不用急，過兩天有一個周總理關於知識分子的報告要傳達，你可聽完報告再去報到。」
「不必了，」五叔轉身離開。回到寢室，才終於忍不住委屈和哀傷，痛哭了一場。
教研組的教師都感到不可思議，私底下忿忿不平，但無人站出來公開說句公道話，畢竟雞蛋碰石頭的事，在那個人人自危的年代，自保是首要的考慮。
1964年9月上旬，五叔離開了遂寧中學，乘坐一輛替代客車的貨運卡車，前往偏遠的攔江區。當時的公路都是砂石路面，乘客們被顛簸得東倒西歪，車尾塵土飛揚。歷經近三個小時的折騰，才到達攔江區。
攔江區是樂至縣、蓬溪縣，三縣交界之地，從前匪患嚴重。小場鎮緊靠瓊江，只有沿江一條街道。學校校舍分布在公路旁的小山上，規模很小，每個年級只有兩個班。學校生活用水靠水井，照明靠煤油燈，和周邊農村沒有區別，惡劣的生活條件超出了五叔的預期。幾年後學校擴建，買了一台發電機，但故障頻發，只能勉強供晚自習使用。晚自習後，校內的校舍和校外的山野一起，陷在濃厚無邊的黑暗之中。
連同五叔在內，一共有三個數學教師。五叔是本科畢業剛剛工作不久的青年教師，另外兩位都已中年偏上，學歷也只是大學專科。學校安排五叔上初二兩個班的課，這樣的教學任務對於他，就是高射炮打蚊子。
工作輕鬆工資一分不少，但五叔內心的絕望之牆卻越築越高越築越厚。在這樣一所學校待下去，未來一眼就望到頭了，混口飯吃而已。曾經那樣的努力學習，難道僅僅是為了如今混口飯吃？還沒結婚成家，還沒生兒育女……不敢想了。
每天晩飯後，苦悶的五叔，搬一把藤椅坐在教學樓與宿舍樓之間的空地上，遙望山下的公路和公路旁的小河溝，以及更遠處的農田和山坡，目光茫然，沒有風景可供他欣賞，目光所及也沒有詩和遠方。一懷愁緒滿心凌亂的五叔，常常這樣空空茫茫地坐到上晚自習，才前往教室完成他當日最後的工作。同事們都認為五叔清高不合群。這個因一時興起多了句嘴的蔣老師，哪裡還敢輕易「合群」？哪裡還敢輕易吐露心中怨苦。
這一年，那所鄉村中學裡孤傲不群的五叔，在教學上異峰突起，呈現出鶴立雞群的態勢。他的教學能力讓校長趙順才刮目相看，校長給予了我五叔充分的信任，每次外出開會、出差，總是讓他代為主持工作。校長的重用，顯然越出了當時「階級路線」對黑五類子女設置的天花板，不少根紅苗正的教師公開表示不滿，為五叔後來的不幸埋下了伏筆。
1966年，最先遭遇風暴襲擊的是教育部門，即便在最偏遠的鄉村也不例外。五叔所在學校，首當其衝的自然也是貫徹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當權派趙校長等。五叔作為普通教師，和其他教師一樣被大字報覆蓋。彼時，運動風起雲湧矛頭指向變化很快，普通教師們遭受「批判的武器」打擊不過是一陣怪風，飛沙走石之後，他們就像刮到牆角的一堆廢棄物，被遺忘了，除了不上課，日子該怎麼過還怎麼過。
期間，五叔和別的普通教師一起，搭上了大串聯的順風車，出去遊了一圈。之後，五叔結婚生女，生活雖然動盪，卻也磕磕絆絆完成了人生最重要的大事。如果日子就這麼過下去，清貧之中也不乏草民渺小的幸福，畢竟有家了。
三、風雨如磐
到了1970年，學校的領導班子早已癱瘓。按照偉大領袖的最高指示，五叔所在的鄉村學校，由貧宣隊進駐並掌管大權。貧宣隊的負責人叫韓成思，文革前是一個地道的農民。
臨近寒假，有家在外地的老師請假提前離校，五叔依樣畫葫蘆也去請假。
韓成思卻給了五叔一個當頭棒：不行！還沒有放假。
五叔不服：某人請假你不是同意了嗎？
韓回覆：我說不行就不行！我現在不同意了！他眼睛乜斜露著不可一世的傲慢。
五叔一聽，倔脾氣上來了，也可能對這個無知識無教養的「貧宣隊」心存蔑視，他不管不顧地頂撞：你不准假我也要走。
韓成思耍痞：嘿！我不管了，我管不了，我也走！
話趕話到了這個份上，五叔負氣：你走啊！你就說是我趕你走的！
五叔頭也沒回走出了貧宣隊辦公室，離開了學校，帶著揮之不去的濃厚心理陰影，去達縣五嬸那裡探親了。
一語成讖。後來，這句話果然成了地主子女驅逐貧宣隊的現行反革命鐵證。五叔為此付出的代價，是妻離子散，家破，人也差點亡。
那時，學校並未恢復正常，教師不上課，在學校只是參加各種政治學習。五叔回校後，一直未見韓成思的身影。某個晚上，全區召開機關幹部、學校教職工和居民大會，區委書記肖仕良講話，矛頭直指五叔：有些人不服從貧宣隊領導，這是對知識分子改造的反改造。
雖未點名，卻把請假事件定了性。如五雷轟頂，五叔怔住了，想起幾年前曾因言獲罪被發配，內心只剩下惶恐。
其實，私下對貧宣隊有看法的教師不少，他們也議論紛紛：蔣老師不過說了一句話而已，哪個用武力威脅他了？趕他走了？上級「革委會」派來的，哪個敢趕哦！明擺著就是貧宣隊和「造反派」要整人的計謀嘛。
這些議論讓五叔感到慰藉，公道畢竟還在人心。可是，無權無勢的普通老師也就只能私下發幾句議論，不能為五叔擺脫困境提供任何幫助。
同宿舍的青年物理教師宋星藻，悄悄對五叔說：蔣老師，你還是要想辦法彌補。
五叔，一個不能把握自己命運的小人物，一個被發配的黑五類子女，能有什麼辦法？思來想去，五叔唯一的辦法是放下自尊放低身段，去請韓某回來。
韓某所屬生產隊在靠近樂至縣的高山上，步行了20多里盤山小道，五叔見到韓，自潑髒水向他認錯，違心奉承懇請他回校領導抓革命促生產。
韓哼哼哈哈打官腔，說知道了，並不表態。五叔無功而返。
一周過去了，不見韓某返校。五叔只得再次以負荊請罪的姿態，二度前去請他，把自己罵得狗血淋頭，以求減輕罪名。韓非官場老手，但整治五叔這樣的知識分子，卻是無師自通。他依然不表態，只說我有安排。五叔就陷入了尷尬境地，再次無奈而返。
幾天後韓回校了。韓回校本是必然，他必須要坐穩貧宣隊的位置，日後才能躍出農門（貧宣隊退出舞台後，韓被安排在攔江屠宰場當臨時工）。他的所作所為，不過是要侮辱和威逼敢於頂撞他的五叔；此外，他還和本校造反派早有謀劃，要把當年受走資派重用的教學尖子蔣明遠打成反革命，可能的話，開除他的公職。
時值「一打三反」運動正在全面鋪開。縣城舉辦的全縣小學教師「一打三反」學習班傳來消息，攔江小學一位女教師跳井自殺，定性為「畏罪自殺」。各種自殺、自殺未遂，自殘、自瘋的消息紛紛揚揚，令人膽寒，誰都害怕某一天一個莫須有的罪名就砸到了自己頭上。
學校里很多會議已經不讓五叔參加。大約4月或5月，全縣舉辦中等以上各類學校「一打三反」學習班，以學校為單位安排住宿，自帶行裝，地點在四川省農機校。攔江中學男女教師各住一間教室，學習和小型批鬥會也在裡面舉行。
當地駐軍「支左」的一個連職幹部鄭修龍任學習班的總領導。在開班儀式上，鄭修龍開宗明義：「階級敵人忘我之心不死，千方百計破壞文化大革命，我們要在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領導下，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把隱藏在革命隊伍內的階級敵人挖出來，對他們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叫他們永世不得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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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寧中學教師何念強（西師數學系62級的高材生，出身於根紅苗正的工人家庭），長期認真學習領袖著作，在領袖的書籍空白處寫了很多心得和批註，不知哪裡出了錯，被抓出來定為修正主義分子，作為全縣的反動典型捆綁在卡車上，由荷槍實彈的軍人押著遊街示眾，還多次陪殺場。這個榜樣令所有學習班成員心驚肉跳。
軍代表鄭修龍的號令發出後，各個學校紛紛響應，攔江中學揭發五叔的大字報和侮辱人格的漫畫多了起來。最初個把月是把他監控起來，不讓外出，不能寫信，不准見外人，命令他寫交代，在小範圍內反覆交代罪行接受批判。
一個普通的教師，一夜之間變成了反革命分子，人人避之不及。各種揭發批判紛紛湧出，他的罪行已經罄竹難書。
首當其衝的一條就是，出身反動，膽敢和偉大領袖唱反調，反對貧下中農領導教育革命，公然驅趕貧宣隊出校門。
還有一連串莫須有的離奇罪名：
一，學校因文革不上課了，幾個教師湊在一起打撲克牌，五叔不打牌，在一旁聽別人的收音機。調台的時候，無意間撥到「莫斯科廣播電台」，五叔當然知道這幾個字意味著什麼，趕緊關掉了收音機。批鬥時，被定性為「收聽敵台」；
二，五叔之前寫信購買過純白信封，在批鬥中被指是對毛主席語錄恨之入骨；
三，停課前，五叔曾是初67級一個班的班主任。該班學生演唱《毛主席的戰士最聽黨的話》，五叔擔任指揮。輪唱的時候他對學生說：「我左手打了『毛主席的戰士』這句，左邊唱；右手打了，右邊唱。」被批鬥：他左手打毛主席，右手還打毛主席，這還了得？竟敢打毛主席！真是罪大惡極！
條條都是死罪！五叔成了罪不可赦的現行反革命！不能分辨，只能認罪。
可是，在學校範圍內，五叔無論怎麼交代也過不了關。頑固不化，死不改悔的帽子一層層壓下來。韓貧宣夥同學校幾個造反派頭目，用盡洪荒之力，堅持要把五叔推到片區或更大範圍的2000人學習班，去批鬥！材料報上去了，遲遲不見批覆，緣由未知。
8月學習班結束了，我五叔沒能被搞成全縣批鬥典型。韓某等不肯善罷甘休，把他押回攔江繼續批鬥。因為被監控隔離，幾個月沒有家人的消息，回校後五叔給五嬸寫信，但石沉大海。他已預感，自己到了家破的邊緣。
9月，複課鬧革命師生返校。開學後的第一場批鬥會由韓成思等策劃實施。韓一聲號令：把現行反革命分子蔣明遠揪出來！幾個剛剛返校的學生就把五叔架到主席台前，按下頭掛上黑牌子，有人對著五叔踢了兩腳，讓他站在一張長條凳上。
眼前，熟悉的師生黑壓壓一片，打倒現行反革命分子蔣明遠的口號聲震耳欲聾。自尊心極強的五叔無地自容。
韓成思聲嘶力竭：「反革命分子蔣明遠坦白交待！」
有學生從後面上來狠狠踢了幾腳，五叔一下從條凳跌落下來，幾個學生擁上來一頓推搡，他晃晃悠悠重新站上條凳。韓宣布批鬥開始。造反派的師生魚貫上台揭發批判。五叔的腦子一片空白，他的耳朵嗡嗡亂響，那些義憤填膺的批判言辭，那些衝破雲霄的口號，一句也沒聽見。兩個小時的批鬥如同兩個世紀一樣漫長。最後一句「滾下去」，他總算聽見了，還沒來得及下來，就被學生架著拖了出去。
教職工批鬥，全校師生批鬥持續了一個多月，大字報、漫畫、大標語在校內遮天蔽日，攔江街上，區委對面小學教師宿舍的牆上，批鬥專欄連續辦了3期，反覆陳列五叔的反革命罪狀。公判大會上，五叔被拉去陪公審、陪殺場。韓某等人，極盡能事「攪得周天寒徹」。
攔江鎮十天趕場3次，因三縣交界人貨流量大，趕場天異常熱鬧。五叔常常被押著在街上游鬥，脖子上掛著「現行反革命分子蔣明遠」的牌子，有學生敲鑼開路，小孩們跟在後面歡呼雀躍，四鄰八鄉的鄉民指指戳戳如同看猴戲。到了選定的位置，迫他站在條凳上坦白交待。此時的五叔，已經無所謂顏面，自污成了家常便飯，他舉著喇叭大聲背誦早已背得滾瓜爛熟的罪行，一遍又一遍……
聽眾多是鄉民，他們好奇，對五叔批判自己的內容似懂非懂，個個點頭稱讚：這個老師講得好嘞！
除了批鬥、遊街和寫交待，更多的是體力上的懲罰。學校請人維修校舍，五叔被派去打雜，搬運灰漿一類最髒最重的活，都是他干。到了飯點，因為從頭到腳全是灰漿，太髒了，他等老師們吃完了才去。廚房裡的鄧師傅，總是悄悄給他多打一點飯菜，倔強的五叔，熱淚盈眶。
四、活下去……
偉大領袖「五七指示」發表後，攔江中學在離校12里外開荒建了農場。農場有地近百畝，還建了豬舍，建了宿舍和食堂，一次可供兩個班的學生在這裡學習、勞動。
農場用的肥料來自學校的廁所，學校規定，參加勞動的師生一天挑一趟（約六十斤左右），就算完成任務。五叔作為勞動改造對象，一天至少挑兩趟，糞桶是最大的，一挑百斤上下。五叔只穿一條短褲，一雙破解放鞋，光著膀子挑大糞，曬掉幾層皮，全身黝黑，以前那個文靜清高的白面書生，脫胎換骨了。他頑強地扛著，沒有屈服。
1971年2月放寒假，教師們紛紛離校回家與親人團聚過過年了，五叔不能離校，又讓他頂替教師食堂的師傅，給留校的員工做飯，包括一直積極組織鼓動批鬥他的造反派唐振義全家。五叔咬著牙邊學邊干，當了一個月的廚子。做完別人家的團年飯，五叔回到宿舍，孤零零躺在冷冰冰的床上，開始思念杳無音信的家人，眼淚如同開閘的洪水……無邊的黑夜，無聲的痛哭……
到了3月某一天，召開了一個寬嚴大會，五叔被叫上戲台，宣布他被定性為「現行反革命」，不戴帽子，降一級工資，監督改造。此後，批鬥停止了，他被送去學校農場勞動改造。在農場，五叔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除了各種農活，還要養豬養雞養鴨，體力支出超強，但再也沒有驚心動魄的批鬥，清靜了。
家人依然音信全無，這是勞改中的五叔最大的痛。五一節剛過，五叔正在河邊擔水澆菜地，一個來農場的老師叫，蔣明遠來拿信。
五叔拿到手的，卻不是他一年來盼星星盼月亮的家書，而是遂寧縣人民法院寄來的傳票——五嬸的離婚起訴。山崩地裂、世界末日都不能譬喻五叔那時的絕望。
他們見面後，五嬸說：你現在是暗管（管制人員），孩子就是反革命子女，這會影響她一生，希望你為孩子作想，我們離了為好。
五叔無話可說。分明是被人陷害，他自己清楚，可五嬸知不知道、相不相信他是被陷害的？即便知道，又能怎樣？莫非讓孩子背個反革命子女的黑鍋，過自己這種任人踐踏的生活？
家，他活下去的唯一支撐，灰飛了。
從法院出來回到學校，再強撐著回農場，平時挑百斤大糞不用40分鐘，那天一步一步挪了兩個多小時。倒在床上兩天兩夜，水米未進，一無所有的五叔，垮了。
農場原有一個長年留守的校工張玉興，見五叔兩天沒動靜，過來看他。五叔稱自己病了。
到第三天晚上，黑暗中，五叔像個影子無聲無息來到平時洗腳的河邊，滿腦子只有一個念頭——解脫，他縱身一躍。
五叔不會游泳，落水即下沉，嗆了幾口涼水，他突然清醒：這樣走了，那是「畏罪自殺」！離婚是為了不讓孩子背黑鍋，這一死，反倒會給她加一個黑鍋。活著自己難，死了讓孩子難！熬吧！或許熬過去，還能看到春暖花開；「畏罪自殺」，就再也不會有冰消雪融的日子了！
幸好河邊水不深，五叔清醒後胡亂扒了幾下，腳踩到了底，手摸到了岸。他爬上來，濕漉漉地回到宿舍。張玉興在菜園子裡看見他，一臉疑惑。五叔解釋說去洗澡了。張回應，你要保重，看遠點。
冬天，攔江初級中學準備試行戴帽高中，春季招生100名，兩個班，學制兩年。可是高中的數學卻沒有任課教師。文革幾年也新調入了不少教師，但所有教師無人教過高中。這時，學校領導想起了五叔，他原來在遂中教高中，效果還很好。一紙通知到了農場。韓成思還在學校，但此時他已不能一手遮天。張校長找五叔談話，希望他出來任課，一邊上課一邊改造。
五叔說，我是「反革命」，合適嗎？
張回復，你先上課吧，新學生不知道的。
就這樣，五叔捕手了高中一年級兩個班的數學課。文革前高中三年制，數學的代數、幾何（立幾、解幾）三角等，分別由不同的教師任教，此時，兩年制的教材還沒出來，五叔不能光上課，他還得改編教材。數學老師中沒有人敢任課，需要編教材恐怕是主要的原因。
這一屆學生的學習條件很差，沒有電，晚自習點煤油燈；教材由五叔編寫，學生刻蠟紙油印。學生們都很刻苦，他們知道了蔣老師的底細，但他們依然尊重這位戴著「反革命」帽子的老師，喜歡上他的課，和苦難中的五叔建立了良好的師生關係，還保持了長久的聯繫。
1977年即將恢復高考，攔江中學的高三學子也看到了知識改變命運的曙光。
憑著一個知識分子的良知，五叔主動做了兩件事：
一是把文革前歷年高考數學試題整理出來，並給出詳盡的解答及解題方法，用壁報張貼，向學生傳播，同時油印成冊先後發給77屆至79屆的所有畢業生；
二是每周星期日上午，在教學樓與辦公室之間的小廣場上，針對畢業生開座講，按專題講授至少兩小時。
100多名畢業班學生把小廣場坐得滿滿的。五叔沒有收一文錢，不求任何回報，只希望更多的學生通過高考，走出去。
五叔在攔江中學任教的最後一個畢業班，當年高考，全縣數學成績第一名和第三名，均是該班學生；高考平均成績和升學率也在全縣名列前茅。一個鄉鎮戴帽中學出了這樣的成績，是遂寧教育史上的一個奇蹟。
我的五叔，從1964年9月發配到攔江，至1979年9月調回遂寧城區，整整十五年。十五年，因言獲罪，批鬥勞改，妻離子散，泣血飲淚……他活下來了。腳底還是那片大地，頭頂還是那個蒼穹，揮一揮手，告別無法告別的昨天，五叔人到中年，終於迎來了曾經期盼卻不敢期待的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