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今天已無法知曉這些中國人的名字、年齡和籍貫，也無法知曉他們在集中營里具體遭遇了什麼——當時的國民政府正因抗擊日軍侵略而焦頭爛額，既無力、也無暇向蘇聯問責。蘇聯政府亦料准了國民政府無法放棄蘇聯援助，故在整個交涉過程中始終持蠻橫態度。於是，這約一萬名原本安安靜靜生活在海參崴、伯力等地的中國人，便成了歷史上無名無姓的失蹤者。 這段歷史，也長期處於失蹤狀態。
前文提到的殺子現象中，有多起恰好發生在「紹興二十九年到嘉定十六年（1159-1223年）」前後。換言之，若將南宋政權治下存在極重人頭稅這個事實，與南宋「愚民」寧願殺子以避人頭稅這種社會風氣聯繫起來，這六十餘年間那相當低的人口自然增長率，便可以得到很合理的解釋。簡言之，這種低增長率是南宋政權「取民無藝」暴政的必然結果；也是秦漢三國兩晉那些人頭稅負擔沉重的時代里，頻繁發生過的事情。不必驚訝，沒有意外。
與愛的教育相比，仇恨教育更容易造就統治者所需要的共同體。但仇恨教育並不能讓仇恨者真正團結起來，仇恨者不會因為他們有共同的敵人，便成為可以互相幫助和倚仗的朋友。只有愛的教育才能做到這一點。人與人之間的穩定連結——友愛、團結與互助——只能來自愛的教育。仇恨教育可以讓仇恨者在道德感上產生自我陶醉，實則毒害了人的心智結構，剝奪了人獨立於統治權力之外的社會性，使人喪失了與他人建立有效連結的能力，使其不自覺地深陷於原子化的泥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