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張國燾晚年客死異國」

類似的文章，附件一，我在網上讀過多次了，本來看看就算了，沒打算說什麼，但不知為什麼我總覺得文章的背後一絲絲縷縷的嘲笑、冷漠亦或無知。

換個角度想，如果張國濤留在中國，他會如何？

陳昌浩，張國濤的下級高官，附件2，從蘇聯回國後，1967年，自殺在北京城的紅霞公寓，位於王俯井大街的高幹公寓。

李立三，附件3.

李立三，1899.3—1967.6，1967年6月22日服安眠藥自殺，終年68歲。

黃金容與杜月笙，附件4及5

黃金容，附件4，留下來了，以80有餘的高齡在上海的大世界門口掃地，那座解放前屬於他的城池，此事，足以見共產黨做人不夠厚道。

插曲，寫此文時，在GOOGLE.COM.CN下，黃金榮是被屏蔽了的，GOOGLE顯示：「據當地法律法規和政策，部分搜索結果未予顯示。」我猜，黃金榮的經歷是共產黨不願意別人提及的。

杜月笙，附件5，解放後逃避到了香港，病故在那裡了，用共產黨的話講，『被嚇死的』。

共和國的十大元帥，附件6（需補）

這些人大家都很熟悉了，他們文革前如果能幸運地去世地話，還能得到應得的榮華；如果他們能以頑強地生命熬過1977年的話，也可安享晚年，這些人，在毛在世時，沒有一個人有好日子過的，沒有一個人可以平穩地端起茶杯，靜靜地品一下茶香的。

魯迅，假如活著，附件7

魯迅（1881—1936，10，19）被共產黨說的像聖人一樣，也許，在那個年代裡，先生的筆對中國的文化確有供獻，但魯迅被毛澤東盛讚為：「骨頭最硬。」，這『骨頭』硬在哪裡，硬在反對國民政府的專橫跋扈，頗得毛澤東的歡心。

但是，從日本明治維新到1945年，日本發動了14次對外侵略戰爭，其中10次是侵華戰爭。1931—1945年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僅是其中一次，也是規模最大，時間最長的一次，從1931到1936年，魯迅不可能沒有看到、聽到日本的侵華，但，我在魯迅的全集中，找不到『抗日』兩個字，文章寫得再好，要當亡國奴，要和國民政府一起逃亡。

魯迅幸運地早亡了，沒有經歷『7、7』、及『西安事變』，沒有經歷57年的雙百方針，沒有經歷過文革。

說真的我很擔心他在『7、7』中不表態及『西安事變』，表錯了態；或，在57年的雙百方針中了圈套，『硬骨頭』變成了『軟骨頭』，或者，像高爾基一樣死於不測；或，在文革中，落得像黃金容、老舍類似地結局。

魯迅，幸運啊！

我也心存疑慮，為什麼在魯巡的文章中通篇都找不到「抗日」二字，難道他的字典里沒有嗎？！

話回張國燾，知道了，陳昌浩、李立三、黃金容、杜月笙，及共和國的開國元帥們的結局，離答案就不遠了，如果張國燾不走的話，就像魯迅不死一樣，沒有任何的懸念，其結果也好不過魯迅去；張國燾遠去加拿大，沒有錢，起碼尚有尊嚴與自由，不用曲膝卑下地苟言殘喘地活者，起碼還有一席安榻；起碼活到了1979年11月26日，過了82歲的生日；起碼，沒有帶過毛澤東的像章，高喊過「毛主席萬歲！」，不用違心地、低三下四地討好別人，活的尚有尊嚴與自由。

白色恐怖與紅色恐怖

白色恐怖，在國統區或日本占領區，離開了敵占區，總還有個安全的地方，總還有個地方能當個英雄，掛個胸章，即便『光榮』了，老婆孩子也能有組織照顧著，當個烈士家屬，死而無憂；但紅色恐怖就大不一樣了，讓人無處藏匿，弄得黑白兩道追殺，死無葬身之地，人死了都會愁眉不展，連老婆孩子都不會有正常的日子過。

所以，有多少英烈在最後日子裡都不得不低下高昂的頭，曲膝跪在統治者的面前，乞憐認罪。所以，紅色恐怖比白色恐怖更為恐怖。

後記：

我羞於承認此文出自我筆，該說的話別人都說了，從附件1到附件7，我只不過把它們從記憶里，歷史的記憶，挑了出來，放到了一起，就像波絡先生講的那樣：「該知道的都知道了、、、」。

我認為，我們的革命，讓社會發展的歷史在這裡，在本世紀，拐了個彎，『革命』是對社會發展的一個誤解。

附件1：張國燾晚年客死異國記圖

當處於事業巔峰時期的張國燾率10萬兵強馬壯的紅四方面軍將士轉戰川陝，覷視前來與四方面軍會師的毛澤東率領的一萬多中央紅軍時，他絕對不會想到自己的晚年是這個樣子，不會料到自己死後子女竟出不起喪葬費。

被國民黨遺忘的張國燾輾轉至香港

1948年底，蔣氏政權大勢已去，國民黨許多高官顯要紛紛逃到台灣。張國燾慌忙把《創進》停刊，攜帶全家逃到了台北。

張國燾攜家眷逃台後，舉目無親，一切都只能靠自己了。當時正是冬天，他急於找地方將全家安頓下來，奔波數日，才終於在台北租到了一棟房子。

張國燾想繼續為國民黨效力，可一年過去了，國民黨既沒有給他安排「工作」，也沒有過問他的生活。儘管他念念不忘自己是「國民黨六屆中央委員」，但國民黨卻似乎將他遺忘了。

不久，他住地一帶的房子由行政院批示，被改作東南行政長官公署，強行徵收。潦倒的張國燾深知「胳膊擰不過大腿」，只好於遷移台灣的第二個冬天，再次帶著全家遷移了。這一次他的目的地是香港。

1949年冬，張國燾帶著妻子和三個兒子離開台北，來到了香港。

1950年韓戰爆發時，張國燾已在香港安頓下來。他每天沒什麼事，便訂了幾份報紙，專門研究戰爭的前景問題，有時也就此寫點評論寄給小報，賺點零錢花。隨著戰爭的繼續，黃金價格一路飛漲。於是他以全部家當5000美金作押，在金融市場上干起了「炒黃金」的生意。

不出張國燾所料，黃金價格一直持續走高。但是突然黃金一夜之間價格大跌，等張國燾明白過來是怎麼回事的時候，已是跌得慘不忍睹了。

禍不單行，張國燾的妻子楊子烈一天上街買菜時，不幸跌倒，摔斷了臀盤骨，成了跛子，行動很不便。接連的打擊，使張國燾處境極為困窘，經濟與精神上的壓力，令他一下子老了許多。

在香港，張國燾為了自己的安全，採取了「超然」的政治態度，與國、共兩黨都保持著相當的距離，專與中間派人士來往。張國燾與同在港的原國民黨桂系要人程思遠來往密切，似乎對自己的過去有所省悟。

1951年，青年黨領導人謝澄平與程思遠幾經交換意見，決定組織一個定期座談會。不久，原國民黨要人張發奎、顧孟余邀張國燾出任新創辦的反蔣刊物《中國之聲》的社長，張國燾也發表過反蔣的文章。1952年10月10日，由張發奎、顧孟余積極籌備的「自由民主戰鬥同盟」正式宣告成立。但好景不長，「戰盟」成立不久即發生分裂，張國燾的《中國之聲》社長一職也被張發奎派其親信林伯雅接收。眼看積蓄日漸減少，張國燾夫婦很是焦慮。

張國燾流露出回大陸的意願

當張國燾在生活上處處不如意的時候，新中國在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領導下卻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看看自己窮困潦倒的生活，張國燾萌發了回歸大陸的念頭。

1953年春的一天，當時正在新華社香港分社負責新聞工作的金堯如接到一個姓陳的打來的電話。陳先生在香港出版界工作，據說是陳獨秀的兒子。

在雙方約見時，陳先生慎重而認真地說：「張國燾伯伯最近幾次同我談起，說他看到中國共產黨解放了祖國大陸，心裡也很振奮。他現在閒居在香港，很想回北京去，重新回到黨的領導下，為黨和人民做一點建設工作。我告訴他，我認識新華社的金先生，他很高興，要我請教請教你，有沒有可能回北京向毛澤東主席反映一下他的願望。」

金堯如回到分社後，向社長黃作梅如實匯報。黃作梅同意向北京反映。張國燾連夜寫了一封信給毛澤東。信是開口的，以示轉信人也可啟看。取出信來一看，抬頭寫的是「毛澤東主席並劉少奇書記、周恩來總理」。信寫得不長，大意是：在你們和黨中央的領導下，中國共產黨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和建立新中國的勝利，我感到極大的鼓舞和深刻的愧疚。經過這兩三年的思考，我決心回到黨的身邊，在你們的領導下，為黨和人民事業盡我一點綿薄之力，鞠躬盡瘁……

兩三個星期後，劉少奇以中央書記處書記的名義傳下話來：張國燾願意回來是可以的，中央是歡迎的。但是，他必須首先寫一個報告給中央，深刻檢討他在歷史上堅持自己的錯誤路線，提出改過自新的保證，以表示自己的決心。

金堯如當即電約陳先生，如實轉告劉少奇的話。第二天，陳先生打電話給金堯如說：「張伯伯這幾天身體不太好，他說這件事且擱一擱，慢慢再說吧。他要我謝謝你們。」

窮困潦倒四處乞求救濟

1953年初夏的一天，正在為生計發愁的張國燾，突然遇到了一件讓他高興不已的事。美國中央情報局通過美國亞洲研究中心找到了他，向他了解有關中國黨政領導人的情況。美方希望通過了解中共黨政領導人的過去、性格、愛好、交往，推測出其在黨和政府中的地位、關係，以至未來的內外政策。張國燾與建國後任領導職務的絕大多數高級幹部都有過接觸，甚至長期共事，掌握著普通人無法了解的情況。

雖然張國燾脫離共產黨之後，已經過去了15年，但美國人自有美國人的想法，他們希望通過了解中共黨政領導人的過去，藉以推測出這些人的現在和未來。美國人並未費很多周折便取得了張國燾的配合。

從1953年7月起，美國中央情報局派其駐港負責人，先後20多次拜訪張國燾，希望了解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共要人的情況。對於美國人的要求，張國燾總是盡己所知以滿足他們。這樣，張國燾從美國人那裡也討到了一些報酬，使自己經濟窘迫的狀況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1956年中共八大召開後，張國燾注意到國內形勢寬鬆了許多，一直寄人籬下感到日子不好過的他，又萌生了回國的念頭。他通過各種渠道，向中共中央轉達了自己的請求。不久，中國共產黨來人了，告訴他：回去可以，但前提條件是承認錯誤。他雖早已料到有這樣的條件，但對方真的提出來時，他又猶豫了。他考慮再三，最後拿定主意不回去了。

1958年，中國大陸開始了轟轟烈烈的「大躍進」運動。在香港的張國燾再次受到鼓舞，又萌發與中國政府建立聯繫的打算。當年10月，他托人向政府表示，願為中國政府做點事，並要求給他以生活補助。此要求作為內部情況簡報，以《關於張國燾最近情況簡報》的形式呈送毛澤東後，毛澤東在上面批道：「應勸張國燾割斷他同美國人的關係。如能做到這點，可考慮給以個人生活方面的補助。」但從事情發展的結果看，張國燾沒有接受毛澤東的建議。

1961年前後，美國堪薩斯大學派人找到張國燾，希望他能寫寫回憶錄。從此，他積極投入回憶錄的寫作之中。在花費了4年時間後，終於寫成了《我的回憶》共三冊，約100萬字。在這4年期間，堪薩斯大學每月僅給他2000港幣作為研究費用，所得到的卻是他用心血寫成的著作的英文版權。這樣，實際上等到張國燾交稿時，全部費用已經所剩無幾。直到香港《明報》月刊取得該書的中文版權後，他才得到一筆數量可觀的報酬。

遠走加拿大曾獲蔣經國資助

1968年，中國「文化大革命」波及到了香港。這使張國燾甚為驚慌，為了保險起見，他決定和妻子遠走高飛，去一個陌生的國度——加拿大，投奔大兒子海威。

張國燾、楊子烈來到了加拿大華裔較多的多倫多。張國燾的長子張海威此時正在多倫多教數學，二兒子張湘楚在紐約當醫生，三兒子張渝川在多倫多當工程師。張國燾夫婦到達多倫多後，與大兒子一家同住。但到多倫多不久，他和楊子烈發現大兒子的收入養活一家老小有些困難，便搬出了兒子家，住進免費的養老院。加拿大法律規定，65歲以上的老人即可接受政府福利救濟。這樣他們每月領到的養老金足夠生活，有時還可到中國餐館小酌一頓。

1976年的一天，79歲的張國燾突然中風，右半身癱瘓，生活不能自理。楊子烈也已年逾七旬，腿還有殘疾，無力照料張國燾。張國燾只得申請住進老人病院。老人病院地處多倫多郊區，因為是官辦的慈善機構，所以條件很差。

中風後張國燾行動不便，說話困難，發音不清楚，耳朵也不怎麼管用，每日只能坐在輪椅上在室內活動。張國燾清楚，自己的日子已不多了。

張國燾後來病重，便與楊子烈商量解決貧病交加的辦法。楊子烈想起了一個人，便提醒說他當年到武漢向國民黨政府投降時，熱情接待他的是萍鄉同鄉、時任武漢市警察局局長的蔡孟堅。張國燾與蔡孟堅交往多年，頗為投緣。蔡孟堅現在就在美國，楊子烈認為可以請他幫忙。張國燾認為妻子的話有道理，就囑咐她和蔡孟堅聯繫。

蔡孟堅見到楊子烈後，問張國燾認識當今哪位台灣政要。楊子烈說當年在香港時，台灣當局曾派擔任「外交部長」的黃少谷赴港訪問張國燾。蔡孟堅說：張國燾任中共駐莫斯科首席代表時，王明曾將蔣經國打成托派，被判流放。是張國燾向俄共極力交涉，才改為準許蔣經國到列寧格勒軍事學院旁聽，後又爭取蔣經國去工廠做工，使蔣經國免去了流放之苦。在重慶時，蔣經國曾與蔡孟堅一道探望過張國燾，二人無話不談。張國燾對蔣經國有舊恩，此時應當求助於他。楊子烈表示同意。

蔡孟堅遂致電台灣的黃少谷，告知張國燾在加拿大的窘境，說張國燾若病死、餓死在加拿大，則對張國燾本人及台灣均為一大諷刺。蔡孟堅請黃少谷將此情轉告時任台灣「行政院長」的蔣經國。蔣經國聞訊後想起張國燾的舊恩，唏噓不已，請蔡孟堅捎錢給張國燾。不久，黃少谷的女婿、台灣駐紐約「總領事」夏功權便告知蔡孟堅，請他把蔣經國的1萬美金支票轉交給張國燾作醫藥費。蔡孟堅立即飛赴加拿大，將支票交與楊子烈。

貧病交加凍死在異國他鄉

1979年11月26日，是張國燾的82歲生日。三個兒子將他從老人病院接到大兒子張海威的家中，天倫之樂使張國燾的心情好轉起來，不願再回到嚴寒難忍的老人病院。但不回老人病院又能去哪裡？三個兒子都是勉強度日，再養活張國燾就更拮据，張國燾只能再回到他不願去住的老人病院，當張國燾離開家時，楊子烈為他準備了幾床毛毯，以抵擋嚴寒的侵襲。

1979年冬天的加拿大異常寒冷，大雪連綿不斷。12月2日夜，病床上的張國燾翻身時把被子與毛毯弄到了地上，數次按鈴叫護士卻無反應。3日凌晨5時，張國燾已處於彌留之際。當親人趕到老人病院時，張國燾已去世多時。

當處於事業巔峰時期的張國燾率10萬兵強馬壯的紅四方面軍將士轉戰川陝，覷視前來與四方面軍會師的毛澤東率領的一萬多中央紅軍時，他絕對不會想到自己的晚年是這個樣子，不會料到自己死後子女竟出不起喪葬費。張國燾三個兒子都有家小，無力分攤全部喪葬費，楊子烈只有告知蔡孟堅。蔡孟堅通過黃少谷轉告了蔣經國。幾天後，國民黨中央秘書長蔣彥士電匯蔡孟堅3500美元，用於處理張國燾的後事。1979年12月5日，張國燾被安葬在多倫多的一個公墓中。（王學亮）中國經濟網

附件2：陳昌浩和四萬將士：中國紅軍最大冤獄

維一按：記得我在北京四中上初中一年級的時候，最心儀的高年級學長之一是高三年級一個外號叫「大鼻子」的同學，其面若洋人，膚色白裡透紅，俄文流利，足球球藝絕佳，四百米接力速度飛快。後來從某個對校中名人了如指掌的同學口中得知，此人名喚「陳祖謨」。沒有想到，今日偶讀此文卻得知他竟有這樣一段身世的隱情，如今也避禍江左，到了大洋洲了。

作者：不詳

1999年11月的一個陽光明媚的日子，記者在位於雪梨西區BLACKTOWN（黑鎮）的某所普通的房子裡，見到了一位年逾七十的俄羅斯老太太。除了她嘴唇上深深的咬痕（這是漫長監獄生涯留下的印跡），你看不到任何苦難和掙扎的痕跡。然而，這個莫斯科出生的俄羅斯老婦人，卻與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有著神秘而密切的關係。1967年，她與前中國國家主席夫人王光美、前中共中央總書記李立三夫人，同時關押進了中國最大的政治監獄——北京秦城監獄，歷時八年，受盡折磨，其罪名是「蘇聯特務」。而她的所有「罪行」中最致命的一項，是因為她身為某個人的妻子。

此人名叫陳昌浩。

對於所有不熟悉中國共產黨歷史的人們來說，陳昌浩無疑是一個非常陌生的名字，但對於經歷過紅軍長征計程車兵來說，這卻是個一度聲名顯赫，令人敬仰的傳奇人物。

1930年代，當紅軍長征抵達陝北時，它主要由兩支軍隊構成，其中一支是所謂「中央紅軍」，即由毛澤東、周思來和朱德等率領的第一方面軍。計約八千人，另一支軍隊是由張國濤、陳昌浩和徐向前率領的「第四方面軍」約八萬人，是中央紅軍的十倍，武器精良，裝備整齊，其「氣勢」令一方面軍「自慚形穢」。

這支強大的軍隊，後來被先後改制為「左路軍」和「西路軍」，陳昌浩是它的最高指揮（「總政委」和「軍政委員會主席」）。他的座下擁有一大批以後在中國政治舞台上叱吒風雲的人物：國家主席李先念、元帥徐向前、紅軍傑出將領徐海東；50年代中國幾個主要軍區的司令員和政委如許世友、陳再道、程世才、洪學智、數百名將軍；以及鄧小平時代中國軍方的所有主要領導人，後者包括前國防部長秦基偉、中央軍委副主席張震和劉華清等等，而這些當今執掌中國軍政大權的首腦人物，昔日只是陳昌浩部下的一些連排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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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筆者在北京遇到過一位曾經是陳昌浩警衛團士兵的現役將軍，當提及令他敬畏的「首長」時，他老邁的雙眼裡突然灼灼發亮。「他是我們這些人的恩師和帶路人」，他沉重地呼吸著，仿佛再次回到半個世紀前戰火紛飛的激越年代。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曾經統帥千軍萬馬馳騁沙場、立下赫赫戰功的紅軍主帥，早在1940年代，就被迫退出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舞台，長年「牧羊」蘇聯，在集體農莊裡受盡折磨和苦難；他給中共中央發了大量電報，要求返回祖國參加革命，卻石沉大海、杳無音訊。1949年10月，他攜家人返回北京，受到劉少奇和朱德的熱烈歡迎，但他拒絕了所有高官厚祿，選擇成為一個中共黨史的研究學者（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以及「俄華大辭典」的「主編」。六十年代，他曾經返回湖北故鄉，在那裡見到了數百名當年的紅軍部下，而今皆為解放軍高級將領。陳在大會上眼含熱淚向他的舊部致歉，獨自承擔起將西路軍覆滅的責任。但即便如此，他還是無法逃脫命運魔爪的無情追擊。

1967年7月，「文化大革命」爆發一年以後，受到秘密指使的紅衛兵對他進行了殘酷的「批判鬥爭」和毒打。陳昌浩親眼目擊彭德懷、徐向前等元帥被戴高帽掛牌遊街的景象，又風聞李立三「自殺」及其他的俄國夫人格蘭娜的被捕，情知自己「罪大惡極」，厄運難逃，便在寓所「紅霞公寓」里吞服大量安眠藥後永久地睡去。他的屍體被秘密火化後拋棄於荒野。直到今天，北京八寶山公墓的墓穴里，還只有一個空空如也的骨灰盒。

昔日統帥，竟死無葬身之地！

二、中國紅軍史上的最大「冤獄」

陳昌浩案，一直是中國共產黨史中的禁區，直至1980年代以後，原紅四方面軍人員，在鄧小平提攜下成為中國軍方的主要指揮力量，在這些「老軍頭」的大力倡導和支持下，紅軍的這一段神秘而撲朔迷離的歷史才逐漸得到曝光。

1937年，紅軍西路軍主力約四萬人在甘肅一帶被蔣介石軍隊圍殲，全軍覆沒，成為紅軍史上最嚴重的一次慘敗，紅軍最大和最精銳善戰的部隊，在短短四個月間被消滅殆盡。只有數千倖存者僥倖逃脫，他們以後成為新組建的由鄧小平劉伯承指揮的「第一野戰軍」的骨幹，而陳昌浩和徐向前均靠化裝行乞才脫離危難。

幾乎所有過去出版的「黨史」都異口同聲稱，這是由於該軍領導人錯誤地執行了張國燾的「逃跑主義」和「分裂主義」路線的結果。但在近兩年出版的一些黨史研究專著和文章紛紛指出，根據中共中央檔案館的資料和徐向前元帥臨終前所撰「回憶錄」來看，當時的「西路軍」領導人陳昌浩（「軍政委員會主席」暨中共中央常委）和徐向前（「總指揮」），是嚴格按中央軍委的電報指食指揮軍隊行動的。而當時的「中央軍委」的核心成員，是毛澤東和周恩來。因此，造成是次「西路軍」全軍覆滅的原因已不言自明。

徐向前在其回憶錄中暗示，陳昌浩的責任只是在於，由於擔心再犯所謂「路線錯誤」，未能及時反抗中央軍委的「瞎指揮」，而是逆來順受、惟命令是聽，從而遭到以驃悍的回民為主體的「馬家軍」的圍殲。當時有四萬人埋骨高原，大批女兵被姦殺和淪為乞丐。著名導演吳怡弓的前衛影片《姐姐》，敘述的就是這段悲情故事。中央軍委應對此當承擔主要責任，這已經成為大陸黨史界的共識。

但儘管如此，在探究毛澤東為何要這樣「瞎指揮」方面，卻出現了耐人尋味的分歧。

一些學者堅持認為，毛澤東是「有意」讓西路軍覆滅的。這是因為，在這個過程中，中央軍委的「指揮」完全失之常理，到了十分荒謬的程度。在短短几個月中，「軍委」一會兒要求「西路軍」「東進」，一會兒要求其「西進」，一會兒又要求其「原地待命」。更為不可思議的是，當西路軍損兵折將，好不容易殺出重圍之後，毛澤東竟不顧嚴峻情勢，再次下令「原地堅持」，致使該軍失去最後的生機，被緊追而來的敵軍團團包圍，數萬紅軍精英被屠殺殆盡。對於像毛澤東這樣的「游擊戰」策略高手來說，這樣的「指揮」，完全違背了他親手制訂的「敵進我退」的戰略戰術原則。

一種更令人震驚的說法是，當「西路軍」還在西北浴血奮戰之際，也即距它「覆滅」時刻（1937年3月12日）尚有數月之遙，毛澤東已在延安發表了他的著名講演「論中國革命的戰略問題」，其中出現了「西路軍的失敗，證明了……」字樣。毛澤東如此斬釘截鐵地「預言」西路軍的失敗，在今人看來，恐怕是「早有預謀」。

但也有反駁者撰文認為，像毛澤東這樣的政治高手，即使要「整掉」西路軍，恐怕也不會這樣堂而皇之，授人以柄。這豈不是不打自招的愚蠢之舉嗎？這段有關西路軍失敗的文字，怕是以後補加進去的。

是耶，非耶，歷史之謎，悠悠難解。

三、謎中之謎的「密電事件」

大陸黨史界之所以有毛澤東「有意讓西路軍覆滅」之說，究其原委，是因為陳昌浩捲入了毛澤東與張國燾的激烈的權力鬥爭漩渦之故。

1930年代的中共中央，只有張國燾可以與毛澤東平起平坐，因為除毛之外，只有張是中共一大代表。張又是南昌起義的領導人，擁有紅四方面軍這支強大的軍隊，並且是中共領導人中唯一會見過列寧的人。

毛澤東要在中央穩固權力，必須先除掉張這個又臭又硬的絆腳石。反過來，張國燾亦雄心勃勃，急欲憑手中實力與毛澤東分庭抗禮，或取而代之。這場黨內鬥爭，以「共產國際」出面支持毛而告終，張國燾節節敗退，最後竟「叛逃」和「投靠」國民黨，成為「喪家之犬」和「歷史罪人」。陳昌浩是張國燾手下最親信的大將，又擁有八萬精銳紅軍，毛澤東對他的忌憚與痛恨，自在情理和意料之中。

但毛澤東同時又是一個富於眼量和極擅用人的政治領袖，他能夠收納「紅四方面軍」的許多將領如徐向前、李先念和許世友等，並予以信任和重用，為什麼就不能原諒陳昌浩的「過失」？一些黨史專家指出，完全是由於那個著名的「密電事件」所致。

1935年9月9日，當時張國燾與毛澤東的分歧與鬥爭正如火如荼。毛澤東要求張國燾所屬「左路軍」「北上」，而張國燾則意欲「揮師南下」。是日，張國燾拍發了一份密電給陳昌浩，指示陳勸毛澤東與其一併南下，「如他們不聽勸告，應監視其行動。若堅持北進，則應開展黨內鬥爭，徹底解決之」。這份電報流露出「殺機」，已呼之欲出。

當時的「左路軍」參謀長葉劍英，是毛澤東派入張國燾部隊的一枚「釘子」。截獲此「密電」後，他立即連夜策馬飛奔，前往毛澤東駐地密告。毛澤東大驚失色，當夜即率「黨中央」及紅三軍等秘密「北上」，迅速逃離「險境」，這就是黨內傳聞的所謂「密電事件」。毛澤東痛恨陳昌浩的原因，恐怕蓋出於此。

但這一事關重大的「密電」，在事件發生後竟不翼而飛，而與此案有關的當事人，亦都先後作古，使之變得疑竇叢生。陳昌浩本人生前則曾私下對兒子陳祖謨滿含冤屈地表示，從來沒有見過這樣一份「密電」。近年以來，一些當時的「四方面軍」將士和黨史研究者亦發表公開談話和文章，斷然否認「密電」的存在。隨著目前「紅四方面軍」人馬執掌大權，為「密電事件」翻案的呼聲正日趨高漲。

另一方面，密電的主要見證人葉劍英元帥，生前一直堅持密電事件的真實性。毛澤東曾稱讚葉大事不糊塗，指的就是這件「命案」（由於葉救毛有功，毛畢生都對他寬大為懷，未加懲處）。而當年的西路軍電報室主任、毛澤東派在陳昌浩軍隊中的另一枚「釘子」，至今仍撰寫回憶錄，堅稱他當年曾親手譯出電文並將它交給了葉氏。正反雙方均言之鑿鑿，令事件真相撲朔迷離。

但無論歷史將怎樣翻案，幾萬紅軍將士的鮮血早已流盡，帶著「密謀殺害毛主席」的罪名飲恨自盡的陳昌浩，也早已化作一縷輕煙。當年美麗純情的俄國少女格蘭娜，亦已成了垂暮的白髮老嫗。在人們正忙於紀念長征六十周年之際，她正和唯一的兒子陳祖謨一起，隱居在澳洲的燦爛陽光里。歲月如流水，洗滌著記憶的創痛。而當她微笑的時候，你甚至不敢相信，她曾經無辜地為歷史背負過最沉重的罪軛。

附件3李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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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三（1899.3—1967.6），原名隆郅，湖南醴陵人。1919年赴法國勤工儉學。1921年回國並加入中國共產黨。1922年領導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1923年任中共武漢區委書記。1924年任上海區委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1925年任上海總工會委員長，參加領導了五。卅運動。1926年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組織部長，在武漢領導工人運動。1927年當選為第五屆中共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中央工人部長。同年7月，中共中央改組，為政治局常委之一。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並擔任中共前敵委員會委員、革命委員會委員和政治保衛處處長。同年12月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1928年－1930年在上海黨中央工作，任中共中央常委兼秘書長、宣傳部長等職。1930年犯過「左」傾冒險主義錯誤，被稱為「立三路線」。1931年被派到蘇聯學習，曾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兼中華全國總工會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共產國際工人出版社中文部主任、《救國時報》主編。1945年當選為第七屆中共中央委員。1946年回國，歷任軍調部東北三人小組成員、中共中央東北局委員、敵工部長、城工部長等職。1948年任中共中央東北局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黨組書記。

建國後，歷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政務委員、勞動部部長。1955年後，任中共中央書記處第三辦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工業交通工作部副部長。1960年任中共中央華北局書記處書記。是中共四至八屆中央委員，六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第三、四屆全國政協常委。

1967年6月22日服安眠藥自殺，終年68歲。1980年中共中央正式為其平反。

附件5：杜月笙

年輕時的杜月笙

杜月笙（1888－1951），人稱「上海皇帝」，近代上海青幫中最著名的人物。原名月生，後改名鏞，號月笙。出生於江蘇川沙（現為上海浦東區）高橋南杜家宅。

4歲以前，母、父相繼去世，由其繼母和舅父養育。14歲到上海十六鋪鴻元盛水果行當學徒，後獲得機會進入法租界，得到華探頭目、黑社會頭子黃金榮的賞識，成為其親信，負責經營法租界三大賭場之一──公興俱樂部。

杜月笙因善交際，勾結軍閥，從而成為鴉片提咧凶鈑褘萘Α?925年7月，杜月笙在租界與軍閥當局庇護下，成立「三鑫公司」，壟斷法租界鴉片提擼瑏K與黃金榮、張嘯林被稱為「上海三大亨」之一。並一度擔任法租界商會總聯合會主席。

1927年4月，杜月笙與黃金榮、張嘯林組織中華共進會，為蔣介石鎮壓革命邉櫻?@得蔣介石的支持。南京政府成立後，他擔任陸海空總司令部顧問，軍事委員會少將參議和行政院參議.1929年，杜月笙創辦中匯銀行，涉足上海金融業.通過結交金融界徐新六、唐壽民等著名人士，他的銀行業務頗為興旺。

以幫派組織搞活動的杜月笙，1932年，開始組織「恆社」，1933年2月25日，舉行開幕典禮.杜月笙自任名譽理事長.「恆社」名義上雖然是是民間社團，實際上暗的卻是幫會組織。杜月笙更藉此廣收門徒，使自己的勢力擴大。

盧溝橋事變時（1937），杜月笙參加了上海各界抗敵後援會，更兼任主席團成員及籌募委員會主任。他積極參與勞軍活動，籌集大量物資，送到抗敵後援會。並弄到一些軍中急需的通訊器材、裝甲保險車送給抗日將領，使他的影響力更為深遠.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杜月笙遷居重慶，並在此建立恆社總社，向大後方發展勢力。他也組織中華貿易信託公司等，與淪陷區交換物資，藉此中飽私囊、壯大自己。抗日戰爭勝利以後，杜月笙在1945年9月初再度返回上海，除了藉此重整旗鼓外，更重新建立自己的影響力。而這時，各租界陸續被收回，國民黨勢力已經可以公開活動，這時，杜月笙所帶領的幫會，在國民黨中作用不再像以前那樣重要。隔年12月，上海參議會選舉議長，杜月笙雖然以最高票當選議長，但因國民黨不再像以往那樣支持，使得杜月笙「知難而退」，在當選後立即辭職。

在國民黨抗戰勝利以後，財政問題異常嚴重，1948年，蔣介石為了挽救嚴重的財政危機，派他的兒子蔣經國到上海，實行財政改革，蔣經國發行金圓券，要求民間將所持外幣及金銀一律兌換成金圓券。然而，杜月笙的兒子杜維屏卻沒有完全依照蔣經國的規定照辦，被蔣經國逮捕，並被判了六個月徒刑。而原本自認為在上海相當有影響力的杜月笙，明白自己在上海「大勢已去」。1949年5月1日，杜月笙攜家遷居香港，並在1951年8月16日在香港病逝。

附件4：黃金榮

在「勞動光榮，不勞動恥辱」的氛圍中，人們認為黃金榮不能光吃喝不做事，政府就派人通知黃金榮，要他從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勞動。譬如掃地等，尤其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地點正是在他昔日的生財寶地「大世界」門口。明知是對他的懲罰和羞辱，黃全榮也無可奈何。於是出現了照片中的一幕。路過的市民無不感嘆，世道確實變了。聞訊趕來的記者拍下這一情景──曾經不可一世的大人物竟如此落魄，又是那麼老態龍鍾。

「黃金榮掃大街」的新聞不脛而走，傳遍世界各地，造成了極大的反響。舊上海另一大亨杜月笙在香港得知這一消息，暗自慶幸自已沒有留在上海，逃過一劫！

沒想到對黃金榮「改造」的事情變成了自己的醜聞，高層急令停止，兩年後，黃金榮懷著感嘆自己「聰明一世糊塗一時」的心情撤手西去了。

附件7：毛澤東三談魯迅活著會怎樣：最可能一句話不說

1940年1月，毛澤東在延安新創刊的《中國文化》創刊號上發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義論》，其中對魯迅作出了自己的評價：「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這段話，把中國人對魯迅的評價推向了最高峰，大有蓋棺論定之勢。

十幾年後，經歷了共和國成立以來的多次政治運動，面對著「輿論一律」的狀況，一些心有餘悸的黨外人士私下裡傳問起這麼個問題：魯迅活著會怎樣？傳問得多了，最後傳到了毛澤東耳里，結果就有了毛澤東1957年的三談「魯迅活著會怎樣」。

第一次是在1957年3月8日，毛澤東接見文藝界代表時說的：「我看魯迅在世還會寫雜文，小說恐怕寫不動了，大概是文聯主席，開會的時候講一講。這三十三個題目，他一講或者寫出雜文來，就解決問題。他一定有話講，他一定會講的，而且是很勇敢的。」

第二次是在1957年3月10日，毛澤東接見新聞出版界代表時談到：「有人問，魯迅現在活著會怎麼樣？我看魯迅活著，他敢寫也不敢寫。在不正常的空氣下面，他也會不寫的，但更多的可能是會寫。俗話說得好：」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魯迅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徹底的唯物論者。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徹底的唯物論者，是無所畏懼的，所以他會寫。「

以上兩次談話內容都可見於《毛澤東文集。第七卷》，而第三次談的內容則是由魯迅之子周海嬰披露的。他的《魯迅與我七十年》中說：「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依照慣例請幾位老鄉聊聊，……羅稷南老先生抽個空隙，向毛主席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設想疑問：要是今天魯迅還活著，他可能會怎樣？……不料毛主席對此卻十分認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說：以我的估計，（魯迅）要麼是關在牢裡還是要寫，要麼他識大體不做聲。」這個事兒得到了電影演員趙丹的夫人黃宗英的證實。黃在《我親聆毛澤東羅稷南對話》一文中說：「1957年7月7日，忽傳毛主席晚上要見我們。……我們被領進一間不大的會場，……我又見主席興致勃勃地問：」你現在怎麼樣啊？『羅稷南答：「現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個問題，要是魯迅今天還活著，他會怎麼樣？』……『魯迅麼——』毛主席不過微微動了動身子，爽朗地答道：」要麼被關在牢裡繼續寫他的，要麼一句話也不說。『「

這毛澤東三談「魯迅活著會怎樣」的內容，前兩次都基本符合《新民主主義論》中的評價，而第三次則與之大相逕庭，因此，有些人就對其內容表示懷疑，認為毛澤東不可能在一年中說出截然不同的評價來，而且以毛的「智慧和風度」，他不會在公開場合說這樣的話，因此，這第三次的「羅毛對話」是杜撰的。

誰是誰非？讓我們試著辨析一番。

首先，「羅毛對話」發生的1957年7月7日是個什麼時候？是在1957年6月8日毛澤東為中央起草《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和《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反右鬥爭」正式開始的一個月後，而「反右」的目標就是那些在「整風」中發表了「右派反黨言論」的黨外知識分子。因此，毛澤東在有大批黨外各界名人參加的「座談會」上說出這樣的話，顯然意在警告大家不要「亂說亂動」，這完全符合當時的政治運動和他那「偉大政治家」的魄力。而前兩次談話是在1957年3月，當時毛澤東的「雙百方針」提出還不久，他正在醞釀「整風運動」，大會小會上不停地宣講「雙百」，因此，在那兩次「座談會」上以魯迅為例，是要打消人們的顧慮，是鼓勵人們說話的意思。所以這三次談話的前後矛盾完全符合從「整風」到「反右」的「政策變化」，毫不奇怪。

其次，我們不能以那些「主旋律」影視和出版物中表現的毛澤東來領會他的「智慧和風度」。從許多有關毛的回憶錄中我們可以發現，他是個大開大合、性格鮮明的人物，許多清規戒律在他那兒是無效的，而且當時整個中國只有他是任何話都敢說並能說的。況且，他那些話雖然是公開說的，但卻是在控制了範圍的「座談會」上，聽眾都是一些「高級黨外人士」，自然與公開發表、任何人都能看到的「毛選」中的說法是不同的。而毛澤東在類似場合的「敢想敢說」，已經在許多回憶文章中有所涉及了。1998年11月20日《南方周末》登載的《劉少奇、毛澤東和四清運動》一文披露：據薄一波（當時任副總理，政治局候補委員）和安子文（當時任中央組織部部長）告訴劉源（劉少奇之子），在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提出當前的工作是要抓「敵我矛盾」，劉少奇卻認為「有什麼矛盾解決什麼矛盾，不能都上升為敵我矛盾」，兩人因此發生了激烈的爭論，毛澤東一怒之下對劉少奇說：你有什麼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當著那麼多「黨和國家領導人」能說出這樣的話，那麼他對那些黨外人士「估計」一下魯迅怎麼不可以呢？

綜上所述，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對魯迅的評價，和1957年三談「魯迅活著會怎樣」，雖然說法不同，但都是服從於他所認為的當時的戰略方針的，是「偉大政治家」全盤計劃中的一個策略，我們如果過於天真輕信，豈不可笑？

至於魯迅49年後如果還活著，他會怎樣？毛的談話給出了三種可能：一是因繼續像以前一樣寫而被「關在牢裡」，二是當歌功頌德的「文聯主席」，三是「一句話也不說」。第一種可能，是真正敬重魯迅的人們所希望的，但考慮當時的政治環境和魯迅的地位，似乎可能性不大；第二種可能，雖然有郭沫若的例子在，但以魯迅的性格看可能性微乎其微，而且也是我們最不願意看到的；第三種可能，結合政治環境和魯迅的性格，並考慮高爾基和梁涑溟的例子，可能性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