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可談可不談，因為針對陰乾與合圍中共，該做的都已做了，以後只是執行與深化的問題。既然在戰略上部署停當，就不必太咄咄逼人，逼狗入窮巷，搞到狗急跳牆反噬一口，反而不美。因此美國三天兩頭曉以大義，就是要中共就範，大家以和為貴。

2023年6月4日，反送中名人王婆婆王鳳瑤在香港維多利亞公園附近的銅鑼灣被警察拘捕今年六四的香港，出現與過去幾年完全不同的現象。自國安法籠罩﹑疫情撲滅抗爭之火後，香港這幾年的六四，就幾乎沒有什麼抗議事件發生，但今年，情況出現微妙的變化，銅鑼灣接二連三出現個人自發的示威。先是行為藝...

六四在人民心目中早已蓋棺論定，就是一場呼喊政治覺醒﹑要求政治權利的抗爭。這個運動的性質，早在運動開始那一天就確定了，中共承認也罷，否認也罷，它的性質已在歷史上確立，因為歷史不是獨裁者書寫的，是人民書寫的。既然平反六四是由上而下的，要建立在中共一朝悔悟基礎之上，而這種仰仗「好皇帝」順應歷史潮流的希望，中國人一再落空，在習近平大踏步向左轉之下，根本是不現實的，甚至也是沒有意義的——中國人無須藉助中共的「平反」，才能為六四正名。

中共在作極限思維，中國人也不可坐等歷史機遇。中共的基層正在瓦解，官民對抗升級，民間戾氣爆棚，下跪成笑話，喊口號白費力，動刀槍成風氣。當中共接近最後瘋狂時，如何因應時勢推動世紀巨變的到來；當中共垮台天下大亂後，如何避免社會動亂，收拾舊河山，這才是我們今日應該操心的。

我相信總有一日，香港人可以重新集結，重新找到抗爭的方式，去為自己的未來發力，那時，我們仍需要更多政治領袖，他們不但具有堅定的政治理念，還有經過磨難而鑄就的意志力，還有在困苦中學習﹑修煉的政治智慧和組織行動力，這是我們對鄒幸彤，以及梁天琦﹑黃之鋒們的期許。

越是淺薄的人越喜歡顯耀自己。改革開放初期，底層流民不怕死，最先踩紅線做小生意，突然發財既驚且喜，「慌死」左鄰右舍唔知，於是買豪宅開名車，收藏藝術品，搜刮奢侈品。窮慣了的人一旦發達，就不肯錦衣夜行，一定要滿足自己的虛榮心，平衡與生俱來的自卑感。他們不明白，錢買不來尊重，有錢有品才是人中龍，有錢無品只是得志猖狂的小人。

長時間以來，李怡都被人懷疑是中共間諜，在他的回憶錄里，他也多次提及曾經為中共調查部搜集台灣與海外文化人的動向，為此曾得到中共安全部門的肯定。他的妻女以「調干」（幹部調動)名義移居香港，妻子經安排在左派出版社工作，住家也由左派分配。李怡提到他的直接領導者藍真，藍真之上是香港中共調查...

李怡稱自己為「失敗者」，這是一種自嘲的說法，成敗不取決於一生得失，要由歷史來裁決。我們不能說張志新是失敗者，不能說彭德懷胡耀邦是失敗者，不能說六四一代是失敗者，更不能說彭載舟及白紙革命的年輕人是失敗者，他們只是尚未成功而已，他們最終將獲得成功，這一點殆無疑問。李怡一生追求的理想沒...

這些法官絕大多數受教於西方法律，長期在普通法體制下工作，他們服務社會的初衷，都是維護社會正義和法治道統，不是為中共的獨裁統治效勞。之所以在國安法之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只能歸咎於經過利害權衡，選擇向獨裁統治下跪膜拜。從普通法的系統下叛逃，轉身投靠中共的獨裁惡法，夜半夢回，會有一絲一毫內心的不安嗎？會因個人的利害違背職業初衷而輾轉嗎？每個法官都要經歷一場人天交戰，而他們最後選擇了站在個人利益的立場。

明報抹去尊子的漫畫很容易，但抹不去中共歷史上的罪惡，抹不去共產制度的黑暗，抹不去特區政府助紂為虐的幫凶嘴臉，抹不去香港人的罵聲。中共永遠不明白這一點，人民的反對不在光處，便在暗處，光處看得見，暗處看不見，看不見的危險才是真正的危險。

台灣民間除了和平主義和愛台主義之外，尚有一個親共主義，這部分人數或許不是太多，但能量不小。他們都是政商與文化界有影響的人物，表面以和平主義蠱惑人心，暗中販賣中共的貨色，作為中共別動隊發揮作用。和平主義可以爭論，親共主義是沒什麼好爭論的，親共只能賣台，台灣人應徹底揭露這些人的面目，否則永遠不得安生。

朋友傳給我一張照片，大陸出版了一本《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垃圾分類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的著作，習近平連垃圾分類都要管，農村廁所也要管，什麼都管了，什麼都爛尾。這個人施政都是花架子，好看不好使，也從不反省利害得失，只管憑「一尊」地位隨心所欲，他只管做，做錯了才補鑊，補鑊又錯，只好再補，習近平就是一個補鍋匠。

中國人只記別人對你的不好，不記別人對你的好，因為記住別人的好，就會有感恩之心，記住別人對你不好，就會有報復之意。感恩外國人，就不會感恩共產黨，而共產黨就是靠中國人的「感恩」才維持他的統治。所以中國人的自卑感與自虐心態，都是中共維持統治的社會心理基礎，為中共所樂見。

二十多年前，龍應台在一篇文章中對胡錦濤說：「請用文明來說服我」，意思是大家講道理，不要暴力恫嚇。龍應台等了二十多年，有沒有等來中共的「文明」？至今中共仍用飛彈戰機和軍艦來「說服」台灣，至於文明，中國沒有中共之後才有文明。中共改革開放四十年，台灣人到大陸投資開廠，中共經濟起飛很大程度上得力於台灣人的支持，但中共並沒有因此而文明起來，相反的，一旦錢包腫脹，又一臉兇相。

世上沒有一種制度可以設計到滴水不漏足以防範貪官污吏，民主國家最有力的監督機制，就是新聞自由和人民的言論自由。只要賦予媒體監管政府的職能，媒體自可無孔不入地追尋一切政府弊端。而人民一旦擁有言論自由，隨時可以揭發官員的腐敗與惰政，政府本身就不需要擔心，所有的貪官污吏都隨時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

百年變局不會成為習近平一人之功德，時代潮流與人民意志並沒有賦予他這樣的歷史使命。他只不過以匹夫之勇，號令九千萬中共黨員和十三億中國人。不是中國人和中共黨員想撬動地球，只是習近平一個人打算撬動地球。中國人喜歡問，是時勢造英雄，還是英雄造時勢，其實時勢與英雄是互相造就的。一個英雄人物只有順應歷史的發展趨勢，順應人民的政治要求，他才有能力影響歷史進程，反之，背逆歷史趨勢和人民意志，不是他撬動歷史，是他被歷史拋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