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69年的深秋，我從鄭州上車開始，堅持站到陽平關車站，終於候上了已預約了好久的座位。這9次特快，沒有出北京站就已經嚴重超員，加上火車一走上隴海線就例行的晚點，乘客都抱怨9次成了特慢車……我站了十八個小時，才疲憊不堪地坐在已完全屬於我的一尺見方上，合上雙眼，腿肚卻受寵若驚地哆嗦起來。我是仿效別人經驗，讓家裡來電報「母病重速歸」，也獲得了師里批准，回重慶探親去的。後來才知道，我走後不幾天，戰備就突然緊張起來，老大哥團隊還拉著遠射程加農榴彈炮，到山裡轉悠了好幾天，師里也新編入了一個反坦克炮團。
秋高，但氣卻不爽，華北乾熱得令人焦躁。過寶雞後，只見到秦嶺背陽處稀稀疏疏的一點雪，兩岸飛瀑的峭壁，露出久旱的干白來。底下是萎縮而又渾濁的嘉陵江。打從車窗灌進來的，是不帶絲毫潮味的風沙、細煤渣。13號車廂里氣味繁雜，煙氣、汗氣、臭屁氣，混合上行李架上大包里臘肉、香腸的熏油氣，在鐵皮罐子裡瀰漫。照例，送不來開水，也加不上涼水，不知何時才能透口新鮮空氣，也不知哪天人們才不會將肉製品運向天府四川（我只從鄭州買了20個母親愛吃的皮蛋）。聽說周總理在四川匯報工作和困難時，曾經挖苦地問：四川的雞蛋要幾角錢一個，請四川同志把雞蛋拿來看看，是不是四川的雞蛋要大一些？
沒有14號車廂，加掛在我們13號後面的無號車廂，是一節普通的硬座；極其幸運的是，它的乘客並不受超員的干擾，它顯然是不滿百人的包廂！它的乘客居然有一小半是小孩子，但車窗緊閉，和我們聯結的車門，也已緊鎖，13號的門也照鎖不誤，兩門間形成了一個「工」字型的隔離空間。我們車廂的人，都奇怪地談論這個無號包廂。在寶雞車站弄開水時，我憑著川音，向乘務員打聽到，那是一節運送「黑幫」及其家屬的專車；大概是某某部的壞幹部，在疏散的精神下舉家南遷。這些幹部，大多是40、50多的漢子、婆娘，比起矗立在北京展覽館前工農兵、紅衛兵聲討黑幫的泥塑群像中那個「走資派」，似乎要年輕一些。
那個「走資派」被概化成禿頂、大肚子，一雙玻璃珠子做的賊眼……
在陽平關車站，僅僅置換了一些旅客，上車的比下的還要多。立即，我的身邊就貼上一位候補旅客，我感到有一把硬邦邦的「盒子炮」頂住了我的腿彎……心中一陣煩躁，我微微放開眼來，見是一隻小提琴盒子。
我的貼身，趁我有些動靜的機會，用川味的普通話開腔了：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的（Li），同志，能不能讓一點點（DiDi）坐一下？
雖然他剛剛上車，我也無可奈何動一動，讓出了半尺坐椅邊。
這位貼身朋友30歲左右，小小個頭，黝黑、精瘦，穿一身自染的黃綠軍裝。是重慶的工人，我立即作出了判斷。感覺沒有欺騙我，這小個子不乏四川人特有的多舌善語，使得本「單元」的9個人，在行到廣元車站以前，就知道他的確是重慶某大兵工廠的銑工，在「大聯合」倒旗前夕，他是名聞川東的「重慶工人造反軍」宣傳隊的提琴手。1967、1968年的兩次武鬥，他都逃到成都。「九大」前後，社會上的武鬥平息，但生產尚未恢復，兩派還在單位里衝突，他和別人一起跑省委，去總後告狀，在成都市呆煩了，又到漢中親戚家住了兩個多月。
這把小提琴，是一把琥珀色的蘇州造，用人造絲的造反戰旗的一角小心地包著，下面壓了一本油印的流行曲譜，放鬆香和琴弦的小盒子裡，塞下了袖珍語錄本。他背著一個小黃挎包，繡著簇絨的「為人民服務」；裡面是換洗的內衣、面巾、牙膏。搪瓷杯上燒印有「向無產階級革命派致敬——××××支左部隊贈」。
看到小提琴，我的手指下意識地拳了起來，不禁想起自己的提琴。當初離開學校去部隊鍛鍊，擔心西洋樂器受人鄙視，沒有敢帶走，連同一些文革資料，放在運動里認識的工人家裡了；殊不知我進了團宣傳隊，居然可以用提琴演奏樣板戲，而且還常常參加師的宣傳隊上街演出。但平頂山市的樂器店沒有賣小提琴的（鄭州也沒有），我們只有玩蘇制手風琴，還是抗美援朝時裝備志願軍的，練習隊列歌曲，和板胡聯合伴奏樣板戲。
我的新同座安靜不了多久，就拿出了琴，小心翼翼地搽拭松香灰和塵土，背靠我的肩頭，撥弄出「敬愛的毛主席」，其後又是阿爾巴尼亞的「游擊隊之鷹」。不錯，他想過個乾癮，那時喜歡外國樂曲的人，都不言而喻地用阿爾巴尼亞歌曲——後來是羅馬尼亞歌曲，來過東歐乃至西洋樂的癮。
他也算是一隻游擊隊的百靈，在川東、川西，以至景山公園和國務院接待站，盤來旋去。海闊天空擺龍門陣的，呆立的站客、瞌睡的坐客被他撥弄的琴聲吸引。
火車開出成都已經是子夜。在成都上了好多重慶人，他們爭先恐後地給漂泊外鄉的我，講完兩派的告狀啦談判啦，已擠在地板上，相依入睡。連那個在資陽站外停車時，百無聊賴地把烤蕃薯扔到路基下老農臉上的惡少，也坦然入睡了。那可憐的老農，他高高捧上本想賣出一毛錢的蕃薯，滿臉無奈，就像那捧只空碗的老農表情——羅中立那幅油畫《父親》裡的。
夜車似乎更如悶罐子，還有臭蟲在活動。我也失去了睡意。長途旅行，長時間缺水，長久不去小解，兩夜不睡，洗不上臉（滿臉油汗、煤灰），釀成無名的低熱。在昏暗的燈光下，我的鄰居也沒有睡，他放在膝蓋上的手，時而在揉弦，時而在換把位，兩眼微合，也算是自得其樂吧。
我想，他是無法離開這把琴了，哪怕是武鬥，是進「學習班」，還是遷徙流離，還是露宿車站廣場，伴隨他的，除了語錄本，就是這把提琴了。他比那走南闖北的紅衛兵，就多了一把琴。
後來的人們，還知道當時的音樂也能給予人們以力量嗎？
我第一次在鄉下打擺子，連續一周高燒38度以上，傻得不知用藥，僅僅靠聽收音機里播放的鋼琴協奏曲《黃河》來支撐自己。人們在文藝的荒野中進行文明的辯論時，總要選用最適合的語錄樂曲來開路；最文明和禮貌的辯論，甚至不用語言文字，而相互奏一支樂曲來示意與回敬。就像四川小鄉場中，在陰丹士藍長衫袖子裡摸手「談」生意一樣的矜持、灑脫。每每在政治圍剿或孤軍奮戰的自持中，你可以從深夜傳出的《紅梅贊》、《西江月·井岡山》的幽咽黑管或薩克管聲里吸取奮起的力量。而在武漢那最野蠻的武力進攻前，你可以聽到對方用上了《七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銅管樂來鼓舞士氣。
事後，我們不少當事人，會爭搶說：這曾經是一個毀滅了文化的「革命」。大家似乎遺忘了，人們在爭取與抑制中，確實也感知過時代與文藝的脈搏的頻率，感到一種諧和，也曾狂醉地求得過某種藝術的寄託。那曾是炙熱的、高節奏的，快板（Allegro）緊擊的時代。只是小提琴的獨自奏鳴，確實是少見了。惆悵、憂鬱、纏綿的琴聲早已經銷聲匿跡。能為萬人共鳴的旋律，已經融入風行一時中西合璧的，交響樂的天庭呼嘯中。
咸酸的欲望終於衝出來，促使我按住那有節奏的手：「能拉一支曲子嗎」？他似未從養神中醒過來，迷茫地說：「行啊……」；「到哪裡去拉，手都伸不開呀」！但他慢慢緩過神來，向腰間摸去，露出欣喜、得意的神色。他給我看一串鑰匙、多用小刀，還有一把鋁合金的小工具，一頭是三稜柱。於是，他用尖尖的下頜點點車尾。
我們小心翼翼地從過道里熟睡的人身上「飛」過去，終於到頭——到那從未開啟的玻璃門前。無號車廂那邊燈火通明，「陪送」人員也已入睡。他熟練地旋開了車門，我們閃入了車廂尾那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的真空地帶，又回身輕輕地把門鎖死。多好的一間音樂廳，連車輪與鐵軌的撞擊聲，頓時也收斂下來。
在緊鎖的、冰涼的茶爐前站定，他取出提琴，試試弦音。「聽什麼呢？『草原上的紅衛兵』，還是『北風吹』、『娘子軍』」？
「不，來一段《梁祝》吧」！我站在這神聖的、革命與「反革命」的兩箱之間，不加思索地答道。
「《梁祝》嗎！我已經三年沒有敢拉了」！銑工那黝黑的小臉綻放出詫異與難言的驚喜。造反軍的宣傳隊當然是不會演奏這個的，那陣誰敢自討沒趣？
三年算什麼？我已經五年半沒有聽過了。自從1964年夏湖北省委宣傳部通知封存了「問題唱片」（我親手去執行的，當時我在院廣播台作文藝編輯）。
他左手托起提琴，顫抖著的弓子，遲疑地拉出一段平緩的過門，之後，漸漸綻出初春的苞芽來，就像一位恬靜、羞澀的少女，傾吐出久違的旋律。那窄窄的門道仿佛漸漸地消失，變成了寬大的舞台，昏暗的舞檯燈光在緩緩地增強……我的琴手屹立在唯一的聽眾前，以異樣陶醉的神情，把臉頰貼了上去。
多麼真切、細膩的，從容不迫的述說（Parlando），又是悱惻、纏綿的迴旋，勾出一線甜絲絲的清泉，滲入龜裂的心田。我不由得閉上雙眼，腦海里浮現出俞麗拿在廣場上演奏的形象。
又滑進了主旋律，似行雲流水，像柳暗花明，如相識燕歸，大自然的帷幕在無聲地開啟。好一幅百花齊放春光明媚的絢麗場景。男歡女喜的雀躍，在回生的滯疑後與琴手技藝復歸的跳弓中，終於呈現開來。Giocoso！俞麗拿的神色也開朗起來。但不知是樂曲創作緣故還是小個子演奏的問題，音色總有些脫出江南情愫，揉入了華北的粗獷氣質，有些白羊肚手巾紅腰帶的秧歌味。
游移已轉入清新、流暢和嫻熟；是明淨與透徹，是銷魂的默想。惟有小提琴才能表現的幽雅、溫柔，在耳語般細膩地吐露昔日的戀情。欣賞音樂似做瑜珈功，她洗滌和疏通了我的脈絡，內省、復歸，一種涼爽、冷靜的領悟，好像在擺脫不了的夢魘中尋回了故我。終於，一陣酸楚撥響了滯後的心弦，心靈里似乎迴響起《紅色娘子軍》中清華來到紅區那一段清新、明快而有深情的大小提琴交相輝映的對話，弄不清楚是「梁祝」和「娘子軍」，還是樂曲和我；只有旁白依然在說「這清涼甘甜的椰子水，浸透著……」。真奇怪，這「才子佳人」的情懷居然與現代革命文藝也能相互提攜？我在與誰神通？
我的琴手正努力去囊括管樂隊與獨奏小提琴的對話。本來應該用黑管吹出的一段憂鬱的旋律，現在用提琴表現出沉默、低緩，求索而又困惑不解。他時而泯嘴苦笑，時而欣喜陶醉，時而轉入陰沉。另一段樂曲，在印象中好像也是由管樂來表現的，給人以不詳、不穩定的徵兆。他不成功地拉出了命運的挑戰，厄運的狂飆，摧殘與抗爭，他將弓根沉沉壓在G弦與D弦上。這是《梁祝》中不那麼為人共傳的一小段。他尖瘦的右頰顯得特別嚴峻；車門的玻璃，微微地影射出異側同樣的神情。他似乎也在竭力去鉤回久違的記憶。
我們都在「鉤沉」。我們曾經克制了自己的什麼呢？
突然我想起大鬍子同志的言論集裡，在1960年代初給古巴文藝工作者的講話：革命的藝術家為了革命，能夠犧牲掉哪怕是自己原來崇尚的藝術精神。在過去嘲笑這頗有些狂熱的革命家時，我也始終記得這名言，也曾經相信這大概是思想脫胎換骨改造的真諦，並用這個來約制自己。延安整風和文化革命，大概都要犧牲小資產階級知識階層的藝術感情的。自我克服本身也許也是一種文化進步？呵，是的！已克制了很多很多。好像在1966年10月，文藝界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晚會上，剛從牛棚中被搭救出來的郭蘭英，在造反派的鼓掌歡呼聲中，一支又一支地高唱拿手好歌：「白毛女」、「小二黑」、「劉胡蘭」、「一條大河」——激勵過兩代人的歌曲。她戴上了一頂舊軍帽，蓋住被惡意剃的陰陽頭。而造反派一再請她唱《南泥灣》，她卻含笑婉拒。後來紅衛兵們才反應過來：因為作曲者是文藝界的「大黑幫」，正在「牛棚」中。剛「出棚」的她，雖然未徹底平反解放，但她要革命，要克制，要與黑幫和過去劃清界限……
我的工人琴手在挽回逝去的什麼？是英台妹和梁兄在紅塵的眷戀嗎？
只有我一個聽眾在這麼胡想，也只有鐵路沿線偶爾掠過的茅草屋中搖曳的桐油燈，在回答我。有人這麼晚還沒有睡？我想起中學時光，那打著火把的山路夜行和通宵達旦的大隊集會，那油燈下，通宵響徹的會計算盤珠子撥弄的聲音。
他好像少了一些曲段，我也的確記不清了。這曾經是陽春白雪的，也是雅俗共賞的。在50、60年代，往往以萬人滿巷的廣場演出推了出來。第一次在重慶解放碑前就是廣場演出，為此，我們偷偷地逃了晚自習。
列車在通過一連串的岔道，一陣陣猛烈的「側滑」把我來回甩動。他似乎也正藉助悲咽、聲嘶的運弓，來回答大提琴發出的哀鳴。我努力去追趕自己生僻的旋律，也去追逐飛逝的追念。好像在乍醒時希望抓住逃逸的夢境。不過他已經很快地越過這一大段，在我們的演出廳里呈現了樂曲的「白板」，他終於疲憊不堪地垂下雙臂。
頓時，鋼與鐵有節奏的碰撞，竟也喧囂塵上，顯示了它們固有的存在。沉靜中重現了一線希望。
在追憶中，梁、祝又色彩斑斕地撲翅齊飛，回到這兩平方米的音樂廳。他們在毀滅中奪回了永生。但單薄的一把提琴，自然不能渲染那交響樂隊的博大了。
「啪」！
晶瑩的一滴，砸在油光的琴面。不會是汗水吧？我們的汗水已耗光了。他慢慢地把身子向車門轉過去，想掩飾什麼，但夜空下的車門玻璃，毫不留情地反射出他面頰上的涓涓細流……
我一陣酸楚，為了掩飾自己，也轉過身去，希望我什麼也沒看見。恰好，在「14號」的玻璃門那邊，一個七八歲的小男孩，大概剛剛解了手，或者出於對13號的好奇，趴在門上，鼻子尖都壓得扁平的，正茫然地注視著我。
《記憶》2013年7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