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6月2日，清華大學一位署名「一個清華人」的學生貼出了一份《我控訴、我抗議》的大字報，直呼毛澤東為皇帝，「皇上喲，秦始皇與你相比，也只是個無名小卒了，無怪乎你說『秦皇漢武，略輸文采』，你在鎮壓人民這方面，是勝過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多少倍了……老祖宗啊！世界上有多少皇上能像你這樣，從一九四九年以後殺了七十多萬人民！（還不算一些自殺的呢）殺吧！把中國人殺絕吧！」……

為何中共對於這6個人如此特殊對待？除了他們反對一黨專制的「反動」言論外，還有兩個重要原因。一是不能全面否定反右，因為當時鄧小平就是中共中央反右領導小組組長，比毛還積極主張擴大打擊。他自知罪責重大，若全面否定反右，鄧小平自身也難免被追責。二是平反中阻力很大，曾參與當年反右的很多人都成為了各級部門的實權人物，他們害怕自己被追責。

毛為此採取了「引蛇出洞」的方式，號召中國知識份子和群眾「幫助共產黨整風」。當時有幾句鼓勵人們鳴放的說詞，叫做「不揪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絕不秋後算帳」。毛甚至還提出要出版《蔣介石全集》，並允許罷工、罷課。

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曾經標榜思想獨立的民盟高官和知名人士，有不少人喪失了獨立風骨，如沈鈞儒，甘於臣服在毛澤東和中共的腳下，而另一些人則因為天真地相信毛澤東和中共，被打成了右派，如羅隆基、章伯鈞等。他們的厄運自此開始。

對於那些曾為紅色政權的創立甘冒生命危險的老人而言，這個「解放後」的十六字方針帶給他們的震撼是可想而知的。相隔半個多世紀，面對聞所未聞的這十六個字，他們心中自然充滿了疑惑與痛苦。為此，作者要在生命的黃昏苦苦追尋這個十六字方針的來源，力圖找到一個確切的答案。在尋找這十六字方針來源時，他找到了一位住在昆明的右派老人M，M已80多歲，身體多病，風燭殘年，已不能執筆寫信，只能在電話里回答他的問題。

「我這輩子，經歷了天堂、地獄、人間三部曲，充其量不過是一場孤單的人生，沒有什麼意義和價值。我拿起筆，也是在為自己尋找繼續生存的理由和力量，拯救我即將枯萎的心。而提筆的那一刻，才知道語言的無用，文字的無力。它們似乎永遠無法敘述出一個人內心的愛與樂，苦與仇。」

章伯鈞是毛澤東點名的大右派，儲安平是他聘請的《光明日報》主編。儲安平發表了有名的『黨天下』言論，那個言論章伯鈞是同意的。當時章伯鈞就把儲安平拋出來，而且發表文章和主持對儲安平的批判會。他以為把儲安平拋出來毛澤東會放過他，結果毛澤東根本沒有放過他。你說笑話不笑話，章伯鈞明擺著成為最大的右派了，竟然還希望通過揭發、批判儲安平來逃脫毛澤東的整肅。

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因為提出成立平反委員會被打成了全國第二大右派的羅隆基，受到了來自身邊親朋的猛烈批判，尤其是羅隆基昔日情人的史良（司法部長），浦熙修（彭德懷妻妹）和邵慈雲（秘書兼情人）一下子都變成了敵人。時任司法部長的史良批判儲安平的言論，揭發章伯鈞...

2005年10月，榮毅仁在北京去世。他留下了一份題為《我要對黨說幾句》的遺言，大致內容是：一個喪失信念的政黨，一個不受法律約束的政黨，一個脫離廣大人民的政黨，一個追逐金錢利益的政黨，是沒有希望的，是背叛人民共和國的。顯然，這表明他已後悔當初沒有像其他親戚那樣離開大陸，後悔追隨了中共這個背信棄義的黨。

章詒和在書中接著寫道：「史良的講話是按照要求，適時順勢而發。它像一包定向爆破的烈性炸藥，從內部炸開民主黨派的圍牆，炸出一條預先設計好的線路，使民盟這隻進入反右運動祭壇的領頭羊，在這條路上蹣跚而行。」

為何中共不給章伯鈞平反呢？1980年，中共中央統戰部領導召見了章伯鈞的夫人李健生和章怡和，傳達了關於章伯鈞的右派問題不能改正的決定，並說：「當年給章伯鈞先生劃右派的材料許多不確實，從『政治設計院』到文字改革，都不能成立，『輪流坐莊』則是xx先生在批判右派時說的，也被錯算到章先生頭上。現在我們重新整理了材料，對章先生右派定性主要用的是xxx的揭發材料，即章伯鈞說的『共產黨是一個上帝加三百萬清教徒』等話。」一句話就判了章伯鈞死刑。

皮帶狂抽、血肉橫飛之下，周圍的受難者都咽了氣。只有年近七旬的章乃器靠著多年習練氣功的功力，在那裡硬挺著，但性命已在呼吸之間。此時有一位管片民警來到會場，向紅衛兵要人，說是此人若被打死，不好向中央交待，將受傷的父親送到了附近的協和醫院。

因為與毛的關係，周谷城才沒有遭到更為嚴重的迫害。然而，與許多家庭一樣，周谷城的家人亦受到牽連，大女兒在北京一所中學教書，因為父親的原因，被造反派活活打死，另一個女兒也被迫害致死。而周谷城的母親去世時，造反派竟不准他佩戴黑紗。

周恩來時召見他時說，民主黨派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中共代表無產階級。羅當即表示不同意，說：「你是南開出身，毛澤東是北大出身，我是清華出身。為什麼你們能代表無產階級，而要我代表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

為何中共對於這6個人如此特殊對待？除了他們反對一黨專制的「反動」言論外，還有兩個重要原因。一是不能全面否定反右，因為當時鄧小平就是中共中央反右領導小組組長，比毛還積極主張擴大打擊。他自知罪責重大，若全面否定反右，鄧小平自身也難免被追責。二是平反中阻力很大，曾參與當年反右的很多人都成為了各級部門的實權人物，他們害怕自己被追責。

黃炎培的第三個兒子、水利專家黃萬里僅因為寫了「花叢小語」這樣的諷刺官僚主義的文學作品在反右中被打成右派。他為了自保竟和兒子斷絕往來。1957年6月30日，清華大學的幾個學生電話採訪黃炎培。他非但「首先表示了自己完全反對黃萬里的反社會主義言論，支持全校同學對黃萬里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的批判」。反右高潮過去不久，1958年3月16日，又是這批在中國大名鼎鼎的的「著名民主人士們」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召開了一個「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社會主義改造促進大會」，在會上通過了給毛的效忠書。

童年就生活在這種恐懼中，老覺得父親的話會被監聽。成年後一些傳聞得到證實，一個民主黨派高官的家人，說收拾屋子時，無意在牆上發現電子管的竊聽器。還聽一位老警察說過，當時採用拉線的方式對羅隆基、章伯鈞家進行監聽。這說明從小形成的恐懼感是有道理的。

賈植芳《我的人生檔案》：有個文工團員，反右時支部分到兩個右派名額，討論到深夜沒結果，這姑娘去了趟廁所，回來得知自己是右派了。還有個老教授，組織上談話，「黨的困難就是你的困難，現在右派少一個，您解決一下？」教授答應了，扔到山裡勞教了20年。

傅斯年有著極為清醒的認識。他回來後曾與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幾次說過，延安的作風純粹是專制愚民，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風。他在同毛澤東的談話過程中，發現其對於坊間各種小說，連低級興趣的小說在內，都看的非常熟，而他正是通過這些材料去研究民眾心理，加以利用，因此傅斯年認為毛不過是「宋江一流」。對於同行的民盟成員，傅斯年認為他們很沒有出息。章伯鈞是由第三黨去歸宗，最無恥的是黃炎培，把毛送給他們的土織毛毯視為皇帝欽賜的陀羅經被一樣，大概是想把這當作護身符的。因此傅斯年十分看不起他們。

章立凡：童年就生活在這種恐懼中，老覺得父親的話會被監聽。成年後一些傳聞得到證實，一個民主黨派高官的家人，說收拾屋子時，無意在牆上發現電子管的竊聽器。還聽一位老警察說過，當時採用拉線的方式對羅隆基、章伯鈞家進行監聽。這說明從小形成的恐懼感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