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時代前傳：胡錦濤被遺忘的黑歷史
開場
Hello，大家好，我是愛思考重邏輯的妖妖醬。這是我們油管節目的文案，不喜讀長文的朋友，歡迎看油管視頻。
2022年10月22日，中共二十大閉幕式在人民大會堂舉行。胡錦濤伸手去拿桌上的文件，旁邊的人把文件按住。兩名工作人員半扶半架地讓他離開座位。他停下來，對習近平說了幾句話，習近平沒有回應；又拍了拍李克強的肩膀，李克強沒有回頭。隨後，胡錦濤被帶離會場。
很多人把這一幕看作胡錦濤時代的葬禮，也因此開始懷念那個經濟高速增長、領導人按時交班、網絡似乎還有一點空間的年代。
但如果認真梳理胡錦濤執政的十年，那些正在被遺忘的黑歷史並不難找。你會看到一個與「溫和、克制、不折騰」截然不同的胡錦濤。
今天，讓我們重新認識這位被習近平襯托成「溫和派」的前任。
第一章真話的邊界
2003年4月3日，衛生部長張文康在國務院新聞發布會上宣布，北京只有十二例非典病例，其中三人死亡，形勢已經得到有效控制。面對一名戴著口罩的外國記者，他甚至笑著說，在北京戴不戴口罩都安全。
七十一歲的蔣彥永坐在電視機前，越聽越憤怒。他是解放軍301醫院的退休外科醫生，剛剛向三家軍隊醫院核實過數字：301醫院有四十六名病人，302醫院有四十名，309醫院有六十名，其中七人已經死亡。北京官方公布的全部病例，還不到一家醫院實際收治人數的三分之一。
第二天，蔣彥永寫了一封八百多字的信，發給中央電視台和鳳凰衛視。他在信里列出自己掌握的數字，指責張文康丟掉了一名醫生最基本的職業道德，並聲明自己願意對信中的內容負責。
兩家電視台都沒有播。四天以後，外國記者找到蔣彥永，信的內容才傳到全世界。北京隱瞞疫情的真相再也壓不住了。衛生部長張文康和北京市長孟學農隨後被免職，此後，官方每天公布疫情數字，大批病人被集中收治。
這時候，胡錦濤擔任總書記才五個月，溫家寶出任總理也不到一個月。新領導層處理非典的方式，讓很多人第一次產生了「胡溫新政」的想像：他們似乎願意承認錯誤，也願意容忍說真話的人。
同一年，《南方都市報》披露了孫志剛在收容站死亡的真相。輿論最終推動國務院廢除收容遣送制度。一個醫生揭穿疫情，一個年輕人的死亡改變惡法，胡錦濤就這樣得到了一個「開明」的光環。但胡溫的開明，從一開始就有禁區
2003年12月，胡錦濤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提出新聞宣傳要「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後來人們經常用這「三貼近」證明胡溫時代的開放。可在同一次講話中，胡錦濤也把邊界說得更加清楚：「黨管宣傳、黨管意識形態」，任何時候都不能動搖。
所謂「貼近群眾」，從來不等於媒體屬於群眾。新聞可以揭露一些問題，但解釋問題的權力必須留在黨手裡；記者可以幫助中央發現地方官員的過錯，卻不能把媒體變成一種獨立的社會力量。
民眾總是選擇性記住了「三貼近」，卻在黨媒的宣傳中忽略了胡錦濤設下的邊界。
蔣彥永很快就碰到了這條邊界。
2004年2月，他又寫了一封信。這一次，他要求中共重新評價1989年北京那場流血鎮壓。蔣彥永在信中回憶，那個夜晚，他所在的301醫院在兩個小時裡收治了八十九名傷者，其中七人沒能活下來。他親眼看見沒有武器的學生和市民被送進急診室，因此要求中共承認錯誤。
第一封信讓蔣彥永成為英雄，第二封信讓他失去了自由。
6月1日，蔣彥永和妻子準備前往美國大使館辦理簽證。還沒有到達，兩人便被帶上一輛裝甲車，送往秘密地點。妻子兩個星期以後獲釋，蔣彥永被關了四十九天。沒有逮捕證，沒有審判，也沒有一項公開罪名。官方給出的說法，是軍隊正在對他進行「幫助和教育」。
所謂幫助和教育，就是每天接受政治學習，再寫七頁思想匯報。負責看管他的人要求他承認，給中共領導人的那封信是政治錯誤。蔣彥永連續一個月交出幾乎相同的答案，拒絕改變自己對那場鎮壓的判斷。
七個星期以後，他終於回到家中，但自由並沒有回來。接受採訪、會見訪客、離開北京和出國，都要得到軍方批准。此後，他長期受到軟禁和出行限制。直到去世，他的名字仍然是中國網絡上的敏感詞。
蔣彥永的兩封信，準確劃出了胡錦濤允許說真話的範圍。
真相一旦指向這個政權本身，說真話的人就從英雄變成了需要被「教育」的對象。在胡錦濤眼裡里，真相不是公民擁有的權利，而是最高權力根據需要使用的工具。
《南方都市報》的記者們很快也明白了這一點。孫志剛報導為胡溫新政贏得了掌聲，這份報紙的管理層卻付出了另一種代價。2004年3月19日，法院以分配單位獎金為由，分別判處喻華峰十二年、李民英十一年。二審雖然改為八年和六年，兩個人仍然被送進監獄。同一天，報社總編輯被警方帶走，關押五個月，最終沒有受到起訴，卻再也沒有回到原來的位置。
2006年，類似的場面又出現在《中國青年報》。旗下《冰點》周刊發表袁偉時的文章，質疑歷史教科書對近代史的敘述。文章刊出十三天以後，《冰點》被勒令停刊，兩名負責人被撤職。一個多月後，刊物獲准復刊，但原來的編輯沒有回來。復刊第一期用整版篇幅發表的，正是一篇批判袁偉時的文章。
這就是胡錦濤時代媒體控制最迷惑人的地方。胡溫確實留下過一點新聞空間，社會也記住了那一點空間；但當報導產生全國影響，或者記者試圖把偶爾開放的空間變成一項穩定的新聞權利，最高權力就會迅速下手。抓走幾個媒體人，撤掉幾個負責人，讓整個行業看見越線的代價，其他編輯部自然會學會沉默。
傳統報紙還可以通過撤換負責人重新控制。可就在這幾年，網際網路迅速普及，每天都有數以千萬計的中國人登錄論壇、開設博客、轉發新聞。胡錦濤接下來要解決的問題，是怎樣把編輯部里的那條紅線搬到每一台電腦上。
第二章高牆落成
2005年3月16日下午三點，許多清華校友像往常一樣打開水木清華BBS，屏幕上卻出現了一行紅字：「從即日起，BBS水木清華站由開放型轉為校內型，限制校外IP訪問。」
這個已經運行十年的論壇，最多時有兩萬多人同時在線。人們在這裡談校園生活，也討論新聞和社會問題。限制生效以後，百分之八十二的用戶無法登錄。一個月後，伺服器被學校接管，一百五十一名版主集體辭職。差不多同一時間，北大未名、南京大學小百合等高校論壇也轉為校內訪問，要求實名註冊。
那時的中國網際網路，還沒有今天這樣完整的平台審查系統。論壇就是最活躍的公共空間，大學BBS尤其聚集了大量受過教育的年輕人。胡錦濤政府先向這些論壇下手，把彼此相連的公共空間重新變成學校可以控制的內部公告欄。
2006年1月，Google推出中國版搜尋引擎Google.cn。為了進入中國市場，Google同意按照北京提供的規則過濾搜索結果。每當用戶查找某些內容，頁面底部便會出現一行小字：「據當地法律法規和政策，部分搜索結果未予顯示。」
這行字成為一代中國網民的共同記憶。它第一次如此直白地告訴用戶：你要找的東西確實存在，搜尋引擎也知道它在哪裡，但是有人不允許你看見。
一年以後，胡錦濤在中南海給出了答案。200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網際網路專題學習，胡錦濤親自主持。他提出，要「掌握網上輿論主導權，提高網上引導水平」，還要「淨化網絡環境」。他要求各級政府同時使用法律、行政、經濟、技術、思想教育和行業自律等手段，並建立專門的管理隊伍、輿論引導隊伍和技術研發隊伍。
這不是一句臨時應付某次輿情的講話，而是最高層確定的網絡控制方案。刪帖只是最簡單的一步。網站負責自我審查，地方政府建立隊伍，技術公司負責過濾，宣傳部門負責引導，公安機關負責找到不肯閉嘴的人。網際網路可以發展，但輿論主導權必須留在黨手裡。
胡錦濤當時最重要的政治口號，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當帖子被刪除、論壇被關閉，網民不再直接說自己遭到審查，而是說內容「被和諧了」。很快，「和諧」又被寫成讀音相近的「河蟹」。一隻橫著爬、揮舞鉗子的螃蟹，從此成了網絡審查的代號。
胡錦濤本來想用「和諧」定義自己的時代，中國網民卻用「河蟹」記住了他。
2009年1月5日，國務院新聞辦、工信部、公安部等七個部門發起「整治網際網路低俗之風」專項行動。入口網站被逐批點名，博客、論壇和個人網站大量關閉。到當年6月，官方宣布已經關閉四千多家網站。
就在這場整治中，一種名叫「草泥馬」的動物突然出現在百度百科和各大論壇。它生活在「馬勒戈壁」，最大的敵人就是「河蟹」。網民為它製作兒歌、動畫和偽紀錄片，讓這群動物在戈壁上抵抗河蟹入侵。
所有人都聽得出這些詞的諧音，卻很難僅憑字面給它定罪。草泥馬不是一個單純的粗俗笑話，而是中國網民在審查中發明的一套政治語言：不能直接罵，就用一隻動物代替；不能直接說審查，就說河蟹來了。說話的人好像在開玩笑，聽得懂的人都知道他在反抗什麼。
但語言遊戲擋不住越來越高的牆。YouTube在2007年10月第一次遭遇整站封鎖，幾天後又恢復。你沒聽錯，今天必須翻牆才能看的油管，當時在大陸大部分時間還能直接登錄。2009年3月23日晚，中國大陸訪問YouTube的流量迅速下降，第二天接近於零，此後再也沒有正常恢復。
兩個月後，工信部又準備把過濾系統推進到你書房裡的個人電腦。5月19日發布的文件規定，從7月1日起，所有在中國生產、銷售以及進口的電腦，都要預裝一款名叫「綠垻—花季護航」的軟體。中央財政為此支付了四千多萬元。
官方說，綠垻只是為了保護青少年免受不健康內容影響。研究人員測試軟體後，卻發現它還會過濾政治和宗教詞彙，可以在用戶沒有得到提醒的情況下更新敏感詞名單，甚至會關閉瀏覽器、電子郵件和文字處理軟體。更嚴重的是，程序存在安全漏洞，黑客可能藉此查看屏幕、複製文件，甚至遠程控制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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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垻意味著網絡審查不再只設在國際出口和網站伺服器上，而要直接裝進每個人買回家的電腦。計劃引發中國網民、電腦廠商和國際企業的強烈反對。6月30日晚，距離強制預裝只剩幾個小時，工信部宣布推遲實施。綠垻沒有完成全國鋪設，但它讓人們第一次看清，北京希望把審查推進到什麼位置。
就在綠垻爭議最激烈的時候，境外社交媒體開始從中國網絡上消失。2009年6月2日，64事件二十周年前夕，Twitter第一次遭到全國封鎖。短暫恢復以後，7月初再次被封，此後一直無法正常訪問。Facebook則從7月7日開始在中國大陸大面積消失。
7月初的全面封鎖發生在烏魯木齊衝突以後。此前，廣東韶關一家玩具廠流傳出針對維吾爾工人的虛假指控，引發漢族工人圍攻。兩名維吾爾工人死亡，一百多人受傷。7月5日，烏魯木齊最初舉行的是要求調查韶關事件的和平示威，隨後演變成嚴重的族群暴力。維吾爾人襲擊漢族市民，漢族人隨後也展開報復，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數是197人。
胡錦濤政府對這場悲劇的回答，是讓整個新疆從網際網路中消失。網絡、手機簡訊和國際長途電話被大面積切斷。當地商人無法收發訂單，有人不得不到鄰近省份發送郵件。直到當年12月底，新疆居民才獲准登錄新華網和人民網，而且不能留言、不能進入論壇，也不能使用郵箱。
2010年5月14日，新疆才恢復完整的網際網路服務。整整十個月，七百多萬網民被切斷與外界的正常聯繫。Facebook和Twitter卻沒有隨著新疆恢復網絡通信而解封。一次以緊急狀態為理由的封鎖，變成了覆蓋全國、長期存在的新邊界。
Google很快也走到了這條邊界面前。
2010年1月12日，Google公開宣布，公司和二十多家美國企業遭到來自中國的網絡攻擊。調查還發現，一批中國人權活動者的Gmail郵箱長期遭人入侵。Google同時表示，不願再繼續審查Google.cn的搜索結果，並準備與中國政府談判。如果無法提供不受過濾的搜索服務，它將退出中國市場。
第二天，北京氣溫在零下十度左右。人們陸續來到中關村的Google中國辦公樓前，在彩色標誌旁放下鮮花、蠟燭、卡片和白酒。有人寫下「谷歌，真漢子」，有人寫「珍重，再會」，還有人留下了一本英文版《1984》。一家網際網路公司可能被迫離開中國，送別它的人卻像在提前參加一場葬禮。
園區保全很快開始清走鮮花，並告訴後來的人，獻花需要得到有關部門批准，否則就是「非法獻花」。這個荒誕的新詞當天傳遍網絡，相關帖子和百科詞條隨後又被刪除。「非法獻花」本身，也被列入了不能正常搜索的內容。
兩個月的談判沒有結果。北京時間3月23日，Google停止審查Google.cn，把中國版搜索服務轉到香港。中國用戶再次輸入網址，頁面上只剩下一句話：「歡迎您來到谷歌搜索在中國的新家。」
四天以後，《重慶晚報》刊出一篇《網絡神獸古鴿遷移記》。文章把Google寫成一種來自美國加州的「搜索隱禽（引擎）」，因為無法抵抗天敵「河蟹」，只能舉族遷往中國南方的一個港口。Google所在的中關村變成了「鳥關村」，百度則被寫成一種即將稱霸中國的「毒鳥」。
這篇文章沒有直接出現一句政治批評，卻讓所有讀者都看懂了。文章很快被網站刪除，中宣部隨後將它定為「嚴重政治差錯」，要求其他媒體不轉載、不報導、不評論。
從「河蟹」到「草泥馬」，再到「古鴿」，中國網民的表達似乎越來越幽默，實際上卻是正常說話越來越困難。每多發明一個諧音詞，就意味著又有一句話不能直說。
防火牆技術並不是從胡錦濤上台那天才出現，但在他執政的十年裡，它完成了最關鍵的轉變：從過濾幾個詞語，發展到封鎖整個平台；從限制一所大學的論壇，發展到切斷一個自治區的網際網路；從要求中國網站刪帖，發展到要求全球最大的科技公司接受審查，否則就離開中國。
2014年，習近平政府進一步切斷中國大陸用戶對Google香港搜索、Gmail等境外服務的訪問。但在習近平上台以前，YouTube、Twitter和Facebook已經在胡錦濤時代遭到長期封鎖；Google也因為北京堅持審查搜索結果，被迫在2010年把大陸搜索服務遷往香港。習近平把牆修得更高、更密，胡錦濤則完成了把中國網民關進牆內的關鍵基礎工程。
第三章公園與空椅
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前，當局宣布在紫竹院公園、日壇公園和世界公園劃出示威區域。任何人只要提前五天申請，得到公安機關批准，就可以在那裡合法表達訴求。這個安排被當作中國履行奧運承諾、尊重表達自由的證據。
整個奧運期間，北京公安共收到七十七份申請，涉及一百四十九人。官方最後宣布：七十四份經過「協商」後撤回，兩份因為手續不全被暫停，一份不符合法律規定。批准的數量是零。
七十九歲的吳殿元和七十七歲的王秀英，因為住房在2001年被強拆，想在奧運示威區申訴。兩位老人接連四次前往北京市警局辦理手續，第一次便被盤問了十個小時。8月17日，她們收到一份日期寫著7月30日的決定書：以「擾亂公共秩序」為由，勞動教養一年。
兩人當時沒有被送進勞教所，而是留在家中受監控；一旦違反限制，就可能被立即收走。第二天，她們又去遞交申請，警察告訴她們：既然已經被勞教，就沒有資格申請示威。
這套程序的荒謬之處正在這裡。政府先告訴世界，中國公民可以依法示威；兩位老人相信了，認真填表、反覆申請；隨後，同一套權力又用們的申請證明她們需要被勞教。公園是真的，申請表是真的，法律條文也是真的，唯獨依法表達的權利是假的。
北京奧運是胡錦濤政權向世界展示「盛世中國」的頭號國家工程。2008年6月27日，胡錦濤主持政治局會議，親自部署奧運籌辦最後階段的工作，會議明確要求進一步加強安全保衛。北京為此動員了五萬名警察，以及一百多萬名民兵、巡邏隊員和安保志願者。所謂「平安奧運」的政治標準，不是抗議者能夠安全表達，而是所有抗議都不能真正發生。
同一年，四川地震讓這種邏輯更加刺眼。地震發生兩個小時後，溫家寶飛往四川。接下來的幾天，他穿著皺巴巴的白襯衫，蹲在廢墟旁指揮救援，對著被掩埋的孩子喊話。電視台反覆播放這些畫面，一個親民、流淚、和普通人站在一起的總理形象由此達到頂峰。
5月18日，胡錦濤也站在什邡市鎣華鎮的救援現場，高聲喊出：「任何困難都難不倒英雄的中國人民！」對胡溫來說，這場災難同時成了一次巨大的政治宣傳：溫家寶負責展示親民，胡錦濤負責展示堅強，官方媒體則把救災拍成胡溫政府「以人為本」的證明。
真正的考驗，不是領導人在鏡頭前流淚和喊話，而是鏡頭離開以後，遇難學生的父母能不能追問責任。記者一度獲准進入災區，但當人們開始追問，為什麼那麼多學校垮了，周圍一些建築卻還站著，這種自由便迅速結束。
四川德陽的一名中學教師劉紹坤走訪災區，拍下倒塌校舍，把照片和對工程質量的質疑發到網上。6月25日，他被帶走，理由是「散布謠言，破壞社會秩序」，隨後收到勞動教養一年的決定，沒有公開審判，也不需要法院判決。
胡錦濤時代允許你拍攝災難，卻不允許你追問災難為什麼發生；允許你讚美救援，卻不允許你追問那些學生為什麼會死在本應安全的教室里。
2008年12月8日，作家劉曉波在北京被帶走。《零八憲章》原定兩天後公開；因為劉曉波突然被捕，文件提前流出。最初參與聯署的有三百零三人，他們主張言論、結社和宗教自由，要求司法獨立、民主選舉和憲政改革。沒有武器，沒有地下組織，只有一份文件和一串簽名。
劉曉波被帶走十天後，胡錦濤在人民大會堂出席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周年大會。他在講話結尾說：「只要我們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就一定能夠實現目標。中國社會後來常常只記住「不折騰」三個字，覺得這是一位謹慎溫和的領導人對安穩生活的承諾。
但把這兩件事放在一起，意思就完全不同。胡錦濤所允許的改革，是共產黨繼續掌權之下的經濟改革；劉曉波提出的政治改革，則屬於必須被消滅的「折騰」。前者可以在人民大會堂慶祝，後者連討論都要付出自由的代價。
2009年6月，劉曉波被正式逮捕。12月23日，審判只用了幾個小時；聖誕節當天，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判處他十一年有期徒刑，並剝奪政治權利兩年。判決書列出的核心證據，是他寫過的六篇文章、參與起草的《零八憲章》，以及他利用網際網路傳播這些文字。
胡錦濤政權用一次正式審判，把一個只發表文章、參與起草文件的人送進監獄十一年，也把自己對「改革」的真實邊界寫進判決書：經濟可以開放，市場可以擴大，奧運會可以邀請全世界政要；但誰若要求權力接受選票、法律和言論的約束，誰就會被當成國家的敵人。
2010年10月8日，諾貝爾委員會宣布把和平獎授予劉曉波。兩天後，劉霞到錦州監獄探望丈夫。劉曉波哭了，他說這個獎應該獻給1989年北京鎮壓中的死難者。
劉霞回到北京，隨即失去自由。她的電話和網絡被切斷，訪客被攔在門外。她沒有被起訴，也沒有收到任何判決，卻被警察看守在家中。
兩個月後的12月10日，挪威奧斯陸市政廳舉行頒獎儀式。舞台中央擺著一把藍色椅子，椅子上放著證書和獎章，卻沒有領獎人。劉曉波正在遼寧錦州監獄服刑，他的妻子也被困在北京家中。
那把空椅子的畫面傳遍世界，在中國卻迅速遭到封鎖。網站刪除圖片，搜索受到限制，連「空椅子」也成了需要小心使用的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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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北京三個空蕩的示威公園，與2010年奧斯陸那把空椅子，構成了胡錦濤時代最準確的一組政治肖像：權利可以寫進憲法，可以印在奧運承諾里，也可以圈進三座公園；但真正走進去的人，會被權力從公共生活中抹去。
劉曉波足夠有名，世界至少看見了那把椅子。更多沒有名氣的上訪者，什麼都不會留下。他們在火車站和街頭被攔住，被塞進汽車，送進沒有招牌、沒有手續、也沒有人承認存在的房間。
收容遣送站的牌子已經摘掉，胡錦濤的黑監獄卻開始營業。
第四章黑獄生意
2009年7月31日，二十一歲的安徽姑娘李蕊蕊第一次來到北京上訪。四天以後，她被阜陽市駐京辦的截訪人員找到，送進北京南站附近的聚源賓館。
那裡雖然叫賓館，住客卻不能自由進出。建築內已經塞進七十多名來自各地的上訪者，身份證和手機被收走，門口有人看守。他們沒有收到拘留證，不知道要被關多久，也不知道自己究竟違反了哪一條法律。
8月4日凌晨，李蕊蕊遭到一名看守性侵。天亮以後，幾十名上訪者衝出賓館，陪她到派出所報案。陪同報案的人一度被扣住，李蕊蕊則被送回安徽。當地幹部答應幫助她討回公道，同時要求家屬看住她，不要再到北京。
事件鬧大以後，涉案看守徐建投案。年底，北京法院判處他有期徒刑八年，賠償李蕊蕊經濟損失兩千三百元零九毛。但判決書只處理了性侵，沒有回答一個更重要的問題：是誰把一個沒有犯罪的年輕女人關進賓館？阜陽市駐京辦憑什麼在首都設立關押上訪者的場所？裡面另外七十多人又是誰抓來的？
這些問題沒有進入法庭。徐建坐了牢，聚源賓館背後的截訪系統卻毫髮無損。國家懲罰了一個越過界線的看守，卻沒有追究是誰把李蕊蕊送到了他手裡。
這套系統的前身，是收容遣送。2003年，孫志剛死在廣州收容站以後，國務院宣布廢除收容遣送制度。公開掛牌的收容站不能再隨意關押沒有本地戶口的人，這成為胡溫新政最著名的開明標誌之一。
但制度被廢除，不等於製造這套制度的權力邏輯被廢除。地方政府仍要阻止上訪者進京，公安系統仍要控制所謂「不穩定人員」，幹部也會因為轄區內出現大量進京上訪者而受到通報、扣分和追責。
2005年，溫家寶簽署新的《信訪條例》。文件開頭寫著「保護信訪人的合法權益」，實際執行中最重要的變化，卻是把原來的「分級負責，歸口辦理」，改成「屬地管理、分級負責，誰主管、誰負責」。
這句話聽起來像是明確責任，放進中共的幹部考核體系就變了味。一個人到北京控告縣裡的官員，北京不會替他調查，而是把人和材料交回原籍處理。被控告的地方政府，既要處理冤情，又要為這個人成功進京承擔政治責任。對官員來說，最快的辦法不是解決問題，而是解決提出問題的人。
2008年12月，胡錦濤在改革開放三十周年大會上說：「發展是硬道理，穩定是硬任務；沒有穩定，什麼事情也辦不成。」
當穩定成為壓倒一切的硬任務，上訪人數便不再只是社會問題，而是考核幹部能不能守住地盤的政治指標。胡錦濤政權一邊要求「屬地負責」，一邊追究進京上訪，等於把截訪任務層層壓給地方。各地於是在火車站、國家信訪局和中南海周邊布置截訪人員。
他們先把上訪者送到馬家樓等接濟場所，由各地駐京辦辨認和領走。公開的強制收容不能再用，地方政府便租下賓館、招待所、養老院、廢棄廠房和普通民宅。門外沒有牌子，截訪人員沒有警察編號，更沒有任何法律手續。後來，人們把這些地方叫作黑監獄。
2009年，人權組織訪問了三十八名曾被關進黑監獄的上訪者。有人被毆打，有人被沒收申訴材料，還有一名十五歲女孩因為替殘疾父親申訴，被從北京街頭抓走，在甘肅一家養老院關了兩個多月。地方政府通常按照每名上訪者每天一百五十到兩百元，向黑監獄經營者支付食宿和看管費用。
只要能夠抓到人，非法拘禁就可以賺錢。黑監獄由此不再只是地方幹部的臨時辦法，而是迅速長出了一條商業鏈，成了一門生意。
2010年9月，《財經》曝光北京安元鼎保全公司。這家公司與各地政府和駐京辦簽訂所謂「特保護送服務合同」，派人尋找上訪者，收走手機和身份證，關進自己控制的院落，再用車輛押回原籍。一名廣西上訪者回憶，看守告訴她，地方政府為了把她帶回去，要向這家公司支付三萬元。
安元鼎擁有三千多名保全。2007年，公司營業收入是860萬元；到2008年，已經增長到2100萬元。福建上杭縣警局甚至曾在政府網站的工作報告中承認，當地與安元鼎簽訂合同，把十八名女性上訪者押送回鄉。
一個私人保全公司，能夠在北京街頭抓人，能夠長期經營關押場所，還能與地方政府簽訂合同，這不是一個膽大包天的老闆能夠獨自完成的犯罪。安元鼎就是胡錦濤維穩體系的承包商。地方政府出錢，駐京辦提供名單，北京的警察和監管部門選擇看不見，私人公司負責完成最髒的工作。
報導引發輿論以後，北京警方拘留了安元鼎的董事長和總經理，宣布調查非法拘禁。但媒體對案件的追蹤很快消失，也沒有哪一級政府因為購買非法截訪服務承擔責任。處理一家曝光的公司，攔不住仍在運行的整套截訪系統。
收容站被撤銷，政府可以宣稱尊重人權；非法關押卻被搬進沒有招牌的旅館，交給駐京辦、基層幹部和私人保全。牌子沒有了，受害者反而更難被找到。
而這一切都需要錢。截訪人員要發工資，賓館要付租金，保全公司要按人頭結帳，地方幹部還要維持越來越龐大的監控網絡。接下來，胡錦濤又把這些臨時手段變成一套由財政供養、覆蓋全國的維穩機器。
第五章維穩國家
2010年4月17日，《中國青年報》記者走進河南漯河市精神病醫院，見到五十九歲的農民徐林東。面對記者，他沒有長篇申訴，只在一張黃色稿紙上寫了五個字：「救救我，想出去。」然後簽下自己的名字和日期。
徐林東已經被關了六年半。他不是為自己上訪，而是幫助同村一戶殘疾人家庭處理宅基地糾紛。從1997年開始，他替鄰居寫材料，陪她向政府反映問題。2003年10月，徐林東在北京上訪時被鄉政府人員抓回河南，直接送進駐馬店市精神病醫院。
他的家人直到將近四年以後，才知道他被關在哪裡。家屬要求接人，醫院卻回答：人是鄉政府送來的，家屬沒有權利辦理出院。大劉鄉政府為了防止徐林東繼續上訪，六年多來每個月向醫院支付一千多元。
醫院的病歷把「堅持逃跑、繼續上訪」寫成偏執症的表現。徐林東後來回憶，他在裡面被捆綁四十八次，接受電擊五十四次，還被強迫服藥（這個要在字幕中刪除）。一個原本說話正常的農民，出院時身體消瘦，反應遲鈍，還留下了口吃。
報導刊出兩天後，徐林東終於回家。調查認定，三名基層幹部為了把他送進醫院，偽造了相關證明；加上當年的鄉黨委書記，共有四名官員被免職。但沒有人因為非法剝奪一個公民六年半的自由而坐牢。
徐林東的遭遇讓一個新詞在中國流行起來：被精神病。它與黑監獄使用的是同一種辦法，只是換上了白袍。黑監獄把上訪者說成擾亂秩序，精神病院則把繼續申訴寫成患病症狀。只要地方政府願意付錢，醫生、病床和藥物也可以成為維穩工具。
2011年2月19日，胡錦濤在中央黨校召集全國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專門研究「社會管理及其創新」，要求「最大限度增加和諧因素、最大限度減少不和諧因素」。
三個月後，胡錦濤主持政治局會議，再次研究加強社會管理。會議說，這項工作「事關鞏固黨的執政地位，事關國家長治久安」。這句話把優先級說透了：這套社會管理的最高目標不是服務民眾，而是守住中共的執政地位。
當年7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第一份關於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專門文件。隨後，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改名為中央社會管理綜合治理委員會，成員單位從四十個增加到五十一個。它負責建立覆蓋全部人口的動態管理體系，把流動人口、「特殊人群」、社會組織、網際網路和基層社區全部納入統一管理。
這套系統在基層落地以後，最典型的形式叫作網格化。北京東城區把二十多平方公里劃成五百八十九個網格，每個網格配備管理員、警員、黨支部書記、司法人員和消防人員。過去，政府只有在事情發生以後才會出動警察；網格化以後，每條街、每棟樓、每一個被認為可能製造麻煩的人，都有人提前發現、登記和上報。
機構擴張的同時，財政投入也在迅速增長。2011年，中國公共安全預算達到6244億元，國防預算是6011億元。其實在上一年的實際支出中，公共安全已經超過國防；到了2011年，年初預算也已經高於國防。
這項預算並不是一個單獨標註為「維穩」的科目，還包括法院、司法、監獄等支出。但武警、公安、法院、司法和緝私警察五項占了八成以上，其中公安系統得到3225億元，武警超過1046億元。八成以上的公共安全開支又花在地方，真正承擔截訪、監控和處置群體事件成本的，正是縣市兩級政府。
胡錦濤在台上講「和諧社會」，財政帳單卻說明了這個社會依靠什麼維持和諧。一個政權願意拿出比國防預算更多的錢防範國內民眾，說明它最害怕的敵人，並不在國境線以外。
但維穩機器不只會使用強制。2011年，廣東烏坎村民因為土地被村幹部私下出售，連續舉行抗議。村民代表薛錦波被警察帶走，兩天後死在羈押期間。官方說他死於心臟問題，家屬卻在遺體上發現多處傷痕，拒絕接受這個結論。
憤怒的村民趕走村幹部和警察，在村口設置路障。上千名警力包圍烏坎，切斷物資進入。事件通過網絡傳遍全國以後，廣東省政府沒有立即強攻，而是承認村民的主要訴求合理，釋放被捕人員，並同意重新選舉村委會。2012年，烏坎村民投票選出了自己的村幹部。
當時很多人把烏坎看作胡錦濤時代仍有政治改革可能的證據。但這場選舉沒有推廣到其他地方，「烏坎模式」也沒有變成一項全國制度。它究竟是一項新的權利，還是維穩機器為了結束危機做出的臨時讓步？四年以後，答案來了。
第六章不是反面
2016年，習近平從胡錦濤手中接過總書記的權柄已經兩年，6月18日凌晨，幾名警察闖進烏坎村委會主任林祖戀的家，把他從睡夢中帶走。
林祖戀是2012年那場村民選舉中當選的負責人。四年過去，當年被侵占的土地大部分沒有歸還，補償問題也遲遲沒有解決。被抓以前，他剛剛發表公開信，準備召集村民再次集體上訪，要求政府兌現承諾。
從林祖戀被捕的第二天開始，烏坎村民每天舉著國旗遊行，要求釋放林祖戀、歸還土地。三天以後，林祖戀出現在官方發布的視頻里，對著鏡頭承認收受賄賂。那時案件還沒有開庭，他的家屬聘請的律師也無法正常介入。村民不相信這份電視認罪，遊行持續了八十多天。
9月8日，法院以受賄罪判處林祖戀三年零一個月有期徒刑，並處罰金二十萬元。五天後的凌晨，警察進入烏坎，逐戶抓走抗議組織者。村民用磚塊和石頭抵抗，警察發射催淚彈和橡膠子彈，至少十三人被捕。村口設置檢查站，網際網路一度中斷，持續近三個月的遊行被強行終止。
五年前，胡錦濤時代的廣東官員走進烏坎談判，承認村民的主要訴求合理，允許重新選舉；五年後，習近平時代的警察走進同一座村莊，把選出來的負責人送進監獄。
表面看，這是兩個時代、兩種處理方式。實際上，前後兩幕恰好證明了同一件事：2011年的讓步從來沒有成為制度。村民得到的不是一項可以對抗地方政府的土地權和選舉權，而是上級為了結束危機臨時批准的一次例外。只要土地仍由權力支配，選出來的人仍可能被抓，一切就隨時可以收回。
胡錦濤留給習近平的，也遠不只是一宗沒有解決的土地糾紛。全球社交平台已經被擋在牆外，截訪和黑監獄已經形成產業，網格化管理已經進入社區，公共安全開支也已經超過國防。一套覆蓋媒體、網絡和基層社會的控制系統已經成形。
甚至在胡錦濤執政的最後一年，全國人大通過的新刑事訴訟法還擴張了「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對於所謂危害國家安全等案件，只要認定在家執行會妨礙偵查，偵查機關就可以把嫌疑人帶到指定地點，期限最長六個月。政治控制不再只靠黑監獄和勞教，又多了一件寫進刑事程序的工具。
習近平上台以後沒有拆掉這套體系。他做的是集中權力、擴大對象，再用新的技術提高效率。
2013年，習近平在解釋為什麼要重組網際網路管理體制時說，過去的問題是「多頭管理、職能交叉、權責不一、效率不高」，改革的目標，是形成「從技術到內容、從日常安全到打擊犯罪的網際網路管理合力」。這段話已經說透：在習近平看來，胡錦濤的方向沒有錯，問題只是那套機器還不夠統一、不夠高效。
此後，網格員接上攝影頭、手機實名制、人臉識別和大數據；分散在宣傳、公安和網際網路公司的審查權，被收進更集中的管控體系；「維護穩定」也被提升為覆蓋政治、社會、文化、科技和網絡的「國家安全」。習近平只是把這套系統管得更集中、監控得更細、打擊範圍擴得更大。
胡錦濤確實按時退休，任內也保留了更多黨內集體領導。可那只是中共高層如何分權的區別，不是普通中國人有沒有權利的區別。
習近平讓人恐懼，胡錦濤則更容易讓人誤判。前者把強硬寫在臉上，後者一邊講和諧、親民和依法治國，一邊把強制藏進講話、文件、財政預算和幹部考核。社會記住了胡溫偶爾允許的報導、災難現場的眼淚和烏坎的一次選舉，卻逐漸忘記了為這些短暫空間付出代價的人。
現在再回到2022年的中共二十大。胡錦濤被帶離會場，並不意味著一個民主時代被獨裁者趕出了歷史。胡錦濤從來沒有允許中國人決定誰能夠坐在那張主席台上。那一幕真正展示的是：一位舊式的中共統治者，在自己參與建造的權力體系里，已經失去了讓繼承人回頭看他的能力。
所以，不能因為習近平更壞，就把胡錦濤重新包裝成明君；也不能因為今天更加黑暗，就把昨天的受害者從記憶中刪除。
胡錦濤不是習近平的反面。胡溫十年也不是今天中國的解藥。
他是習近平時代的前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