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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諾的晚年悔恨 後悔自己幫助了中共和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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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沒有1970年〜1971年的中國之行,斯諾也許就沒有晚年的悔恨。這一年,斯諾偕同他的夫人路伊絲從香港到廣州,發現「中國是一個只有一種聲音的國家」。到了北京以後,見到中國所有的人都背誦毛的語錄,每天要履行「早請示晚匯報」的政治程序,覺得這就象是一種宗教儀式。然後他去了他當年採訪毛澤東的「革命聖地」延安,參觀了「五·七幹校」(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讓知識分子與官員「勞動改造」的地方),認為那裡的生活就象監獄。

埃德加·斯諾( Edgar Snow,1905-1972),生於美國堪薩斯城,1928年以記者身份到中國上海,1934年1月起在燕京大學新聞系任講師,1936年6月曾秘密赴陝北革命根據地採訪,回京後,寫了《紅星照耀著中國》(即《西行漫記》)。中共建國後,斯諾曾先後三次訪問中國,為發展中美人民的友誼做出貢獻。1972年2月15日逝世於瑞士日內瓦郊區的寓所中。遵照斯諾的遺願,其部分骨灰安葬在中國。1973年10月19日在北京大學舉行了安養儀式。

埃德加·斯諾,因為寫那本震撼世界的著作《西行漫記》,埃德加·斯諾這個名字註定要與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聯繫在一起。這本著名的《西行漫記》大大美化了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為中國共產黨在世界上爭取了不少支持,也使得不少中國青年投奔延安,幫助了毛的革命。毛與中共政府曾稱他為「我們的美國朋友」,一度禮敬有加,斯諾曾經獲得與毛澤東一起在天安門城樓上國慶觀禮的殊遇——這一段故事是中國政府大書特書,還收入語文教科書,中國的中小學生都知道埃德加·斯諾的大名。

如果沒有1970年〜1971年的中國之行,斯諾也許就沒有晚年的悔恨。這一年,斯諾偕同他的夫人路伊絲從香港到廣州,發現「中國是一個只有一種聲音的國家」。到了北京以後,見到中國所有的人都背誦毛的語錄,每天要履行「早請示晚匯報」的政治程序,覺得這就象是一種宗教儀式。然後他去了他當年採訪毛澤東的「革命聖地」延安,參觀了「五·七幹校」(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讓知識分子與官員「勞動改造」的地方),認為那裡的生活就象監獄。這次訪華的所見所聞使這位革命的熱烈擁護者感到:「在一個地位日益顯赫的神權階層看來,所有不同意見或者補充性的思想都是異端邪說。」然後他再次回到北京,到他熟悉的北京大學參觀,聽到的介紹竟然是「北京大學在1949年以前是文化帝國主義機構」,1949年中共建立政權後才獲得新的生命。對這種肆意否定文化傳統的言論,斯諾感到非常吃驚。

最後他終於見到了毛澤東,毛對他大罵中國的知識分子是資產階級,要對他們實行專政。毛還對他說「人民對領袖的個人崇拜是正當的和必不可少的。」毛澤東那句自鳴得意的話「我這個人是『和尚打傘,無法(諧頭髮的發音,均為fa)無天。』」就是這次對斯諾說的,讓他深受刺激的另一件事情,是他的一位老朋友路易·艾黎的兒子艾倫被關押的可怕遭遇。路易·艾黎參加了中國革命並定居於中國。艾倫告訴斯諾,「文化革命」開始後,他就被囚禁於西北,在監獄裡,他周圍所有的人都死於毆打、飢餓、凍餒和自殺,只有他想辦法逃了出來,想辦法找到周恩來,才算是保住了一條命。

這次大陸之行使斯諾深受刺激,他覺得毛澤東有可鄙可厭的一面,對於當年寫《紅星照耀中國》頗感歉意。一年後,癌症奪去了斯諾的生命。伯訥德·托馬斯根據斯諾40多年的日記整理成書出版了《冒險的歲月:埃德加·斯諾在中國》,上述內容就是該書透露的。而斯諾如果地下有知,知道其夫人路伊絲以後在中國的遭遇,一定死不暝目:2000年,斯諾夫人到北京,這次她想做兩件事情,一是想將斯諾的遺骨遷回美國,二是想將外國人的捐款送給某學生運動受害者家屬的團體「the mother of the gate of the peace」。

結果她一進中國,所到之處,都有中國的秘密警察跟蹤「保護」,行動處處受限制, 中共當局既不准遷走斯諾的遺骨,也不准斯諾夫人與任何人接觸。當她到中國人民大學想見「the mother of the gate of the peace」的發起人丁籽林副教授時,斯諾夫人被警察攔阻並強制帶走。斯諾夫人深感受辱,對丈夫以畢生之力支持的中國革命極度失望,她從此成為中國人權活動最堅定的支持者。

這是埃德加·斯諾的晚年悔恨。

責任編輯: 李安達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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