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一九六六年，毛的狂風吹倒了劉這堵牆。林彪坐上第二把交椅，正是周恩來求之不得的又一堵擋風牆。可惜好景不長，才過了五年，這堵牆也倒了。周恩來環顧四周，黨的高層死的死，倒的倒，已經再也找不到一個有分量的人物可以充當第二號人物了——他幾十年來甘居人下、東躲西閃、克己奉毛，目的都是避免同毛髮生衝突。沒想到了古稀之年，他仍然逃不了直接面對毛澤東的命運。等待他周恩來的是什麼下場呢?瞻念前途，不寒而慄，不禁悲從中來。

1966年因「三面紅旗」極左路線錯誤而退居二線的毛澤東到衡山找百歲老道士算命，老毛不僅算自己命，還要道士算劉少奇(國家主席)、林彪(毛原定接班人)的命，不知是否老道士泄露天機，回北京後，毛澤東就掀起十年文革浩劫，倒下的革命老同志何止劉少奇。

73年6月，美總統尼克森與蘇共總書記勃列日涅夫舉行會談。按照周恩來「這是一件大事，值得注意，要好好研究」的指示，由外交部一位副處長執筆，寫成一文《對尼克森—勃列日涅夫會談的初步看法》，發表在《新情況》第153期上。7月初，王海容給毛澤東讀這篇文章，毛聽後對此文大為不滿，說「放屁一通」。

林彪拯救危機中的周恩來從「一月奪權」到「軍管」再到各地委員會的成立，都是由周恩來具體操作。在整個過程中，即使周恩來與林彪都作過類似的講話，林彪只是口頭上擁護，而周恩來則是各項具體行動的策劃者和指揮者。周恩來作為毛澤東推動文革的最重要的助手之一，積極參與和配合了文革各項的方針的落實，是保證毛澤東的文革大略得以發動和深化的最重要保障。

「文革」初期，曾經有一個叫「首都工作組」的特殊機構，這個機構很長時間一直不為外人所知，卻對保證「文革」按毛澤東意圖發動及向縱深發展推進，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而且更關鍵的是，它的組建和存在，對劉少奇等所謂中央一線領導，起著實際的震攝及監控作用。也有力地防止劉或其他任何人，有能力和膽量，發動對毛澤東不利的任何形式的「政變」。

鄧小平稱：「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即推薦了林彪為黨的副主席、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在起草九大黨章時，又把林彪作為既定接班人，並以法加以確立;周恩來在中共九大籌備期間，曾提名江青、葉群為政治局委員;在中共十大籌備期間又曾建議江青為政治局常委;關於設國家主席一職，也是周恩來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由林彪擔任的建議;在劉少奇問題上，在彭德懷、賀龍、陶鑄等人的問題上，周恩來也是有過失的」。鄧小平這種說法表面上是談「過失」，其實等於把周恩來與林彪四人幫劃了等號。

「我列席八屆十一中全會，雖然只有一天，但是目所睹、耳所聞，對全會的情況還是有了一個大致的了解。可以看出，八屆十一中全會的鬥爭鋒芒，首先是直接指向劉少奇和鄧小平。實際上，這是毛澤東以會議的形式，來解決劉少奇和鄧小平的問題，儘管當時在表面上還保留了他們的一些職務，但實際上他們已被拉下了馬，而且註定了不久後被徹底打倒的命運。」

彭德懷的「萬言書」眾所周知，劉少奇的「萬言書」卻一直鮮為人知。對彭德懷的「萬言書」進行憤怒聲討的劉少奇，竟然忘記過去自己也曾寫過「萬言書」的歷史。與彭德懷的「萬言書」相比，劉少奇的「萬言書」可謂名副其實。更讓彭德懷「自愧弗如」的是，劉少奇當年上「萬言書」和作大報告「公然反黨」，可他竟然「安然無恙」，不但沒有被打成什麼「分子」、沒有受到任何處分，反而出人意料地成為毛澤東的政治盟友。

陳伯達一生始終在各派政治勢力之間跳來跳去。毛澤東說陳伯達是個國民黨。他1925年加入國民黨，最早是軍閥張貞64師師部秘書，然後是國民黨汕頭黨部秘書，何應欽福州軍官學校政治教官。1927年加入共產黨，1931年被捕，押在北平草嵐子監獄。他在獄中寫信請張貞救他。張貞在國民黨軍界活動成功，陳伯達寫沒寫自首書,由於他一直處於老虎的地位，史界也未搞清楚。然後他先在北平，後到延安。陳伯達常常言語不清，貌似迂腐。這個外貌，在官場幫了他的大忙。大家不防他。其實，貌似大憨的人往往藏著大奸。這也讓他在日後進入了中共權力核心。

大量印刷、發行毛澤東著作，即使相當部分由公家購買，毛都一直照收稿費與加印數稿酬。 神化領袖，或說搞個人崇拜，是世界各國共產黨一個通病。既為了奪取政權，也為了鞏固政權。中共也不例外。大約從1940年代初開始，黨內有些人基於各種原因，便一步步去神化毛澤東，...

毛澤東不僅耗盡了傳統的帝王資源，而且也耗盡了帝王氣十足的話語資源。毛澤東以後，再也不可能出現毛澤東式的集帝王與話語、集秦始皇和陳勝、吳廣於一身的帝王。毛澤東是絕代帝王，也是中國歷史上的末代皇帝。毛澤東以後的專制者，不是垂簾聽政，就是集所有權力於一身，也依然像個公務員。

在中共建政之後，尤其文革期間，毛澤東整肅黨內高層反對者的兩大重要手段：一是要迫使所有手下人都必須參與整人;二是要迫使所有挨整者都必須寫出檢查。這兩個手法都不僅有著現實方面的功用，而且有著歷史方面的效能：前一個手法能夠讓那些參與者都擔上與毛澤東同案的責任，從而有利於掩飾毛澤東的歷史形象；後一個手法能夠讓那些挨整者都立下對毛澤東有利的字據，從而有利於粉飾毛澤東的歷史形象。

毛澤東已經把自己挨整的事給擺平了，甚至平過了頭。例如，他在「延安整風運動」中，就已經把那些整過他的人都給整治了一遍，甚至把那些雖沒有整過他但也沒有推崇過他的人都給整治了一遍;已經把自己曾蒙受的冤屈都給雪清了，甚至把自己曾有過的污點也都給洗白了，以至把自己洗成一個沒有任何瑕疵的人，一個通體透白並白到匪夷所思程度的人，毋寧說是一個完全超凡脫塵的神。

七千人大會的初衷，是著力解決各路諸侯的分散主義問題。至於總結大躍進的經驗教訓，則是要附帶解決的次要問題。「毛澤東順應人心，毅然改變了會議方向；劉少奇講話直言不諱，痛陳『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固然令人稱道，會議後來取得的積極效果也讓人稱讚。」但是一年大規模的調查研究，竟然沒有使中央領導發現困難的主要原因，而是集體偏離了實事求是的軌道，豈不是發人深省嗎？

饒漱石指責中組部是一潭死水，問題嚴重，必須「震動」一下，想拿副部長安子文開刀。饒漱石在7月22日「震動」組織部、指責安子文後，安子文當晚就來到劉少奇處，詳細匯報了饒漱石的言行，並且分析說，我估計饒漱石如果不是精神失常，就是把你、我和彭真、薄一波四個人劃成了一個圈圈，存心要把我從組織部趕走。

鄧小平在專門研究起用朱鎔基時，問起朱是否正確對待自己的右派問題，舉出鄧自己歷史上三次被打倒的經歷，要求朱以事業為重，不計個人恩怨。朱當然心中有數，「夾著尾巴做官」。朱鎔基的姿態基本代表黨內右派幹部的立場，息事寧人，很少有人會再去揭這歷史瘡疤。

林彪事件發生後，周恩來處處小心謹慎，儘量表現對毛澤東的忠心。但一向相對穩定的毛、周關係開始亮起了紅燈。疑心極重的毛對周的猜忌日深，在政治上處心積慮地整治他，使周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 由於林彪事件，毛澤東的英明偉大已經成了笑話。毛澤東灰頭土臉，「精神頹唐，...

陳毅之子陳小魯披露，陳毅死前，他看父親被疾病折磨太痛苦，曾想放棄搶救。但醫生說了兩句話：「你說了算嗎？我們敢 嗎？」同為文革中被打倒的高層人物，陳毅的「求死不能」與劉少奇、賀龍等人臨死前「生不如死」的境遇大相逕庭，凸顯文革時期政治鬥爭的殘酷本色，什麼都可 以政治化，死亡也不例外。

1959年廬山會議上，一年前批判粟裕的彭德懷被打倒。他曾向毛澤東施加影響，說粟裕「裡通外國」，引起毛澤東的震怒，不久就解除了粟裕的總參謀長一職。不想才過一年，「裡通外國」的帽子被如法炮製，也扣到了「始作俑者」彭德懷頭上。毛澤東生氣地說：「其他一切都好談，裡通外國就難辦了。」與上一年對粟裕的震怒如出一轍。劉少奇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力薦粟裕當元帥，但沒有成功。因為此時中共中央書記處五大書記之一的周恩來正在北戴河療養，當中央書記處委託中央辦公廳主任徵求他的意見時，周恩來主張給陳毅授元帥銜。

1，政治目的，這是一種非常典型的形式，在這種狀態下修改的圖片，大都是執行任務或是不承擔責任；2，被美學所支配的修改和創造，這種情況是將主要人物突出，巫鴻先生稱之為「升華」；3，心理作用下的自動修復，這有點像電腦軟體在有些情況下會自動的修復某一文件的碎片，修改圖片的人大都是工廠的印刷及上色工人，專業術語叫「修版」；4，主動創造和虛構一個主觀的場面，把不存在的、但需要表達的主題，通過不同的圖片剪裁和拼接，從而創造出一個理想的畫面，它反映了時代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