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1970年〜1971年的中國之行，斯諾也許就沒有晚年的悔恨。這一年，斯諾偕同他的夫人路伊絲從香港到廣州，發現「中國是一個只有一種聲音的國家」。到了北京以後，見到中國所有的人都背誦毛的語錄，每天要履行「早請示晚匯報」的政治程序，覺得這就象是一種宗教儀式。然後他去了他當年採訪毛澤東的「革命聖地」延安，參觀了「五·七幹校」（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讓知識分子與官員「勞動改造」的地方），認為那裡的生活就象監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