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逐漸有人圍了過來，對他拳打腳踢，一直把他打倒在地。不久有人把他從地上拖了起來，接著是更激烈的拳打腳踢。打人者中有兩人都是彪形大漢，「兩臂有千鈞之力」。我忽然又有了被抄家時的想法：我這樣一個糟老頭子，手無縛雞之力。他們用牛刀來殺我這一隻雞。結果如何，讀者自己可以想像了。

僅在北京優美的風景區，毛澤東就有5處行宮。它們所在地的整座山、整片湖岸、海岸都被封閉起來，供毛專用。而且大多數行宮雖然萬事俱備，但毛從沒有去過。上海西郊賓館被稱為414工程，建於1960年9月，共圈地1133畝，是上海最大的花園別墅式國賓館。園林、花木、房屋修建，連同女服務員，100多人長年為毛澤東服務。但他總共沒有住過幾天，而100多人的工資外加維修費用，少說一年不下百萬（改開前的百萬！）。

但事實是「胡風是在被秘密拘捕兩天之後，全國人大常委會才正式做出拘捕決定的。」王文正還說：因為「在我所接觸的材料中，都沒有見過文字記載」，所以至今不知道逮捕胡風「到底是中央的指示還是公安部的決定」。胡風被捕以後，為了進一步收集其「反革命」證據，公安機關在全國各地展開大規模搜捕「胡風分子」的行動。從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彭柏山，到「整天與機器打交道」的歐陽莊，凡是與胡風有點瓜葛的人，都未能倖免。

正在尋釁的「小將」們哪裡肯放過，數千名身著軍裝、手持兇器的打手們乘著公共交通專車匯集到出事的街道，在欖杆市一帶「血洗」了七天，無數人慘遭毒打，整整一條街上的「黑五類」（地、富、反、壞、右）基本都被殺光。這就是震驚北京的「欄杆市事件」。

《籌款須知》稱，有時各家所罰捐款都繳齊了，而我們還嫌不夠，土豪商人還出得起，而時間還來得及，便要來個最後一招，加捐，或加以「重利剝削，高抬時價」的罪名，或以曾控告過革命份子、摧殘過工農運動等之政治上所不容的罪名強迫，在必要時，雖以前已罰或捐過款，也可以再殺一個。要殺的必須更加重罰款。

翁文灝被稱作中國地質學的奠基者。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他已經是77歲高齡。紅衛兵抄家批鬥，讓他難以承受。無奈之下，兒子翁心源只好向總理辦公室求救。隨後，翁心源本人也無法自保，於1970年在湖北潛江石油部五七幹校時，因難以忍受無休止的批鬥而溺水身亡。面對如此慘痛的人間悲劇，翁文灝再也無法承受，於1971年1月2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2歲。

民國時期，教會、寺廟、富豪、名人、鄉紳舉辦的各種慈善機構比比皆是，窮人走投無路時，都可以尋求他們的各種幫助。「新中國」後，深怕各類慈善機構搶了「黨和政府」的光，對各類慈善機構趕盡殺絕。在21世紀的今天，一個個有心慈善的富豪在「新中國」想創辦一個慈善機構比登天還難，大部分的捐款捐物只能通過「新中國」各級政府和「新中國」把持的官方慈善機構。在「新中國」統治下，行善都成了舉步維艱的事情。

「文革」期間，在北京中關村福利樓上貼著一幅大標語「來者不善，善者不來」，許多從海外回國的科學家看到這幅大標語不寒而慄。幾乎所有的從海外回國的人都被懷疑成「特務」。當時流行的口頭禪是：「海外歸來是特務，監獄出來是叛徒。基本如此。」

方志敏的五叔方雨田是地主，方志敏因他抗拒農民運動，率領農會農民將他捉拿起來召開公審大會處死。方志敏的父親祖母苦苦哀求他手下留情留五叔一命，方志敏不為所動，毅然殺死了他的五叔。方志敏最轟動的綁票撕票事件，是綁架殺害美國傳教士師達能史文明夫婦。世間罪惡莫過於殺害無辜，弒殺親人傷天害理至極。然而只要冠以「革命」的名義，似乎就可以成為「宇宙的真理」，這「真理」真讓人不寒而慄啊。

顧聖嬰：1937年生，江蘇無錫人，著名女鋼琴家。1958年參加日內瓦第十四屆國際音樂比賽，獲女子鋼琴賽最高獎。1960年參加華沙第六屆蕭邦鋼琴賽獲很高評價。同年獲中央音樂學院榮譽畢業證書。後連續多年被評為上海市優秀青年和三八紅旗手、文化局優秀團員。1964年參加比利時國際鋼琴賽再次獲大獎。1967年1月31日，與母親、弟弟開煤氣全家自殺。

由於樂松生的貢獻，那時候他和榮毅仁一樣享有很高的榮譽，有「南榮北樂」之說。當時樂松生是全國工商聯主席，還當過北京市副市長，與當時的中共北京市委書記彭真關係很好。可文革期間，樂松生被認定是剝削勞苦工人的萬惡資本家，加上他與彭真的關係，他的處境自然不會好過。在1966年的一次抄家中，樂松生的母親與妻子離開了人世，樂松生也重傷住進了醫院。後來樂松生痊癒出院，但已生無可戀。兩年後1968年，以非正常死亡的方式走完了他的一生。

還差一個指標。這時候謝文炳校長仗持自已是1949年前地下黨負責人身份起來講話了：「李政委，川大教授知識分子2/3都是右派，怎麼這麼多？如果信得過川大黨委，能否給我們一點權限進行甄別一下？」李井泉輕聲指著謝：「就是你呀，而且是總右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