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反右派鬥爭開始時，也根本沒有什麼「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的右派言行需要「打退」，在反右運動中當作典型材料（包括時至今日各種官方著作羅列以證明反右「完全必要」）的右派言論（其中添油加醋、誇大歪曲以激起群眾義憤的成分自不必說）不是在5月15日以前「放」出來的，而是在之後「放」出來的。

12月7日清晨，羅隆基心臟病發作。羅隨身帶著硝酸甘油片。可是他在打開硝酸甘油片藥瓶時沒有拿住，瓶子落在地上。他就這樣死去。直到上午8時，護士王小姐按時上門給他注射胰島素，這才發現他已經去世。趙君邁說，羅隆基的突然去世，曾使章伯鈞一連幾天雙眉緊皺，長時間地呆坐。他似乎想得很多，想得很遠，卻沉默不語。

章伯鈞的發言被刊登在《人民日報》上，這成了其劃為右派之首的罪狀和定性材料。1958年1月26日，章伯鈞的所有職務被撤銷。文革爆發後，章伯鈞被抄家批鬥。肉體上的迫害和精神上的抑鬱，徹底摧垮了章伯鈞。1969年5月17日，他因胃癌病逝。其次女章詒和在回憶父親時寫道：「劃右以後，他從一個忙碌的政治家變為孤獨的思想者。從此，靈魂在自己軀殼裡無法安放。」而受父親牽連，章詒和在文革中以「現行反革命罪」被判刑二十年，坐牢十載。

文革爆發後，周谷城被作為反動學術權威揪出來批鬥，關進「牛棚」。對於周谷城在文革期間的經歷，他的學生吳歡章曾寫道：「『文革』初起時，周先生被當作反動學術權威遭到了嚴厲的批判。一次他被批鬥後，走出校門才被允許摘下掛在胸前的黑牌。他手裡拎著牌子，擠上校門口的有軌電車……。」

皮帶狂抽、血肉橫飛之下，周圍的受難者都咽了氣。只有年近七旬的章乃器靠著多年習練氣功的功力，在那裡硬挺著，但性命已在呼吸之間。作為收藏家的章乃器，自然也有著大量的收藏。除了被抄家搶走的外，其餘的被康生下令裝上六輛大卡車全部運走。文革結束後，章立凡曾收到一張權貴們攫取文物的不完全清單，其中有康生、陳伯達、林彪、曹軼歐等，尤以康生的胃口最大。

不查不知道，一查歷史，像羅隆基、張國燾這些人，原來都是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兩人因帶頭鬧事，都被警方抓過，不過當時的軍閥都還寬容，學生一抗議，很快又把兩人放了。那時候的學生有點天不怕地不怕。動不動就驅逐校長。張煜全、金邦正、羅忠詒都是被趕跑的清華校長，張、金二位，好歹還進了校門，在...

為何中共對於這6個人如此特殊對待？除了他們反對一黨專制的「反動」言論外，還有兩個重要原因。一是不能全面否定反右，因為當時鄧小平就是中共中央反右領導小組組長，比毛還積極主張擴大打擊。他自知罪責重大，若全面否定反右，鄧小平自身也難免被追責。二是平反中阻力很大，曾參與當年反右的很多人都成為了各級部門的實權人物，他們害怕自己被追責。

訪問團成員離開延安回到重慶。與黃炎培稱延安之行「如坐春風」不同，傅斯年有著極為清醒的認識。他回來後曾與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幾次說過，延安的作風純粹是專制愚民，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風。他在同毛澤東的談話過程中，發現其對於坊間各種小說，連低級興趣的小說在內，都看的非常熟，而他正是通過這些材料去研究民眾心理，加以利用，因此傅斯年認為毛不過是「宋江一流」。

最初羅隆基並沒有體會到這種差異，只以為同為右派，待遇理當一視同仁。直到有天參加民盟學習會，散會後，羅隆基站在民盟中央朱紅大門的一側，發現走出門外的章伯鈞，居然有小車來接，是一輛美國的老「別克」，頓時百感交集，內心如同打翻了五味瓶。他眼睜睜看著章伯鈞上了轎車，駛出視線，才挪動腳步，慢慢拐出了胡同。一回家，他就立刻打電話給章伯鈞，氣呼呼地說：「伯鈞，看來先低頭認罪的人，還是得了些好處呀！」

到了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間，曾經的大右派向達，自然在劫難逃。向達是文革爆發後第二批被揪出批鬥的「牛鬼蛇神」。向達躺在床上對夫人說：「我恐怕是過不了這一關了。」夫人哭問：「你要是死了，我怎麼辦？」向達指著地上的書說：「我一生的積蓄都在書上，我死後你就賣書度日吧。」向達去世不久，他留給夫人的書，全部被中央文革小組的人偷走了，一本不剩。其中很多書極為珍貴，不乏善本。

據說很多上海人每天都要對著張愛玲的照片拜一拜，稱她為「跑路天后」。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年輕的張愛玲頗受當局禮遇，曾應上海宣傳部長夏衍之邀，穿著旗袍參加了上海第一屆文代會，還被安排下鄉參加土改體驗生活。但是，先知先覺的她於1952年7月以「繼續因抗戰而中止的港大學業」為由，申請赴港，隨後遷居美國。與她背景相似、留在大陸的作家蘇青、關露、周瘦鵑等人，大多沒有躲過殘酷的政治迫害。

那位赫赫有名的浦熙修，都立為楷模了，居然也未能爬出右派的泥淖，竟也被劃了右。對此，受傷深重的羅隆基激憤萬分：「浦熙修為了自己生，不惜要我死呀！把床笫之語也當做政治言論，拿到大會上去揭發，是條條致命呀！難怪孔老夫子要說『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浦熙修出賣了我，只不過保住了一個全國政協委員的身份，還是劃了右，何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