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人在埃及用了四百年的時間證明，僅僅依靠人類自身的理性能力，人類無法掙脫頸上的重軛、身上的捆綁，因而無法獲得造物主賜給每個人的自由。 沒有來自造物主的啟示，更無法形成自由的、持久的、繁榮的秩序。走啟示之路，就是走造物主指的路，以色列人是這樣走的，英國和美國是這樣走的，中國將來也是要這樣走的。

阿波羅網王篤若報導/北京網傳16日，張又俠、劉振立被秘密抓捕；24日，中共突然官宣2人涉嫌嚴重違紀違法，引爆中南海最大震盪。北京學者劉軍寧在X平台指出，這一動作本身已說明：中共十八大以來構築的最高權力結構遭遇空前危機，若不立刻出手，隨時可能傾覆。他強調：越維穩，反而越不穩。 習近...

中共四中全會今天（10月20日）召開。儘管中共宣稱四中全會聚焦十五五規劃，但外界關注的是其人事變動，尤其是涉及習近平等最高權力者的職位和權力變化。前海軍中校參謀姚誠在四中全會召開幾個小時前得到的最新消息透露，習近平將辭去軍委主席，軍委副主席張又俠繼任，胡春華將擔升任國家副主席兼任...

處理公共事務不能僅從心正意誠出發，而是要從對公民所承擔的責任出發，從尊重每個公民在私人領域的自主權出發。所以，屬修身齊家範圍的可以隨心所欲，但在治理國家這樣的公共領域就不能以己之所欲施諸天下。 左派通常容易受意圖倫理支配，一心嚮往自己認定的好事，而不管它給民眾與國家帶來什麼後果。激進主義在公共領域高揚高調的理想主義，意圖與心志就是一切。

對中共宣稱的改革，劉軍寧博士說中共的計劃經濟和政治體制不具有可改革性，無法通過修補來使它煥然一新。放眼世界，社會主義體制並不存在自我完善的可能性，歷史上也沒有任何成功先例。要中共放棄計劃經濟和專政體制，那就是改朝換代而不是改革。最近計劃經濟和專政體制的回歸，讓中國人進一步看到了這個改革「是不可補的天」。

文明與野蠻才會衝突，文明與文明只可能摩擦。在當今，一種文明，如果稱得上是文明，它首先必須"文明"，即它必須恪守一切文明所具有的道德底線，其中包括，不以無辜平民為重要襲擊目標。不認可這一底線的行徑，就是不文明的行徑。文明是善，野蠻是惡。善與善是不會衝突的，只會摩擦。只有善與惡才會衝突。既然是善與惡的衝突，那就不是文明的衝突。

中國人對積極自由想得比較多，對消極自由想得比較少。而且中國人理解的自由主要是」我想幹什麼」，不太強調如何建一個彼此不干預、不強制的狀態。所謂消極自由就是Free from，免於做一個事情的自由。但在中國不行，比如你年紀大了還不結婚，家人朋友都要來干預你。伯林的這個劃分對中國人是一個很好的提醒，就是如何營造一個自由狀態，在這個狀態下，我有選擇干與不乾的自由。

這次疫情給中國人傳來的最重要的訊息是，走啟示之路！這意味著救贖的答案不在人的理性里，而在神及其恩典里。不懂得、不抓住這一訊息，疫情中一切寶貴的生命，一切卓絕的努力，一切昂貴的代價，都白白付出了。 對中國，二十世紀已經是啟蒙的世紀，二十一世紀應該是啟示的世紀。啟蒙端賴理性，啟示信靠上帝。 走啟示之路，就是走造物主指的路，以色列人是這樣走的，英國和美國是這樣走的，中國將來也是要這樣走的。

這個戴眼鏡的男人坐在那兒，正在翻看From Magna Carta To The Constitution（《從大憲章到憲法》）。腳旁有一袋書，十多年來編的寫的都在裡面。攝影師拍那些封面的時候，他挑出3本來，說這是我寫的，其餘是編的，然後說慚愧。他站起身來...

十八世紀中葉英國的一位首相，老威廉皮特在一次演講中，曾這樣形容過財產權對窮苦人的重要性和神聖性：即使是最窮的人，在他的寒舍里也敢於對抗國王的權威。風可以吹進這所房子，雨可以打進這所房子，房子甚至會在風雨中飄搖，但是英王不能踏進這所房子，他的千軍萬馬不敢踏進這間門檻已經破損了的破房子。

一旦用「正義」試圖去抹平輸贏的界限，替代規則來指定比賽的結果，這樣的正義肯定是不正義的，所以正義本身不能成為遊戲角逐的對象，這樣的正義干擾了比賽的進行，而社會正義則干預了市場的正常運轉。只有競爭的方式有公正、不公正之分，而通過正當的方式產生的競爭結果無公正、不公正之分。在保守主義看來，從來就沒有像「社會」這樣的空洞、抽象的終極分配者，它更不能擔負對社會產品進行分配的任務。

中共最近重提「階級基礎」和「群眾觀點」，引發輿論高度關注。政治學者劉軍寧表示，中共從未放棄過階級的概念，如今因貿易戰動搖到中共的統治基礎，所以拿出來說。在中國經濟前景慘澹的當下，中共全國政協主席汪洋要台商「出大力」，並聲言要跟美國扳一扳手腕。國際形勢上，共產黨老朋友落敗，澳洲保守黨執政聯盟奇蹟險勝，工黨承認落敗。川普總統表示調查拜登和兒子和中共的金融關係。美國媒體報導，拜登兒子從中共央行中共銀行拿到10億美元資金，和歐巴馬的國務卿克里的兒子合開基金。

改革不僅沒有解決，甚至沒有觸及，舊體制的根本問題，反而給社會帶來了越來越多的問題。上面的當代民謠表明，中國民眾也對改革產生了厭惡情緒，叛逆情緒，甚至有牴觸改革之心。在民眾的心目中，改革似乎正從眾望所歸的褒義詞正在變成人人抱怨的貶義詞。這就需要對改革進行深度的反思，需要觸及改革的價值基礎和指導思想。

雅典智慧與耶路撒冷智慧之別是科學與信仰之別。這兩種智慧都是極寶貴的智慧，它們之間是高度互補的，是人類的生存所缺一不可的。人類社會離不開邏輯與科學，更離不開信仰與道德。雅典智慧是關於大爆炸的智慧，耶路撒冷智慧是關於造物主創世的智慧。在沒有道德智慧的時代與地方，人類不知羞恥，不辨善惡，不明是非，因而也就無所謂科學及其研究。

與多數統治相比，托克維爾發現，對自由的珍愛有其獨到的魅力：自由制度的最大用途在於，當人類精神不關心自由時，繼續當自由的後盾，並給與自由它固有的某種植物性生命，以便人類精神到時候能回到它那裡來。這些制度的形式保證人們即使一時討厭自由，也不會喪失自由。

愛新覺羅家族亡了，國民黨人走了，但是一百多年來，下面這些困擾中國人的問題卻一直拒絕離開：是安定，還是動亂？是體制內，還是體制外？是激進，還是漸進？是改革，還是改制？是問題，還是主義？是普世，還是國情？是專政，還是憲政？這些是未來中國，越來越需要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