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前總理朱鎔基去世，終年98歲。朱鎔基任總理期間力推經濟改革，並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最後階段，特別是中美談判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關於朱鎔基的評論，大多圍繞他的功績：國企改革、金融整頓、加入WTO，以及他強勢、敢言、雷厲風行的個人風格。
人們對朱鎔基抱有特殊好感，還有一個原因：他1957年曾被打成「右派」。有人甚至稱他是中國唯一一個當過「右派」的總理。
但這裡存在一個概念誤區。
1957年的「右派」，並不是現代政治光譜意義上的右派。毛澤東發動反右運動時，被打成右派的人形形色色，其中當然有人對共產黨制度提出深刻批評，但也有大量擁護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人，不過是對黨的政策、領導或者具體做法提出了意見。有些「右派」的政治立場甚至比共產黨內許多人還要左。
所以，被共產黨打成「右派」，不等於反對共產黨，更不等於主張自由民主制度。
朱鎔基在政治上並不右，更不反黨。六四鎮壓以後，他很快明確支持中央的定性；他任內取締「中國民主黨」，並在2000年台灣大選前嚴厲警告「台獨沒有好下場」。
我們當然無法知道一個歷史人物內心深處究竟怎麼想，只能根據他的言行判斷。就朱鎔基的政治生涯而言，沒有證據表明他試圖結束中共的一黨統治。相反，他首先是一個中共高級幹部，他的改革是在維護共產黨統治的框架內進行的。
理解這一點，也是理解朱鎔基最大政治遺產——中國加入WTO——的鑰匙。
WTO：誰改變了誰？
中國2001年加入WTO，是中國經濟史上的重大轉折。評價朱鎔基推動中國入世的功績，至少應該算兩本帳：一本中國的帳，一本世界的帳。
中國迫切希望入世，因為它需要國際市場、資本、技術和管理知識；西方企業也積極支持，因為它們看到了中國巨大的市場和低成本生產能力。
但以美國總統柯林頓為代表的西方政治家還有一個更大的期待：經濟開放會帶來經濟發展，經濟發展會產生中產階級；有了財產的中產階級會要求產權保護和法治，最終推動政治自由和民主。
這種想法並非毫無根據。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的歷史，以及後來韓國、台灣的民主化，似乎都支持這條路徑。
結果，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中產階級也大規模出現了，民主卻沒有到來。相反，中共的一黨統治今天比二十多年前更加強化。
為什麼？
西方最大的誤判，是把中共的經濟改革理解成最終會走向制度轉型的改革。中共改革開放，並不是因為它突然相信自由市場和民主，而是因為毛時代的經濟制度已經陷入困境，開始危及共產黨自己的統治。
市場化是手段，維護黨的統治才是目的。
如果把中共幾十年改革開放學到的經驗濃縮成兩個字，就是：控制。
市場可以放，企業可以私人經營，人們可以發財，外國資本也可以進來；但是有一樣東西絕不能放——權力。
這正是中國與幾百年前的英國最大的不同之一。
英國資產階級的財富逐漸成為獨立於王室的社會力量，他們可以利用自己的財產和組織能力與王權抗衡，要求產權、法治和議會。
中國的中產階級卻沒有這樣的獨立性。中國人可以買房、辦企業，甚至成為億萬富翁，但土地、金融、司法、行政許可、媒體、教育和社會組織都處於黨國強大的控制之下。一旦與黨發生衝突，很難依靠一個獨立於黨的司法制度保護自己的財富。
財富本身不會自動產生民主。只有獨立於國家權力的財富，才可能成為制約國家權力的力量。
甚至恰恰相反：在這樣的制度下，你擁有得越多，有時越不敢挑戰權力，因為你可以失去的東西也越多。
這就是柯林頓們沒有預料到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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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與中國的低人權優勢
中國加入WTO的另一個重大後果，是把中國特殊的政治經濟制度接入全球市場。
我把這種制度稱為「舉國大公司」：共產黨如同這家巨型公司的最高管理層，通過中央和地方政府、國企、金融體系、土地制度以及對民營經濟的政治控制，協調和支配整個經濟體系。
與此同時，中國具有低人權優勢。
這個概念由秦暉教授首次提出。低人權本身當然不是經濟優勢，封閉的朝鮮就是最好的證明。低人權只有與開放的國際市場結合，才可能轉化成國際競爭優勢。
勞工缺乏獨立組織和集體談判權，農民沒有完整的土地所有權，私人產權缺乏獨立司法的最終保障，社會也無法通過自由媒體、選舉和獨立組織有效制約政府。這些在國內是權利的缺失；進入全球市場以後，卻可以轉化為較低的生產成本和強大的資源動員能力。
加入WTO給這種制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舞台。中國進入全球市場，同時大量吸收資本、技術和管理知識，迅速成為世界製造業中心。
西方希望利用世界市場改變中國，結果中共利用世界市場強化了自己。
中國人都是入世的贏家嗎？
即使完全站在中國人的角度，WTO的帳也不能只看GDP。
入世確實使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也改善了數億人的生活。但是「中國經濟獲得巨大收益」和「所有中國人同等分享這些收益」，完全是兩回事。
在中國的政治經濟制度下，政府掌握土地、金融、能源等重要資源，大型國企控制許多壟斷或近乎壟斷行業，地方政府又通過土地制度獲得巨大收益。企業家和城市專業階層也從增長中獲益，但普通勞工獲得的份額相對較少，農民從土地增值中得到的利益尤其受到制度限制。
這又與今天中國最嚴重的經濟失衡之一——消費不足——聯繫起來。
中國擁有遠遠超過其人口比例的世界製造能力，但是居民消費能力沒有相應增長。國內消費不了的巨大產能，只能轉向國外市場。
因此，今天世界頭痛的「中國過剩產能」，不能只看作產業政策或政府補貼問題。往下追，是收入分配問題；再往下追，最終是權力分配問題。
勞工和農民缺乏議價能力，居民收入和消費受到壓制，生產越來越依賴國外市場，巨大的製造能力不斷尋找出口市場，最終導致越來越嚴重的國際貿易衝突。
這也是為什麼中國的消費不足如此難以根治。政府當然可以發補貼、增加社會保障、刺激消費；但要根本改變分配結構，就必須把更多資源和權利從黨國、地方政府、國企和其他強勢利益集團轉移給家庭、勞動者和土地使用者。
這就不再只是一個經濟問題，而成為一個政治制度問題。
朱鎔基把鳥籠變大了
最後，我們還是要回到朱鎔基本人。
一位美國政府高級官員回憶，他曾建議朱鎔基把中國共產黨改成「中國社會民主工黨」之類的政黨。朱鎔基回答的大意是不能這樣做，因為「中國共產黨是我們的品牌，我們不能改變我們的品牌」。這位官員由此得出的結論是：「我從未看到他試圖削弱中國共產黨。」
這句話很值得玩味。
朱鎔基有能力、有魄力，也確實改善了中國的經濟運行。他推動中國加入WTO，使中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入全球經濟，獲得市場、資本、技術和發展機會，也使許多中國人的生活得到改善。
但這一切同時極大增強了中共和中國的經濟實力，並沒有帶來西方當年期待的政治自由化。
已故中共經濟領導人陳雲曾用「鳥籠經濟」比喻中共對經濟的控制。如果借用這個比喻來評價朱鎔基，那麼他的歷史貢獻可以說是：他把鳥籠變大了，把籠子裡的條件改善了，給鳥吃得更好一些，甚至允許一些鳥飛出籠子看看世界再回來；但他從來沒有打算拆掉這個鳥籠。
所以，讚揚朱鎔基的人，如果認為朱鎔基最終可能拆掉這個鳥籠，那是一廂情願；如果認為他讓鳥在籠子裡生活得更好就是他的歷史貢獻，那倒是一個可以成立的評價。
這就是我對朱鎔基的蓋棺定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