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上的陳伯達
1966年7月18日,正直酷暑時期,毛澤東主席在離京8個多月後回到北京。
7月19日,劉少奇、鄧小平在懷仁堂照常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江青偷偷地進來坐到會議室最後排的沙發上。「劉鄧」都未注意到江青進來了。
然後中央各口匯報各口的文革進展情況。
劉少奇在會上尖銳批批評中央文革小組一些人,派工作組是正常的做法,黨委不行了,理所當然要由工作組代替,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行嗎?「照你們這個做法,才是真正挑動群眾鬥群眾,這個搞法不成,我這裡有材料。」
康生立即叫板,說:「少奇同志,我們也有材料」。
然後,陳伯達發言,激烈批判各級黨委不深入群眾,不放手發動群眾。鄧小平站起來了,叉著腰,十分氣憤地說:「我們要講得客觀一些,要了解第一線的困難。什麼叫放手?!要不要政策?!我們不行,你們上去!你們那樣行,我們統統撤出來!黨委垮了,工作組沒有了,黨的領導在哪裡?誰來放手發動?你們根本沒有搞過群眾運動,你們去試試看!」
這是陳伯達跟上江青、康生以後,與「劉鄧」發生的一次正面衝撞。
陳伯達一生始終在各派政治勢力之間跳來跳去。毛澤東說陳伯達是個國民黨。他1925年加入國民黨,最早是軍閥張貞64師師部秘書,然後是國民黨汕頭黨部秘書,何應欽福州軍官學校政治教官。1927年加入共產黨,1931年被捕,押在北平草嵐子監獄。他在獄中寫信請張貞救他。張貞在國民黨軍界活動成功,陳伯達寫沒寫自首書,由於她一直處於老虎的地位,史界也未搞清楚。然後他先在北平,後到延安。他與洛甫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是同學,洛甫介紹他接觸上了毛澤東。
1939年春天(約3月)他調到毛澤東主席辦公室任副秘書長。秘書的內涵外延都是一個模糊概念,職務可高可低,權力可大可小,辦事可內可外。慈禧的「秘書」小德張可以乘龍舟下江南發號司令。陳伯達到毛辦以後,根據毛澤東的意圖對國內國外重大問題寫時政評論,出版過《四大家族》《評中國之命運》等書。他無疑是有意識地利用了毛澤東的威望。王明說:「毛澤東不僅自己常常宣揚陳伯達是毛澤東思想的第一講解員,而且竭力使這種狀況成為公認的事實」。延安整風運動後,毛澤東「不止一次地宣稱,他又添了幾個新的親密戰友:劉少奇、陳伯達、胡喬木、彭真、高崗、陸定一、周揚」(見王明回憶錄)。
陳伯達常常言語不清,貌似迂腐。這個外貌,在官場幫了他的大忙。大家不防他。其實,貌似大憨的人往往藏著大奸。1962年劉少奇主持中央一線工作,他往劉少奇這邊靠,主動幫劉少奇修改《共產黨員的修養》,然後在他主編的《紅旗》雜誌全文發表。
隨著他職務的升遷,在他周圍聚集了一幫文人嘍囉,著名的有王力、戚本禹、關鋒等。王力原來是彭真、鄧拓秀才班子裡的,王力當了內奸,把彭真那裡情況向陳伯達捅,尤其是彭真與劉少奇的來往。陳伯達得到這個情況捅給了江青。江青獲此情報大為興奮,表揚老夫子「點子多」,鼓勵老夫子繼續了解,有情況要馬上報告給她。
陳伯達這種變色龍,一般要屬於某一政治集團。自己是立不起來的,扯不起旗子的。一如皮與毛的關係,毛必須附著於皮。古語說「文人無行」,「文人勢利」。其實,在權勢財色喧囂塵上的社會中,不是文人的也如此,官場更甚,尤其在信仰缺失的社會裡。但勢利也有區別,有的勢利只是傷害了朋友,或者妻妾成群傷害了原配;有的勢利卻是禍國殃民。陳伯達屬於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