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和他的女人們［全本］

第五節  女作家丁玲憶當年風流

丁玲原名蔣冰之，湖南臨澧縣人，一九O六年生，一九二六年後以《莎菲女士日記》等小說馳名文壇，為一代追求個性解放的女作家的佼佼者。曾在北京與沈從文、胡也頻同居，後與胡也頻結婚。一九三一年胡在上海被國民黨處死，她加入共X黨地下組織，並主編「左聯」機關刊物《北斗》雜誌。一九三三年被捕，關押在南京監獄。獄中與一「特務」同居，並生下一個女兒。一九三六年夏獲釋，旋即赴中共主力紅軍所在地瓦窯堡。

正是在瓦窯堡，丁玲與毛澤東相識，並達成短暫的親密情誼。其時，周恩來、毛澤東率領的「中央紅軍」完成了「二萬五千里長征」，熬過了最艱苦的歲月，住在瓦窯堡休息、整頓。其時，舉國上下，民眾要求抗日、反對內戰的浪潮風起雲湧。此時，毛澤東的妻子賀子珍住進了老鄉家裡，去生第五胎女兒——嬌嬌，即後來的李敏。毛澤東是個無論公事、私事均欲望極強、難耐寂寞的人。他利用賀子珍生育這個閒暇，而與其它女性作「超越同志感情的交往」。下面引述丁玲女士本人晚年的一段回憶。晚年的丁玲本是一個一改她年輕時風流浪漫品德、思想意識十分馬列的老作家。可以說，她一生中最美好的二十多年歲月（一九五五年—一九七九年），都是在中共的監獄裡及勞改農場裡渡過的。她是知識分子被中共洗腦成功了的典型。可是一九八一年，他接受美國愛霍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的邀請，到北美訪問旅行了近半年，真正呼吸到了人間的自由空氣，並無形中受到感染。一九八二年春天，她回到了中國大陸後，思想上也一度呈現過「解放狀態」，或稱「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污染。

該年盛夏，她來到渤海灣避暑勝地大連，跟一位愛好文學的中年科學工作者同住在一所療養院裡，清爽的海風，金色的沙灘，婆娑的綠樹，難免勾起這位飽經滄桑的老人的無限情懷，回憶往事，其中不乏對毛澤東的楚楚哀怨：「他是個帝王思想很重的人，那時候的紅軍隊伍，中央機關，駐紮在陝北瓦窯堡，可不像後來的這樣風光排場。經過了二萬五千里長征，九死一生，剩下的人，兵殘將敗，慘不忍睹。無論是高級領導人還是普通士兵，個個破衣爛衫，面黃肌瘦，四散在當地老百姓家裡，懶懶散散地進行整休。

「這就是我一九三六年離開南京監獄，到陝北來投奔中央紅軍時看到的樣子。在瓦窯堡，我第一次見到『毛委員』。他瘦高瘦高的個子，頭髮也很長，衣服很舊，褲子上打著補丁。那時大家還不稱他為『主席』，熟人都喊他原名『潤之』。他大約原先也聽過我的名字，曉得我也是湖南人，所以見了面很隨和，親熱，愛開玩笑：」久聞不如一見，你就是鼎鼎大名的丁玲啊？『他問了我許多上海、南京的情況，特別是魯迅和』左聯『的情況，為甚么要有』國防文學『和』革命大眾文學『？這兩個稱號的爭論等等。

「有三天三晚我們都在一起。後來話說的多了，他便說起跟革命相關的事來。他拉著我的手，扳住我的指頭，一個一個地數起三宮六院七十二妃來。他封賀子珍作皇后。『丁玲，你就封個貴妃吧！替我執掌文房四寶，海內奏摺。但我不用你代批奏摺，代擬聖旨……，那是慈禧幹的事情，大清朝亡在她的手裡……』接著，他又封了其它的一些紅軍女性作六院貴妃。再後，他和我數起七十二才人來。可是，瓦窯堡地方太小，又很偏僻，原有居民不過兩千人，加上中央機關幹部，警衛部隊，也不過四五千人，又是一個以男人為主體的世界。把瓦窯堡地方上稍有姿色的女人算在一起，也湊不了七十二才人。還包括了幾個沒來得及逃跑的財主家的姨太太呢。

「他是個有趣的人。在他最落魄的日子裡，也沒有忘記作皇帝夢。他扯著我的手說：」看來瓦窯堡民生雕敝，脂粉零落，不是個久留之地，嗬嗬嗬……『「。

丁玲老人是帶著批判的意識憶及這段甜蜜的往事的。事後，他又大約覺得說漏了嘴，對「偉大領袖」大不敬，很有些後悔。他嚴肅地告誡那位中年科學工作者，偉大領袖這類開玩笑的事，不應在傳給第三個人聽，誰傳了誰負責任。中年科學工作者見老人一片至誠，當然答應保密。為免事端，兩人相互敬而遠之，不再往來。

再說當年丁玲隨中央紅軍抵達延安，便在周揚為副院長的魯迅藝術學院小住過一些時日，並繼續寫作。那時丁玲才三十出頭風華正茂。其時已發生過「西安事變」，國共兩黨達成了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毛澤東則正式坐上了「中央軍委主席」的交椅，取代周恩來執掌兵權。風姿綽約的北平女子吳廣惠、金髮洋女史沫特萊亦來到了延安，並進入了毛澤東的私生活，自然把個容易惹是生非的女作家置之腦後了。毛澤東只是讓他到八路軍抗日根據地去看看，深入民眾，體驗生活，搜集創作素材。丁玲依言到了山西太行山的八路軍總部。據說她最初追求過八路軍副總司令彭德懷，後又追求總參謀長劉伯承，均未獲結果。於是重返延安，在「紅軍大學」任教，並主編《解放日報》文藝副刊。後與她的秘書、小她十四歲的劇作家陳明結婚。

一九四二年三月，她在延安《解放日報》上發表了著名的《三八節有感》，道出了「革命聖地延安」婦女們生活苦悶的真實狀況，加上該報發表的另一篇散文《野百合花》（王實味作，他於一九四七年被康生秘密槍決），引起賀龍等一批前軍人的憤怒，指目文化人在後方妖言惑眾，動搖軍心，聲言要斃了這些搖筆桿子的。毛澤東為著安撫前線軍人，將《三八節有感》、《野百合花》納入「整風」內容，進行了嚴肅批判。抗戰勝利後，丁玲去了華北，參加農村土地改革，恰恰寫出了一部長篇小說《太陽照耀在桑乾河上》，經中共推薦，獲一九五一年度「史達林文學獎」二等獎。

中共建政北京後，丁玲歷任中共中央宣傳部文藝處處長，中央文學講習所所長，《文藝報》主編，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文學藝術聯合會副主席等，紅極一時。她與中共的另一員文藝大將周揚宿怨新仇，關係日趨緊張。

一九五五年夏天，毛澤東忽然念及舊情，約請丁玲在中南海里划過一次船。玉液泛舟，眷顧隆恩。小船上只有毛澤東和丁玲兩人。毛澤東自然是親自掌舵了。憶述之餘，毛澤東忽然問：冰之，你工作有甚么困難？你覺得周揚這人怎樣？丁玲見主席又親切地喚起了自己的小名，一時便忘乎所以，半嬌半嗔地把歷年來心中積蓄下的對周揚的怨恨，一古腦列數出來：周揚有十大問題……丁玲太過天真，太過事業心，太過政治化了。她原該繞過毛澤東的話題，說些開心有趣的事，逗毛澤東快快樂樂的，使毛澤東喜歡她的知識和智能，為日後的再次被寵幸鋪平道路。可是共X黨的鬥爭哲學使她執迷，只急於告御狀而不揣摩毛澤東的帝王心理，從而犯下了她一生中最大的失誤……毛澤東認真地聽著，凝視丁玲的面龐。此時的丁玲，年近半百，身子發福，頭髮也變了色，臉上有了皺紋，徐娘老矣，不復當年風韻……毛澤東耐心聽她講完，倒真的笑了：「你講周揚有十大缺點，我倒是覺得周揚還有兩個優點，他的馬列主義水平可以……」。

此後，毛澤東再沒有單獨召見過丁玲，他已覺得她已是個乏味的女人。

一九五五年，在「文敵」周揚的主持下，呈報毛澤東同意，丁玲以「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一案被捕，一九五六年獲釋，鬧翻案。一九五七年，經毛澤東親自批示，將丁玲定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丁玲被流放到中蘇邊界的「北大荒農場」勞動改造。在「北大荒農場」，她還曾經直書毛澤東，請求幫助。毛澤東在感情上、政治上均拋棄了她，自然不再理會並為其平反，繼續下放到山西農村勞動。直到一九七九年，華國鋒被鄧小平趕下台，她才以病老之身，回到北京，重新當上了「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全國文聯副主席」。令人深思的是，歷盡三十年的政治折磨之後，她仍然保持著共X黨人的傳統的左傾意識，對新進的中青年作家及其作品，指責多於鼓勵，且都是政治上的指責。

一九八六年三月初，丁玲於北京逝世。直到臨終前，她仍在為自己一九三六年南京監獄的「變節」一事奔走，以求歷史的清白。中共總算為她作了徹底的「改正」，她才結束了她多姿多彩而又多災多難的一生。中國大陸的青年一代作家不太能夠諒解她，原因是她明知包括毛澤東在內的種種虛偽腐敗的生活真實，且她本人又是長期的受害者，卻固執教條，不肯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