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24年3月18日，本站發表了作者題為我對核戰略的幾個觀點的文章，深受讀者歡迎。作者說，他曾跟前史丹福大學教授劉易斯（John W. Lewis）聯合發表專著，專著的一個章節對中蘇1969年前後的邊界衝突幾乎升級為核衝突有詳細的描述，他願意將這個章節翻譯出來以饗本站讀者...

作為一個虔誠的共產黨人，他的信仰、經歷都使他很難最終掙脫精神枷鎖，他在遺書中還是要違心地高呼「我們敬愛領袖毛主席萬歲！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之類的口號。並在寫給妻子丁一嵐的遺書中，懇切地盼望受他牽連、已離他而去的家人「永遠做黨的好兒女，做毛主席的好學生，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堅持革命到底，為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奮鬥到底」。 十三年後（1979年），「文革」的神話破滅，毛澤東從神壇走下來，鄧拓若地下有知，不知有什麼感想？

最近一封署名大風水師的信，寄往中南海中辦，要求習近平懲處他身後的風水師或者高僧老道。信中說，毛澤東相信高僧老道，出延安之後一不回延安，不再跨過延河；二不居住也不進入紫禁城，這使得毛澤東儘管翻天覆地折騰中國人民，製造了巨大的人間災難，自已卻毫髮未損。習聽御用老僧的話，說習是真龍天子...

康生得到毛信任的原因有四：第一，他在蘇聯悉心照顧過毛的兩個兒子——毛岸英和毛岸青；第二，1938年，43歲的毛想與跟24歲的江青結婚，不少中共老幹部因江青在上海當演員時有很多風流韻事，表示反對，但康生堅決支持；第三，康生善於見風使舵，他在延安看到毛是中共真正的老大後，立即站到毛一邊；第四，康生在蘇聯親歷過史達林的大清洗，對史達林整人有很多心得，正好為毛所用。

瞿秋白最後的遺言《多餘的話》，對他的一生進行了反思，講出了他的真心話。他對中共你死我活的鬥爭，人人戴著假面具的表演，「萬分厭倦」。對於曾經宣傳過的馬克思主義，沒有絲毫留戀；對於離開中共，沒有什麼「可惜」。長期的病痛折磨，加上政治上接連不斷的打擊，使他萬念俱灰，看不到任何光明與希望，只想早日解脫。

「所謂無產階級獨裁，根本沒有這種東西，他只是黨的獨裁，結果也只能是領袖獨裁，任何獨裁都和殘暴、蒙蔽、欺騙、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離的。」「列（寧）托（洛茨基）之見解，在中國不合，在俄國及西歐又何嘗正確。弟主張重新估定布爾什維克的理論及其人物……在我自己則已估定他們的價值……弟久擬寫一冊《俄國革命的教訓》，將我輩以前的見解徹底推翻。」

中共早在延安搞顛覆活動的時候，當官的就開始搞女人，而且以革命的名義，花樣百出

陳伯達說：「我的一生是一個悲劇。」這可以解讀為一名有理想的書生，把他的智慧獻給了製造中國一場浩劫而身敗名裂。頗具文人氣質的瞿秋白，一九三五年為革命而犧牲前寫下沉重自白，認為參加共產黨是一場「歷史的誤會」，是一場「滑稽劇」。相信陳伯達讀過這位先知者的遺書，但兩年後，他奔赴延安，五十年後才恍悟到是一場悲劇。這是二十世紀給中國知識界留下的一個教訓。

重提「大食物觀」，還是再炒「西部大開發」的冷飯，中共當局沿襲毛澤東「三線建設」的舊策，顯然是在應對美國和西方的圍堵，緩解外資從沿海地區撤離的衝擊，在台海、南海發生衝突之際，可以利用西部腹地的戰略縱深，維持糧食、後勤和軍工的保障。習近平中央讓北京的企業和機構搬到雄安，受到消極的和公開的抵制；西部大開發要企業和投資搬到西北，同樣在被抵制和拒絕。

資料照：中共前領導人胡耀邦（左）和趙紫陽在中共全國代表大會上。（1982年9月9日）今年是1989年天安門運動三十五周年。四月中旬以來，進入政治輿論的熱季，許多持續多年的爭論再次浮上水面，其中爭論之一就是如何評價胡耀邦和趙紫陽。胡趙都曾是中共黨魁，如果人們要否定中共制度，是不是也...

1957年春，毛澤東搞了一個引蛇出洞的陽謀，這就是後來的反右運動，將向黨講真話的黨內外人士（毛眼中的蛇）一網打盡。浙江省長沙文漢是毛澤東打倒的黨內最高級別的右派，為什麼是他呢？（《百年真相》提供）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百年真相》。1957年春，毛澤東搞了一個引蛇出洞的陽謀：...

周立波的文章把中國的一個大醋缸給踢翻了。文章里曾有一句提到楊開慧的名字，只有短短的幾十個字：「他的夫人楊開慧同志，1930年就義於長沙，那時候，她只有29歲。」而且周立波在引用了毛澤東兩句詩「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後，又寫道：「詩人歌詠的是一切革命的家庭，一切殉節的同志，自然也包括了他的壯烈犧牲的可愛的家人。」這些內容對於當時炙手可熱、不可一世的江青來說都是特別忌諱的。在一次講話中，江青曾六次點了周立波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