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警權無限大，外界已無法監察他們的運作；警隊上下為了保護自己人或他們口中的手足，委實大有可能在調查中故意忽視某些重要證據，故意隱沒某些資料，令調查報告結果對他們有利；而在沒有其他佐證及獨立證據下，死因裁判官根本難以接近真相，更遑論作出最接近真相的裁決。最終可能以死因不明、死於不幸結案，沒有人或機構需要負責。對周同學而言這等同沉冤難雪，對他的家人、朋友、大學同學而言則是難以釋懷。
在記者會表達訴求，甚至杯葛記者會，對於一些有政治潔癖的人來說，可能會視為與職業道德有衝突。但是，面對政暴警暴，記者作為社會的一員，如果未能加入反抗行列，那才是真正對香港核心價值的背棄。反送中運動持續五個月，和勇一家、如水抗爭，迄今維持不譴責、不篤灰、不割席局勢，民意未如中共港共所願逆轉，就是最好的啟示：記者同樣要有挺身反抗警暴的勇氣和智慧。
像癌細胞般不斷滋長的「警謊」與警暴倒不完全由警隊自己造成，北京當權者及特區政府的縱容、鼓勵與包庇同樣關鍵。十.一慶祝活動北京高調邀請多位「制暴」有功警員，包括那位向市民擎槍的劉姓警長就是最佳例子。在北大人加持下，這位劉警長不但在官媒大大露臉，還不顧紀律與專業操守在大陸社交媒體大放厥詞，公開批評香港法官審案時太寬鬆形同鼓勵暴徒犯法，還質疑他們能否維護司法公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