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1970年〜1971年的中國之行,斯諾也許就沒有晚年的悔恨。這一年,斯諾偕同他的夫人路伊絲從香港到廣州,發現「中國是一個只有一種聲音的國家」。到了北京以後,見到中國所有的人都背誦毛的語錄,每天要履行「早請示晚匯報」的政治程序,覺得這就象是一種宗教儀式。然後他去了他當年採訪毛澤東的「革命聖地」延安,參觀了「五·七幹校」(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讓知識分子與官員「勞動改造」的地方),認為那裡的生活就象監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