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成用：東方是這樣紅的（二）

(二) 窯洞文化——「黨文化」的延續

成用﹕1970年二月的一天﹐我正在「北大荒」修理地球。突然傳來消息﹐說「紅旗雜誌」要發表重要新聞。我們以為又是毛有「最新指示」﹐就找來了鑼鼓準備遊行慶祝。沒想到廣播裡傳來的不是「指示」﹐卻是「五首革命歷史歌曲」。大家非常納悶﹐但也打心裡高興。

逢時﹕高興什麼﹖

成用﹕不用遊行了。

逢時﹕你說的「五首革命歷史歌曲」是不是《畢業歌》﹑《大刀進行曲》等幾個歌﹖

成用﹕對。再加上《抗日戰歌》﹑《工農一家人》和《戰鬥進行曲》。

逢時﹕除了「五首革命歷史歌曲」﹐那會兒還有「五首陝北革命民歌」﹐也流行得轟轟烈烈。

成用﹕那是一年多以後的事。記得是1971年的12月26日﹐人民日報又大張旗鼓地發表了「五首陝北革命民歌」﹐有《山丹丹開花紅艷艷》﹑《翻身道情》﹑《咱們的領袖毛澤東》﹑《軍民大生產》和《工農齊武裝》等﹐可稱是早先發表的那批「革命歷史歌曲」的姐妹篇。

逢時﹕一會兒「二踢腳」﹐一會兒「姐妹篇」﹐真是禍不單行。

成用﹕用黨的「喉舌」發表歌曲﹐並強行讓全國人民作為「政治任務」來唱﹐這是一件正常社會中的人們無法想像的事情。雖說只是幾隻歌﹐而它對中共來說可非同小可。原始的「五首革命歷史歌曲」產生於以「武裝保衛蘇聯」為口號的「左聯」時期。而「五首陝北革命民歌」則在「中國革命的搖籃」﹐「蘇區」 延安出弧ｏ@然﹐被改頭換面的這些歌曲成了在馬列主義顛覆之下中共「黨文化」 的「家珍」。

逢時﹕另一方面﹐在幾乎一切文學藝術作品都被封殺的文革混亂時期﹐兩次歌曲的發表下達了一個重要的信息﹕文革在文化戰線上的目標﹐就是要糾正一切偏離「革命」的傾向﹐堅持純粹正宗的「黨文化」傳統。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是中共用歌曲來進行基礎「黨文化」的灌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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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用﹕要說蘇共的「黨文化」對中國的早期影響﹐大概應從「左聯」 談起。「左聯」的全稱是「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中共的直接領導下於三十年代初期成立。這個時間很重要﹐別忘了﹐蘇聯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正是在1934年的蘇聯全國作家代表大會上正式提出的。

逢時﹕「左聯」的成立可以說是為馬列主義的文藝思想對中國的顛覆作了組織準備﹐與蘇共成立全國作家協會異曲同工。

成用﹕正因為這樣﹐「左聯」的旗幟具有鮮明的蘇共色彩﹐是「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事業的一翼」[1]。自「左聯」成立後﹐僅音樂界的「左聯」分支就有﹐1932年成立的「北平左翼音樂家聯盟」﹐1933年成立的「中蘇音樂學會」﹐ 1934年成立的「左翼戲劇家聯盟音樂小組」等[2]。

逢時﹕「左聯」從一開始就把列寧所說的「沒有革命的理論也就不可能有革命的邉印碑斅}旨﹐以宣傳馬列主義為「偉大的啟蒙」﹐連篇累牘地在報刊上宣傳馬列主義的文藝「理論」。很多馬列的著作都是在這個階段由「左聯」的作家翻譯成中文。「左聯」的重要領導人周揚甚至在蘇共仍在醞釀討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1933年底就開始在中國傳播這個「主義」[3]。

成用﹕前面說的「五首革命歷史歌曲」基本上出於「左聯」音樂家之筆。你說﹐對「左聯」的音樂活動應如何評價﹖

逢時﹕這是一個複雜的歷史問題。我們過去在中國所聽到的說教是﹐ 「左聯」創作的「抗日救亡歌曲」極大地鼓舞了中國人民的抗日鬥爭﹐為以後的 「新中國」音樂奠定了基礎﹐等等。可是我們不能忘記兩個基本事實﹐一﹐文革中發表的「五首革命歷史歌曲」已不是原始的抗日救亡歌曲﹐許多關鍵的歌詞經過 「重新填詞」已被改得面目全非。抗戰時的中國人民根本沒聽過這些「新編歷史歌曲」﹐如何被「鼓舞」﹖二﹐「左聯」成立的最初目的其實與「鼓舞抗戰」無關﹐正如前面所說的﹐是為了傳播馬列主義﹐為了在開辟農村革命根據地，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同時﹐由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內「領導文化革命」。[4]

成用﹕容我插一句﹐建立「蘇維埃」政權﹐不就是在中國的土地上由中國人成立一個「外國」嗎﹖

逢時﹕確實如此。看來「分裂祖國」的始作俑者其實並不是別人﹐恰恰是中共自己。

成用﹕說起「重新填詞」﹐「五首革命歷史歌曲」中的第一首﹐聶耳與田漢的「畢業歌」是個絕好的例子。原始的歌詞應該是﹐「同學們大家起來﹐擔負起天下的興亡。聽吧﹐滿耳是大眾的嗟傷﹐看吧﹐一年年國土的淪喪。我們是要選擇戰﹐還是亡……」。可1970年重新發表時歌詞卻變為「同學們大家起來﹐奔向那抗戰的前方。聽吧﹐抗爭的號角已吹響﹐看吧﹐戰鬥的紅旗在飄揚。我們跟著共產黨﹐拿起槍……」。

逢時﹕聶耳與田漢當時都是二﹑三十歲的熱血青年﹐這首歌的原曲確實反映了全國人民的抗戰熱情。可其中最大的「疏忽」是沒有突出「黨的領導」。聶耳幸虧死得早﹐要是活到文革﹐大概逃不脫與田漢一起坐牢的命摺?

成用﹕這就是「重新填詞」的全部目的﹐——通過修改「歷史歌曲」 來編造共產黨領導抗戰的謊言。五首歌曲中多處被塞進了「跟著共產黨」「跟著毛主席」的詞句。因此﹐重新發表時作曲者們有幸被保留﹐而作詞者則被「一網打盡」﹐統統代之以「集體重新填詞」或「集體改詞」。

逢時﹕「重新填詞」似乎是「黨文化」歌曲的一大特點﹐連「國歌」 也一度被「重填」。給歷史歌曲「重新填詞」尤其荒唐﹐改了詞的「歷史歌曲」還可稱為「歷史歌曲」嗎﹖

成用﹕可荒唐事卻被當時的「紅旗雜誌」編者按說得讓人目瞪口呆﹕ 「……為這些革命歷史歌曲重新填寫和修改歌詞﹐是一件很有意義的工作。歌詞從階級觀點出發﹐突出了毛主席和共產黨的領導﹐突出了毛主席關於人民軍隊和人民戰爭的偉大思想﹐突出了工農群眾的革命作用﹐使歌曲的革命音調得到更好的體現﹐也更切合於當時革命鬥爭歷史的實際情況。」[5]。

逢時﹕黨公開地在黨報上修改歷史﹐以改了詞的「歷史歌曲」歌頌自己﹐可能是中共的一大發明。

成用﹕由此可見﹐中共的「歷史歌曲」是絕不可能真實地反映歷史的﹐否則就無法向中國人民交代。

逢時﹕沒被「重填」過的歷史歌曲對中共來說充滿了隱患﹐一不小心就會露出被歪曲了的歷史真相。一曲「到敵人後方去」從小唱到大﹐光動嘴不動腦子。直到某個早晨一覺醒來方覺不對勁﹕打日本怎麼就只「到敵人後方去」而不上前方呢﹖

成用﹕那是為了實現中共的首要目標﹐擴大地盤﹐建立「紅色根據地」。再說﹐中共所宣傳的「抗戰」歌曲中有哪一首表現了抗日戰爭的正面戰場﹖包括「黃河大合唱」在內﹐唱的全是「游擊健兒」﹑「青紗帳裡」﹑「土炮洋槍」﹑「大刀長矛」等等。難道中國的抗日戰爭僅靠游擊戰就能打贏﹖

逢時﹕表現國軍正面戰場的抗戰歌曲不是沒有﹐黃自創作的「旗正飄飄」就是其中之一﹐但中共幾乎不提。

成用﹕其實由麥新詞曲的「大刀進行曲」原本表現的也是正面戰場的國軍﹐因此必須大作手腳才能發表。此歌原來的副標題是「獻給二十九軍大刀隊」。二十九軍就是國民黨正規軍﹐浴血奮戰在抗戰的前方。副軍長佟麟閣上將1937年於北京南苑戰死在疆場。而我們熟知的「大刀進行曲」中﹐「二十九軍」已不見蹤影。 「二十九軍的弟兄們」改成了「全國愛國的同胞們」﹔「前面有東北的義勇軍」改成了「前面有工農的子弟兵」﹔「咱們??跑姴皇槍蘿姟備某閃恕霸蹅冘娒駡F結勇敢前進」。

逢時﹕有了「文藝為政治服務」的綱領﹐不可思議的荒謬就變成了無可非議的名正言順。怪不得「紅旗雜誌」編者按把「為歷史歌曲重新填詞」說得那麼理直氣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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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用﹕「左聯」的風風火火﹐基本上是「國統區」裡「蘇共秀才」們的場面。「土包子」毛澤東不太有機會插嘴。隨著毛領導的「工農紅軍」1935年在陝北落腳﹐中共文化活動的中心開始逐漸從「白區」轉向「蘇區」。

逢時﹕也就是從「五首革命歷史歌曲」轉向「五首陝北革命民歌」。

成用﹕這回毛可有了用武之地。如果說「五首革命歷史歌曲」 為的是宣傳「共產黨領導抗戰」﹐那「五首陝北革命民歌」的主題則是「毛主席是咱們的大救星」。這就是為什麼這五首歌本來是「革命文藝工作者」準備1971年向 「黨的五十歲生日獻禮」﹐但中共卻拖著遲遲不發。直到12月26日毛的生日﹐才作為「供品」獻上﹐讓全國人民「歡欣鼓舞」。

逢時﹕還記得當時是怎麼「歡欣鼓舞」的嗎﹖

成用﹕我在北大荒參加「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時﹐器樂合奏「軍民大生產」每次都是「壓軸」戲。有一回大家心血來潮﹐奏最後一段時集體搖頭晃腦﹐左右搖擺。台下掌聲雷動﹐「歡欣鼓舞」﹐可沒想到我們卻因此受到嚴厲的批評。

逢時﹕這叫吃力不討好。

成用﹕領導說我們不嚴肅﹐把「革命民歌」搞得像「爵士樂」「搖擺舞」。

逢時﹕有意思。除非「偷聽敵臺」﹐我很懷疑這位領導是否聽過 「爵士樂」﹐看過「搖擺舞」。

成用﹕言歸正傳﹐這些「陝北革命民歌」出壞慕涍^則是另一個值得討論的主題。我們可留在下面延安的「新民歌」中再詳談。

逢時﹕可以說﹐延安時期對中共的起死回生至關重要﹐是抗日戰爭給了中共以喘息的機會。毛一站穩腳跟就騰出手來在「延安整風」中清洗了異己﹐鞏固了權力﹐確立了他個人的「絕對權威」。與此同時﹐中共居然有雅興在抗戰烽煙滾滾的1938年成立了「延安魯迅藝術學院」。

成用﹕這就是我前面說的「二踢腳」。在毀滅人的肉體的同時﹐也要在文化上消滅人的思想和精神。

逢時﹕「魯藝」的成立距蘇共提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不過四年﹐這四年是否可稱是中共版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問世的準備階段﹖

成用﹕是這樣。毛經過一番盤算﹐決定慎重使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這一詞語﹐而將其與「無產階級現實主義」或「抗日現實主義」並提。雖然他本人從未說明其中的理由﹐但從毛本人的一貫性格來看大致有兩個原因。一﹐毛決意要和那些從蘇聯回來的「同志們」劃清界限。二﹐當時的蘇聯文壇上存在的某些西方傾向令毛不安。儘管如此﹐毛在「魯藝」開學典禮上的講話已把蘇共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了初步闡述。四年後﹐毛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出嘩o明確提出了「我們是主張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的」﹐系統介紹了蘇共的文藝政策。

逢時﹕大陸人都知道﹐「講話」是中共奪權後所有「文藝工作者」 必須遵循的「指南」﹐被稱為馬列主義的新的「里程碑」。我們不是一貫被灌輸﹐這是毛對馬列主義的新發展﹐是「綱領性的文件」嗎﹖但在了解了蘇共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後再回過頭來看「講話」就知道﹐其中的觀點在列寧﹑史達林﹑高爾基的學說中到處可見。有些語言﹐如「革命機器的齒輪與螺絲釘」﹐「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為人民大眾的」等等﹐已很接近蘇共的原話﹐很難找到什麼新鮮的東西。

成用﹕新鮮的也還是有一些﹐我們下面再談。余英時教授曾把中國農民革命稱為一種「邊緣現象」﹐這個說法一針見血。中國的農民革命最初是由一批社會的「邊緣人」折騰起來。毛本人就是個被「邊緣化」的失意的小知識分子。這些人煽動起在農村中的一些「惰民」與游手好閑之徒﹐搞起了這場革命。

逢時﹕據說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邉訑幉靾蟾妗穼嶋H上有不止一個版本﹐在最初發表時毛明確提出了要依靠農村中的地痞流氓。

成用﹕此文首發於中共湖南省委機關報刊物《戰士》時﹐其中有這樣一段話﹕「我這次考察湖南農民邉鈾?玫降淖鈧匾?曬??戳髏サ仄χ?騺頌檣鐣??贄壷?叄瑢崬檗r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徹底、最堅決者。」再發表時，這段話卻被刪去。

逢時﹕「為社會所唾棄之輩」不正是余英時先生所說的「邊緣人」 嗎？

成用﹕看來中共也很忌諱「邊緣人」這個形像。

逢時﹕正是這樣一批「邊緣人」經過「長征」大難不死﹐輾轉來到了陝北。正逢「北方吹 來十月的風」﹐馬列主義文藝思想傳入中國。至此﹐醞釀一種「邊緣文化」的「理論」與土壤均已具備。

成用﹕生於本土﹐蛻於傳統﹐又得蘇共「黨文化」顛覆人類普世價值的真傳。這一影響了今後中國大半個世紀的文化怪胎便在「寶塔山下﹐延水河畔」 繁衍了起來。我稱之為「窯洞文化」﹐這就是中共「黨文化」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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