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割據集團在取得相對穩定的軍事、組織和財政基礎後，往往會出現權力關係的重新安排。早期團體中的成員以同盟、鄉情、師友或戰鬥情誼相聯繫；當組織擴大並準備建立穩定政權時，原有的平行關係便逐步轉化為等級化的君臣關係。如三國時期，魏蜀吳都曾「稱帝」；朱元璋在推翻元朝之前也已「稱帝」。從此，首領不再只是「兄弟伙」中的核心人物，而成為擁有最終裁決權、代表共同體合法性的政治領袖。此種轉換伴隨著兩種變化：一是權力從分散協商轉向集中決斷，二是首領的政治資格會被賦予來自於「天命」。
當中共渡過最艱難的至暗時刻，輾轉至延安落腳，獲得喘息和在「國共合作抗日」下處於相對穩定的外部環境後，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在延安逐步建立起了一個割據政權。在1941年5月至1945年4月期間，「延安整風」所發生的，正是中共由革命組織向全國性執政組織過渡前夕的一次深刻重組。它雖然不能簡單等同於傳統的「稱王」或「稱帝」，然而，從權力集中與權威生成的角度看，」延安整風」確實具有一種類似「稱帝」且超越「稱帝」的結構性作用：毛澤東不僅成為黨內具有最終政治權力的領導人，而且逐步成為革命理論、政治路線、組織倫理和文化方向的主要解釋者和最終解釋者。1943年中共中央機構調整後，毛澤東成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書記處主席，書記處「根據政治局決定的方針處理日常工作」；並且規定書記處「會議中所討論的問題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1945年中共的七大則把毛澤東思想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使政治領袖的個人經驗和思想概括獲得了全黨的指導性地位。分別將毛推上了「帝王」寶座和「聖人」的崇高地位。如果說「帝王」代表最高政治裁決者，那麼「聖人」則代表最高價值和真理的解釋者，如孔子在傳統道統中的地位；二者在同一領袖身上合一，便構成了中共為毛澤東所打造的「偉人」形象。
一、從革命同盟到組織中心：權威集中的政治邏輯
任何反叛團體或革命團體都面臨一個基本難題：在規模較小時，成員之間可以通過直接交往、個人信任和反覆討論形成共識；當組織擴展到多個根據地、軍隊和社會階層之後，信息不對稱、利益差異和歷史經驗的分化便會迅速增加。若仍然依靠早期同盟關係維持組織，就容易出現山頭主義、宗派主義和地方利益優先。在缺乏民主決策傳統的中國社會，組織就難以及時作出決策。組織必須確立能夠超越地方和派別的中心權威，才能保證決策效率。
中共在土地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初期經歷了多次路線衝突，不同根據地也形成了相對獨立的軍事和政治傳統。王明等人以共產國際權威為依據，毛澤東則逐步以中國革命實際經驗為基礎，強調結合實際和獨立自主。「延安整風」對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的批判，深層目標是把不同來源的力量納入同一個中央組織中心。
從組織社會學的角度看，權威集中常常用以提高決策效率、克服派系分裂以保證在艱難和險惡的環境中生存下去。戰爭的嚴酷環境強化了這一邏輯。面對軍事壓力和資源匱乏，組織必須迅速處理軍政、財政、宣傳和幹部任用等問題。一個能夠在關鍵時刻作出最終決定的核心，被認為比長期爭論而無法行動更為重要。問題在於，當「最終裁決權」從特殊時期的組織需要逐漸轉化為日常制度時，組織內部原有的討論空間和權力制衡也會隨之減弱甚至消失。
1943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關於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推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書記處主席，書記處由毛澤東、劉少奇和任弼時組成。並規定毛澤東有最後決定之權。這一安排不是憑空出現的，它以此前」延安整風」所完成的心理準備、幹部重組和政治評價為前提。毛澤東在黨內的領導地位由軍事經驗、政治判斷和組織能力共同支撐；經過整風，他又被置於解釋黨的歷史和判斷路線是非的位置上。由此，政治上的領導核心逐步轉化為思想上的權威中心。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不能簡單地把權威集中理解為領袖個人野心的結果。事實上，集團的核心成員可能比領袖更為熱心。歷史上的政治權力集中，通常是領袖與核心幹部共同選擇的結果。將自己集團的首領加上帝王名號、編排讖語和祥瑞，能吸引更多盲信的追隨者，才有奪取政權的更大可能性。中共雖然宣稱是無神論者，但暗地裡和隱諱地還是會利用中國民眾的這種心理，通過文藝創作和民謠暗示毛澤東是「真龍天子」。對許多幹部而言，樹立領袖權威意味著組織統一、晉升機會、政治安全和革命成功的可能性。組織規模越大，越需要一個能夠代表整體的中心；組織面臨的外部壓力越大，對統一行動的要求也越強。組織規模的擴大以至於最終奪取政權，水漲船高，核心成員的晉升機會和權力也越大。因而，他們心甘情願俯首稱臣，積極「勸進」。
高華在《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的來龍去脈》一書中列舉了十多位中共高級幹部樹立毛為中共思想領袖的頌語。「從1942年開始，中共重要領導人對毛澤東的讚美已形成高潮，幾乎所有黨的領導人、各大區黨和軍隊的領導人，都加入到歌頌毛澤東的大合唱中」。陳雲說，「毛主席是中國革命的旗幟」。葉劍英說，「毛主席由實踐到理論，這是我們應該學習的」。
周恩來作為毛過去的上級，對毛的推崇舉足輕重。他說：「沒有比這三年來事變的發展再明白的了，過去一切反對過、懷疑過毛澤東同志領導或其意見的人，現在徹頭徹尾的證明其為錯誤了。我們黨二十二年的歷史，證明只有毛澤東同志的意見是貫穿者整個歷史時期，發展成為一條馬列主義中國化，也就是中國共產主義的路線。毛澤東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方向。毛澤東同志的路線，就是中國的布爾什維克的路線。」
而這些高級幹部之中，劉少奇對樹立毛澤東思想的作用最大，功不可沒。他在中共七大上作的《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提到「毛澤東」的名字達105次，全面地闡釋了毛澤東在理論上對馬列主義所做的貢獻，正式提出中共的思想理論基礎為「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毛澤東思想」
當然，毛本人也有成為思想領袖的強烈願望，曾幾番親自上陣自我宣揚。對中共樹立他為思想領袖更是來之不拒，或假意推辭一番。1950年3月，朱德、劉少奇和周恩來三人，共同擬定了「五一勞動節」口號。一共有兩個，一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另一個是「全國各民族大團結萬歲」。他們把這兩個口號拿給毛澤東審批時，毛澤東親筆加上「毛主席萬歲」和和「人民勝利萬歲」兩個口號。
「延安整風」正是在這種集體選擇中塑造了毛澤東權威。許多幹部通過整風，學習和接受了經過重新解釋了的黨史，把此前的軍事失敗歸因於教條主義、主觀主義和路線錯誤，同時把毛澤東的革命經驗概括為「正確路線」的集中體現。歷史經驗一旦被重新編排，個人領導便獲得了超越現實績效的象徵意義。從而人們相信，毛澤東不只是過去是正確路線的代表，將來也必將是正確的。毛澤東還被賦予了解釋這種正確性的理論能力。從而得以「稱聖」。
二、「延安整風」：思想統一與權力再分配
1942年開始的「延安整風」，通常被概括為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這一概括準確說明了運動的公開目標，也顯示出」延安整風」具有明顯的思想教育性質。黨員和幹部被要求集中學習文件、聯繫個人經歷、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並通過總結黨的歷史來辨析路線是非。
但「思想教育」並不意味著權力關係處於運動之外。誰來確定什麼是主觀主義，誰來判斷哪一種歷史解釋正確，誰來組織學習並審核自我批評，誰就掌握了思想運動的方向。」延安整風」以反對教條主義為突破口，實際上改變了黨內理論權威的來源。過去，許多幹部習慣於以共產國際、蘇聯經驗和經典文本作為正確性的外部依據；整風之後，正確性越來越依賴於黨中央對中國革命實際的解釋，而黨中央的核心又越來越集中於毛澤東。
馬列主義中國化在此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面，它是把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反對機械照搬外國經驗，因而具有現實合理性。另一方面，當「結合實際」成為黨組織獨有的解釋活動時，馬列主義的中國化也把理論解釋權集中到政治領導機關。留蘇的馬列知識分子即使熟讀馬列著作、掌握理論，也不能僅憑學理解釋獲得公共權威；其解釋必須經過黨的政治路線確認。這就產生了一種重要變化：馬列主義不再是直接的理論權威，而是作為毛澤東思想的來源而存在。中共理論解釋的最高權威則轉移到了毛澤東思想之上。
「延安整風」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通過黨史學習和路線鬥爭敘事建立新的政治記憶。黨的歷史被劃分為正確路線與錯誤路線、實事求是與主觀主義、獨立自主與教條主義之間的鬥爭。歷史不再只是過去事件的記錄，而成為評價現實幹部和思想立場的標準。一個幹部如何理解過去，往往決定組織如何判斷他的政治可靠性。這種歷史敘事把複雜經驗壓縮為可以學習和執行的政治結論，使對領袖的服從被包裝為對革命規律的服從。毛澤東的權威因而獲得普遍化：支持毛澤東被解釋為支持正確路線，接受其思想被解釋為把握中國革命規律。與此同時，其他歷史解釋則被視為「錯誤路線」，知識分子的研究、論辯和出版也必須以組織政治結論為前提。
另一方面，」延安整風」並非一個始終平穩、溫和的學習過程。1943年，審查幹部和反特鬥爭擴大化，出現了逼供信和「搶救失足者運動」，造成許多冤假錯案。中共中央黨史資料顯示，1943年4月的決定對敵情和特務滲透作了過於嚴重的估計，隨後導致反特鬥爭擴大化；同年7月康生作報告後，延安出現大規模「搶救」運動，後經中央制止並提出「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等方針。
這一段歷史說明，「延安整風」並非單純的思想啟蒙或組織學習，也具有強烈的政治審查性質。當思想問題被置於敵我鬥爭框架下，理論差異、生活經歷和社會關係便可能被解釋為政治嫌疑，知識分子尤其容易成為審查對象。審干運動後來得到糾正，中共總結出了調查研究、區別對待和反對逼供信的原則；但糾正並不等於恢復原有的知識自主性，組織安全和服從組織判斷遂成為重要的現實原則。
因此，「延安整風」對毛澤東權威的塑造既通過理論說服完成，也通過組織紀律和政治壓力完成。二者並非相互排斥，而是相輔相成，共同構成了「自願認同」與「制度服從」的統一。
三、從政治領袖到思想領袖：「稱聖」的制度化
1943年中央機構調整是毛澤東權威制度化的重要節點。毛澤東被推選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書記處主席，中央書記處成為處理日常工作的核心機關。這一制度安排把此前形成的實際領導關係固定下來，也使政治權威具有明確的組織形式。
制度化的意義在於，權威不再只依靠個人魅力和革命資歷維持，而被嵌入組織程序。雖然黨內仍有集體領導和政治局討論，但最終裁決權的集中使其他領導人和幹部的政治角色發生變化。他們不再主要以獨立路線提出者的身份存在，而更多地以核心路線的執行者、解釋者和輔佐者出現。類似於過去志在天下的「起義」組織內部的以「結義」為基礎的兄弟關係轉換為了君臣關係。
制度安排本身不能自動產生神聖性，但它會改變政治行動者的預期。當幹部知道最終決定權集中於某一領袖時，他們會在提出意見、撰寫文件和評價歷史時主動考慮領袖的立場。久而久之，領袖的觀點成為組織內部的默認坐標，權威由外在命令轉化為內在自我約束。
1945年黨的七大把毛澤東思想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這是毛澤東由政治領導人轉變為思想領導人的重要標誌。這一概括以毛澤東為核心完成，並在黨章和黨的政治文件中獲得規範性地位，並以毛澤東的姓名命名，因此具有強烈的個人權威色彩。需要指出的是，實際上「毛澤東思想」並非完全出自毛澤東一人。中共為了「神化」毛澤東，將許多其它領導人的思想和創見也歸於毛澤東名下，以彰顯其英明偉大，算無遺策。中共在「文革」結束後，將「毛澤東思想」界定為中共集體智慧的結晶，比較符合實際。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作出結論，「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於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我黨許多卓越領導人對它的形成和發展都作出了重要貢獻，毛澤東同志的科學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政治領導與思想指導的結合，改變了黨內意見表達的性質。此前，黨員可以圍繞戰略、政策和理論進行爭論；此後，爭論仍然存在，但其合法邊界越來越取決於是否承認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一個觀點即使具有學理依據，若被認為偏離毛澤東思想，也可能被歸入主觀主義、教條主義或資產階級思想。
「稱聖」的含義正在這裡顯現。傳統社會，是輔佐君王的讀書人負責解釋孔聖人的言論和儒家經典、進行道德示範和教化，從而成為思想和道德權威；而現代革命領袖則通過革命實踐、理論概括和組織教育獲得權威，替代了孔聖人的地位。毛澤東本人成為了政治秩序與價值秩序的共同來源。毛澤東思想一旦成為全黨的指導方針，毛澤東便不僅是政策的制定者，也成為判斷思想正確與否的最高參照。
思想權威要穩定存在，必須通過持續的傳播機制加以複製。「延安整風」時期，報刊、學校、幹部學習和文藝創作都被納入統一的政治教育體系。報刊通過社論、學習材料和文藝作品，把毛澤東的講話、文章和思想概括為解決實際問題的鑰匙；幹部學校通過課程和考試，使這些內容成為組織成員共同掌握的政治語言；文藝作品則把抽象的政治路線轉化為可感知的英雄敘事和情感經驗。領袖形象由此從中央機關擴展到基層社會。因而，宣傳不只是傳遞政策，也承擔塑造政治情感、統一歷史記憶和生產領袖形象的功能。
這種傳播體系的重要特點，是把政治判斷和道德判斷結合起來。支持領袖不僅意味著贊成某項政策，也意味著忠誠、進步、革命和有群眾感情；提出異議則可能被解釋為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或脫離群眾。政治爭論因而容易轉化為人格評價和道德審判。知識分子若要繼續發揮作用，就必須首先證明自己的政治立場和群眾立場。
更為重要性的是，中共宣傳體系通過「神化」毛澤東，成功地將毛澤東塑造成「天命所歸」的「救世主」，極大地激發了民眾追隨中共的意願。在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統治者的合法性來源於上天的授命，民眾傾向於追隨具有「真龍天子」氣象的強者，並相信改朝換代是「天命」的流轉。中共充分利用了民眾這一普遍的潛在心理，通過宣傳、教育及各種儀式，賦予了毛澤東以超自然、超凡脫俗、絕對正確的特質，使其在民眾心中獲得類似神明的崇高地位。歌曲《東方紅》唱到，「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呼兒嗨喲）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東方紅》歌曲在民眾中被廣泛傳唱，引起了極大的共鳴。從而成功地激發出民眾追隨毛澤東及中共領導的革命的意願，加入到中共所謂的「革命隊伍」之中。
四、延安文藝座談會與知識分子角色的重構
1942年5月，毛澤東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講話提出文藝為工農兵服務，實質上就是為中共的政治服務；強調文藝工作是革命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要求文藝工作者與工農兵群眾結合。這一政策有其現實背景。大批知識分子從國統區進入延安，延安文藝因此具有較強的活力，但也存在作品脫離根據地生活、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隔離等問題。
《講話》對這些問題的解決方式，不是承認文藝作為相對獨立領域的價值，而是把文藝納入革命組織的總體目標。文藝被比作革命機器中的「齒輪和螺絲釘」，文藝工作者則成為文化戰線上的戰士。文藝的價值主要通過政治功能、群眾接受程度和革命效果來衡量。從制度關係看，文藝創作的合法性已經不再主要由作家個人、文學共同體或社會讀者決定，而是由黨的政治方向和群眾路線規定。知識分子可以創作，但必須在組織規定的方向中創作。
《講話》對知識分子提出的核心要求，是改變思想感情，向工農兵學習，克服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知識分子不再被視為天然具有文化領導資格的社會群體，而被視為需要改造、學習和組織化的對象。其知識和技能仍然有用，但必須通過政治訓練和群眾實踐獲得正當性。
這種身份改造包含兩層含義。第一，知識分子的生活方式、語言風格和審美趣味被置於政治審視之下。歐化語言、個人抒情、諷刺批評和自由討論，可能被視為「脫離群眾」的表現，不符合中共的政治需要。第二，知識分子的社會位置被重新定義。他們不能以獨立的社會代表身份發言，只能作為黨的文化工作者、宣傳者和教育者發言。
「向群眾學習」提高了群眾在文化生產中的象徵地位，但誰能代表群眾、什麼是群眾需要，仍由黨組織判斷。群眾只是一個幌子，知識分子通過黨的組織仲介與群眾聯繫，群眾性因而既是文化正當性的來源，也是組織權威的延伸機制。
延安文藝界的整風和審查，使知識分子面對清晰而嚴格的表達邊界。王實味的批評文章、丁玲等人的作品以及延安文藝界圍繞民主、個人、黑暗與光明的爭論，都體現了知識分子對現實問題的關注。其爭論並非簡單的「反革命」與「革命」的對立，而是涉及革命組織內部是否允許獨立批評、文藝是否可以表現社會矛盾、知識分子是否具有超越組織的道德判斷權等問題。
王實味後來遭受嚴重政治迫害，成為延安知識分子命運的象徵。這一事件，確立了一個以黨的政治路線為最高尺度的文化秩序，在這一秩序中，批評可以存在，但批評的合法性必須由組織確認；文藝可以表現現實，但不能動搖黨的領導和革命敘事；知識分子可以參與政治，但不能以獨立公共權威的身份與黨組織平行。
這一邊界的形成，決定了知識分子話語權的性質。知識分子仍然能夠寫作、教學、翻譯和宣傳，甚至可以在政策討論中發揮重要作用，但其話語更多屬於「執行性話語」而非「解釋性話語」。他們可以宣傳黨的理論，卻不能決定理論的最終方向；可以宣傳黨的政策，卻不能擁有對政策的最終評價權；可以表現人民生活，卻不能獨立界定「人民」的價值。從而喪失了傳統社會中讀書人和士大夫對社會價值的解釋權和話語權。
五、傳統士大夫與現代知識分子：話語權何以轉移
將「延安整風」放入中國政治傳統中觀察，可以發現一個重要差異。傳統皇權雖然擁有最高政治權力，卻不能完全壟斷思想。皇帝需要依靠宗法、地方士紳和行政官僚治理基層，也需要藉助儒家經典和禮法證明統治正當性。讀書人和士大夫在解釋經典、議論政事和地方教化方面擁有相對空間。政治權力必須通過倫理、禮法和地方網絡才能深入基層，皇權不能直接把每項意志轉化為基層規範。
因此，傳統社會形成了政治權力與思想權威既相互依賴、又並不完全重合的結構。即所謂政統和道統的相對分離。皇帝可以罷免官員，卻不能輕易消滅經典傳統；可以懲罰某個士人，卻難以改變社會評價。
「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個人與國家的關係不斷加強，家庭、宗族和地方共同體的相對獨立性逐步受到削弱。新文化運動批判傳統禮教和宗法秩序，以將個人從宗法家族和家庭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加入促進國家強大的革命中，國家主義遂成為現代中國政治動員的主流意識。「救亡圖存」要求個人服從民族國家，革命則進一步要求個人服從組織。
國家主義的擴張改變了知識分子的社會位置。傳統士大夫可以藉助宗族、地方和教育網絡保持一定社會基礎。傳統士大夫雖然具有階層局限，但通過鄉居、講學、族群和地方公益與民眾保持著密切的聯繫，對在地民眾有獨立而直接的影響力。而近代以來，知識分子與民眾不斷分離。知識分子接受新思想，反對儒家禮教，首先在價值上廣大民眾產生了分離。其次，他們進入城市，進入學校、報刊和政府機構，與農村社會的生活經驗逐步分離，而不再返回。因而喪失了對民眾，尤其是對農民的影響力。
同時，列寧式政黨的組織形式，使政治權力獲得了傳統皇權所不具備的基層滲透能力。黨員網絡、層級體系、文件制度和交通通信手段，使中共的政策能夠通過組織鏈條傳達基層，知識分子不再是政治權力與社會之間不可替代的仲介。因而中共進行土地改革，撇開了知識分子的仲介作用。土地改革的真正目的在於消滅農村的宗族勢力，建立中共政權在農村的基層組織。此後，知識分子就失去了一個棲身之所。這導致了知識分子只能完全依附於政權，在國家與政黨框架內尋找安生立命的位置。也因此完全失去了相對於政權本就不多的獨立性。
毛澤東的「稱聖」與知識分子話語權的被消除是同步發生的，此長則彼消。延安時期的組織控制能力尚不完善，基層社會也並非完全受中央直接控制。但黨組織已能通過幹部、學校、軍隊、報刊和群眾團體建立多層次聯繫，知識分子的仲介功能遂被組織化宣傳和教育體系部分替代。這解釋了知識分子話語權為何在「延安整風」後顯著減弱：不是知識失去價值，而是政治組織建立了替代知識分子仲介功能的機制。知識分子仍可參與文化生產，卻不再擁有獨立的社會權威。中共建政後的「反右運動」和「文化大革命」則是「延安整風」的繼續與深入，從剝奪黨內知識分子的話語權擴大到剝奪整個國家知識分子的話語權。毛澤東的思想權威性更為增強，而知識分子的話語權則被進一步被消除，而完全依附於政權。
結語
「延安整風」是毛澤東權威生成和知識分子政治處境改變的關鍵節點。通過學習、批評、組織調整、歷史敘事、幹部審查和文藝政策重建，中共黨內原有的多中心結構被逐步消除，毛澤東由革命組織中的核心領導人轉變為政治、思想和文化意義上的最高決策者和闡釋者。1943年的中央機構調整使最終裁決權獲得制度形式，1945年七大確立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則使個人領導與理論權威完成結合。所謂「稱聖」，正是對這一過程的概括：領袖不僅決定政治行動，也成為判斷思想正確與否的標準。換句話說，實現了道統和政統的統一，實現了「君師合一」。
知識分子話語權的喪失，是這一權威結構形成的另一面。傳統士大夫雖然服務於君權，但仍在經典解釋、地方教化和社會評價中擁有相對獨立的地位。「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國家主義和革命組織不斷削弱宗法、地方與傳統文化共同體的獨立空間；列寧式政黨又藉助嚴密組織和現代傳播手段，取代知識分子在政治權力與基層社會之間的仲介作用。「延安整風」最終把知識分子定位為黨的文化工作者，使其主要承擔宣傳、教育和執行功能，而不再擁有對政治理論和社會價值的最終解釋權。
這一變化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在新的環境下的產物。就歷次改朝換代，新政權崛起的演變軌跡來看，「延安整風」是毛澤東的「稱帝」時刻。但近代以來，中國受到列強的侵入和干預；執意將外部勢力趕出中國的決心驅使中國人必須建立一個比過去皇權統治更強大的政權。在這一驅動力下，「五四新文化」時期為了建立國家主義的意識形態而提出了要廢除宗法家族勢力，這一訴求最終由中共通過土地革命完成。而馬克思主義和列寧式政黨組織的引入則成為了實現國家主義的強大工具。中共因此成為實現國家獨立和強大的領導力量。在這一過程中，為了建立一個強大的政權，知識分子將思想價值解釋權拱手讓渡給了政黨和國家領導人。國家主義意識形態的建立主要由知識分子主導，知識分子自身要負首要責任。「延安整風」時期，毛澤東的「稱聖」和知識分子語語權被剝奪則由中共主導。兩者具有前因後果的關係。所以，「延安整風」不僅是中共推舉毛為「帝王」，還是推崇他為「聖人」的時刻。「延安整風」不僅是毛澤東的「稱帝」，還是毛澤東的「稱聖」，二者合一，毛澤東則被塑造為「偉人」。毛澤東對此自得意滿，其睥睨天下，傲視群雄的心態在他的《沁園春·雪》一詞中表露無遺：「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對過去的帝王不屑一顧。確實，毛澤東所具有的權力和思想權威超越了歷史上的任何一位帝王。然而，這一結果卻使中國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災難，至今尚被鎖定在國家主義的路徑之上，無法實現自由、平等和持續的繁榮。
毛澤東的「稱聖」，是中國歷史上的首次，深刻地改變了中國的政治文化。它既是傳統政治文化在新的環境下的進化，也極大地影響了之後的中共及中國的政治文化。在毛澤東之後，中共每一位實際上的黨魁都創建了一個以自己姓名命名或與自己綁定的理論或思想。中共黨魁被視為真理的化身，掌握著最高的話語權和解釋權。這是中國轉型為憲政民主的極大障礙。實現憲政民主，必須要求政治權力不得掌握思想話話權，兩者必須分離。話話權需要重新回到知識分子手中。傳統社會，道統與政統的相對分離，受限於皇權統治手段的不足。而現代中國，要實現政治權力與思想話話權的分離，則必須建立在大眾的理念之上；和不斷擴大和鞏固的私有財產制度作為基礎，如此，知識分子才有獨立於政權之外的生存和發展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