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人震撼的是，在中國五十多年前的黑暗歲月中，也有一位博學多才、蒙冤入獄的中國人，也從沒忘記對自由的追求，他一次次越獄，並在第四次越獄時成功得脫，在上天的眷顧下，逃入了鄰國蒙古。他越獄的故事堪稱是一段傳奇。在蒙古被以非法越境罪監禁一年後，他得以在蒙古工作、結婚、生子，後來，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他得知自己被「平反」的消息後，回到了中國。他的名字叫徐洪慈。

1949年袁永熙回到北平後，中共對其在獄中的表現進行了審查。這大概與毛和中共對地下黨處理的秘密指示，即「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有關。中共中央青委審查後的意見是「恢復黨籍，留黨察看一年。」但主管部門認為袁永熙「政治動搖，不敢堅持真理而向敵人屈服，喪失黨員氣節」，官司打到了劉少奇那裡。最終妥協結果是將袁永熙「開除黨籍，批准其重新入黨」。

這名大膽男子名叫姚登山，是當時中共外交部的一號人物，還被中共封為「紅色外交戰士」，他無疑是中共戰狼外交代表人物王毅、趙立堅的前輩。他究竟做了什麼事入了中共的魔眼？

不管中共在宣傳中將糧食增量法和「代食品」吹得怎樣的天花亂墜，很多有見識的普通民眾還是對其和相關政策表達不滿。如有上海郊縣農民不無諷刺地說：「蔣介石手下受苦，吃飯；毛澤東手下享福，吃粥。」有安徽宣傳農民更加直白：「什麼毛主席，比茅缸板還臭；害得我們飯都沒得吃。」江蘇海安農村流傳著這樣一首歌謠：「毛主席，大胖臉，社員餓死他不管。」中國人通過切身感受，明白了共產黨統治下遠不如民國時期。

馮墓挖開的同時，馮原配吳夫人繼室周夫人的一槨兩棺合葬墓也被打開，屍體早腐，只有一些亂發，隨葬物更是少得可憐，僅見一支翠簪。如此薄葬，人們猜測與馮國璋出身貧寒，一生主張節儉有些關係。學生們折騰完畢離開後，當地有兩個無知的十七、八歲的農村青年，反覆戲耍馮的屍體，繼而用鐮刀剖腹戳屍……後來，馮屍殘骸被親友收集一起埋在附近的一眼枯井裡。毀人墳墓侮辱屍身，罪責不輕啊。

曾親眼目睹行刑時的瓊縱老首長曾說：「學聯死這三十多個人算什麼？在1931年的肅反擴大化中，僅獨立師就處死二百多名幹部，有不少是頂好頂好的指揮員，最後，母瑞山上才剩下26個人，瓊崖革命遭受了最嚴重的損失。對此，馮白駒是有過深刻的檢討。」

這些學生沒想到的是，他們投入生命為之效力的中共，卻在1949年建政後，禁止了學生運動，並對自發的學生運動，如1976年的「四五運動」和1989年的「六四運動」，用暴力鎮壓，甚至釀成血案。原因就在於當中共成為高高的主宰者、掌握專政機器時，是不容許任何人挑戰自己的權力的，若有人敢於挑戰，那就用鐵拳狠砸。至於中共當年所有的追求民主、不搞一黨專制的承諾，則不僅被拋棄，也被掩蓋起來以免國人知曉真相。

讓我們不妨回顧一下中共歷任黨魁的結局。中共從其建政開始，先後擔任其最高領導的中央總書記或相當於總書記地位的有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王明、博古、張聞天、毛澤東、華國鋒、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江澤民、胡錦濤和習近平。這些黨魁中，除江、胡、習尚在世外，其餘人均已離世。

留在中國大陸的袁世凱兒孫輩的多舛命運，其實不過是無數中國人悲催命運的縮影，而罪魁禍首正是一直靠謊言欺騙大眾的中共。然而，直至今日，中共仍在戕害著中國人，疫情下的一個個悲劇，讓無數中國人同樣意識到不清除中共，中國人的苦難就不會停止。讓我們期待著清算中共的那一天早日到來。

將這些相互衝突的思想同時放進黨章，在造成共產黨意識形態領域大混亂，政策變來變去外，也彰顯了中共這個黨從來就不知道它將往何處去，不過是為了維護自身的權力、地位而炮製出一些腐臭的東西，矇騙百姓。而中共建政前喊出的「民主自由」的聲音，更是不敢讓老百姓知道一絲一毫。

劉中海和曲嘯很快打道回府。曲嘯回國後基本上不再參加活動，「曲嘯熱」也突然冷卻。他不久就大腦里得了病，1991年到江蘇南通演講時突發大面積腦梗塞，導致癱瘓，從此半身不遂，也失去了說話能力，躺在床上達十幾年，直到2003年8月去世。當時國內幾乎沒有人知道曲嘯到底為何突然間大腦出了毛病。

鈕惟新前來找手提包，並因此被抓捕，被送到南京市警局審訊。審訊中，他侃侃而談，將來龍去脈一一道出。他還主動說雖然簽名是兩個人，但起草人是自己，自己負主要責任。不過，蔡撫民還是很快也被關押起來。他們在看守所被關押了3年，期間是沒完沒了的審訊。但不知是何原因，他們的案子一直沒有結案。

半個世紀後，研究張伯苓數十年的梁吉生在南開大學的教師公寓裡講述這段歷史時表示：「張伯苓說：『我是被新中國拋棄的』。南開是他建的，幾乎是他的私人產業。你可知道，1947年，他從國外回到天津時，整個城市夾道歡迎呀。幾千人到了天津東站，基督青年會幾乎決定整個城市的鐘都要鳴響。」

第一個世界冠軍容國團提起1949年後，中國體壇的第一位世界冠軍，40歲以上的觀眾，很多都能想起容國團這個名字。他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榮譽，卻在文革中用一根繩子結束了生命。包括他在內，1968年的4到6月，中國桌球壇三名精英隕落，今天的百年紅禍特別報導，就來...

1997年9月1日《大地》刊登了一篇題為《在毛岸青、邵華家做客》的文章，內中寫道：54歲的毛岸青在1977年去韶山時，熟悉的景物才使他想起了一件與「父親」有關的故事。小時候自己打碎了一個瓷杯，遭到父親的訓斥。而母親，在他心中的印象深多了。幼年時代，他一直在開慧媽媽的身邊成長，曾用名叫「楊永壽」。當幾十年後，他含著熱淚來為媽媽掃墓時，來到板倉舊居，他在簽名簿上寫下了「楊岸青」三個字。

1966年底，于會泳回到了上海，很快從一名普通教師升為上海文化局黨委書記，同時身兼上海市文化系統革命籌備委員會主任和上音革委會副主任，他成為了上海樣板戲的實際總管。除了寫過迎合江青的文章，為江青首創「三突出」理論，他還秉承江青旨意，讓樣板戲運用了中西混合樂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